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跋

黄文雀

摘 要：古人常为书法作题跋，但因为学问、性情等方面的差异，再加之以题跋作为一种散文性质的体裁，题跋的形式与内容大都不尽相同，它综合地反映为题跋者的文人素养。那么古人作题跋的动机都有哪些？他们是否存在各自的共同特征？本文试以王文治题跋为例，将其内容进行分类和对比，论述书法中题跋的类别与特色，以期实现对题跋的赏析与撰写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王文治；题跋；类别；特点

题跋在书法作品当中极为常见，其内容必须切合所题作品的形式或者内容。在观赏一幅附有题跋的书法作品时我们常常默认“题前跋后”的形式，即题签、题识在作品的引首，而跋尾则接于文后，存在分界，现如今则多以题跋共称之。文人常常为书迹和刻帖作题跋，可评其书风述其由来，盖因学问深浅或性情之厚薄，其跋文往往不能尽衷一是。一幅作品欣然于前，书家往往会有各自不同的思绪，直观上可评其形式技法之得失，还可读其内容领略文风，更有甚者联系文献深入考究其流传和价值。可感性，可理性，可文学性，可史论性，可长，可短。题跋归属于散文体，往往是对对象有所感触，带着感情由感而发，综合地反映为题跋者的文人素养。

王文治，字禹卿，号梦楼，著有《快雨堂题跋》、《梦楼诗集》，工书法，能得董其昌神髓，其鉴藏丰富，故而评识亦不少焉。清人李兆洛评其题跋曰“持论姽婳，不循常流，神理时出元章、山谷之外，读者当自得之”[1]，王文治的题跋多不赘述，所得常有独到之处，更有甚者理论价值高于米芾、黄庭坚等辈，或许夸赞过高了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梦楼题跋新颖、丰富的特点，读者与之神交深入体会，自然颇有收获。王文治在《虞恭公碑》中有跋曰“余尝跋宋拓《虞恭公碑》，以为书之为道，有骨有肉有血，石刻之妙者，能传骨肉，兼能传血。唯唐刻能之，然亦必拓手偶得之。虚岩山人一日出宋拓欧书三种见示，一《醴泉》、一《化度》、一此碑，皆世间希有之物，而妙能传血者唯《化度》与此本为然。覃溪跋中所谓墨气不十分浓湿，正此本能传血处。”[2]王文治对碑刻拓本的欣赏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认为石刻之妙除“能传骨肉”外“兼能传血”，翁方纲所认为的墨不十分浓湿，在他以为正是其“传血处”。其评价确有见地，给跋文增添了几分鉴赏色彩。

王梦楼鉴赏诸帖持“不倚考据，专贵眼照，古人如曰不然，请俟之五百年以后”[3]之论，与王澍等考据派的题跋大异其趣。在评《周孝侯碑》时认为“《周孝侯碑》若果係右军书，何以唐宋诸名家都不言及？余曾见数本，率粗犷不足观，因一笑置之，不復介意。顷来武昌，灵岩山人忽以此本见示，气息深古，点画精详，唐贤佳处，无不备具，而尤近虞永兴《夫子庙碑》、张伯高《郎官壁记》，岂右军真有此碑

耶？”[4]旧时见《周孝侯碑》数本，以为粗犷皆不足观，这次来到武昌得见此本，气息深古，点画精到，极具唐碑风格，认为不是右军真书，乃唐人之碑版，亦犹珍贵幸得一观。由此可见，王文治对自己的鉴赏能力是足够自信的，“如曰不然，请俟之五百年以后”的气魄在此跋当中轻易可见。虽事实证明《周孝侯碑》非王羲之所书，但相比于乾嘉时期考据学的严谨考辩似乎略显苍白，王澍是考据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虞恭公碑》中跋尾云：

史称太宗立突厥归款始征，还授雍州治中，而碑言‘又以公为东北道招慰大使，即系无功月支后，与史不合，疑史有误。太宗纪贞观十年六月壬申，以中书令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十一年六月甲寅薨，此云六月，正与史合，而旧史称年六十四，新史称年六十三，惜碑文断阙，无可考证。大段碑文所纪校史为备，而史既不详，碑又断阙，正不独年数多寡为参差无据也。

公父旧史作君悠，新史作君攸，两史亦不相合，惜碑亦缺失，无可考。[5]

王澍此段题跋将碑文和新旧《唐书》进行比对，对碑文的考证与解读提出了较为客观的看法，史论意识较强。而同为《虞恭公碑》作跋，上文提及王文治的“骨肉血”之说，则从直观的视觉角度去评碑，或许他以为前人之述备焉不复赘言，赏此碑之神采亦不失为有价值的看法。“贵眼照”与“倚考据”的两种跋文在一定程度上讲，其实并无太大矛盾，“贵眼照者”是建立在丰富的经验之上，其评判依据是相对客观的审美经验，精鉴赏者目光如炬自然会与考据不约而同。

王文治题跋除鉴赏类型之外还有较为感性的一面，跋文带有感情，对法书有所感触，有感而发乃作文记之！在题跋《定武兰亭》时有这么一段“昨于查映山学使处，见元吴炳藏本，旋又获见灵岩山人此本，隋珠赵璧，接踵而至，残年謭学，而翰墨良缘若此之奢，岂非一段奇事耶！顷向山人借临数日，觉书格颇有所进。正如佛光一照，无量众生，发菩提心，益叹此帖之神妙，不可思议也！”[6]叙述自己接二连三地与定武兰亭拓本结缘，甚以为奇。在借来此本之后，连续临摹几天感到书艺颇有进步如有神助。跋尾多为感叹的语调，抒发自己惊喜而又满足的精神状态。文人的情性在题跋之中轻易地显露，让人感到对书法的痴迷真有如此也！

题跋可考碑帖之源流。碑帖在经过历朝历代收藏家的递藏之后必定会增添不少印款和题跋，而这些关于递藏信息记录的题跋便是考据其由来与流传的重要线索。在王文治的《快雨堂题跋》中就有关于所见《化度寺碑》拓本由来的叙述“石本在宋时已亡。明初解大绅所跋者，仅二百四十余。其以为碑在南山寺邕禅师塔所及西安府学本，与此伯仲，皆未尝确有考据也。王元美藏有三本，一二百四十二字，一二百十九字，一四百四字。此本盖四百四字者。或云即府学本，或云翻刻。余于此三本，皆获见之，皆神采焕发，非寻常所见之欧书也。此本墨气过润，不及彼二本之工，而神气贯注处，则远过之，断非翻刻……旧为吴门缪氏所藏，今归汪梅塍民部，爰识其后。”[7]认为此本《化度寺碑》乃王元美所藏三本之一，并与所见其他两本进行对比，刻工虽不如前二本，却神气焕发。此本先前是吴门缪氏（缪日藻或缪日芑兄弟）收藏，现在被汪梅塍收藏，系统地描述了这一碑拓的流传与递藏，对考证《化度寺碑》拓本的源流有着极为可观的意义。

再者，题跋还会涉及到碑帖真伪考辩的问题，语言风格饱含考据和史论色彩，论断文辞客观公允是其理性的一面。王文治在跋《汝帖》后有一则“宋刻诸帖中，评者以《汝帖》为殿。然《绛》、《潭》诸刻，赝本至多，眩目特甚。《汝帖》以名轻，独无赝本。今一展玩，其神采迸露，远出世俗所传《绛》、《潭》诸刻之上，殆此真而彼赝也。此本为竹痴子所收，今归令兄灵岩尚书。灵岩与竹痴皆具精鉴，此帖洵得所归欤。”[8]刻帖在宋代时期极为盛行，然而自宋代以降出现了很多刻帖的翻刻甚至赝本，真伪混杂令人应接不暇。诸如以《阁帖》为底本的《绛帖》、《潭帖》这些较有名气的丛帖就存在很多赝本，而名气较小的《汝帖》却独无赝本，其神采也在《绛》、《潭》之上。这一客观的评价致使《汝帖》的名声大有起色，近代张伯英也比较认同此看法，认为“佳书正字不少，刻亦饶有古致，其遒厚迥非后人可及。王文治曰‘古今法帖以粗漫传神者，《汝帖》及《戏鸿堂》耳！此评大有见地，非深于书者不能作是语。”[9]刻帖的真伪辩历来是书法界引人注目的话题，真伪辩论在题跋中的出现也是不胜枚举，故而此类形式是题跋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文治的法书题跋远不止上述几例，公尝以不倚考据自谦，殊不知其书中多有精诣待读者得之。贵眼照、抒性情、考源流、辨真伪等是王梦楼题跋内容的重要构成，参照几类跋文，我们能够粗略地了解古人作题跋的几个动机，同时通过对题跋特点的把握，我们亦可向古人学习几分文人素养。假以时日，为文作跋未尝不可也！

[参考文献]

[1][清]李兆洛 《快雨堂题跋序》第1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2]《欧阳询虞恭公温彦博碑》第52页，王文治题跋书迹，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

[3][清]王文治 《快雨堂题跋.卷一》第8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4][清]王文治 《快雨堂题跋.卷三》第41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5]《欧阳询虞恭公温彦博碑》第38页，王澍题跋书迹，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

[6][清]王文治 《快雨堂題跋.卷一》第10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7][清]王文治 《快雨堂题跋.卷二》第26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8][清]王文治 《快雨堂题跋.卷一》第3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9]容庚《丛帖目》卷二《历代二.宋二.汝帖十二卷》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版。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