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支出对制造业集聚的效应研究

赵磊

本文对巴勃罗政府支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拓展，构建地区财政投入和制造业集聚的关系模型，并对集聚的外部动力（政府）和源动力：地区产业规模、要素投入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等，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检验，证明7当前我国城市发展背景下地区财政投入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推设，且在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层面都成立，同时分析了产业规模、要素投入等因素对地区制造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发现产业规模在全国、东、中、西层面对制造业集聚都显现出较强促进作用，而要素投入方面，能源投入仍有利于制造业集聚，但内外资本包含固定资本和FDI投入在全国层面以及东部、中部发达和次发达地区对制造集聚的促进作用有限，甚至会产生阻碍作用。基于此，本文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战略，就政府如何促进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地方财政支出 制造业集聚内生增长模型集聚动力

一、引言

当前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导向下，如何改善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对于城市而言，能否形成支柱型产业集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而当前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仍然稳固，“中国制造”仍然畅销世界各地，制造业仍是我国大部分城市发展经济的核心动力，并且可以预见的是，制造业在未来仍将是我国大多数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即使是发达地区城市的制造业在产业改革中也只会进行产业升级，形成信息化、自动化的高端制造业而不是走上衰落。作为宏观市场的调控者，政府如何在发挥市场对资源调控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对制造业发展进行引导，形成符合地区经济基础的制造业集群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揭示政府财政政策与制造业集聚的内在关联，为政府如何引导制造业集群发展提供新思路。

已有研究关于政府在产业集聚中的定位与作用常将其作为外部动力因素，认为其是与源动力（自然资源、要素、工资水平、市场和产业状况等）、集聚机制（规模效应及知识溢出等外部性）（胡晨光等，2011）共同推动产业集聚的三大动力之一。可以明确的是，作为市场的监控者而非参与者，政府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而作为本地市场的服务者其主要职能是发展地区经济提升地区福利水平。因此，政府财政支出正常情况下总是有利于本地区产业发展的，有时还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近区域产业发展。肖卫国、刘杰（ 2014）发现财政支出可有效的促进本省及邻近省份文化产业的发展，很好的佐证了这一点。并且，马丁和罗杰斯（ Martin&Rogers，1995） 借助自由资本模型对地区财政投入进行研究，发现即使是来自外部的财政支出援助，对地区的产业发展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具体而言，财政支出对产业集聚发展的促进作用体现在改善投资环境、引导产业升级。一方面，财政支出可以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从而为产业集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然而，在当前中国产能过剩的背景下，部分行业已经产能过剩的地区的财政政策未必能促进产能过剩行业的产业集聚，甚至会阻碍产业发展。地方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密切相关（王文甫，2014），财政政策是地区产能利用率波动的主要原因（耿强等，2011），不合意的财政政策如不当的补贴、税收、政策性优惠、政策性激励都会加剧产能过剩（杨振，2013；程俊杰，2015），而产能过剩加剧资源环境的矛盾和经济结构不协调的问题，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江飞涛等，2012）。因此，在分析政府财政政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时，需要关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产能利用情况。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对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且在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中，众多的学者普遍以财政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为主干，这个作用机制即：地区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影响都是通过财政政策构建有利的投资环境吸引要素资本人驻，并通过特定产业的补贴和投入使产业结构向政府所望的方向发展。同时，对于产能过剩背景下的政府财政政策对产业发展影响的研究也有较为充分的研究。然而，已有的研究更多的是理论的推导，没有明确构建出财政支出、税收与产业发展直接的数理模型，这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所在，本文试图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制造业集聚与财政支出和税收的直接数理模型，在数理上给出财政政策与产业发展关系的直接证据，为制定服务产业发展的合理财政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二、理论模型

借鑒巴罗（ Barro， 1990）政府支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本文在假设研究区域的工资率相同，地区存在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同时不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等假设条件下，构建地区经济生产函数为：

其中Y，表示城市的产出，A表示技术系数，K为地区资本投入量，L为城市劳动人口，G为政府财政支出，α（o<α<1）为资本一产出弹性系数。在巴罗的政府支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政府支出具有生产性，起到能够避免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和带动经济内生增长的作用，如政府对道路、桥梁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仅能够拉动内需，而且有助于减少企业的流通成本，从而改变企业的决策。根据（1）进而构建地区制造业生产函数为：

三、实证分析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是应该“有为”还是应该“无为”，以及财政支出对产业集聚有何影响一直都是热议的话题。本文理论模型研究认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有利于制造业集聚，并基于此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理论的现实性，分析财政支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一）指标的选取

1.制造业集聚指标的衡量

国内部分学者以区位商来作为描述制造业集聚的指标，区位商指数代表一个区域某产业集聚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相对水平，该指数可以避免存在区域规模差异因素，从而有效地衡量地方优势竞争产业，反映出地理要素空间分布、主导产业部门作用及其变化趋势。本文用各地级市制造业的区位商指标衡量当地制造业集聚度，制造业在某地区的区位商表示为：

若区位商的值大于1，则说明该地区该制造业产业相对于全国具有比较优势，若区位熵小于1，说明该地区该制造业产业与全国相比较不具有专业化发展优势。

2.政府支出指标的衡量

借鉴莫亚琳（ 2011）采用政府财政支出与地级市GDP的比值衡量政府支出水平，这是因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水平相差很大，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水平等也有较大差异，而且地方政府支出同时也会受到地方GDP的约束，因此选择政府财政支出与地级市GDP的比值作为衡量政府支出的指标也相对合理。

3.其他控制变量

影响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因素包括产业规模、经济发展状况、资本投入、能源投入等。本文衡量的产业规模包括生产者规模和产值规模，以企业个数反映产业参与者规模，以地区工业产值衡量地区制造业生产规模；地区经济发展状况采用地区GDP增长率反映，一方面，可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更直观的看出经济增长与制造业集聚的关系。其值越大说明经济发展越好或者地区发展潜力越大越容易吸引企业进驻形成集聚；资本投入则分为内外资本投入，其中，外部资本投入选取FDI为控制变量，国内资本投入用固定资本投入代替，资本的投入有可能会促进制造业集聚，也有可能由于产生资本过剩产生拥挤效应对制造业集聚产生不利影响；而能源投入用工业用电量表示。为消除异方差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对工业企业个数、工业产值、FDI、工业用电量、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取自然对数进行回归，由于政府支出与GDP都采用的是比值，因此不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

（二）模型的设定

模型（11）中Q_it表示i地级市t年的区位商，G_it表示i地级市t年的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W_it表示i地级市t年的工资水平，GDP_it表示i地级市t年的人均GDP，取GDP的增长率可以有效的反应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可以更直观得到其对于制造业区位商的影响。其他X_nit为控制变量，InI_it表示i地级市t年的工业产值。其中In FDl_it为各地级市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值，代表地级市吸引外资的能力。InE_it为各地级市的工业用电量，代表地级市企业的能源投入。In N_it为地级市的工业企业个数代表地级市的生产规模。InK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表示外部资本投入。u_i表示各地级市不能观测到的个体异质性，即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e_it为回归残差。

本文所用的是全国2003年- 2015年共13年全国278个地级市的地级市际面板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中，西藏、青海、新疆的部分地级市因为数据缺失没有包含在本文的样本中，而三沙市由于在2012才成立导致数据缺失较多同样没有包含在本文地级市样本中。各地级市的人均GDP、工业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万元）以2003年的CPI作为基期处理，FDI为用各地级市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通过当年的汇率价格换算成人民币指标的进行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1、总体考察：基于全国样本

本文使用stata13软件对模型（11）进行了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混合模型得到的结果如下表一2中的（a）所列，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结果如下表一2中（b）所示，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如下表一2中的（c）所列。混合模型（a）虽然其他变量拟合结果较好，但是常数项不显著，这是由于我国各个地级市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样的个体效益固然不能无视，因此我们通过利用LR检验对选择混合模型（a）和固定效应（b）进行了筛选，结果强烈拒绝原假设，这也说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合理性。在固定效应（b）与随机效应（c）中我们通过rho即个体效应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来衡量个体效应的显著。从rho可以看出（b）的个体效应更加显著。最后在选择固定效应（b）还是随机效应（c）的问题上我们采取了hausman检验的方法进行选择与对比，结果强烈拒绝原假设，综上所述检验证明了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合理性。

如表-2模型（b）所示：从集聚的外部动力（政府）角度看，政府的财政总支出比率G对制造业区位商的影响系数为0.22，统计上很显著，随着地级市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的提高，制造业集聚的水平也将提高，表明政府政策支出规模的扩张有利于制造业集聚，这源于地区的财政支出水平与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常为正相关关系，政府支出水平高的地区往往拥有更好的投资环境更易吸引厂商入驻，从而形成产业集聚，这也是我们理论部分推导出的命题。

从集聚的源动力、内在动力机制看，即从地区生产要素、经济发展状况、产业规模、市场规模和外部溢出效应等因素角度出发，本文实证结果表明：

一方面，作为地区制造业主要的能源投入要素，工业用电量与制造业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工业用电量每增加1%，区位商上升0.022，表明能源要素的集聚和密度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动力，与已有的研究一致。然而，同样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重要衡量指标，当前我国资本投入（含国内外资本的投入）却不利于制造业集聚。固定资产投资代表了国内资本的投入，其出现限制制造业集聚的原因可能由于：第一，近年来我国面临产能过剩问题，很大程度源于过量的固定资本投入导致，故想要去库存化、去产能化从而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不能一味的增加固定资本投入。第二，我国大部分制造业厂商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需要劳动人口的流人，固定资本投入未必总是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聚。

另一方面，企业数量和工业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地区制造业产业规模重要指标，都显现出了对地区产业集聚的显著促进作用，说明产业规模大的地区通过本地化生产（ Marshall-Arrow-Romer外部性）和知识溢出形成的城市化生产（Jacobs外部性）产生的规模效益是吸引企业进入形成集聚关键动力，大量的企业集聚不仅强化了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分工，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通过知识溢出效应等外部性提高了地区的技术平均水平。

再者，地区生产总值反映地区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状况，本文实证显示地区生产总值与地区制造业集聚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偏向于在市场规模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进行区位布局，而企业的进驻扩大本地区的集聚规模效益，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高地区对企业的吸引力。

此外，工资对于制造业水平为负显著性，显著性水平也较高。这样的结果既符合我们理论模型中推导的负向关系，也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大部分制造业部门依旧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且面临国内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下降以及國际市场的竞争和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利润空间有限，随着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工资竞争力下降，故选择从集聚的核心区向工资水平低且具有较为丰富的劳动力的边缘区迁移。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②表中“（）”内数据表示t、z统计量；③表中“[]”内数据表示接受原假设的概率P值。

2、结构分析：基于三大地区样本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地区财政政策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本文对我国东、中、西部的地级市进行分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回归进行实证分析，并借助hausman检验进行模型的刷选，从而证明了选取固定效应模型的合理性，东、中、西部的结果显示出较大的差异。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东、中、西部FDI对于制造业影响都不显著，这样的结果可能是由于：第一，我国地域差异现对较大，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域也相对固定，每个地级市吸引以及利用外资的能力不尽相同，再加上我国制造行业趋于饱和，FDI投资方向更加偏向于新兴行业。第二，我国制造业的外资比重较小，导致制造业行业的FDI渗透率仍然偏低，从而FDI未能充分发挥对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

东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与制造业集聚的关系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从2003年以来的十多年间，东部地区通过财政投资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提高劳动力技能，从传统的占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行业转向以IT领域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在此情形下，如果政府继续扩大地方财政支出特别是物质资本方面的投资性支出，对于制造业的集聚效应并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另一方面，东部地区是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制造业也相对成熟和发达，地方政府的支出对于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效果较差。此外，东部地区的工资率系数为-0.085，其绝对值在三地区最大，这样的结果表明了东部地区工资水平提高对于制造业集聚的阻碍作用最大，进一步说明，我国制造业处于产业链低端，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缺乏在核心区布局的竞争力，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中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与制造业集聚呈正相关性，结果也比较显著。与东部和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出对于制造业的正向影响力度更强，造成这样的结果，是由于中部已成为东部地区大量制造业迁移的主要承接带，中部地区政府的支出为制造业的迁移提供的大量的公共设施条件，例如公路、高铁、地铁的修建，从而提高制造业的规模效应，强化制造业集聚的内在机制。

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与制造业集聚也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我国西部面临“老、少、边、穷”、经济基础差、公共设施不够完善、地理环境复杂等诸多问题，但又具备对外开放的有利区位条件以及西部大开发和边疆开放的政策优势，迫切需要打破市场分割，发挥区位优势，通过参与到国内一体化和国际开放的进程中提高自身发展水平。因此，地方政府以财政支出的方式，兴建公共基础设施，从而减少制造企业的运输、信息等方面的成本，通过内外开放度的提高强化边境区位优势吸引制造业企业人驻，在当前阶段是相对有效的。而西部地区的政府行政效率还比较低，同时缺乏吸引企业的“软环境”，政府财政状况较差使支出额也相对较小，因此政府支出对于制造业的正向效应低于中部地区。

注：①表中“***、”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②表中“（）”内数据表示t、z统计量；③表中“[]”内数据表示接受原假设的概率P值。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地区财政投入对本地制造业集聚存在正向促进作用的理论推设，在目前我国城市发展的普遍进程中是成立的，且在中部地区财政政策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比东部和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一方面，表明了制造业在我国大多数城市发展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形成制造业集聚仍是大多数城市财政支出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说明保持政府对市场的有效调控在当前我国大多数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是必要的；其次，无论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对制造业的集聚都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资本投入含地区固定资产投入和FDI，对地区制造业集聚有消极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显现消极作用很大原因是近年来民间资本在固定资产投入中逐渐成为了主角，而民间的资本更偏爱在房地产和服务业等非生产性投入，挤出了制造业等生产性部门的融资；而FDI更多源于投资的空间分布不合理，在发达的地区出现资本拥堵，甚至超越了产业所需的门槛，在欠发达地区投资却远不足以支持本地制造业发展；此外，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高技术行业还处于发展期，对于资本要素的吸纳能力有限。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不符合新经济地理学中非农业部门在工资和价格水平高的地区形成集聚中心的理论。

（二）启示

1.加大公共投资，改善投资环境。政府要明确自身在市场中监督者的地位，在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通过财政政策引导产业的发展，具体而言，要结合地区产业和经济发展状况，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业的投入投入强度，构建投资的有利环境吸引要素资本流人。2.理性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地区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公共服务项目的建设需合理规划，同时产业的发展也要注意产业的升级和结构的完善，不宜盲目扩大投资，要对有需要的行业和项目进行精准扶持，减少项目建设及投资的重复和浪费，提高资本效率。3.引导产业园区建设，形成规模效益。地区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当地制造业本身的规模，还依赖于地区整体的产业规模。引入内外资企业入驻，打造产业园区，对于地区产业链的完善和产业间的互补分工有重要意义，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落后地区需重视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发达地区要积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最终实现地区产业升级，而这无疑需要地区政府发挥好财政政策这一调控市场的主要手段，对相关产业给予财政扶持和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