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已婚独生子女养老支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苏、安徽、四川为例

徐 俊

(安徽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一、问题与综述

为了减缓快速增长的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和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这一政策产生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长期的城乡分治导致的二元经济社会格局使得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力不从心[1]，政策催生的一个孩子事实对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造成了极大的风险和压力，并引发了许多社会现实问题[2]，学术界也曾发出家庭养老“独生子女靠得住吗？”的疑问[3]。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我国50～65岁的农村独生子女母亲数量为460万人[4]，当前，农村近千万独生子女父母已经或即将步入老年行列。如果说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存在着非经济养老风险，那么，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将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和非经济养老风险。面对“未富先老”和快速老龄化的现实国情，家庭养老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农民养老的主要方式。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不会因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而自行消解，它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来，因此，以社会调查方法探究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问题，具有重要的前瞻价值和现实意义。

由于国外没有类似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除独生子女本身的教育、心理等方面研究外，国外缺乏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研究成果，即便是国内，学术界直接针对此类问题的调查研究也不多见。当前，围绕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定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而农村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5]。任银睦等对青岛市郊区181名农村青年独生子女的调查发现，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绝大部分对子女尚无经济上的依赖，已婚子女提供的资助金额相对偏少[6]。周德禄等统计的中老年问卷调查表明，农村50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资源供给方面存在明显弱势[7-9]。Kiira Gustafson等通过统计江苏镇江800名独生子女父母和两子女父母家庭数据，比较分析了中国农村处于生育年龄的独生子女父母和非独生子女父母对未来老年生活的关注、期望和准备上的差异[10]。此外，风笑天等利用调查问卷统计分析了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居住方式、养老意愿等方面的内容[11-15]。上述研究中，除任睦银等的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针对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展开问卷调查研究，显然，直接针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所获取的信息具有天然的可信和方便，但是，传统家庭养老本质上是在家养老和子女养老的结合[16]，子女是农村家庭养老的主要承担者。作为家庭养老资源的重要提供者，相比针对父母的问卷调查，子女所述的养老支持信息或许更加理性和接近事实①，同时，考虑子女婚姻对于父母家庭生活的重要影响[17]，笔者拟从已婚子女的视角，利用江苏、安徽、四川三地的入户问卷调查资料，探讨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支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以期拓展相关研究思路，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及其操作化

有学者指出，独生子女是指那些“由父母终身所生育的唯一的孩子”[18]，换言之，独生子女的本质特征是终身没有兄弟姐妹。在具体调查中，人们也将收养的唯一孩子当成独生子女看待，因为这些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类似的养老困境，笔者认同这一做法。养老支持实际上直观地体现了养老的基本要义，即养老主体使用相关养老资源为老人晚年生活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现有研究对养老支持的理解包含了经济供给、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内容。为了考察研究对象的家庭养老支持现状，笔者从子女角度出发，将养老支持具体化为子女对父母日常生活支持的9个问题变量指标(X1～X9表示)：①子女是否经常帮你们干家务，②子女是否经常帮你们种田种地，③子女是否经常给你们生活费，④子女是否经常给你们零用钱，⑤子女是否经常给你们买东西，⑥子女是否经常照料你们的日常生活起居，⑦你们生病时子女是否经常来照料，⑧子女是否经常回来看望你们，⑨子女是否经常打电话问候你们。问题选项皆为5类，即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和总是，这些问题大体涵盖了养老内容所包括的基本方面。

(二)数据来源

调查对象为“父母至少有一方健在且已婚的农民子女”，包括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两类人群。考虑到可行性和代表性，调查采用分层和立意相结合的抽样方法。首先根据农村独生子女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别，选取江苏、安徽、四川作为调查省份，兼顾子女性别、身份和地市分布，组织抽样所在县乡的高校学生利用2011年寒假返乡机会，使用入户结构访问法收集问卷数据，其中，江苏地区选取了金湖县、高淳区，由笔者全程组织在校大学生入户调查。安徽、四川两地委托高校教师组织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返乡入户调查。合计发放350份问卷(其中江苏185份，四川100份，安徽65份)，收回有效问卷336份(其中江苏183份，四川93份，安徽60份)，有效回收率为96.0%，问卷质量可靠，符合抽样调查要求。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子女养老支持情况等方面。

(三)研究思路和变量设置

1.研究思路

笔者通过9个问题变量的交互分析，考察农村独生子女养老支持及其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的差别情况。鉴于各变量间的相互联系，拟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法，探讨由因子分析获得的若干因子变量的影响因素。多元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将因变量的变异进行分解：一部分为组间变异(组别因素的效应)，一部分为组内变异(随机误差)，然后对这两部分变异进行比较，看是否组间变异大于组内变异，即对组间方差协方差矩阵与组内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比较[19]49，从而得出研究结论。

2.因变量设置

由于本项调查不是一般的量表打分，因此考察子女对父母养老支持的影响因素不宜直接使用原始变量。在此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养老支持的9个问题变量进行信息浓缩。因子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被看成是主成分分析的推广和扩展，它是将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综合为少数几个因子，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19]217。统计显示，上述原始变量的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828.579(P<0.001)，KMO检验数值为0.628，基本符合因子分析条件。SPSS20.0软件系统基于原始变量的旋转成分矩阵形成了3个成分因子，被分别命名为劳务型支持(浓缩了变量①～②信息)、经济型支持(浓缩了变量③～⑤信息)和非经济型支持(浓缩了变量⑥～⑨信息)②。软件生成的成分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形成了如下线性模型，由此构成了本文多元方差分析的因变量。

劳务型支持=0.493X1+0.574X2-0.005X3-0.047X4-0.082X5+0.232X6+0.219X7-0.112X8-0.159X9

经济型支持 =-0.047X1-0.033X2+0.446X3+0.465X4+0.221X5+0.059X6-0.044X7-0.120X8+0.001X9

非经济型支持=-0.008X1-0.229X2-0.095X3-0.088X4+0.206X5+0.210X6+0.262X7+0.471X8+0.368X9

3.自变量设置

自变量主要包括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表1为自变量描述统计量，由表1可见，个人因素包括子女的性别、年龄、学历、身份(是否独生子女)、婚配类型、是否有孩子，家庭因素包括是否和父母同住、夫妻年纯收入、是否有耕地，社会因素包括所在地区。

表1 自变量描述统计量(n=336) 单位：%

三、结果与分析

(一)农村已婚独生子女对父母养老支持状况的描述分析

表2为农村已婚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养老支持频度分布比较，在涵盖子女养老支持的9个问题变量中，独生子女回答“总是”的比例都不是太高，只有后3个变量超过10%。回答“经常”比例较高的是后5个变量，均在40%以上，特别是后3个变量均超过半数。可以看出，独生子女在生病照顾、表示孝心(如买东西)和情感交流方面做得好一些，而在劳务和经济供给等方面相对弱一点，特别在种田种地的帮助上最少。调查结果数据虽然表现为子女在劳务供给和经济供给方面不太“给力”，只是在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方面有所体现，其实不然，由于调查对象的父母大多为中年和老年初期的农民，平均年龄55岁左右，身体状况良好，自理能力很强，因此仍有较强的劳动能力和经济能力，加上现代农业机械设备的辅助，父母不但可以应付自家的农活，而且大多数还在帮助子女耕种田地(父母帮忙耕种的占到64.2%)。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了解，虽然部分子女名义上和父母同住，但实际上他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附近县城或外地工作，很少有时间回来。即使在家，也要花去很多精力照顾自己的小家庭，所以子女对父母的日常生活支持情况总体上过得去。对子女日常生活支持频度和子女身份进行交互分析发现，除“生病时照料”“常回家看望”方面独生子女好于非独生子女之外，其他变量均不存在子女身份上的显著差别。由此可见，从总体上看，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对父母日常生活支持频度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别。

表2 农村已婚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养老支持频度分布比较(n=336)

(二)农村已婚独生子女养老支持影响因素的多元方差分析

表3为3个成分因子影响因素的多元方差分析，由表3可见，除性别、学历、是否和父母同住、夫妻年纯收入、是否有耕地以及所在地区外，年龄、身份、婚配类型和是否有孩子对上述3个成分因子没有统计学意义。换言之，年龄、子女身份、婚配类型等变量对父母养老支持并无显著影响作用，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前述交互分析的部分结果。从养老支持类型来看，学历、夫妻年纯收入以及地区是显著影响子女对父母经济型支持的因素，性别、是否有耕地和地区是显著影响子女对父母非经济型支持的因素，而是否和父母同住、夫妻年纯收入和是否有耕地是显著影响子女对父母劳务型支持的因素。

表3 3个成分因子影响因素的多元方差分析

a：R2=0.153(调整R2=0.108)；b：R2=0.193(调整R2=0.150)；c：R2= 0.168(调整R2=0.124)③

具体而言，在经济型支持维度，学历越高、夫妻年纯收入越高以及所在地区经济越好的子女对父母的经济型支持越多。按照劳动价值补偿理论，高学历者获取的经济待遇相对较高，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能力也会较强。夫妻年纯收入高、地区经济好往往会为父母在经济方面的支持提供有利条件。在非经济型支持维度，和儿子相比，女儿对父母的非经济型支持较多。女性在日常照护上的细心和耐心以及传统文化对女性持家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女儿比儿子给予父母更多的非经济型支持。和有耕地者相比，无耕地者对父母的非经济型支持较多,这可以理解为子女忙于种田种地，给予父母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相应减少。和安徽、四川相比，江苏子女对父母的非经济型支持较多,这可能与这三地父母的年龄差异有关，相比安徽、四川父母，江苏父母的平均年龄明显偏大。养老需求理论认为，随着父母年龄增加，其自理能力相应下降，获得子女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也会多一些。在劳务型支持维度，和父母分住者相比，和父母同住者对父母的劳务型支持较多。已有研究表明，子女的居住安排会显著影响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行为，同居安排下子女提供父母养老支持的可能性最大[20]，这是因为和分住者相比，父母子女同住极大地方便了子女对父母日常生活照顾特别是劳务方面的支持。和夫妻年纯收入较低者和较高者相比，中等收入者对父母的劳务型支持较多,这可以理解为，相比中等收入者，较低收入者忙于生计,而较高收入者忙于致富，他们均无暇为父母提供更多的劳务型支持。和无耕地者相比，有耕地者对父母的劳务型支持较多,因为有地的子女在耕种自己土地时，往往会顺势帮助父母耕种部分土地,并且，仍在耕种土地的子女往往和父母居住较近，甚至和父母分住不分灶，这为父母提供劳务型支持也带来了一定的便利。

四、结论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

通过对江苏、安徽、四川336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笔者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相比同龄的已婚非独生子女，农村已婚独生子女对父母的劳务支持和经济支持相对较少，而在生病照顾和精神慰藉方面相对较多，表明当前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劳动能力和经济能力较强，对子女的需求不大。第二，和农村同龄的已婚非独生子女相比，农村已婚独生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总体上并无显著差异。二者仅在“生病时照料”和“常回家看望”上存在显著差异，主要缘于独生子女和父母同住的比例更大一些。相比农村同龄的已婚非独生子女，农村已婚独生子女对父母的精神慰藉占有一定优势。第三，多元方差分析表明，学历、夫妻年纯收入和地区是显著影响子女对父母经济型支持的因素，性别、是否有耕地和地区是显著影响子女对父母非经济型支持的因素，而是否和父母同住、夫妻年纯收入和是否有耕地是显著影响子女对父母劳务型支持的因素。年龄、子女身份、婚配类型等变量对父母的养老支持没有显著影响作用。

(二)若干讨论

崔树义等认为，相比非独生子女父母，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面临更大的风险[7，21]。本文研究表明，农村已婚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并无实质性差别。本研究与已有研究的差异主要缘于研究对象的年龄差异(已有研究年龄偏大)，显示出本研究中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养老支持尚无现实的紧迫性。本研究和已有研究的差别还在于分析的视角不同：本研究侧重于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频度，着眼于家庭的微观层面；已有研究侧重于社会层面，倾向于宏观层面的主观判断。当然，农村两类子女对父母养老支持总体上没有显著差异，并不意味着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不存在任何风险。随着独生子女父母步入老龄甚至高龄，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丧失，对子女养老的依赖将会越来越大。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农村独生子女已经突破父辈原有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频繁地往返于乡城之间，甚至定居于县城或城市，他们通过自己的学历教育和专业技术获取更多的工资性收入，这虽然给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增添了收益，但也带来了独生子女父母空巢养老的风险问题。本文的统计表明，独生子女的田地由父母耕种的比例超过七成，说明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并未真正依靠子女养老，他们大多仍在自食其力，甚至在帮助子女照顾孙辈和料理田地。目前，农村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尚未大规模进入老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老体衰的父母面对繁重的农活和留守孙辈的抚育问题，他们将难以承受生活负担。

多元方差分析显示，子女身份、婚配类型对父母养老支持没有统计学意义，这似乎有违人们的常识。农村子女在对父母养老支持上没有显著的身份差异，一方面说明农村两类已婚子女身处同样的社区环境，并未因身份上的差异而表现出对父母养老支持的不同；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子女的有无对父母未来养老具有重要的门槛效应[22]，因为子女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除了表现于平时，还凸显于家庭发生事故、父母重病和灾难等非常时期[23]。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子女还是农村父母养老的重要资助者。农村父母或许并不太在意子女的多少，但是一旦唯一的孩子因意外而伤亡，对其晚年生活将是致命的打击，因此，加大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安全教育，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关于子女婚配类型的影响，风笑天曾指出，城市独生子女和不同身份的对象结合将直接影响其父母的居住方式[24]，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农村子女的婚配类型对父母养老支持并无显著影响，这究竟是城乡环境差异所致还是其他相关因素所致，需要进一步的大样本数据论证。

尽管农村已婚独生子女家庭在养老问题上还没有现实的压力，但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而言，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所依赖的人力、经济和道德等客观基础已被抽掉。无论是经济供给、生活照料还是精神慰藉，父母能从这个唯一子女身上得到的支持都将非常有限。特别是伴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将比非独生子女父母面临更加严重的家庭养老困境，因此，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应从物质、经济、身体和精神等多个方面作出准备，未雨绸缪，真正变“依赖养老”为“独立养老”。传统农村家庭养老要求独生子女必须积极面对和适应独自赡养父母的事实，为父母养老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特别是精神上的安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父母养育之恩[25]。对于为计划生育作出贡献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国家在推进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应尽力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差距，不断提高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保障力度，在经济上真正为农村独生子女父母解决后顾之忧。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分散性特点使得这一群体的养老问题容易被人们忽视，对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支持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

注释：

①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乡村熟人社会，中老年农民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在询问子女对于自己的养老问题时，往往顾及脸面而有意无意夸大子女对自己的支持力度。相比父母而言，子女作为改革开放后长大的一代，受传统乡村文化影响较小，在回答父母养老问题时可能更加务实，同时，考虑已婚子女更具有赡养父母的现实性，本文选取已婚子女作为问卷调查的对象。

②由初始变量“子女是否经常帮你们干家务”和“子女是否经常帮你们种田种地”浓缩而成的因子变量“劳务型支持”，对于农村独生子女给予父母的养老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农村中老年父母的主要经济收入来自于土地的农业收入，子女能够帮助父母干家务和种田种地，本质上是对父母养老的有力支持。

③协方差矩阵等同性的 Box 检验P值等于0.757，误差方差等同性的 Levene 检验P值依次为0.730、0.002、0.515，表明模型适用条件基本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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