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爱国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实现途径

万远新 张铁军

[摘要]完整的愛国主义是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有机统一。新时期爱国主义的内在逻辑要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塑文化认同根基；同时还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确立政治认同核心内涵，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儒家文化中的“忠恕之道”为现代爱国主义的实现提供了方法和思想资源。

[关键词]爱国主义；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忠恕之道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616（2018）02-0028-09

爱国主义作为一个现代词汇，我们通常把它定义为“一个阶级对于热爱自己祖国问题的系统的思想和观点”，其核心内涵鲜明地体现着对于阶级、政党和国家等政治实体进行认同的政治属性，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结为国家认同。但是，在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实践中，情况往往比这复杂，至少还包括作为社会属性的爱国情感，这就涉及人们对国家内涵的不同理解。有学者区分了两种国家观念：“一是国家作为政治学的概念，是指作为阶级统治的强制性机构；二是国家作为伦理学的概念，是指人们现实生活其中的生活共同体，即等同于社会概念。作为强制性机构的国家和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国家，其涵义是不同的。”这种关于国家的两分法，有其合理性，但不完整也不严格。伦理学的概念太笼统，且与政治学的涵义有重合。严格地讲，我们应该将“国家”的这两种区分归结为文化伦理的国家概念和政治伦理的国家概念。其中，文化伦理的国家概念是指以自然地理（包括祖籍、乡土、地理、种族等）和基于自然地理的人类特定生活（包括民族、语言、文化、风俗、历史等）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政治伦理的国家则是指由于实行阶级统治而形成的、以统治阶级意志（宪法和法律等）确定和规范公民权利义务关系的政治共同体。因此，我们讲爱国主义，必须同时包含人们对这两个共同体的一致认同，“如果我们将国家不仅视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同时也看作一个伦理文化共同体，那么，国家认同就至少包含两个重要层面：一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公共权力的认可；二是对组成共同体生活的风俗、传统和历史文化的依附。前者属于政治认同，后者则是文化认同。”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其核心内涵是国家认同），必须同时包括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完整的爱国主义应该是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

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塑爱国主义的文化认同根基

弘扬爱国主义，首先要确立中华民族儿女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重塑爱国主义的文化认同根基。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文化自信”的问题，他说：“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又进一步明确了“文化自信”的内涵：“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就是说，这里包括三个方面的文化，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说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自然也是对这三个方面文化的自信和认同。但是，这三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却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核心，因为它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当前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灵魂，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对于其他两种文化具有不容置疑的引领和指导作用；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自五四运动以来至新中国成立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理想信念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气概，它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需要的重要精神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绵延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基，正如习近平所说的：“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真正的底气所在。

习近平尤其强调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新时期弘扬爱国主义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国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毫无疑问，必须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去培育和塑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是人们爱国主义情感培育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着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源于血亲——家乡的故土之爱，为爱国主义提供了情感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是核心和主流，而儒家文化的根本始于血亲之尊和由此形成的“家”“乡”观念，儒家文化中饱含着浓烈的故土之爱。这种故土之爱，表现为基于血缘亲疏关系的层递性亲人——乡人之爱，以及基于家族、乡党的社稷忠诚等，构成了我们一生难以离弃的精神的家园。这种故土之爱固然具有基于农业封建社会形态的封闭性和保守性特征，但是作为一种牢不可破的情感因素，最终凝聚成爱国主义最核心的精神要素，这是无可置疑的。如果没有这种最为深沉的情感因素的深厚积淀，我们谈论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都将是脱离根基的空想和妄谈。二是基于共同生活的民族融合与团结，为爱国主义提供了承载的主体。我们的祖先们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因为不同的机缘和方式而聚居在一起，不同种姓、不同民族的人民共同生活在一起，形成了各自的生活共同体，并最终凝聚成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人民求同存异、互相包容、相互融合、团结一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民族融合和团结，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文化和心理，并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了新时期爱国主义的重要承载主体。三是出于共同感知的伦理文化认同，为爱国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生活在一起并互相融合的各民族祖先们，面临共同的生活环境，面对共同的时代问题，他们共同感知、体认和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的思维范式和范畴，并在思想的碰撞与争鸣中，逐步发展出相对一致的伦理文化认同。先秦“轴心时期”分有各家思想，如儒家的仁义道德、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道法自然、法家的隆礼重法等，至汉以后合为儒家独尊，形成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忠恕之道的为仁之方、“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以及作为糟粕的“三纲”流弊等，成为中华民族维系几千年的共同的伦理准则。这些伦理准则，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远远超出了作为阶级统治的政治认同，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连绵不绝的精神命脉，不可须臾夺之。实际上，古人重“天下”更甚于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天下”是伦理文化的象征，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亡国只是改朝换代，与君王有关而与百姓无关。因此，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中，主要是文化认同而非政治认同，能够为爱国主义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中華优秀传统文化最终汇聚成中国精神。习近平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习近平站在当今伟大的时代，并基于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深厚积淀，而得出的最为伟大的政治判断。其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正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义所在。

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确立爱国主义的政治认同核心内涵

在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若只是停留在文化认同的层面，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爱国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其中的“国家”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的概念，远不是古人所理解的文化意义上的“天下”的概念。因此，文化认同只是为爱国主义提供了必需的基础，而政治认同才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内涵。我们必须要从文化认同进一步发展出政治认同，这样才能切中现代爱国主义的实质和核心。这就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传统文化总体上是一个伦理的文化，我们要从中发展出现代政治的新文化，这是我们弘扬爱国主义需要做好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习近平强调指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弘扬中国精神”中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改革创新”。

早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我们就已经开始了传统文化“改革创新”的过程。新文化运动前期批判传统文化糟粕，后期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程。这两个历程本来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进程，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出现了偏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与理论成果卓著，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创发展却明显滞后和不足。一方面，在主流的学术和思想领域，我们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生硬地解释传统文化，“以社会发展的社会成分，轻易为古人描画脸谱”，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丧失了其主体性，或多或少被割裂、曲解或误解，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附庸，甚至在一些时期成为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新理论的反面；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研究者（如现代新儒家等）又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客观存在和当下意义，他们“或者是径直无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客观存在，或者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变革而把它化约为西方文化，或者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或曲解误解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意义”，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所以他们的文化研究终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格格不融，因而难有现实的说服力。

造成中国传统文化双创发展滞后的原因，是我们对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认识不够。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是什么？是继承中的创新。《诗经》中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孔子讲“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礼记》中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里所述的“维新”“损益”“日新”就是创新，但其前提是继承，即所谓的“周监于二代”。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是要以这个“监”为基础，要“监”于五千年中华之文明，不能丢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精神命脉和根基。从该角度而言，我们从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创新走在了前头，而继承拖了后腿，最终，创新也就因为缺乏传统文化根基的支撑，而显得后劲不足。正如习近平所说：“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正是看到了这个症结所在，我们才更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爱国主义最为核心的政治内涵，才能够真正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连接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作为爱国主义核心内涵的政治认同与作为中华民族深厚情感和思想积淀的文化认同有机结合起来。

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极精辟地回答道：“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忘本来，就是要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吸收外来，就是要借鉴和吸收国外一切先进的文化资源；面向未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具体来说，应该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学术研究层面，要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并重，既要改变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传统文化进行单向解释和诉求的局面，又要努力避免中国传统文化抛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固步自封、自说自话，努力寻求二者双向解释和构成的内在逻辑和图景，从而使未来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由其内在逻辑自然生成的马克思主义，而未来彻底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互为根据，融为一体，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文化。第二，要有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态度和立场。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中国实际，构建中国话语，发展中国特色，真正确立中国精神，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当中有部分人盲目崇洋媚外，不愿或不会直面和理解中国的具体问题，不遗余力地贩卖西方的洋经验、洋理论。我们要克服这种奴化于西洋文化的文化主张，真正勇敢地去直面和立足中国问题，用中国自己的文化资源去努力构建中国话语，面向世界发出强烈的中国主张，伸张明确的中国特色。同时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和能力拒斥西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树立中国文化的话语权，真正确立中国精神和坚定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第三，要广泛借鉴和吸收国外一切先进的文化资源和科学方法，拿来为我所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方法依托，即“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不可否认，国外理论研究和实践在很多方面做得不错，如国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西方现代哲学和后现代一些理论和方法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将这些优秀的资源和方法吸收到我们关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来，是非常必要的。它有利于我们克服固步自封的局限，开阔眼界，创新方法，探索出文化发展和创新的新路子。

三、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以儒家文化的“忠恕之道”，实现崇高的爱国主义理想

爱国主义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思想品德，它的实现必须与民族文化的层递实现有机结合起来。而民族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它包含从自我到家庭、族群（小民族）、故乡（大民族或中华民族）以至人类共同体层层递进形成的不同层级的文化认同与归属。当代古典学家、伦理学家和公共政策研究者玛莎·娜斯鲍姆曾提出著名的“同心圆结构”，足以形象地说明民族文化的这一结构特征。她认为：“第一个圆圈围绕着自我，接下来是直接的家庭，然后是延伸的家庭成员，再后面依次是邻居或地方群体，同城居民，以及国家同胞，而我们也很容易在这个清单增加依据族裔、语言、历史、专业、性别、性取向的各种群体类别。在这些圆圈之外，是最大的一个圆：整个人类。”我们首先从自我出发，建立对自我的认同，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向外扩展，实现对家庭、族群、民族甚至人类的同理心类比、认同与归属。这一切都是在文化的层面上实现的。要在这个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国家的认同，产生我们现代国家意义上的爱国主义，那就需要从民族文化心理上升为国家意识。

那么，如何才能够从民族文化心理上升为国家意识呢？要解决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就要通过政治手段所建立的国家机器成为民族文化的承担者而不是反对者或者外在者。让国家成为民族文化的承担者，让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过来并与之发生深度的融合。

爱国主义的实现也是如此。对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的认同和热爱，也必须返回到民族文化心理中去，恢复和重新凝聚人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热爱。这就要求我们从上述“同心圆结构”中的“自我”出发，层层外推，逐步实现各个层级的文化认同与热爱，并最终凝聚成对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和热爱。而这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的社会主义先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融合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新成果。我们因此得以真正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承担者，其本质也必然得以体现出来。这时候，我们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和热爱，也就自然上升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同和热爱。

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的层递实现过程需要进一步探讨。我们传统儒家文化提供了实现这一过程的方法和思想资源，即忠恕之道。《论语·里仁篇》云：“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云：“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礼记·中庸》也援引孔子的话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之道，在《礼记·中庸》中又称为“成己成物”：“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在《礼记·大学》中也称为“絮矩之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宋代朱熹《论语集注》卷二解《里仁》云：“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因此，忠恕、行仁，就是要从切己之意愿出发，内心尽己之责，不存私心；外在推己及人，人己双全。儒家讲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其前提是基于血缘亲情的等差之爱。孔子以“爱人”定义“仁”，但又明确强调，“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认为以“孝悌”为核心的血缘亲情是最根本的仁爱。在这个血缘亲情之中，爱自己是人之本能，也是一切仁爱的出发点，随即由爱己自然扩展和推及到爱父母、爱家人，这是最自然之爱，并因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家庭文化。这也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家风”。习近平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从家庭内部血亲之爱，进一步推及到没有血缘关系的邻人之爱，族人之爱，乡人之爱，民族同胞之爱，以及与这些相关的对于族群、乡社、民族、社稷之爱，这一切，便都通过推己及人“忠恕之道”而被逐级推展出来。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过程。这种推及最终将达到“泛爱众、而亲仁”的大爱境界，也就是张载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族、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家庭，天下变成一家，家国一体的儒家文化信念由此得以形成。民族文化由此形成，爱国主义也当由此形成。要确立文化认同的根基，这包括广大人民从思想观念上认同和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真正吸收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这个根基，政治认同才具有合法性。而文化认同也当以推己及人“忠恕之道”逐级展开。首先，要大力提倡“家风”建设，在全社会加强家庭教育和引导，建立良好健全的家庭关系，培育家庭个体的健全人格，为在全社会实现爱国主义提供良好的家庭和个人单元；其次，加强乡村和社区建设，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建设，引导家庭成员突破血缘亲情的狭隘限制，积极参与和投身到非血缘的人群共同体生活中去，共同建设乡村、社区与民族文化，并形成对这一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再次，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和对其中所凝聚的民族精神的积极宣传，引导全体人民重新确立真正的文化自信，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展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对接。于此，文化认同也将同时与政治认同实现成功对接和统一，真正的现代爱国主义便可成为现实。

[责任编辑：庞嘉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