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
——兼及两性问题

李洁非

L I J I E F E I

我们如今所称的“法”，古代一般名之以“刑”。近代以来对“法”的理解，无论层次与精神都更周密、更辨证，古代则比较片面，基本是作为惩罚和镇压工具，假暴力手段维持社会秩序。所以在古代，“法”大致等于“刑”，或集中体现于“刑”。由于侧重和依赖暴力，古刑比之于今世远为惨刻，目的不但在于让乱法者受惩处，且冀望借助刑的可怖来威吓所有人。但过去我们常有个误解，以为酷刑惟中国为多为甚。其实不能这么说，对酷刑的喜好，旧时代举世皆然。以欧洲为例，起码到十五世纪，那里酷刑就未见得较中国逊色。中国一方面确有不少酷刑，另一方面中国对刑的认识也从来分处两端。一种是嗜虐逞威，另一种则主张慎刑求德。后之代表，即儒家口中的上古圣君尧、舜。据说他们治天下之前，蚩尤“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为五虐之刑，自谓得法”，这“五虐”之中，包括劓、 、 、黥等肉刑，“而尧、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载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数亦不具于圣人之旨也”，令以刑残民的统治成为过去。尧、舜还主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很了不起，虽距现代“疑罪从无原则”尚存不及，但在远古能持“罪疑惟轻”的认识，已经相当杰出。尽管尧、舜史事尚未从考古上落实，可能是儒家典籍的杜撰，然而作为思想见解，它们存在于中国是不必否认的。

透过法律制度，一来能看到社会的价值取向，比如保护什么、反对什么。二来能看到社会的道德观念，以何为善、以何为恶，法律功能之一就是惩恶扬善。还有，能看到政权的特征乃至权力背后的哲学，比如权力是较有自信还是被焦虑所控制，或权力对人性的看法偏于正面还是负面……这些都会影响法律的面貌，令它宽严相差、刚柔有别。

太平天国官方文件中，未见颁有正式法典，仅有带法律性质的《天条书》和军规一类东西。正式法典究竟有没有，至今存疑。似乎有，张德坚从接受调查的太平军对象那里，听到过“太平刑律”的名称，不过直到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完整的太平天国律书。《贼情汇纂》从大量文书告示中辑录了六十二条，是目前所知太平天国法律条文最全的汇总。这是截至1855年亦即《贼情汇纂》付梓时的条文，法律内容总是会随时变更以适应现实变化，比如广西时期太平天国条例就比较简单，后则“所增禁令日繁”；因此，《贼情汇纂》所辑也只是一个参考，我们姑以此为凭，就太平天国法律情形作一点有限的考察。

先说酷刑。太平天国有些令人色变的野蛮刑罚，如点天灯和五马分尸，是明确载于其文书告示的：

凡我们兄弟如有被妖魔迷懞反草通妖，自有天父下凡指出，即治以点天灯和五马分尸之罪。

故张德坚说：“贼目残忍，专事威 。”不过，仅此不能对我们的认识有何帮助。使用酷刑，绝非太平天国特色。它的敌方清朝，同样有酷刑。让我们从“小说家言”说起，莫言《檀香刑》的主人公，是一位大清刽子手，擅长“檀香刑”。所谓“檀香刑”，就是凌迟。莫言对“檀香刑”极尽渲染，自不免虚构成份，但凌迟重典明载于清律，却是事实。它一直到清朝尾声，于光绪三十一年经沈家本等人奏请，方告废除。《清史稿·刑法二》：

三十一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请删除重法数端，略称：“见行律例款目极繁，而最重之法，亟应先议删除者，约有三事：一曰凌迟、枭首、戮尸……”

凌迟作为顶级酷刑残忍之极，在它面前，其他酷刑都未免相形见绌。所以我们谈论太平天国酷刑，如果是为证其格外残忍，这个目的恐怕达不到。酷刑的可谈与宜谈，其实在别处，比如说文化含义。人类所有造物，不论美丑，都有文化的意义，就连酷刑这样丑陋的东西，说起来也应划在“文化”范围内。比如中国正统王朝对酷刑之设，是有讲究的，并非怎么野蛮怎么来，怎么狰狞怎么来，而须“传承有序”、“其来有自”，像做文章那样得有出典。史上没有的，不好随便乱创；史上曾有但前朝已废的，也不宜贸然恢复。总之应该循例而设。清朝用凌迟之法，便即如此：

凌迟之刑，唐以前无此名目。《辽史刑法志》始列入正刑之内。宋自熙宁以后，渐亦沿用。元、明至今，相仍未改。原来，凌迟是契丹始创，宋朝自神宗熙宁年间仿之，而元、明二代沿用。有了这番传承关系，它似乎便正当起来，可以堂而皇之地采用。反观太平天国，耐人寻味的恰也在于，它的酷刑如点天灯、五马分尸、铜锣炙背、火链缠腿、锥刺谷道等，皆非“相仍未改”而来。其中个别的如五马分尸，史上虽有，古名“刑”——商鞅死于“车裂”即此刑——但久已废除。那么，为何偏偏太平天国于酷刑不走“传承有序”路线？这倒正是历史可以品味处。加以体会，我以为或含几点：其一，能力所限，“技艺”达不到。比如凌迟，几被传为绝活，神乎其技，“明杀宦官刘瑾，凌迟三日始死，据云例该三千三百五十刀”，甚是离奇，不知真假，但技术上有相当难度是一定的，太平天国恐怕暂不具备这么高级的专家刽子手。其二，察诸太平天国酷刑，一个共同特点是全都简便易行，人人可为、弗学而能，包括行刑器具亦属俯拾即是一类，还不必挑地点场所，随时随地上手，除了没有技术门槛，不能不说这很适合太平军多数时间处于流动和野战状态的需要。其三，太平天国酷刑，多数带“野刑”味道，不重仪式，比较随兴，宣泄意味浓，与街边田头撒野没啥差别，自“正统王朝”角度会觉得缺乏“明正典刑”的严肃性，但在太平天国，也许反而合它心态；它是一场“革命”，“革命”自不肯循规蹈矩，不痛快淋漓又如何尽显“革命”烈焰熊熊之势？

由此，也谈谈对太平天国酷刑的各种记载的考辨。

除点天灯和五马分尸这两种外，诸记所载的酷刑，在《贼情汇纂》所辑六十二条里都找不到。《贼情汇纂》一书，不出于作者个人之述，全部辑钞自太平天国正式文书和告示，故相当可信。而诸记所载全属见闻，有些来自作者自称的目见，有些却只得诸耳闻。这就带来一个真实性问题。在过去，颇有论者置之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污蔑”，予以了断。这种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然而，同时也就面临另一个不能排除的困难，亦即我们所用到的太平天国史料，多半都属于此类“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撰述，如果“污蔑”的假设在逻辑上成立，就应将它们整体弃用，而没有办法把其中一部分视为“污蔑”、对其余部分却视为可信材料加以采用。因此，借口“污蔑”而搁置诸多太平天国酷刑记载的做法，本身经不住推敲。作为形态有些特殊的政权，“载于明文”未必是甄别太平天国史迹真赝的依据。从至今未见一部成文法典论，刑罚在太平天国，极可能始终就并不采取严谨、正式的法律体系的面貌，反而有很大的随意性、随机性。这里有个例子，沈梓《避寇日记》记述曾见太平军张贴告示于一寺庙，“系南京伪天皇（王）规条，有十诫、十嘱、十除、十斩四十条”，“诫者，诫人犯教中之禁也。嘱者，劝人从其教也。除者，除去恶习，如乌烟、花酒、释道之类。斩者，斩违教者也。 ”这“天王四十条”，别书未见，人不能鉴其真假。直到1950年，江苏金坛县拆除旧墙时发现一份写于黄绫之上的太平军 《邴天福令》，中有“读四十天法，圣心教导精详”之语，适与沈梓“天王四十条”相佐，乃知其虽无考于太平天国官书，但《避寇日记》所述确非虚罔。类乎“天王四十条”那样确实存在而不见载于正式文献的情形，提醒我们太平天国治刑可能有任意、灵活的特点。它的条规可视乎需要随时添改，乃至于握一定权力者可以 “因地制宜”、“便宜行事”、自颁章则。张德坚从缴获材料见到“伪燕王秦日纲所出告示，亦载应斩罪多款”似即为秦日纲法外置法，在所辖范围自搞一套，另张新规。做文章讲“文”“野”之分，其实人类做所有事，都存在“文”“野”之别，刑 也不例外。历来在国法之外，不能尽绝暗中的私刑，比如宗族内部或秘密会社一类死角，私设公堂都司空见惯，所行私刑往往别出心裁、五花八门，以“野”见长。拜上帝会原本就带有浓厚的秘密会社色彩，兼之建都天京后并无向常规国家形态转型的鲜明意识，法度偏“野”少“文”是可想见的，其间若有不见诸史的“野刑”即兴之作，岂足为奇？

李秀成述天京末期：

自九帅兵近城边时，天王即早降严诏，合城不敢违逆，不遵天王旨命，私开敌人之文、通奸引诱，有人报信者，官封王位，之知情不报，与奸同罪，命王次兄拿获，椿砂、剥皮法治。

“椿砂”、“剥皮”这两种酷刑，均未见于张德坚所辑六十二种，此处却经李秀成亲笔述记。同治三年六月，上海《新报》在报道中对两刑曾予描述：

剥皮惨刑古有之，但“椿砂”或“椿臼”则似为太平天国“发明”。《能静居日记》记有一实例，同治三年二月，天京有图谋投诚的头目许连芳，失败后死于该刑：“闻许已监押，后闻于十六日用石臼碓舂死。”借酷刑让人在死亡之外对肉体痛苦极度恐惧，这个效果可以说很好地达到了，以致李秀成冒险对天王表达异见时说：“尔将一刀杀我，免我日后受刑……”足见对“受刑”的恐惧，远过于处死。用刑过酷的另一证据，是洪仁玕《资政新篇》郑重建议“善待”人犯。他劝洪秀全“恩威并济”，希望他“刑外化之以德，而省于刑”。设若施刑之毒未至惨不忍睹，干王实不必作为一个重大关切在此诚恳提出。

酷刑种类方面，似对火刑情有独钟。上述剥皮之刑，实为火刑一种。点天灯亦为火刑：

用棉絮卷人而绷之浸以油，置巨木倒缚于其上，燃以火名点天灯。

谢介鹤所述几种，俱以用火为主：

越日有出城逃逸者，为贼所获，即前剪发人（太平天国蓄发，剪发意味着投敌），则怒以火烙火锥之，问通妖否……或将手足反接，背置铜锣，用火?之，呼惨之声，不忍入耳。或将衣服脱尽用铁链烧红向胫一盘，但闻油渍铁声，肉皆糜烂，痛叫一声，大半昏绝。或用火箸烧红，刺入股内……

张汝南同样记有 “跪火链”、“烁铁熨背”、“灼锥刺臂股”，以及另一种鞭刑后的火刑：

竹?鞭背，上鹰架，绳缚手足将指而悬之，纸燃烧油滴鞭破处。

太平刑罚之严刻，溯其由来，当是服膺法家思想所致。我们曾介绍了商鞅的“怯民使以刑，必勇”，“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的重典治国路线。然而，商鞅重典治国仍注意刀刃之上的力度，求其轻重有别，真正收威慑作用。太平天国却有些不分轻重缓急，一味从重。虽然酷刑之外，太平天国刑罚也有常规或习见的一面，如斩首、枷号、杖责诸样式，且应说此系主流，酷刑只施诸某些特别严重的罪行和特别危险的罪犯。但终究来说，太平天国对于治罪，总难抑其打破常规、不循常理的任性，所以即便习见的样式，运用上也惊人地表现出轻重失宜、无所顾忌的特色。比如斩首，作为死刑在古代确属普通，然而太平天国用法却极夸张。张德坚注意到，“毛细之过，笞且不足，贼辄律以斩首。 ”亦即通常来讲的轻罪，太平天国往往以问斩伺候。《贼情汇纂》所列六十二条刑律，处以“斩首不留”的居然多达四十二条，庶几无罪不斩。且举数例：“各衙各馆兄弟”如果发生“口角”和“斗架”，将“不问曲直，概斩不留”，亦即只要发生这种事，并不区分谁对谁错，全部斩首；所有兄弟，必须严格呆在本馆，不得“私自过馆”即私自造访别馆，或在彼处“留宿”，“违者斩”；必须熟背“赞美天条”，如“超三个礼拜不能熟记”，“斩首不留”；遇各王及丞相级别官员轿出，必须回避，如果冲撞，“斩首不留”此条应是对丞相以下各官而言；“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斩首不留”；在“朝会敬天父”的场合，如有人喧哗，“斩首不留”；“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因两情相悦而“和奸”，“男女皆斩”；私藏金银和剃刀，就视为“变妖”，“定斩不留”；不准剪发、剃胡须和刮脸，这属于“不脱妖气”，“斩首不留”；吸鸦片必斩，“吸黄烟”的普通烟民，初犯打一百枷一个礼拜，再犯打一千枷三个礼拜，第三次“斩首不留”；“凡传令讲道理”亦即革命宣传活动，“有无故不到者”，枷七个礼拜打一千，“再犯斩首不留”；军中不能搞文艺创作，凡有“编造歌谣及以凡情歪例编成诗文，迷 兄弟者”，“斩首不留”；如果对挖筑工事等军中事务 “口出怨言”，“斩首不留”；胆敢“辱骂官长者”，“斩首不留”；“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妖书”必须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文娱活动“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戏者，全行斩首”；“凡朝内军中如有兄弟赌博者，斩首”……

以上情形，通常多罪不至死，甚或连处分也够不上，仅予批评教育即可，太平天国则一律视作“活罪难容”。这不特有违常情，考虑到太平天国的信仰，更是大拂基督戒杀之训。《资政新篇》劝说洪秀全慎刑的理由之一，就是基督的教义，“以少符勿杀之圣诫焉”。但遭断然拒绝：“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天法杀人”，就不算“妄杀”。又说：“爷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味其语意，认为“天妖斗争”尖锐残酷、你死我活，容不得温良恭俭让。总之洪秀全思想里暴力因子突出，认为必须杀杀杀，方能杀出一个新天地。

人的心灵和意念，非凭空而至。“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之言行，貌似发乎己身，实则是社会现实、历史文化预先书写的结果。说到嗜杀，中国有此传统无疑，每逢王朝崩解，很少不伴随杀戮甚惨时光。东汉末年、西晋八王之乱后的北方，以及明代尾声等，都曾有杀人如麻的嗜血狂魔。此即为何鲁迅笔下“狂人”，将史书翻来覆去最后只读到“吃人”二字。中国书籍，正史也好演义也罢，里面杀气都很重。洪秀全眼中历史更迭、正邪冲突，离不开砍砍杀杀，显有历史的阴影。之前我们分析，他梦里大战妖魔，“三十三天逐层战下”，活脱脱是《西游记》天兵天将捉拿妖猴之翻版，说明历史文化对他脑子里“成像系统”的作用。进而具体验视太平天国刑罚，像“跪火链”、“烁铁熨背”、“灼锥刺臂股”之类酷刑，严格来讲亦非新发明，在民间因果报应幻说以及所想象的“十八层地狱”景状里，早有类似的描画，太平天国无非是将幻说搬入现实而已。然而事皆有两面。中国历史文化固随处可见毒虐笔触，可是要求克制暴力的思想和声音并不弱。不单儒家要求仁爱治天下，道家也强调“贵生”。故而即便“虎狼之秦”犹有吕不韦一派，主张“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害于生则止”，劝诫君主奉“贵生之术”。北宋时，苏轼曾总结到他那个时候为止的中国历史，说：“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秦、晋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杀不已，故或合而复分，或遂以亡国焉。”这样的道理，在中国也源远流长、代有传人，并不输于对暴力的崇尚，所以中国史能够涌现贤明如汉光武帝、宋仁宗的人主，而不只有石虎、张献忠之类暴虐强人。可见历史文化善恶并现，何去何从，仍视乎自我选择。

洪秀全对于历史不认为应以善制恶，而信以暴抗暴，或许还可推求于个人原因，即精神专家所断言的其人格与心理带有病态倾向，使他更难以积极的目光面对世界、借鉴历史。自他著作来看，他对中国历史几近一笔否定，尚未否定者，仅限于不可鉴知的上古——“坏自少昊时”，少昊以下一团漆黑。这意味着中国历史良善之一面，他都拒不承认了。由此带来一个教训，一味反历史，往往失去择善相从的明智，从而受到毁坏的欲望的掌控。不能不说，太平天国对罪与罚的观念，打上了洪秀全个人心态的烙印。太平刑罚拒不参酌、依循通行的法理和视点，尺度任意，从心所欲，跟洪秀全排拒历史的言谈是相一致的。

人类立法，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对犯罪问题加以总结和摸索，提取理性认识，而形成有其规律与沿革的体系。国有兴亡，代有移换，法理精神与认识却体现出恒通性，不随江山易代而弃废。以清朝为例，它作为异族入主中原，在敲订《大清律》时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刑之有律，犹物之有规矩准绳也。今法司所遵及故明律令，科条繁简，情法轻重，当稽往宪，合时宜，斟酌损益，刊定成书。

以明朝旧法为基础，结合自身需要，有依有违，有增有损，完成《大清律》撰修。虽然清之于明本是敌国，但考虑法制时却未因此刻意相拗。此盖因法律作为历史结晶，非某朝之私货，是代代延传增损而来。清律所继承的貌似为明律，实际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法制的通识。何止明清之间，我们看今天世界各个国家，虽然意识形态或至相左，但考其法律制度，对罪与罚的认知及绳衡，共性都大于差异性。总之，法律制度愈是接近于“放之四海而皆准”，愈表明其理性意味较强，较能涵盖和反映一般人性尺度；凡是过于别出心裁或另类的情形，不可避免都对法的正确性和正当性有所斫损。

太平天国法制偏于后者，“破”字当头，不肯准古酌今。我们不仅要知其如此，更须探它所以如此的原因。

一来，太平天国有一种情怀，自命为开天辟地，以为将要创造人间前所未有的崭新国度，因而对旧律陈规不屑理会。二来，它不把立法的基点，置于犯罪现象与社会之间利害关系的理性、精细评估，而是先入为主，将拜上帝教教义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很多从社会危害性看通常是轻微罪衍以至非罪的现象，从教义的角度都变为重罪，致其设刑不可理喻。三来，是实用主义倾向过于严重。我们说法律不妨服务于政治现实，但不可为政治捐弃理性观照下的公平正义尺度，太平天国为求政治功用则不惜乱立名目、夸大性质，视法律如政治奴妾，致使法律自身无尊严可言。四来，对法的认识存在根本错误，缺乏辩证观念，一味寡恩、不知市恩。凡属良法都应宽严相济、有张有弛，借此分寸真正收其绳墨社会之效。太平刑律却惟知凶暴、务求刚猛，这种认识不特极为表皮，且根本处在误区。

以上四者，令刑罚在太平天国成为一件乖序失常、怪状奇形之事。典型的如夫妻之间幽会“男女皆斩”，此等罪名与处置，仅出于禁欲戒令和捍卫男女分营制度，罔顾天伦，根本到了逆天的地步。余如口角、打架当斩，劳累有怨言当斩，未能熟记 “赞美天条”当斩，作诗、吟曲、演戏都要斩首……环顾人间，古往今来，法度从未至于如此之滥。有些条文，本意虽好，如禁止劫毁民财民物等，然而概以问斩对待，亦殊为无理。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动辄置之死地，似乎会使治国治军变得容易，但公正全失，归根到底必“得”不偿“失”。法律一旦不讲“理”，无异于自为废纸。失当之法，绝不可能抑制犯罪，只会增加犯罪。太平天国后期，公开无视、逾越律例的行为，从吸烟、饮酒到侵掠民财、“强带外小”，形形色色， 拾即是。表面看是法纪弛涣所致，往深处追究，不得不说那些异于常情、悖乎常理的约束，人们从内心就无法报以敬畏信服。

在此顺而谈谈太平天国与两性有关的问题。

太平军视男女为大防，迄至杨秀清颁 “给配令”，禁家室、禁婚姻、禁私情；设男馆、女馆，男女分营，这种制度似乎直到“给配令”后，仍维持不变。由此造成形形色色犯罪，涉性罪名也因而在刑罚中占有一突出位置。然而两性问题除了造成犯罪，还带来很多复杂的现象或奇特景观，是太平天国时期非常值得关注的侧面。

比如太平军中“娘子军”的存在，颇有人目作“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妇女解放之类的表征，至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男女平等是它的革命政纲之一”、“是妇女解放思想的第一个实行者，这样广大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世界历史上不曾有过，真是人类最光荣最先进的运动”。 美誉之丕扬，措辞之热烈，令人咋舌。

其实，太平军并非清一色男性，乃关乎两点。一是“举家团营”政策所致。金田起义动员投营者阖家加入，既基于规避官府迫害，次者也是出于聚拢财力物力和根除家庭羁绊，令会众舍“小家”就“大家”，正如李秀成所说：“将里内之粮谷衣食等，逢村即取，民家将粮谷盘入深山，亦被拿去……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具（俱）要放火烧之”，这是太平军形成拖家带口局面并衍生“娘子军”的真实原因。二则离不开客家风俗这一背景。两广客家，女不缠足甚至光脚，日后江南士民见了彼等每呼“大脚蛮婆”。她们吃苦耐劳，登山涉水、负重挑担、力耕采薪，无不能为、无不能至，数百年来旧俗如此，并非太平军加以“解放”的结果。相反倒应该说，“举家团营”策略成立，系以客家女人独特风貌为前提。设若太平起义不举于两广，而换作中原江南地带，以妇女普遍缠足、三寸金莲移步维艰的景状，即欲“举家团营”，在流徙千里的前途考验面前，也必然难克其成。

故而太平军之有女流，自起因来说，与“妇女解放”八竿子打不着。至于“男女平等”，尤不知从何谈起。那些引吭讴歌的学者，莫非没有读过洪秀全的数百首诗篇？里面歧视女性、男尊女卑的言辞，比比皆是。姑拈数例：

尔为夫主心极真，永配夫主在天庭。尔为夫主心极假，贱莫怨爷莫怨姐。

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大福薄福自家求，各人放醒落力修。

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摘不胜摘，引不胜引。

又以所谓“一夫一妻制”，指证“男女平等”。诚然，这种条文可以找见，例如：“一夫一妻，理所宜然。”但引用者往往藏头露尾，孤立地摘出一句，同时对太平天国基本婚配制度避而不谈。婚姻在太平天国断非为“男女平等”而设，实际上它反而是严苛等级关系的产物与体现，妻房数量与爵秩品级挂钩，地位越高，可拥有妻妾配额则愈多，往下递减，及至下层卒众，则减为一夫一妻。众所周知，天王陛下“娘娘”无数。又一证据是1862年左右洪秀全曾颁《多妻诏》，正式公布可依官阶大小享受的妻子数额：

今后均须依照朕谕，妻数应依官阶大小而多少不等。朕诏婚配情况如下：朕长、次兄以及干王、翼王、英王、忠王、赞王、侍王、辅王、章王、豫王，不足六妻者，自行择配，共迎朕之寿辰，届时，望各官员补足其数。

白纸黑字。面对此诏，凡噪呼太平天国行“一夫一妻制”者能不赧颜？诏中还特别补充说：“此诏前已逾所允之数者，朕宽容之。”说明高级干部早就私自过上一夫多妻生活，此诏不过是追认而已。

所谓“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神话，应该散作烟云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妇女“地位”提高。此又如何呢？

论及此点，曲意回护者也很眉飞色舞——理由是太平天国有女官和女官制度。自古，出来做“公家人”、吃“公家饭”、封官晋爵的，没有女流之辈。偶尔出现一个例外，比如大周皇帝武 御前，据说有个“代天子巡方”的女官谢瑶环，当年田汉如获至宝，拿她编了一幕大剧。类似这样的角色，在太平天国却非零星一二，而是成批成群。难道这不是妇女地位空前提高的标志么？

我们仍不急于结论，先把事情弄清。

里头要点有二，一是太平天国为何能有女官？二是太平天国拿她们来做什么？对于第一点，又得提到“大脚蛮婆”的特性。她们在故里及家中，原是顶天立地的模样，很能任事，客家男人亦不觉得让她们独当一面有何不可。这是先决条件。对第二点，太平天国用女官究竟是对她们刮目相看，还是有些事非她们不可？这就要按实详究。在记载中，太平天国女性几乎做过所有事，包括搬砖、砍柴、割麦等各种重体力活。只不过，这些职役近乎苦力，还不能视为妇女“地位”提高的证明。有辨析必要的，应是客家“老姊妹”中间被恩赏了“指挥”、“将军”等职的那群人。她们得职的原由，从史料看似非积军功所致，否则总会有一些女战士陷阵杀敌的突出故事流传，但我们几未见过这样的报道。所以，她们相对高的授职应是出于其他作用的任命。这里“其他作用”，划分一下，盖为三种：一、女营管理；二、女监工；三、女内侍。

男女不得私相授受，分馆而居，它的实施需要大量女营管理人员，且只能由女性充当。这是太平天国庞大“女干部”队伍的第一个由来。《金陵杂记》述之：

每馆定以二十五人，其中立馆长，亦谓之两司马。或十余馆，或数馆，有一贼妇督之，谓之女伪百长，即伪卒长。其上又有女伪军师（应为“军帅”之误）、女伪总制等贼婆，皆广西山洞泼悍大脚妇女为之。

女官名称有“司马”、“百长”或“卒长”、“军帅”、“总制”，与男营相同。

日常另一用得着“女干部”的地方，是监工。太平天国强迫所有女馆居民劳动，从挖沟、运输、伐薪、割麦到纺织等，所有这类场合，皆须人布置、督持、验看，单是女馆两司马显然不够，需要另外委员司事。且不言而喻，凡此辈，亦非得是女性。以织工为例，派设专员如下：

设女锦绣指挥二百四十员，职同指挥，女锦绣将军二百员，职同将军，女锦绣总制一百员，职同总制，女锦绣监军一百六十员，主督各妇女制刺金?冠服的工作。

最后一处大量需求女官的地方，当然是天王宫和诸王府。天王宫除洪氏父子自己，以外概为妇女，甚至护弁亦系裙钗。其所设女官，“宫禁城女检点自左一右二次至三十六，共三十六员。女指挥自左一右二次至七十二，共七十二员。女将军分炎、水、木、金、土正副，共四十员”。又有供奉各种杂务的女侍应，“设有统教、理文、理袍、理靴、理茶等女官，惟员数官阶都不详”。记载中说，天王宫“其凤门以内，皆系贼妇在内，以供洪逆役使”，乃至造屋起殿这种高强度工作，亦由女人承担：“贼妇中并有能造房屋者，去冬洪逆住处失火，烧去楼房数间，传闻旋经贼令木匠将房架造成送入，贼妇即在内盖成房屋。”不但天王宫纯用女官，诸王府亦然。韦昌辉北王府：“其中妇女亦不下数百人，门内除韦逆外，别无男人。”翼王府“其中妇女亦有数百，时常骑马出入”。秦日纲燕王府“选服侍妇女多人，类皆广西大脚者多”。诸王府女官设职比照天王宫，员额品级相应减降。例如：“天朝内掌门，东殿、西殿内贵使，都职同检点。东殿、西殿内掌门，南殿、北殿内贵使，都职同指挥。南殿、北殿内掌门，翼殿内贵使，都职同将军。翼殿内掌门，燕第内贵使，都职同总制。 ”

由这三种主要用途，终于生成了太平天国极具规模的女官群。《贼情汇纂》卷十一，列有太平天国各类女官的详细数目，其中“伪女卒长一千人”，与谢介鹤所述接近；而“伪女管长”亦即“两司马”之职为“四千人”；再加上其他各官，太平天国女官总数为“六千五百八十四人”。这是截止于1855年的记录。

综上可知，太平天国大量使用女官且形成制度，殊非有意提高妇女“地位”，实出乎不得己。倘若不搞“女性干部队伍建设”，“男有男行，女有女行”就没法实施。好在机缘凑巧，客家女人不裹脚、能任事的特质，刚好很堪驱驰。

话题未完，还要继续深挖——大量需要女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秘密。我们已经知道，天王宫中以及权贵府邸，乃女官充职之一大去处。有些野史涉笔及此，故弄玄虚，导人淫邪之思。然而，天京深宫高墙之内性别比例的巨大悬殊，与所谓欲壑难填基本无关。实际上，它关乎一个难言之隐。

那就是：对宦官苦不能致。

汪堃《盾鼻随闻录》，两次出现太平军阉不得法记录。卷五提到杨秀清曾“阉割幼童，十难活一”，复于卷八又说：“贼取十三四岁幼童六千余人，尽行阉割，连肾囊剜去，得活者仅五百余人。”如果私家笔记不足凭信，那么再看《贼情汇纂》的记载：

癸丑八月杨逆下令选各馆所掳幼孩十二岁以下、六岁以上者二百余人阉割之，欲充伪宦官，因不如法，无一生者。杨逆知不可为，又诡称天父下凡指示，再迟三年举行，以掩群下耳目。

有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即1853年，南京太平军入城半年后。有年龄范围，即十二岁以下、六岁以上未成年男童。还有被用于阉割试验的具体人数：二百余人。以此验诸《盾鼻随闻录》，知其确有讹失之处——将试阉对象说成六千人，过于夸大；又说存活者十能有一，岂非犹有成功之例？至《贼情汇纂》明指“无一生者”，始与理相合。我们多次讲过，《贼情汇纂》是应曾国藩之命结撰的调研报告，注重情报价值，没有必要捏造事实，所涉内容悉有文书、采访为凭，故敢称“事务求实，不尚粉饰”。 此书既将试造太监未果之事写入，就可以断定并非谣传。

事情的可信度，亦能于反方向求证。天王及以下各王，对于有宦官在宫府供役的需求，极为强烈。癸丑年1853正月二十八日，由武昌兵发南京途中，洪秀全发下诏旨，专申宫禁之严：

咨尔臣工，当别男女，男理外事，内非所宜闻；女理内事，外非所宜闻。朕故特诏，继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内，内言永不准出。今凡后宫，臣下宜谨慎，总称娘娘。后宫姓名位次永不准臣称及谈及，臣下有称及谈及后宫姓各名位次者斩不赦也。后宫而（面）永不准臣下见，臣下宜低头垂眼，臣下有敢起眼窥看后宫面者斩不赦也。后宫声永不准臣下传，臣下女官有敢传后宫言语出外者斩不赦也。臣下话永不准传入，臣下话有敢传入者传递人斩不赦，某臣下斩不赦也。朕实情诏尔等：后宫为治化之原，宫城为风俗之本，朕非好为严别，诚体天父天兄圣旨，斩邪留正，有偶不如此，亦断断不得也。自今朕既诏明，不独眼前臣下宜遵，天朝天国万万年，子子孙孙暨所有臣下俱宜遵循今日朕语也。内宫与外臣，一般的敬避之规虽属必要，但如此忮刻，以至于言及姓名位次即死、瞄一眼即死之类，真可谓匪夷所思。我们以清宫为例。清宫有“垂帘仪”：“凡召见、引见，仍升座训政，设纱屏以障焉。”即，外臣可以抬头、与后妃照面，二者间纱屏相隔，以增朦胧。对比之下，洪氏忌褊之心未免世所罕见。

透过这道诏旨，足可想见思求宦官之渴，也足可想见使能握得阉割之术，将何等欢欣鼓舞。问题又回到了一个相似之点，前面讲到凌迟不见诸太平极刑与人才和技术有关；此刻，拿二百余名男童做实验竟“无一生者”，正好两相辉映。明末，沈德符从南方赴京，一过河间、任邱以北，时于“败垣”之中得见自腐之辈，他心惊肉跳写道：“聚此数万残形之人于辇毂之侧，他日将有隐忧。”可知首善之区周边，连民间都已掌握了阉割之法。只是“帝都”几百年独特历史的氤氲造化，别处不能望其项背。杨秀清试阉全败，证明至少在十九世纪中期，从两广到长江流域这一带，阉割术仍是没有破解的秘密。

中国正史都有“志”的板块，其中一项内容曰“职官”，而“职官”必讲到宦官。 《清史稿》里，这个部分称“内务府”，列于卷一百十八志九十三职官五。假设今人援古例为太平天国修史，则相应部分的组成人员，便是天王宫及各王府里那些女流之辈。她们除开“内掌门”、“内贵使”等官衔与历代有别，功能及角色可以说一模一样、不分轩轾。易言之，她们无非就是清朝内廷的敬事房、御膳房、掌礼司、尚衣监以及总管、副总管之类，抑或明代“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以及提督、掌印、秉笔太监之类。惟一不同，是明清此类机构人员由阉后男宦充任，太平天国因不能阉腐，不得已由女人充任。

注释：

（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二刑考一，页4838。

（2）同上，页 4837。

（3）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页 227。

（4）同上。

（5）同上，页 229。

（6）同上，页 227。

（7）《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三，志一百十八，页4199。

（8）同上。

（9）《中国历史大辞典》“凌迟”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页 2502。

（10）沈梓《避寇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八）》，页 57。

（11）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上海出版公司，1952。

（12）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页227。

（13）《李秀成亲供手迹》，排印文，页 41。

（14）转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页1181。

（15）赵烈文《能静居日记》，页 739。

（16）《李秀成亲供手迹》，排印文，页 37。

（17）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页 537-539。

（18）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页716。

（19）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同上书，页662。

（20）张汝南 《金陵省难纪略》，同上书，页716。

（21）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页227。

（22）同上，页 228-232。

（23）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页 538。

（24）同上。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页 538。

（25）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18。

（26）《吕氏春秋集释》， 中华书局，2013，页38。

（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中华书局，2012，页 5。

（28）《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二，志一百十七，页4182。

（29）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51，页186。

（30）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三联书店，1955，页 318。

（31）同上，页 340。

（32）《李秀成亲供手迹》，岳麓书社，2014，排印文，页01-02。

（33）《天父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页 436。

（34）同上。

（35）同上，页 438。

（36）《国宗提督军务韦石革除污俗禁娼妓鸦片黄烟诲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90。

（37）《多妻诏》，《洪秀全集》，页 206。

（38）同上。

（39）涤浮道人《金陵杂记附续记》，同上书，页622。

（40）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卷二十八，页1024-1025。

（41）同上，页 1024。

（42）同上，页 1025。

（43）涤浮道人《金陵杂记附续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页627。

（44）同上，页 628-629。

（45）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卷二十八，页1024。

（46）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页309。

（47）汪堃《盾鼻随闻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页 398。

（48）同上，页 424。

（49）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页326。

（50）张德坚《贼情汇纂》凡例，同上书，页34。

（51）《天命诏旨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页 69。

（52）《清史稿》卷八十八，志六十三，页2619-2620。

（5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六，中华书局，1997，页 178-179。

（54）《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中华书局，2013，页 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