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中古汉语复音词研究综述

李昕升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大连　116052）

学界通常根据王云路的观点对中古汉语进行划分，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1]这几个朝代所处时期定义为中古汉语，但有些学者认为从构词的角度上说，中古汉语时期可以认为从西汉直至隋末。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李仕春在《从复音词数据看中古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一文中谈到：“因为西汉时期的构词法和东汉魏晋南北朝隋的构词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在讨论中古语的时候通常亦会将西汉时期包含进来。”[2]

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发展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这一变化在中古汉语时期尤为突出，一些学者如王力先生、王云路、冯英、方一新、郭晓妮、李仕春等也注意到了这样的变化，并开展了研究，研究成果主要有《近十年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汉语史专音复音词研究》《试论复音词的结构关系与成词理据》等，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复音词的构词结构、专书词汇复音化的量化研究以及针对不同性质的语料开展的差异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毋庸置疑都对复音词的研究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早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学术界就开始了对中古汉语复音词的研究，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对于中古汉语复音词的研究仍然处于相对零散的状态，在最近20年时间里，这一领域研究才开始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

现在对于中古汉语复音词的研究内容越来越深入，本文将最近20年的研究成果、规律和发展趋势整合起来，为以后研究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一、19世纪末以来中古汉语复音词研究状况

19世纪末至今中古汉语复音词的研究规模日益扩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研究数量和方法上看，可以说已经达到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时期。根据方一新、郭晓妮的统计，在1999—2008年之间，核心期刊发表的关于中古汉语研究的文章超过一百篇，此外还有30多部相对重要的著作[3]；根据郭作飞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发表的和中古汉语专书词汇相关的论文有6000篇左右，相关的学位论文也已经有800篇左右[4-5]。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不仅仅使用传统的训诂学、文字学理论，还运用了定量——定性、描写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对词语进行分类，总结出相关规律。而且在语料的搜集上，运用计算机建立语料库对语料进行穷尽式的搜集也为复音词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在研究范围上，对中古汉语复音词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中土文献，部分佛经类语料也进入当学者们的研究当中。此时的复音词研究也不象最初零星研究，显现出系统的研究趋势。

二、中古汉语复音词研究的重点与热点

（一）中古汉语复音词研究的语料日益丰富。随着中古汉语研究的进一步加深，对于中古汉语复音词的研究已不限制于《世说新语》《论衡》等专书之中，小说、史书、佛经、笔记、诗歌、道教、医术中也都有涉及，整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为主佛教类语料[6]。通过学者的对比研究发现，以往比较注重的中土文献的复音词数量要低于同时期的佛经类语料，比如，梁晓红对《论衡》和佛教文献《贤愚经》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在前者中大约有2300个复音词，其总字数为21万，后者的总字数只有14万，是前者的67%，但是这其中的复音词的数量非常之多，大约有4200个，要比前者多的多。所以说，梁晓红认为，在最初的时候，汉译佛经里有很多的双音词，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这种现象变得更加明显[7]。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相关的研究内容，例如周作明、俞理明就曾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研究，并对自己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和总结以后最终将其工作成果整理发表了《东晋南朝上清经中的动词“宴 /晏”》（2006）、史光辉《东汉翻译佛经词汇研究》（2010）、钱群英《佛教戒律文献释词》（2004）亦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除此之外，碑刻文献也进入到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当中，之前早有学者利用碑刻文献来考释字义，但是先有学者针对碑刻文献进行复音词研究，直到罗维明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墓志词语研究》问世后，碑刻文献的词汇研究价值得到学界的认可，此后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问世，诸如王立军的《谈碑刻文献的语言文字学价值》（2004），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2005），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文献语言研究的思考》（2005）等，这些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碑刻文献，并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二）中古汉语复音词专书研究。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专书研究，比如说，针对某一部专书的复音词开展全面的研究工作，针对专书开展的研究工作也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基石。对中古汉语复音词专书研究成就突出的主要有汪维辉、王云路、王小莘、周生亚、化振红等人的论著。主要运用量化的方法对某一部专书中的复音词进行穷尽式分析，如程湘清在2003年出版的《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对先秦汉语、《论衡》《世说新语》、变文等专书中的复音词进行了成体系的研究工作，通过进行相应的研究得出复音词的所有数据[8]。再如李仕春《〈论衡〉复音词统计》（2007）、阎玉文《〈三国志〉复音词专题研究》（2003）、唐子恒《〈三国志〉双音词研究》（1998）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自己研究的专书之中的复音词。王云路也针对专书之中的复音词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其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整理，发表了《中古汉语词汇史》（2010），在这本著作里对中古汉语词汇的渊源、特征进行详细且系统的论述，针对复音词的种类、意义演变方式、意义系统以及研究手段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概括。

李仕春针对专书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以中古时期11部专书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中单音词和复音词进行总结，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这些专书中复音词的数量在总体上高于上古时期复音词在专书中所占比例。数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复音词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更加印证了复音化发展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潮流[10]。

表1　中古汉语复音词发展趋势

（三）中古汉语复音词构词法研究。对于中古汉语复音词构词法的研究开始的比较早，也有很多成果，诸如程湘清、张万起等人的论著，并针对复音词与词组划分的问题展开争论。在早些时候，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词尾问题，还由此引发过一些争论，例如关于“自”和“复”的讨论，有的认为他们属于词尾，但是却有人提出了相反意见。蒋宗许《也谈词尾“复”》（1990）认为“复”是词尾，姚振武《关于中古汉语的“自”和“复”》（1993）认为“自”和“复”都不是词尾，继而对此问题的持续争论，直至蒋宗许、刘瑞明、高云海等一系列文章认为“自”和“复”是词尾，肖旭《也谈“自”和“复”》（1998）也同意词尾说后这个问题的争论才告一段落[11]。由这一问题继而引出了复音词构词法的相关问题，例如王云路在复音词和构词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古诗歌附加式双音词举例》（1999）中所述的附加式构词法在汉语构词法中的重要地位，说明附加式双音词是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李小平也以复音词的构词方式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自己的工作内容进行了整合，在此之后发表了《〈世说新语〉附加式复音词构词法初探》（2003），在此项研究工作中也对中古汉语阶段附加式复音词的构成方式进行了探讨。

附加式构词法是复音词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学者们发现，与上古汉语相比中古汉语复音词构词法上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联合式构词法超过了偏正式成为最主要的复音词产生方式。李仕春对中古汉语的文献分为中土文献和佛教类语料，通过整理他发现：中土文献中联合式所占百分比为47.4%，偏正式所占百分比为37.6%；而在佛教类语料中，联合式百分比为52%，偏正式为33.3%。联合式平均百分比为48.7%，高于上古汉语的38.4%；偏正式在中古汉语的平均占比为36.4%，在上古汉语为47%，上古汉语的偏正式比例高于中古时期。[12]。中古汉语的联合式构词法所占比例的增大以及它所占的数据说明联合式构词方式在中古时期是最为能产的复音词构词方式。

（四）新词新义的研究与词书编纂错误的校订。方一新曾经以新词新义为研究对象展开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自己的工作内容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发表了《东汉语料与词汇史研究刍议》（1996），在这篇文章作者认为，东汉语料是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强调不可以忽略新词新义的发展问题。由此揭开了对中古汉语时期复音词新词新义研究的热潮。王小莘《<颜氏家训>中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色彩的新词》一文中，她从专书词汇研究和断代研究的角度，整理能够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词语，并以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为证，研究这些词语的词义和新词新义的生成，揭示词汇发展变化的规律，从侧面展示出魏晋南北朝汉语词汇发展的面貌[13]。除此之外，黄英针对新词新义的发展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且发表了《从<风俗通义>看新生代的复音词》（2000），同时化振红也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发表了《<洛阳珈蓝记>中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特色的新词》（2005）亦从不同专书对中古汉语时期复音词的新词新义做了细致的分析。另外，周俊勋也针对此内容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词汇研究》（2006），在这篇文章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新出现的复音词进行详细的论述，之后，江傲雪在其博士论文中利用计算机，建立了一个针对六朝笔记小说词汇的封闭语料库，采用科学的计量方法对语料进行分析，并针对新词新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除了新词新义的研究，有的学者还利用相关研究成果对辞书编纂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校订。如在1998年史光辉率先对此问题进行了关注，并发表了《从<齐民要术>看<汉语大词典>编纂方面存在的问题》（1998），在文中指出《汉语大词典》在收词方面、立意方面、释义方面和书证方面都存在着不足。例如在收词方面《词典》对新出现的复音词注重不够；对新兴、常用的构词方式反映不够。在词义方面，由于复音词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新词新义，《词典》经常出现漏收的问题；在书证方面，由于研究的不断深入，词语的始见义年代不断被提前，在这里，史光辉只针对《词典》中收例晚于《齐民要术》的进行了说明[14]。此外，黄英《从<风俗通义>看<汉语大词典>晚收的义项》；康振栋《<杂宝藏经>新词考》（2002）；段黎明《<世说新语>的词语研究与<汉语大词典 >的修订》（2008）、李丽《<南史 >复音词研究》（2011）等都指出了辞书编纂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三、中古汉语复音词研究展望

尽管中古汉语复音词的研究不断深入，成果颇丰，但是目前的研究仍有不足，比如，专书的研究发展极不平衡；研究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等。展望未来对中古汉语复音词的研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开展以下工作：

（一）拓宽研究对象，做到研究范围更加全面细致，例如目前对《三国志》《论衡》《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对有的佛典或道藏译经的研究却产有涉猎，所以，我们的研究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扩展，将中古汉语复音词的研究成果更好展现出来，也为日后研究提供方便。

（二）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现在已经采用了量化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应该将相关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比如，利用计算机科学、数学、统计学等相关手段开展研究工作；此外，研究方法和准则应进一步统一，例如程湘清对《世说新语》中的复音词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一共有2126个[15]，但是韩惠言的统计结果与其相差甚大，只有1541个[16]。如果复音词划定的标准这个基本问题不能统一，那么我们对复音词的研究将会出现根本性的误差。

参考文献：

[1]王云路.百年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概述[C]//词汇训诂论稿.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217.

[2]李仕春.从复音词数据看中古汉语构词法的发展[J].宁夏大学学报，2007（3）.

[3]方一新，郭晓妮.近十年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J].古汉语研究，2010（3）.

[4]郭作飞.中古近代汉语专书词汇研究的总结与思考百年中古近代汉语专书词汇研究述略：上[J]，前沿，2011（4）.

[5]郭作飞.中古近代汉语专书词汇研究的总结与思考百年中古近代汉语专书词汇研究述略：下[J]，前沿，2011（6）.

[6]李仕春.从复音词数据看中古汉语构词法的发展[J].宁夏大学学报，2007（3）

[7]梁晓虹.汉魏六朝译经对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影响[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2）.

[8]程湘清.汉语史复音词专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王云路,黄沚青.本世纪以来(2000-2011)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述[M].浙江社会科学，2012（10）.

[10]李仕春.从复音词数据看中古汉语构词法的发展[J].宁夏大学学报，2007（3）.

[11]方一新，刘哲.近二十年的古汉语词汇研究[J].中国语文，2015（1）.

[12]李仕春.从复音词数据看中古汉语构词法的发展[J].宁夏大学学报，2007（3）.

[13]王小莘.<颜氏家训>中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色彩的新词[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4）.

[14]史光辉.从《齐民要术》看《汉语大词典》编纂方面存在的问题[J].辞书研究，1998（5）.

[15]程湘清.汉语史复音词专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6]韩惠言.《世说新语》复音词构词方式初探[J].固原师专学报，1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