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林语堂与张大千巴黎画展

◆肖伊绯（成都）

1955年12月，“张大千书画展”在日本展出。当时，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勒（Georges Salles）出席画展，对张大千的书画艺术深感赞佩，观展后即决定邀请张大千赴巴黎举办画展。1956年5月31日至7月15日，张大千在巴黎举办了两个画展，一个是设在卢浮宫的张大千近作展，一个是在东方博物馆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展。

关于张大千巴黎画展，以及张大千在法国尼斯港的“加尼福里尼”别墅与毕加索会晤的诸多报道与相关研究论文，当时与如今都层出不穷，在此不赘。当年在巴黎出版的各种相关画册，如今虽然价格高昂，但毕竟也还能寻觅得到——半个多世纪之前在巴黎举办张大千画展的盛况，不难想象。

张大千

张大千巴黎画展介绍单之一页，有胡适中英文签名

然而，除却这些相关报道、研究论文和各种画册之外，笔者新近获见的一张张大千巴黎画展的英文介绍单，却颇为罕见，至今尚未见有过公开披露。虽然这张介绍单制作极其简单，仅三个页面印有英文介绍；但英文介绍的撰写者为胡适与林语堂——这两位早已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学者（两位皆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同为一次画展撰文，实不多见。试想，当年的张大千巴黎画展，由来自中国的两位“重量级”嘉宾联袂撰文介绍，当时最为优秀的中国绘画大师与文化大师相继“出场”，其国际文化交流的规格与品味之高，实在是空前绝后。然而，由于年代较为久远（已时过60年），且该介绍单应为参观者当场领取之物（介绍单上尚有胡适的中英文亲笔签名，应为参观者索签之后的私人珍藏），又并未附印于各类画册出版物之内，不易收藏，故后世知者甚少。因资料难得，笔者不揣陋简，将其原文译为中文，转录如下：

胡适的介绍

我的朋友张大千先生，生于1899年，他是中国四川省内江人。他是家中的第八个子女，自小在一个耕读之家中长大。他的母亲也是一个艺术家，从他幼年时代开始，即教授他花鸟、人物、山水的绘画技艺。他的两个兄弟也都是画家。

在他的少年时代，他离家远行，寻求“新式教育”。1916-1918年间，他初到上海，再赴日本京都，在那里学习了一些相当有用的技艺，诸如纺织设计与染色。但年轻人很快放弃了他的实用技艺，回到了上海，在那里向两位老师学习书法与绘画。这两位老师是李瑞清（1867—1920）与曾熙（1861—1930）。这些古典艺术家通过他们自己收藏的各类古代书画精品，向张大千展示了艺术世界的自由门径——特别是那些活跃在17世纪的中国画家，在明代灭亡前后的那部分中国画家，以隐士或和尚的生活方式，对抗外族的征服。

在张大千学习绘画的过程中，对其产生过显著影响的生活于17世纪的明代画家有三位，即八大山人、石涛与张风。最后这一位“张风”通常被称为“张大风”，这也正是张大千“大风堂”名号的来由。

中国新生画家中的徐悲鸿，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画家与艺术批评家，他将张大千列为“近五百年来中国最伟大的画家”。在中国古典绘画史上，他之所以获得杰出地位，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用一生的时间，致力于搜集与收藏中国古代书画精品，并籍此向中国古代著名画家学习技艺；二是通过游历中国名山大川，向自然造物学习技艺；最后是通过长年考察与临摹敦煌壁画，这样做使他与伟大的中国古典艺术传统，尤其是唐代的古典艺术直接发生联系。

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伟大的中国绘画收藏者，不仅仅因为他对这些杰出画家与作品充满热爱，更因为他还是一位积极行动、付诸实践的搜寻者。他长年跋涉，只为观赏这些杰作。有一段时间，为了观赏一些原属末代皇帝溥仪的古画，他还将自己化装成日本人模样。因为溥仪在这段时间居于天津，他愿意将收藏的古画展示给日本商人观赏。

在他为自己的藏品图册所作的短序中，他自豪地（尽管不是无可争议的）宣称自己的评判：“近五个世纪以来，无人可与之匹配”。他看上去非常热爱并承习着中国古典艺术杰出作品中的优秀传统，因此他可以不断丰富与提升自己的艺术风格。

从古至今，还没有一位中国艺术家能像张大千那样，如此广泛与透彻的游历。他熟知乡土中那些伟大山川的所在，创作了数量众多的关于著名的峨眉山与青城山的绘画作品。他穿过大峡谷，既乘坐小木船，也搭载大航船，一路观赏。他两次登临陕西华山，三次考察安徽黄山。山东泰山、湖南衡山，以及浙江天台山，都成为他画中的景物。可以这么说，他杰出的风景画作就是艺术地再现了他那广泛而透彻的游览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又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

1941年夏，在抗日战争中期，他首次造访敦煌石窟。此处位于中国西北的甘肃省，这里历史悠久，迭经斯坦因先生与伯希和博士发现而声名远播。在千佛洞中，他为这些壮丽的中世纪（11-15世纪）绘画深感震憾与敬畏。他后来忆述称，“在我一生的搜寻历程中，曾经看到过许多近一千年来的杰出作品，但要想寻觅到隋代（公元591-618年）和唐代（公元618-907年）的作品，则相当困难，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这里，就在这敦煌石窟里，有数以千计的这一时代的绘画隐藏其中，在千年时光中，它们竟与世隔绝！……这里还保存着自北魏时代（公元398-559年）至西夏王国（西夏人始建于公元990年，11至12世纪还存在的王国）的绘画作品，每个王朝都在此留下了独特的贡献。这里真是一所巨大的秘室宝库，里边秘藏着中国古代绘画的珍贵遗产。

他也因之被激励。他为之投入两年半的时间（1941-1943），去学习这种“神圣的古代绘画”，临摹了超过220幅的壁画。这些壁画大多来自敦煌莫高窟，还有一部分来自位于敦煌东北的安西榆林石窟。他是中国现代画家中第一位研究与临摹古代壁画者，这些壁画代表着中国佛教艺术的高度。

胡适

1944年1月，他在成都公开展出了他的敦煌作品，这在一个中国内陆省会城市引起了轰动。当年5月，此次展览又被挪至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举办，同样盛况空前。他的敦煌作品被印成两本画册，于1944年在成都出版。另一册《敦煌壁画研究》则于1947年在上海印行。

对中国中世纪宗教绘画的研究经历，使他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艺术批评家，都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资格。他研究了巨量的、可靠的过去15个世纪以来的古典绘画资源，这是别的画家无法做到的；通过这样的历史体验与知识，作为一位画家，他的风格体系已无比丰富与多彩了。

1950年，他的作品曾在印度新德里展出。1955年12月，他的作品又赴日本东京展出。现在在巴黎的这次展览会，是他的作品在欧洲的首次公开展出。

胡适

林语堂的介绍

此刻非常高兴，能向大家介绍张大千先生。我认为，参观张先生的作品与藏品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

林语堂

毫无疑问，张不仅是当代中国画坛的顶尖人物，他还是一位始终致力于表现中国古典艺术传统的中国艺术家。他在绘画技艺上的大胆创新及经常会有的某种激动人心的冒险之举，无不体现着他对中国古典艺术传统的执着与探索。一位艺术家总比常人更富激情——对山岳的激情、对旅行的激情，以及所有与艺术或自然相关的激情。我曾用“极好的”这个词来形容他的激情。当他还是少年时，因为一次变故而立下了出家为僧的志愿，但他最终还是脱掉了袈裟，回到了尘世。后来，他花光了自己所积蓄的以及借贷的所有钱财，要用一生时光去研究古代壁画。这就意味着要放弃他相当努力才购得的房产家业（等同于再次“出家”），但他对此并不以为然。

作为一名画家，他是多才多艺的。起初他是石涛与八大山人的崇拜者，他也因之在中国古典绘画领域眼界开阔，在“文人画”方面独树一帜。自从他考察了敦煌石窟之后，他开始重新探索自15、16世纪以来的中国古典绘画传统。因而他继续提升，成为艺术技法创新的发现者与先锋。与他同时代的、同样杰出的中国当代画家徐悲鸿，曾将其誉为“近五百年来中国最伟大的画家”。

因为他酷爱收藏，还是众多古代绘画珍品的收藏家。有好几次，他都极其幸运地购藏到了大量古代绘画珍品。然而，他却这样描述自己，称自己“有时富得像个国王，有时又穷得像个老鼠”。这就是一个人为了收藏与鉴赏，所表现出来的疯狂与激情吧。

他的展览为世人瞩目，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的作品，还因为那些他临摹的自公元6世纪至10世纪的敦煌壁画，这些作品同样令人激动与赞赏。这些作品都有众所周知的、完美真实的艺术魅力。

林语堂

据上述译文，可知张大千巴黎画展的英文介绍单上，前两页胡适的介绍，译为中文的字数达1800余字；末一页林语堂的介绍，字数约700字。显然，胡适的介绍内容，更为详实细致，更着重梳理了张大千艺术生涯的历程，以及绘画风格的源流，整篇文章体现出了浓厚的学术考据之旨趣。而林语堂的介绍，则富于文艺气息，充满激情与幽默意味，更像是一篇简短的开幕致辞。

那么，两篇介绍文章从规模到旨趣的不同，是否说明胡适可能比林语堂更了解张大千，与张大千的交谊也更为深厚呢？笔者怀着这样的疑问，查阅了可能涉及胡、张二人的多种文献资料，包括日记、信札、文集、年谱等等。遗憾的是，关于胡适与张大千的交往史料，极为少见，根本无法从中拈提考索出二人的交谊究竟如何，更无从考察胡适为张大千巴黎画展撰写英文介绍的任何相关历史信息。事实上，胡适的这篇英文介绍，也从未辑入过他生前或逝世后出版的各类文集、选集之中，实属“佚文”。同样的，林语堂与张大千的交往史料，也不多见，他所撰写的这篇英文介绍，也未见辑入其个人文集之中，或亦属“佚文”。

或许，正因为如此，胡适与林语堂为张大千巴黎画展所撰写的这两篇英文介绍，才更应当引起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文艺史乃至文学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理应被深入探研与发掘更多的相关历史信息。事实上，这不但是两篇近现代著名人物的“佚文”，更因其关涉张大千巴黎画展这段历史，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研究方面也独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