《遗园诗余》艺术特色探析

尚 鹏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王尚辰(1826-1902)字北垣，号谦斋，晚自号遗园老人、五峰居士，别号木鸡老人，安徽合肥人。贡生，官翰林院典籍，与徐子苓、朱景昭有“庐州三怪”之称。钱仲联在《道咸诗坛点将录》中将其比作“天空星急先锋索超”[1]，由此可见他在晚清诗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相对于他的诗名之高，其词《遗园诗余》尚未被研究者关注。由光绪年间刊刻的《遗园诗余》，可见王尚辰以诗人的身份驰骋于词坛，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面貌。首先，王尚辰晚年开始填词，深受“诗人”身份的影响，其词表现出忧时伤世之感，带有变风变雅之意。其次，王尚辰受其狂狷性格的影响，其词往往显露出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与遗世独立的孤高之感。最后，王尚辰因与谭献交游，窥得常州词派门径，主张词有寄托；其词反映出晚清忧患的社会现实，可谓“词史”之作。

1 主体创作的影响——以诗为词

王尚辰于“以高适学诗之年，按元献吹箫之谱”[2]1661，老来填词，固有的“诗人”意识潜在地影响着他的词作。回顾王尚辰的学词路径，由道光已酉年(1849)“莫辨句读”，到光绪壬午年(1882)方濬颐招其入词社“出词强和”，在这个阶段中王尚辰按谱填词、自我摸索，纯是以诗笔来作词；后在光绪甲申年“交谭仲修，畅聆绪论，得所皈依”[2]1661，以“白首弟子”[3]自称，师事谭献，窥得常州词派门径。

明清以来，按谱填词是当时的词坛创作生态，词也几乎成为一种格律诗体，但诗词之别依然为词论家所严守，如李佳在《左庵词话》中所言“诗词之界，迥乎不同……故有能诗而不能词者，且有能词犹是诗人之词，非词人之词，其间固自有辨”[4]3104。王尚辰从老诗人向新词人的转变过程中，诗人的主体身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词作，其词带有“诗人之词”的烙印。方濬颐就曾言“谦斋之词，无异乎谦斋之诗”[2]1662，这种评价与“少游诗似小词，先生(东坡)诗似小词”[5]的论断如出一辙。这种诗词之间的相互渗透，并不是创作过程中的无心之举，而是受王尚辰诗词一体的创作观念趋动，有意为之。

以诗为词，表现出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诚如范旭伦等所论：王尚辰“早岁即从杜诗入手，故举止老成，不免质宣。中更兵乱，自在戎马间奔走皮骨。悲歌慷慨，遂与老杜时地相副。所短者天性峭厉，处境悲凉，遂觉一发无余,尚少含蓄变化。乱定后，渐趋平淡，乃觉大雅不群。近作尤多弦外之音，王、孟、苏、陆，转益多师。异时论定本朝名家，自有一席”[6]259。其诗取法杜甫，在句法、字法上心追手摩，虽得其似，但终隔了一层；后历经丧乱，从而习得杜甫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态度，于诗歌中反映出儒家忧时伤世的仁者之心。而其词，亦如《遗园诗余自序》所言，通过追随谭献“顿悟剖旨；始知贞淫美刺，与六义合。批风弄月、妃青俪白之俦，不足以言词也”[2]1663，鲜明地反对将词拘禁在花前月下、别离相思的小天地之中，主张以儒家诗教所言的“美刺”之说立论，反映社会现实，承担“变风变雅”的历史责任，此说正与谢章铤“岂词独可以配黄俪白，摹风捉月了之乎”[4]3387的观点相合。这个顿悟的过程即是王尚辰对于填词本身认识转变的过程，由“桂子荷花，隐兆百年兵衅，雕虫小技，拒易轻言”[2]1663所隐喻的词之小道的观念向张惠言所言“意内言外谓之词”[4]1617的“比兴寄托”观念转变。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根植于传统的儒家诗教观念，即“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7]，将词与《诗经》的比兴变风之义相结合，使词在私密的情感表达之外，上承风、骚的文学精神与历史传统，承担起政治教化的社会功能。王尚辰追随谭献这位常派词论大家，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诗学思想转换为词学思想。以此观之，方濬颐师学杜甫，继承其忧时伤世的现实主义风格；其词将常州词派“极命风谣里巷男女之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8]的“比兴变风之义”为旨归，故诗词二者殊途而同源，正如谭献在评其诗《卷石山房题壁十首》与其词《满江红·题梦园〈百枝行看子〉》时分别以“杜法杜神”、“依然杜陵”这样的妙语揭示出其诗词相似的本质。以王尚辰《千秋岁·除夕》一词为例，略可知其“诗人之词”的特殊面貌。词如下：

一年将尽，喜早传春信。冰欲解，寒偏靳，柳梢青，意懒，梅蕊红情晕。聊遣闷，此生愿学蜘蛛隐。 霜色将侵鬓，花甲惊俄瞬。翻日历，推时运。自知身世拙，枉把皇天问。须俟命，龙蛇蛰处同蚯蚓。[9]19

王尚辰这首词乃是除夕感怀之作，一年光景将尽，春意复苏，外在环境的生意盎然触动词人敏感的心灵。对镜梳头，却发现自己已是两鬓斑白，岁月蹉跎之感油然而生。翻开日历，推算时运，种种的希望破灭之后，词人自知命途坎坷，有志难骋，抑郁之气勃然而发，仰天长问，感慨时世的颠倒，有志之士竟无出头之日，“龙蛇蛰处同蚯蚓”句实从陆龟蒙“英才尽作龙蛇蛰”[10]中化用而来，掷地有声地呐喊，实是“曲子中缚不住”。谭献评之“如《箧中集》诗，不可加墨”确为不刊之论。正如元结在其《箧中集序》中所说“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攘而至丧亡”[11]，正直忠信之辈却无端遭受贫穷困苦的折磨，这是时代之悲、文人之厄。由其词而观，毫无花间旖旎之风，或可言之为寄托言志的“句读不葺之诗”，与王士桢言“诗人之词，自然胜引，寄托高旷，如虞山、曲园、吉水、兰田、新建、益都是也”[4]656相符。不同于传统的观点将以诗为词视作是将诗法引入词体并对其改造所形成的创作特征，王尚辰其词本质是向诗歌“比兴寄托”传统的回归，以诗人之姿驰骋于词坛，虽非词人本色，但亦可品出异量之美。

2 狂狷性格的激昂表现——以情运辞

《遗园诗余》中的词作往往带有充沛的个人情感，王尚辰以情运辞，塑造出“狂狷”的人物形象。时代命运让“谦斋丰于才，而厄于遇”[12]521，王尚辰早年从其父王育泉组织团练，出身行伍，与捻军作战，尤其说降苗沛霖的事迹彪炳史册，然而最后仅以军功得“翰林院典簿”这样一个五品虚职，未曾一展胸中襟抱。特别是在方濬颐《子福题〈寄傲图〉叠前韵赋此答之》诗中所注“谦斋秋试后径返合肥”[13]，可知同治九年(1870)仍在科举考试上蹉跎岁月。怀才不遇的文人往往将自己的心绪寄之诗词，观其诗词，可知其人。

投笔当年愤请缨，谁知报国有书生。文章腹拄五千卷，经济胸藏十万兵。燕市骅骝悲沮丧，楚天瓦砾任飞鸣。烟尘未靖英雄老，猎猎风旂细柳营。[14](王尚辰《赠臧牧庵丈》)

谭献在评这首诗时言简意赅地用“如见其人”四字，整首诗虽是赠诗，展现的却是王尚辰自身的形象。王尚辰在这首诗回顾当年的投笔比从戎的经历，虽然胸怀文韬武略之谋，但是千里马难遇伯乐，建功立业的机会可望而不可求，自己徒生老去之悲。诗能言志，词亦有寄托如其《满江红·题梦园〈百枝一植行看子〉》中慨叹“问彼苍，留此栋梁材，噫谁识”[9]19，上阙原本由题画观物，而生隐逸之心，而下阕却笔锋逆转由此而直问上天，如此栋梁之材，偏逢无人赏识的命运，正如周济所言“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事一物，触类多通”[4]1643，词人的情感通过外在的客观的事物表现出来，虽写画中之物，而实写谦斋本人。

词人投笔从戎的雄心渐渐被现实所磨灭，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道德自省，却处处以一种狂放地姿态表现出来，这种创作特征与王尚辰本身的性格有着深刻的关系。在马祖毅的《皖诗玉屑》中言“王谦斋放荡”[15]，李家孚《合肥诗话》中亦言“翰簿放诞”[16]，金天翮的《皖志传列稿》中更是直言当时“不谓举俗诧为狂怪，而疯汉目之也”[12]541，遂有“王五疯子”这样的称号，王尚辰却不以为意，反因此而自号“五峰居士”。其实知者以阮籍目之，如谭献在日记中所言“谦斋老去填词，吟安一字，往往倚枕按拍，竟至彻晓。固知惟狂若嗣宗，乃为至慎”[6]130。

王尚辰的那种“不合时宜”的狂态，是经世致用的才能无法得以实现的癫狂，是面对现实难以苟合的耿介。久而久之，狂已成为他的身份标签，如广为诗坛所熟知的“庐州三怪”。在词中他亦有意识地以“狂”自居，如《贺新郎》“我愿作、云龙迫逐，偕隐有妻儿识字，共狂奴两地消清福”[9]29，《长亭怨慢·仲修大令月下过访余病酒未出归赋壶中天慢调之隔日谱此兼订后约》“狂奴酒病，早飞上松颠巢饮”[9]21，自命“狂奴”的姿态是对现实沉默的反抗。在《忆旧游·春晚过筝笛浦》中“阿侬昔年狂态，潇洒似垂杨”[9]24的称赞，更是对狂的直接褒扬。词人的狂是一种郁闷不得志的心灵外化，放浪于形骸之外的高蹈者的姿态，这是与魏晋风流相接的精神表现。词人好以《世说新语》中的典故入词，如“糠枇扬簸”[9]21，见《世说新语·排调》，“西风慎勿污我”[9]21见《世说新语·轻诋》；《感皇恩·癸未元日题璧》“自书春帖，过客休题凡鸟”[9]18见《世说新语·简傲》；《长亭怨慢》“乘兴拟胡床，坐啸仰视，碧天云净”[9]21见《世说新语·容止》；王尚辰试图在魏晋风度中找到与自己异代相接的心灵归宿，这种狂不是为了表现的做作，而是发自于内心与世难容的局促感。狂并不代表个人的傲世与忤世，而是饱含着对流俗的抗争与对衰世的哀鸣，是他“有志不得逞”而外放的性格力度。与其“狂奴”的外在身份的认同，是其内心感受“闲人”无处安置的那种焦虑。“剩一个，闲人难做”[9]21，闲人并不只有他一个，而他却以自己立足，将自己的一个闲人的身份极端地凸显出来，这还是怀才不遇的愤懑，“清谈闲话炉灰”[9]22，“闲扶花影”[9]23，“闲泛青篷”[9]16，“书卷炉香闲伴我”[9]16，这些看似清闲的活动，实则与词人愿违。正如“斗大荒园闲着我”，“遗园”的命名更多是自己被世俗遗忘，无法施展身手的苦痛，赋闲在家实则正是对胸怀大志的王尚辰的一种心灵折磨。正如谭献所评《浪淘沙》咏铜剑云“胸中奇气，终不能平”。词如下：

挂壁敛寒风。冷翠消红。一杯借汝论英雄。书卷炉香闲伴我，恩怨都空。 斫地溯从戎。千马争锋。楼兰未斩恨无穷。不分光芒犹射斗，恐化双龙。[9]16

挂壁铜剑，正如英雄无用武之地一般，对于早年战争场景的追述，与现在“闲人”生活的对比，可见其对于金戈铁马的行伍生活的向往。从中亦可窥见词人对当时内忧外患的政治格局的担忧，然而宝剑化龙而飞的希冀，正是对现实抱负难展的一种讽刺，词人在晚年仍是无法释怀。正如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所言“随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4]1630，王尚辰的拳拳之心溢于词句，谭献《古铜剑行为王五谦斋赋》“一入忧时词客怀，蒯缑久矣辞知已”[17]567句正可为此词之注脚。

3 借曲笔以写时事——词有寄托

方濬颐深受谭献“以忧生念乱之时，寓温厚和平之教”[16]8的文学观念影响，强调“折中柔厚”之旨，故表现为以缠绵哀婉的语言反映社会现实，表达自己深沉的忧时伤世之心。尽管举世目之为“疯汉”，但是不得不说王尚辰是那个时代的觉醒者，他用自己的诗词反映出晚清动荡的时局，如这首《鹊桥仙》词：

斜阳乍敛，东风更紧，万橤千葩看尽。瞢腾又到饶春时，笑北胜屡乖芳信。凌朱妒白，飘茵坠溷，不分老红成阵。绿章无路叩通明，怪化碧空添新恨。[9]16

这首词从语言上来说婉约缠绵，深得南唐北宋之味，但是透过词序“甲申送春日友人归自越南军次，晚饮牡丹花下，醉后按拍，恨无铁笛吟风，为花神蠲忿也”[9]16，可知创作的目的应是揭示光绪九年(1883)到光绪十一年(1885)之间发生的中法战争。王尚辰在词中虽未明言，但是以题序的形式点破创作的动机，反映出自己的忧患意识。当时中法战争中清朝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签订条约，导致清政府不战而败，这样的事实令词人扼腕长叹。虽然词人愤懑之情就要喷薄而出，但是诉诸笔端，却是百炼钢化成绕指柔，呈现出缠绵悱恻之柔美。

王尚辰有意识地以比兴寄托的手法填词，将自己的愤懑之情化作窈窕之音，深得常州词派“寄托”之法。借夕阳西下，百花零落的暮春晚景来指代现实恶劣的环境，以牡丹花信来指代云南北胜地区中法战场未能传来期待已久的佳信。全词以比兴之法，轻事实而重情感，表现出抒情主体与现实之间若即若离的心境情绪，尽管所咏不过是暮春之景，但表现出身世之叹与家国之感。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有意识地结合题序，将“越南兵事”这样重大的社会题材带入到暮春之景的吟咏之中，从中将词人义隐旨远的表达具体化，从而发现“委折而入情，微小而善讽”[18]的诗教传统。“词主谲谏”，看似是王尚辰以幽隐婉曲之辞，表现传统伤春之悲，但是时局动荡的现实让词人的这种情感具有多层的内涵，包含有政治倾向的情感实则还要归结为儒家的忠爱思想，也就是其诗学以杜甫为门径的影响。这种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往往并不是冲口而出，更多是借比兴寄托的手法来表现，《遗园诗余》中还有如《无闷·雪霁松风阁晚眺有感余亦继声》下阕言：“曾记，昔年事，怪战罢玉龙，碧翁游戏。听一笛吟风，暗弹铅泪。莫话琼楼玉宇，恐冻合瑶台，忘归矣。倘海上，推出金轮，大地劫尘如洗。”[9]23尾注有“时修南北海并修铁路”，虽确切时事不可考，但是“玉宇琼楼”，“瑶台”明显指代光绪等上层统治者，而日出海上的幻想场景深沉内敛地出自己对于当时政治的期待。

除了借比兴来表现自己的寄托之外，还创造性地化用前人的诗句，如“绿章无路叩通明”反用陆游“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阴护海棠”[20〗诗意，表现官僚上层乃至帝皇对于社会上各种人才言路的闭塞。结句用“苌弘化碧”的典故深化主题，追悼在中法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反映出国破家亡的危机感。

王尚辰的这首词，被谭献评为“稼轩家法，此感越南兵事非苟作者”。何谓稼轩家法，谢章铤曾言：“学稼轩要于豪迈中见精致，近人学稼轩，只学得莽字、粗字。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亦萧萧索索如牖下风耳。”[4]3330即可以理解为填词以情运辞，而又含蓄内敛。王尚辰以委婉曲折之辞抒发自己因中法战争之“恨”，性情彰显而不见莽字、粗字。这种寄托具有深切的时代性，谢章铤言“今日者，孤枕闻鸡，遥空唳鹤，兵气涨乎云霄，刀瘢留于草木。不得已而为词，其殆宜导扬盛烈，续《铙歌》鼓吹之音。抑将慨叹时艰，本小雅怨诽之义。人既有心，词乃不朽，此亦倚声家未辟之奇也。”[4]3567诗人怀抱以词写之，王尚辰以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忧时伤世的词与诗共同承载着“拈大题目，出大意义”[4]3423的历史价值，虽为变徵之声，但亦可谓之“词史”之作。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0]，晚清风云际会的时代环境孕育了词人，“晚清末叶，内忧外患，岌岌可危，士大夫于感愤之余，寄情声律，缠绵悱恻，自然骚辩之遗”[21]，王尚辰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现实，以词心感触，将“万不得已”之意流露于笔端，借缠绵悱恻之语言社会时事，因此其词深得常州词派“寄托”之家法。

4 结 语

王尚辰的《遗园诗余》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在正统诗学观的影响下，以诗为词，表现忧时伤世的现实关怀；以情运辞，极力塑造“狂人”的形象，表现出因怀才不遇而与世难以协调的狂狷特质；受常州词派词学思想的影响，以曲笔写时事，借比兴寄托反映深沉的社会现实。尽管王尚辰并非专门的词家，但是正如谭献所言“谦老之词如黄山之松，轮囷离奇，即数寸盆盎中，仍作三十六峰顶上观”[2]1633，自有其一番气韵，不容忽视。研究中不仅应该关注大家、名家，还应该关注这些小家，他们共同反映了某段时间内的文学创作，所以王尚辰及相关的晚清合肥籍词人还有待作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