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代性特征*
——兼议十九大报告的“新时代”意涵

马拥军

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同三个“意味着”的世界历史背景和五个“是”的时代特征联系在一起，具有丰富的内涵。对“新时代”内涵的深刻理解对于建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点，所谓“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一句空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特点

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的判断意味深长：首先，“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要求实现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古语说“乍富不知新受用，乍贫难改旧家风”，如果缺乏方位感，仍然用贫穷时代的思维方式看待“富起来”乃至“强起来”的时代，就会犯下保守主义的错误。其次，“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要求我们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方向，充满信心地投入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表明人类新文明已经在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我们必须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国际责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和新文明的创立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十九大报告用五个“是”阐发了新时代的时代特征。其中，第一个“是”和第五个“是”表明了新时代的时间和空间方位，第二至四个“是”则是对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表明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新时代必须有新举措。其次，“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表明中国已经成功地走出天下史，融入世界史，天下的“中央之国”被边缘化后，正在化为人类新文明的中央之国。再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表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内涵更加丰富，它正在成为全世界的世界梦、全人类的人类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个“意味着”和五个“是”表明了“新时代”的“新”不仅是对于经济来说的，而且是对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整体来说的；不仅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的，而且是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说的。笔者认为，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渐走向结束的阶段。按照当初的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是“生产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间节点是“21世纪中叶”。但是以美元计，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PD、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前50%；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2015年就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单纯从经济指标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实际上已经实现。下一步是争取到2020年收入翻番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再用两个“十五年”到“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富强”不仅意味着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而生产力由“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入“发达国家”水平，而且意味着“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意味着“全面小康”变为“全面发展”。这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逐渐走向结束。这是十九大之前习近平在“7·26”讲话中谈到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中最突出的特点。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过渡的阶段。邓小平当初之所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不够格”①，是由于生产力水平太落后。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生产力水平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而1956年底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却连“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都没有达到。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那个阶段的生产力水平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通往那个阶段的一条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水平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把中国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生产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中国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发达国家水平和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阶段，可以称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目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超出“初级阶段”之后，将要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阶段。它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要跟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共存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中国具备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条件从而表现出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为止。到那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从而开辟通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道路，然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共同进入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此前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期，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的第二个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第二个特点。

很多人纠结于“新时代”到底是个“大时代”概念(如革命的时代、建设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等等)还是个“小时代”概念(仅仅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半段)，就是由于仅仅把视野局限于国内，没有注意到三个“意味着”的世界历史背景和第五个“是”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旦抓住了三个“意味着”和五个“是”所表明的特征，就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虽然开端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半段，但它的终端并没有确定；它既是一个“小时代”概念，也是一个“大时代”概念的开端环节。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人类新经济、新文明诞生的阶段。在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过剩经济危机之前，人类一直处于短缺经济时代，人类的全部文明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都是为了解决短缺问题而建立的，由此导致对经济增长的崇拜和迷信。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只能属于“经济的社会形态”，即广义的“市民社会”。相形之下由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导致的相对过剩问题是1825年以后人类历史上新出现的问题，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解决这样的新问题。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②相对过剩的消灭与阶级的消灭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恩格斯指出：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③。马克思口中从“经济的社会形态”到“人类社会”或者恩格斯口中从“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到“一切社会成员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都是指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由前共产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从旧文明到新文明。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处于短缺经济阶段，这就决定了它无法完全摆脱旧经济、旧文明的种种特征。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恰恰由于计划经济只适用于过剩经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短缺走向过剩，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年起，中国开始出现产品过剩，一时间，关于“过剩经济”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第二阶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不仅缓解了过剩，而且促进了产能的大幅度扩张。于是“过剩经济讨论热”成为明日黄花，讨论“过剩经济”的学者讪讪而退。第三阶段，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世界市场萎缩，中国进入产能过剩的时代，投资和出口均碰到天花板，不得不启动“内需拉动”政策。到十八大召开时，内需也已基本饱和，于是“经济新常态”成为时髦话题。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同落后的物质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用恩格斯的话说，新阶段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富足”和“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是“体力和智力的充分的自由的发展”的问题。这要求用“全面生产”代替片面的物质生产，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非物质需要。

总之，新经济、新文明向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建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个特征

习近平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强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结合起来。只有在这一语境中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理解它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征。正如《资本论》一样，“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是单纯的“哲学批判”，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它本质上是对旧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是因为，旧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短缺经济作为时代前提的，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以过剩经济作为自己的时代前提的。

人们曾经忽视《资本论》的“哲学批判”特征，长期把它视为旧的政治经济学，因而错误地与“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现在又有学者单纯强调《资本论》的“哲学批判”特征，忘记了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历程的一次伟大飞跃。《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是从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发展来的，因此必须同时关注《资本论》的“批判”特征和“政治经济学”特征。忽略“批判”特征，单纯把《资本论》当作政治经济学来解读，就会导致对《资本论》的历史特征的模糊理解；忽略这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特征，回到马克思已经超越的“哲学批判”立场上，则会抹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伟大飞跃和第二个科学发现即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把揭示资本主义自我否定客观规律的科学批判还原为对“资本逻辑”的道德批判。

基于以上误解，人们曾经误以为《资本论》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来又认为《资本论》只能用来批判和驾驭“资本逻辑”，浑然不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内在联系。众所周知，《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利润”本质上是“剩余价值”，因而“利润率”必然以“剩余价值率”作为基础。利润率是资本的价格，资本供不应求利润率就高，供求相抵利润率就低，供过于求就没有利润。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必然由供不应求转到供过于求。这在现象层面上表现为平均利润率螺旋式下降的规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完整地经历了从资本短缺到资本过剩的发展阶段。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习近平早在福建工作期间就提出：“《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并未过时……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去学习和掌握《资本论》。”④在担任总书记之后，习近平又反复强调《资本论》的现实意义，比如在“5·17”讲话中他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只要理解《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征，就可以看到，《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谈的就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因而适用于一切形式的市场经济，第二篇谈到“货币转化为资本”，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过程的逻辑描绘；《资本论》第三卷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的研究，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灭亡的逻辑描绘。因而，《资本论》不仅阐发了资本的产生和自我扩张，而且阐发了它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这表明，“资本逻辑”既包含资本自我展开和自我扩张的逻辑，也包括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逻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再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正是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以实践的方式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之后，邓小平说这个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⑤。当前，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人们感觉到“钱越来越难赚”，这实际上是资本过剩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客观状况的主观反映，它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须向前发展。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个特点来看，作为“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必须体现三个时代性特征：

一是生活必需品由“短缺”向“过剩”时代的转折。凯恩斯认为，全部经济学成立的前提是短缺，正是由于资源相对于人类需要的短缺，才要求经济学研究如何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但是需要有两种：一种他称为“绝对需要”，即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如每人每天必须摄入几千卡路里的热量，少了会营养不良，多了会营养过剩；另一种他称为“相对需要”，不管邻居过得多么好，我总想相对于邻居过得更好，因此这表面上是一种物质需要，实际上是通过相互比较表现出来的社会需要，这种需要曾经被其他经济学家称为虚荣和炫耀的需要。凯恩斯认为，一旦绝对需要能够获得满足，传统经济学就终结了，必须创建新的经济学。⑥凯恩斯自己的宏观经济学仍然属于传统经济学，这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过剩危机只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并不是绝对需要满足之后的危机。凯恩斯认为，只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社会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就可以拉动经济继续发展。“凯恩斯革命”的后果，一方面是形成了福利国家，通过满足绝对需要克服了传统的相对过剩危机，另一方面是平均利润率继续下降，并且导致了严重的后遗症：消费主义和滞胀。加尔布雷思批判了经济学的“传统智慧”，试图创建“丰裕社会经济学”。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和滞胀危机只是表明物质产品和私人产品的过剩，不表明精神产品和公共产品的过剩。因此，应当通过公共品投资和教育投资拉动经济。⑦遗憾的是他的理论带有明显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不可能得到美国统治阶级的青睐。美国资产阶级宁愿采取导致两极分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不愿继续牺牲已经大大下降的平均利润率。正在这时候，苏东剧变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美国的过剩资本提供了出路。资本外流的结果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固然受到剥削，但美国的实体经济也空心化了。中国用不到40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经济道路，现在也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使用价值生产中，这表现为生活必需品的过剩，也就是凯恩斯所说的“绝对需要”的满足；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中，这表现为平均利润率的降低和边际利润的消失，也就是“钱越来越难赚”。经济新常态呼唤解决过剩问题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解决短缺问题的经济学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不可混淆。中国应当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根据，借鉴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经济学”，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短缺经济学向过剩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理论支撑。

二是生产目的由“创造利润”向“满足需要”时代的转折。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早期，“创造利润”的生产方式有助于提高资本的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有其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同落后的物质生产之间的矛盾初步得到了解决，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当下已经表现为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需要，却仍然供给不足，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需要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这可以通过三个环节加以说明：第一步是农、轻、重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恩格尔系数反映了物质生产内部结构的这种变化。这个系数表明的是食品支出占全部家庭支出的比例。比例越大，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比例越小，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要求经济结构由食品生产转向服装生产，由农业转向轻工业，然后转向房地产业、重工业。第二步是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化。如同恩格尔系数一样，第二产业占全部产业的比重也有一个比例，这个比例也在下降，它说明产业结构需要向第三产业转型。第三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不仅包括科技创新带来的新产业部门，而且包括满足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需要的非产业部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需要的满足方式同物质需要的满足方式不同，单纯的物质生产不能为它们提供有效供给。西方出现的“非物质生产”表明，当今时代已经进入由片面的物质生产向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生产”过渡的时期。同物质生产不同，全面生产的成败绝大多数不能以“创造利润”的指标衡量，而必须以“满足需要”的指标衡量。“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反映这种变化。

三是经济发展衡量尺度由单纯的经济指标向社会人文发展指标的转折。物质需要绝大多数可以通过货币或资本加以衡量，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需要的满足方式同物质需要的满足方式不同，它们有的可以用货币标准加以衡量，但绝大多数难以量化为货币指标。所有不能货币化的指标都超越了市场经济的价值生产，还原为作为非价值生产的使用价值生产，甚至超越有用性，由产业部门进入“事业”部门。这不仅说明，单纯以利润作为衡量标准的经济指标已经过时，需要补充非利润指标；而且说明，甚至连“文化产业”的概念都已经不足以反映“全面生产”的指标，因而传统的“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划分正在过时。联合国建立了人文发展指数，把经济指标之外的人均寿命和受教育程度等纳入衡量指标，这是一种宝贵的尝试，因为人的健康和生命、受教育程度等等的确不能用金钱衡量。所谓“人命关天”，更不要说友谊、爱情、亲情和民主、自由、平等等非经济、非物质指标了。

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学指标，“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呼唤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必须适应新的需要，回应新的呼唤。

建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点建议

正如中国的哲学家们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走向终结，从而应当超越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走向对“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建构一样，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传统经济学已经终结”的事实，总想把新时代的经济甚至社会问题纳入已经过时的经济学框架。这就难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先是被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混同于供给学派的理论，在澄清后又被经济学家们局限于强调“创新”的熊彼特理论，这连马云和刘强东的水平都没有达到，企业家们至少还认识到，智能时代的到来会使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占据多数传统的工作岗位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失业现象，而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却还在满足于讨论“经济增长放缓的意义”以及“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

正如树不能长到天上去、人不能长成大象一样，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也不可能一直增长下去。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时期，今后还会进入低速增长时期，最终人类经济将进入所谓的“平衡经济”时代，以质的发展代替量的增长。这是客观规律，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国家都无法改变。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适应时代条件的变化，把研究目标由单纯的经济增长变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在建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应当注意三点：

一是超越所谓“资源有限，欲望无穷”的经济学基本假设，采纳需要层次和需要结构理论作为经济学基本假设。很多人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不可能实现，理由是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生产力高度发达，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资源有限，欲望无穷”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这一假设不可能被违背。与此相反，圣雄甘地指出：地球上的资源足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不足以满足人类的贪婪。以人类当前的生产能力，粮食足够吃、衣服足够穿、房子足够住，之所以每年还有人饿死、冻死，是由于市场经济只为“需求”(Demand)生产，不为需要(Needs)生产，而为货币生产和为满足需要生产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是利润至上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了利润的持续增长必须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人为制造“需求差异”，即凯恩斯所说的“相对需要”，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的“消费社会”现象和发展中国家的赤贫现象并存。由绝对需要决定的刚性需求是有限的，而由相对需要决定的弹性需求是无限的。问题是在拜金主义影响下，弹性需求会刺激人的贪婪心，把有限的需要变成无限的欲望。需要有其层次和结构，在每一层次上，需要都是有限的，获得满足后会导致更高一级需要的显现。“欲望无限”意味着低级需要的自我复制和高级需要的自我抑制。这是一种病态，是资本自我增殖的人格化表现。它的必然结果是人的片面发展和畸形发展，因而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是相悖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早期，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这种社会病态难以医治，因为那时候物质需要还支配着更高级的需要，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社会需要、生态需要还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物质需要有可能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我们应当深入研究需要的层次和结构，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然需要、社会需要与精神需要的理论，应当成为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假设。至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即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需要的理论，也应当作为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借鉴，因为它证明了每个层次的健康需要的有限性，证明了所谓“无穷的欲望”是一种病态。只有通过考察需要层次和结构的变化才能反映经济社会的进步程度。目前中国出现的许多问题，如身体状况的“三高”，是营养过剩导致的；如精神方面的抑郁症等“富贵病”，则是社会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供给不足导致的。

二是扬弃以短缺经济为前提、以利润至上主义为衡量标准的物质生产经济学，建构超越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分野的“全面生产”理论。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经济学本来可以超越凯恩斯经济学，解决滞胀问题，但由于它有损于统治阶级利益而遭到抵制；相反，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倒退，但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受到青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至少有三大缺陷：第一，它陷入了萨缪尔森所说的“合成的谬误”，看不到整体不等于而是大于或小于部分之总和，误以为微观经济学的结论在宏观层面也适用，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宏观经济的崩溃。第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缺乏宏观视野，而且缺乏历史视野。它对市场作用的过度强调和对“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迷信体现了典型的短缺经济学思维，因而属于已经逝去的时代。第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未能区分价值生产和使用价值生产，把利润生产即剩余价值生产同效用生产即使用价值生产混淆起来。效用生产或使用价值生产是为了满足凯恩斯所说的绝对需要，而利润生产或剩余价值生产是为了满足赚钱的需要即凯恩斯所说的相对需要。新自由主义以研究“有限资源的配置”自诩，给人的印象是研究使用价值生产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关心的却是提高利润率的资源配置。正如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所说的那样，只要冷静客观地审视一下，就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所开的药方无一应验。不幸的是，中国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界盛行的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且经济学家们热衷于放大新自由主义的三大缺陷，作为自己正面的政策主张。如所谓“国有企业没有效率”，表明新自由主义者是以利润率而不是以使用价值的生产效率、更不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衡量标准的。他们心目中的唯一标准就是“赚钱”，即让私人获取利润，这同马克思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贫困和财富具有与旧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含义：“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因此，“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自己需要的最大财富是他人。”⑧可见，马克思不仅在人的自我实现(“他自己的实现”)的意义上，而且在人的社会需要的满足(“自己需要的最大财富是他人”)的意义上讨论穷和富的问题。单就物质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消费来说，《资本论》不仅在第三卷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分配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经济后果，而且在第一卷一开篇就区分了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在第二卷研究了使用价值补偿和价值补偿。在马克思看来，价值生产只是与“需求”相关，使用价值生产才与“需要”相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甚至物质生产也要被超越，满足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的非物质生产、全面生产必将成为核心议题。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所谓“非物质生产”，这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一样，都呼唤超越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全面生产”理论。

三是以完善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数为基础，形成新的数量经济学模型，打造新的宏观经济调控利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仅体现在量的方面，而且体现在质的方面，因此原有的量化指标不足以反映客观实际。例如，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和以美元计算，结果就相差巨大。再如，以发展速度看，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肯定比不上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对比，就像小孩子和成年人身体发育的对比一样：小孩子长得快，但到一定年龄，身体就不再进一步发育，吃得再多也没用，只会变胖，导致“三高”等病症。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很低，人为地刺激经济增长只会导致病态。这当然不是说，经济就不再发展变化，正如成年人虽然不再长身体，但心理、精神仍在成长一样，发达国家虽然物质生产将进入平衡状态，但从“全面生产”的角度看，更高级的需要凸显出来以后，在社会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供给等方面也要求有一个大的增长。中国的经济新常态表明中国已经由量的增长转换到质的提高阶段。既然如此，就必须建立新的能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数比纯粹的经济发展指标更能体现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从“满足需要”的角度看，这一指标仍未能全面反映各种需要，尤其是未能反映需要满足的层次和结构，因而不能作为“全面生产”的衡量指标。考虑到有些指标用货币无法衡量，有的非物质生产甚至无法用经济指标衡量，有必要组织编制新的衡量指标，为“全面生产”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提供更好的服务。

习近平在主持起草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时首次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7·26”讲话中概括出四个“伟大”，即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把此前多次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这“三个伟大”，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梦想联为一体。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不仅进一步概括了四个“伟大”之间的关系，而且提出了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在这一背景下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会发现，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既要发挥它的“批判性”即伟大斗争的一面，又要发挥它的“建设性”即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梦想的一面。这不仅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对于全部人类文明都具有极为迫切的理论意义。脱离三个“意味着”和五个“是”的时代特点，无论是去研究《资本论》还是去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可能得到中肯的结论。

①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3～564页。

④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⑥[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劝说集》，李井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

⑦[美]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徐世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参见第十八、十九两章。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