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中

蔚蓝

感受这种“呼愁”等于观看一幕幕景象，唤起回忆，城市本身在回忆中成为“呼愁”的写照、“呼愁”的本质。

——奥尔罕·帕慕克

远处的天际线，那由许多圆顶和尖塔勾画出的伊斯坦布尔，被薄霭晕染着而显得有些模糊。掠过脸边的是从马尔马拉海亦或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的风，轻柔而悄无声响，带着咸湿的海的气息。

从马尔马拉海乘船过来，进入金角湾，会看见加拉塔桥和桥上垂钓的人，蓦然想起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曾提及，从他住所的窗口望去，可以看到横跨亚欧大陆的博斯普鲁斯大桥。望着堆叠在海湾之上那些高低错落有着红色屋顶的房子，还有各式高层的公寓楼，我无从知晓帕慕克所居住的三层小洋楼是其中的哪幢，却想象在远处一扇窗户里，可能正有一双慧眼眯缝着透过镜片朝向博斯普鲁斯海峡，这让我有一种幻觉，自己就是在帕慕克的目之所及中踏上了这片城市的土地。

我为这座享有盛誉的世界历史名城而来，被它拥有的众多的人类文化遗产所吸引。行走在苏丹穆罕默德区，我恍然觉察，一切之于我却并不陌生，这是帕慕克所眷恋的老城旧街区，借助于他的描摹，我已初识了旧时光里的古都，尽管我无法走遍整个伊斯坦布尔，但却从帕慕克的作品中，熟知了这一幕幕景象，他唤起的对城市的旧日印象一点点地融入了我的记忆。有人说帕慕克是伊斯坦布尔最会讲故事的人，一个城市的漫游者，只有他才能带我们看尽伊斯坦布尔。我想，这所谓的看尽不只是他讲述的故事，或像他所说的在伊斯坦布尔看穿了的人性，而是如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所称：“帕慕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这就是帕慕克的魅力，他讓全世界的目光都追随着自己看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土耳其语“忧伤”）。

帕慕克说过“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座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从1952年起，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停驻在这里。伊斯坦布尔不仅塑造了这位世界级的作家，而且也成为他最钟爱的叙事主角，被他从不同角度用多种表现方式进行摹写。我惊异于他在想象的世界里，把伊斯坦布尔变为那些鲜活的可触摸的人物、细节、场景，变为超越国界打动人心的文字。帕慕克的文字充满了对伊斯坦布尔的具象感觉，韵味往往就在细节之中，即使写大社会，他也是着重于生活细节，写的是社会的微变迁。尤其是让你感受到的“呼愁”，在历史的废墟上随性生长，在寻常的街景中无处不在。与他一起漫步书中，在夜的漆黑与沉默中，“凝神体会城市的灰暗街角、碎石瓦砾和朦胧阴影所激发的情绪”，若不走神，你就会合上帕慕克的节奏走进某个叙事现场。听见他在说“我可否以挑衅的态度请教各位，在书的每一个转折点，你们有没有投注全部注意力用心思考？咱们来看看，你是不是记得几个场景的描写……”他的小说中总有些意象会不断地复现，“伊斯坦布尔”、“红”、“白色城堡”、“雪”、“博物馆”等等，这既是小说故事信息的传达媒介，也成为叙事关注的重要内容。再看看这些句子，“伊斯坦布尔神圣的街道好似充满神秘身影的墓园”，的确，游人如织的大教堂和清真寺的庭院便是圣人们的墓地，还有些在历史的叠加中埋没于废墟，可能就在脚下。“在街道的尽头，一群狗在等待他归来”，这里街头的流浪猫和狗都足够多，像城市主人一样优哉游哉。伊斯坦布尔就像是帕慕克的一面镜子，让这个世界里面的每一个细微的事物、场景，以至于每个人的内心都尽显通透。而帕慕克的小说，是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图景，如他所说“我的小说都是作为真实的经验而呈现的，请相信小说家，他们总是说实话的”。我相信他说的，但要提醒的是，必须小心那些隐藏着的诱人的想法。

我知道，自己是在用两种方式行走于伊斯坦布尔。像许多擦身而过的游客一样按图索骥涉足于景点之间，用一个爱好旅行的外来者的眼睛，以在场的切身体悟去了解伊斯坦布尔。而在游走中那些触手可及、无处不在的可以激发故事的各种物件和场景，又会让我穿越到帕慕克小说的片段中去，将读他小说的印象还原到现场，或是从小说提供的线索中，去再度认知和印证此在——我正脚踏实地的伊斯坦布尔。读过《纯真博物馆》，很多人会去寻找这座已经有120年历史、外墙被粉刷成红色的三层小楼，它藏身于布尔楚库尔主麻大街一个交叉路口的拐角处。伊斯坦布尔有四十多座博物馆，展示的都是史上的辉煌与瑰丽，纯真博物馆很不一样，它的展品是上世纪普通人的生活拥有物，无形中以“读者”与“知者”的身份限定了参观者。这是帕慕克借小说之名用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刻意打造的博物馆，收集有各种民间旧物，那些所谓的与小说女主芙颂相关的蝴蝶胸针，还有帕慕克说是芙颂留下的，实际却是他自己积攒的那4213个烟头。虽然通过格兰特执导的纪录片《纯真记忆》可以去了解纯真博物馆，但到场仍然有诱惑力，因为可以看到帕慕克的手稿，没准也会碰到馆长帕慕克。一直很疑惑他为何会为一部小说里虚构的人物去购置房产，造一座博物馆来纪念芙颂和她的纯真年代，也给没处接吻的伊斯坦布尔的情侣一个去处。在这个有关芙颂的故事里，出身富庶、来自西化家庭的男主凯末尔与帕慕克很有些贴近。帕慕克的小说喜欢用个人回忆的方式和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比较模糊，他很亲近的人，包括他的祖母、母亲等都曾被写进小说，这也许与他的文体特点、与他惯用的叙事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不论去哪里，我都不会是单一的旅行者的眼光，会不自觉地切换到帕慕克的叙事视角，成为小说阅读者的在场观照。就如在托普卡帕老皇宫的后宫中，看到那些天庭门廊墙壁上所绘的繁复细密、色彩艳丽的奥斯曼风格的装饰画，以及图书馆现存的最古老的塞克柱时代的书籍中，由当时著名的细密画师阿布杜姆米·埃尔霍伊所做的插图，便极自然会联想到《我的名字叫红》的开篇，“如今我已是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尽管我已经死了，心脏也早已停止了跳动，但除了那个卑鄙的凶手之外没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承担了死亡视角叙事的主人公便是叫高雅的细密画师，这个带有荒诞色彩的死亡视角制造了故事的悬疑，让读者有了去探秘追查凶手的兴趣。正是小说中对细密画画技冲突的描述，才使我特别关注了细密画藏品。

土耳其人擅长做生意又喜欢与人搭腔，街边老有纠缠着你买东西的小贩，看着那些少年就像是看到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的麦夫鲁特，只是他们现在卖的不是钵扎，而是泡在桶里的瓶装水，伸出手指比画着要一个土耳其里拉。与初来乍到的小商贩麦夫鲁特一样，我也是在用外来者的目光去打量着伊斯坦布尔，不同之处是麦夫鲁特是个外省人，而我却是个逾越了国界与文化、语言界限的他者。麦夫鲁特来自孔亚省下面的小村庄，孔亚很出名，上面提到的画插图的著名的细密画师就是在孔亚完成了他的绘制工作。孔亚因旋转的托钵僧的创始人梅夫拉纳的小屋和陵墓而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这座城市由罗马人在公元前二世纪建立，但现在供游客参观的基本是代表了土耳其穆斯林早期建筑风格的古迹。孔亚虽然是安那托利亚中部地区第二大城市，但在我的印象中，城市不繁华民风很保守，用阿拉伯头巾长袍包裹严实的女性要多于其他地方。在这个托钵僧的故乡，传统得以更多的保留，我才能看到身穿白色长裙戴着高筒的红色帽子的托钵僧旋转起舞，这些男性舞者不停旋转的角度和手动的姿势，还有表情不一的神态。他们被做成了可按个人喜好去挑选的旅游纪念品，在各地市场都能看到。

麦夫鲁特十二岁来到伊斯坦布尔，在街头卖钵扎。我曾在穿民族盛装戴着红色高筒帽的小贩手里买过苹果茶，而钵扎街上已很少看见，据说这种用麦芽发酵的传统饮品在夏天极易变质，口感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不像果香味很浓的苹果茶很容易地被我接受了，在各家红茶店里喝了再喝。帕慕克说他与麦夫鲁特是无比贴近、契合的，尽管两人在身份、地位、文化素养方面都相差悬殊，但帕慕克喜欢麦夫鲁特对万物的繾绻之情，还有浪漫的想象力。借麦夫鲁特的视角，帕慕克努力讲述着伊斯坦布尔四十多年里的城市变迁，旧的建筑被拆毁，然后是不断地拆了建，建了拆。麦夫鲁特觉得他以往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份，他对过去的回忆都丢失了。唯有他卖的钵扎，虽然已没有多少人会买，但还是决定一直卖下去。从外省来的麦夫鲁特没有对伊斯坦布尔过去的记忆和留恋，他不怀旧。而我作为外来的过客，也没有对过去的感性记忆。伊斯坦布尔是一个让我产生许多新奇感的城市，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有着古老历史感的伊斯坦布尔，它充分地满足了我对逝去的历史文明的怀旧情绪。这座曾是几大世界帝国之都、烙有不同文化印记的城市，不仅让我产生了要去了解这段历史的兴趣，而且也看到了一个杰出作家诞生的历史缘由与文化现实。

叮当车声中转身回望，一列轻轨电车正从身后驶近，色彩亮丽的红色车头在大清真寺的圆顶与尖塔的阴影中显得格外扎眼。古老的帝国遗迹和岁月斑驳的街道，与现代都市感十足的轻轨电车同框在一个街景画面中，同入我镜头的还有街边戴着阿拉伯头巾被长袍包裹的老妇与身穿吊带衣衫的时髦少女。这瞬间印象似乎在不经意之中以最具象的方式昭示着伊斯坦布尔驳杂的身份，古老与现代、传统与时尚、东方与西方、亚洲与欧洲……所有这一切既对峙疏离，又圆融拼接。这一瞥，竟成为我对伊斯坦布尔抹不去的记忆。由这瞬间所生发出来的感悟，在我对伊斯坦布尔的数天行走中，一点点地变得透彻与饱满起来，也使得伊斯坦布尔成为我所喜欢的如耶路撒冷、布拉格、克拉科夫等世界名城中第一个想要重返的地方。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堆砌了无数戏剧性历史的古老名城，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长河中曾经有几个影响了世界的强大帝国在此建都。公元323年它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曾经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分，人称东罗马帝国，“只有启蒙时代的学者们相对偏好将他们的根源归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拒绝承认东部帝国的‘罗马之名，而是将之命名为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古代名称”。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西方文明的繁荣有极大一部分都要归功于这座城市，是拜占庭帝国拯救了西方文明，它在延续了十一个世纪后陷落。1453年它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都城，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荣衰，这座旧日荣光不复的老城，至今留存着帝国雄风的遗迹仍随处可见。苏丹阿赫迈特广场原先是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的竞技场，曾经可以容纳十万人，现在只剩下三座石碑与铜柱，还有一座喷泉。据说竞技场的石头被挪去建造蓝色清真寺了，那些大理石曾经是竞技场的座位。这让我想起意大利罗马的斗兽场，也曾拆下大理石的石块去修建圣彼得大教堂，不知道是因为斗兽场已经残破了才被拆，还是因为拆才变得残破。离这不远，是拜占庭帝国建于6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褐红色的立面，壮观的穹顶。这座由安提缪斯（Anthemiush）和伊西多尔（Isidorus）设计建造的大教堂，是世界上公认的拜占庭建筑的杰作，从金碧辉煌的建于中世纪的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到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圣彼得大教堂，在建筑风格上都曾受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影响。这座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筑奇迹，从6世纪到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保持着完好状态的古建筑，尽管它曾经历了数次的地震与火灾。大教堂虽然建造时期很早，但在它建成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直到16世纪初被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堂超越。在我所见过的世界著名的大教堂中，没有几座穹顶能像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样巨大壮观，一进去就会明白为什么史书上说大教堂的建造，实现了东罗马帝国国王查士丁尼的梦想。1453年5月29日，在大教堂穹顶下举办了近千年的圣餐会归于寂静，人物壁画被粉刷覆盖，马赛克镶嵌图案被几何图案所遮掩，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造成安亚索菲亚清真寺，添加了四柱尖顶的宣礼塔，穹顶之下的柱头上挂上了六个墨绿底色的巨大圆形挂牌，用金色的阿拉伯书法写着真主安拉、先知穆罕默德、早期哈里发及穆罕默德两位孙儿的名字。与大教堂命运相同的还有卡瑞耶博物馆，它的彩色马赛克镶嵌的壁画非常珍贵，也曾被覆盖改作清真寺使用。出门走不远就是地下水宫，是当年东罗马帝国为了给城市提供水源，也为了防范被外敌围困所修建的蓄水池。支撑着砖砌的巨大拱顶的336根高9米的科林斯式的石柱，都是从分布在安那托利亚不同区域的神殿中搬运过来的。水宫储水量达十万吨之多，由瓦伦斯（Valens）国王修建的城市高架水渠，现今还保留有九百多米，乘车在路上就能看见。

到此，我已经看过了拜占庭帝国在这座古都漫长历史中留存的主要遗迹。在伊斯坦布尔至今仍然能看到破败而屹立不倒的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有两次我从旧城城墙的残垣间穿过，不由得会想，到底是因哪段城墙的豁口造成了拜占庭帝国悲壮的结局。这道大致有12.5英里的城墙曾经在数个世纪成功地将进攻者拒之城外，从图册上看狄奥多西城墙的构建分为几道，设计复杂而又周全细密，如史书所评价凝聚了火药时代之前希腊与罗马时期关于城防军事工程的全部智慧，但却败于奥斯曼大军的火炮轰击，而这火药正是东方古国中国的发明。由匈牙利人乌尔班铸造的巨型火炮改变了帝国的命运，轰击，修复，再轰击，再修复。持续两个月后，终于使一段城墙轰然坍塌。城破，君士坦丁十一世抛下自己的皇权节杖，力战至死。“他同样名为君士坦丁，有一位名为海伦娜的母亲，在国家危亡的时刻，他当之无愧能够与查士丁尼大帝比肩”。在延续了1123年又十八天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

“在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年仅21岁的征服者穆罕默德骑着他的白色战马，进入了这座宏伟的城市。”“这位征服者入主君士坦丁堡后的第一个举动便是摧毁了查士丁尼皇帝的巨型雕像，这座雕像曾经占据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前广场的巨大空间。”我在路边买了本土耳其出版的旅游书，上面说要感谢年轻宽容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是他才使得圣索菲亚大教堂得以完好地保存。在土耳其电影《征服1453》中有这样的场景，苏丹走进了圣索菲亚大教堂，抱起一个金发婴儿对曾经的君士坦丁堡的子民表示，从今而后，我们同属一国，共享财富，你们信仰自由。但我在几部不同国籍的历史学家所著的史书中都读到了破城后的屠杀，也包括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里的流血。其实作为东罗马帝国旧有属地的新主人，并自诩为罗马的恺撒大帝的苏丹，圣索菲亚大教堂应该算是他继承的东罗马帝国最值得炫耀的财产，这座查士丁尼大帝投入了一万名工匠建造的美轮美奂的建筑，仍然可用以夸示新帝国的权力与财富。很快在入城第二天，也有说是在第一天晚些时候，他就宣布将它改建为清真寺，在“巨大的木盾上悬挂着《古兰经》诗篇，在墙上的恰当角度也打通了米哈拉布（壁龛）”，继而加盖四座宣礼塔。而对前朝皇帝的宫殿，他却彻底地遗弃了，另行建造了自己的王宫，一座是入城主门附近的七层塔城堡，另一处在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区，但不久他就厌倦了，又开始建造新的宫殿托普卡帕皇宫。

托普卡帕皇宫是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一直统治着亚、欧、非三块大陆。皇宫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马尔马拉海的衔接处狭小的半岛上，占地面积很大，各个部分是由各代苏丹在不同时期建造，延绵了几个世纪完成，所以没有统一的建筑风格。托普卡帕皇宫有很多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著名的86克拉的Kasikci钻石，镶嵌着彩色宝石的各种用品，墙壁、廊柱、天庭色彩艳丽，体现出阿拉伯细密繁复的装饰风格。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坐落着几座从前属于奥斯曼王朝的皇宫，尤其是多莫巴切宫很是显眼，属于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建筑，有些欧化的巴洛克风格，镇宫之宝是盏巨大的重四吨多的欧洲水晶吊灯，还有些绘画珍品。

在伊斯坦布尔，最能体现奥斯曼民族特色和建筑风格的是清真寺。在城市的天际线上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最醒目的便是清真寺的圆顶和高耸的宣礼塔，并且在不同时段会准点从宣礼塔上传来做礼拜的呼唤。全城有四百五十多座清真寺，海边、街旁都可以看到，但游客常去的也就是两三个。依地势而显得格外宏伟的苏莱曼尼清真寺那巨大的银色的圆形拱顶，穿越了五个世纪的兴衰仍在阳光下反射着眩目的亮光。不论是从被称为“历史的半岛”的旧城街区去远观近看，或是乘船从海上进入金角湾，苏莱曼尼清真寺的巨大穹隆和四柱像要刺破天幕的尖顶的宣礼塔，都不受遮挡地在蓝天之下海湾之上呈现出它的全貌，成为观光客喜欢拍摄的地标式的景观。这个坐落在伊斯坦布尔宗教教区中心，始建于16世纪中叶的清真寺，由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建筑大师希南设计建造，堪称是古典奥斯曼风格的建筑典范。尤其是用纯锡打造的巨形拱顶最抓人眼目，苏莱曼尼清真寺具有极高建筑和艺术价值，其内部装饰和彩色的玻璃窗美轮美奂，被誉为伊斯坦布尔最美的清真寺，而且也是伊斯坦布尔清真寺建筑的鼻祖。享有盛誉的是蓝色清真寺，这是伊斯坦布尔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它原本叫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因为内墙用了两万多块伊兹尼克蓝、白两色瓷砖装饰而得名蓝色清真寺，这是希南的学生尝试超越他的老师而创造出的杰作。蓝色清真寺的名气大，是因为它有六座尖顶的宣礼塔，与圣地麦加清真寺规格一样达到了最高级别。耶尼清真寺游客去的也比較多，而且不受时间的限制，全天开放。晚上各大清真寺的宣礼塔的塔身，还有外部轮廓都被黄色的景观灯照亮，十分醒目壮观。来过伊斯坦布尔的游客，几乎都不吝惜对它的赞美，尤其喜欢充满了历史感的破败的老城区。但这种赞誉，正像帕慕克说的，“只有不住在这里的人有权对伊斯坦布尔的美大加颂扬，而且不无内疚”，“外人看一座城市的时候，感兴趣的是异国情调或美景”。其实我也知道走出老城区，伊斯坦布尔跟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面临的问题一样，堵车、污染、经济衰退、市场不景气，还有社会撕裂的动荡。我在三五天后会带着对伊斯坦布尔最美好的印象离开，而对当地人来说，则是“美景之美，在其忧伤”，“沉浸于城市与博斯普鲁斯之美，就等于想起自己悲惨的生活和往昔的风光，两者差距甚远”。

漫游于城市的古迹中，如同在滔滔而去的岁月之流中逆行而上，从奥斯曼帝国，上溯到拜占庭帝国，世界上没有哪座城市像伊斯坦布尔这样曾做过几大帝国的都城，也没有哪个城市像它一样历史构成如此复杂，不论是宗教、文化、历史，还是建筑、族群等等。先后成为城市正统的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习俗和建筑，再看眼前这些古迹，罗马人修建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和瓦伦斯水道桥，奥斯曼人盖了苏莱曼尼和蓝色清真寺，希腊人造了美丽的少女塔，热那亚人兴建了高高的加拉太塔。也正因此，这座城市才显得历史层次丰富，文化属性多元化，也更具有包容性，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下有伊斯兰教的装饰，在街市上既有用圣索菲亚、卡瑞耶大教堂的基督和圣母像做成的纪念品，也有纯粹土耳其风格的玻璃灯、辟邪的蓝眼、托钵僧人偶等。圣索菲亚大教堂，是拜占庭黄金时代的象征，延续千年帝国的昌盛。苏莱曼尼清真寺，由强大的苏莱曼一世为自己建造，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在他统治的时代达到巅峰，随后百年更是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代，四处征战，征服塞尔维亚、雅典、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叙利亚、埃及、贝尔格莱德、塞浦路斯、巴格达等，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大帝国。这种复合叠加的文化、宗教，这样的征战、流血、杀戮、兴盛、衰落的历史，注定会给这座城市子民内在的精神气质上留下印记。作为伊斯坦布尔人，生命中流淌着祖先遥远时代的血液，与当下沉重而绵长的失落心绪糅合在一起，自然会形成一种沉郁的“呼愁”。这种复杂、沉重的历史负载，几乎是宿命般地定性了帕慕克的个性、思想与写作的旨趣，也足以说明或是印证帕慕克之所以会成为世界级作家的历史缘由，这座城市的“呼愁”，在帕慕克那里演绎出征服了世界的文学，也吸引了世界对伊斯坦布尔的关注。相信这在读过帕慕克的读者那里会得到确认，读了帕慕克，你就熟悉了伊斯坦布尔;熟悉了伊斯坦布尔，你也就真正地读懂了帕慕克。

其实在古老帝国遗留的古迹中穿梭行走时，就已经有一种感伤的情绪开始包围我，曾经无比强大的帝国，载于史册的前世荣光，都湮没在历史的废墟中，所有的一切都逝水东去，眼前看到的只是物是人非。破败的旧城街区，满墙的涂鸦，尘俗的困顿背景，动荡的政治格局，都可以让人体悟到帕慕克所感受到的“呼愁”，这种“呼愁”，正是源于伊斯坦布尔在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失衡中产生的现代哀愁，源于在东方与西方的较量中奥斯曼文明的衰落和自我身份的迷失，源于土耳其人也包括伊斯坦布尔人在追寻西方文明和现代化过程中试图抹掉近百年的衰败、摆脱落后的痛苦记忆。处在欧亚两块大陆的伊斯坦布尔追求西化的步伐未能赶上西方，国父凯末尔为坚持西化和世俗化的改革迁都安卡拉，使得伊斯坦布尔又增添了中心旁落的“呼愁”。所以，帕慕克小说表现的不是个人的“呼愁”，而是伊斯坦布尔人面对巨大的历史失落感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的情感，他“试着解释的是伊斯坦布尔整个城市的呼愁”。就像他小说中那些诗性的语言：“隆冬之晨，当阳光忽然照耀博斯普鲁斯海，微微的水雾从海面升起时，你几乎触摸得到深沉的‘呼愁，几乎看得见它像一层薄膜覆盖着居民与景观。”

帕慕克说从他家的窗口望去，可以看到横跨亚欧大陆的博斯普鲁斯大桥，他还说过从他家另一面能看到托普卡帕皇宫，这对帕慕克的写作姿态真是一个具象的写照。面对托普卡帕老皇宫，犹如面对着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的历史，而博斯普鲁斯大桥，更确切地说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却象征着一种开放和走向世界的自由，就像他在少年时代数着驶向黑海、或是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各国的大船一样，对外面世界充满了渴望。的确，在小说内容的构架上，帕慕克始终持有着一种东方式的文学思维，非常土耳其化，如他说的“从本质上讲，我关心我的土耳其主题，我的土耳其人民，或者说土耳其的旧文本。不过我也很高兴全世界的其他人能够在我的小说中享受到阅读土耳其的乐趣”。他的主要作品，几乎都充满了对旧往的回忆，《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最为典型，“感受这种‘呼愁等于观看一幕幕景象，唤起回忆，城市本身在回忆中成为‘呼愁的写照、‘呼愁的本质。我所说的是太阳早早下山的傍晚，走在后街街灯下提着塑料袋回家的父亲们。隆冬停泊在废弃渡口的博斯普鲁斯老渡船，船上的船员擦洗甲板，一只手提水桶，一只眼看着远处的黑白电视……于是，若想知道主人公的故事并分担他的忧伤，似乎只需看那风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伊斯坦布尔，而今却变得如此衰落，在回忆中成为“呼愁”的写照，传达出无尽的伤感与哀愁。

梳理一下帕慕克小说的故事情节，也包括人物的姓氏和名字，其实都有相关土耳其的隱喻意义。《纯真博物馆》的凯末尔，与土耳其国父同名。《新人生》中男主人公叫奥斯曼，女主人公是嘉娜，音译“天堂”，实际是一个精神的隐喻。嘉娜是奥斯曼爱恋的人，也是奥斯曼追寻新的人生的象征。《黑书》中的卡利普和耶拉，一个是奥斯曼苏菲神秘主义诗人谢赫·卡利普的名字，而“耶拉”是波斯苏菲神秘主义诗人鲁米的名字。两人同姓“撒力克”，意思是“奔波在寻求之路上的苏菲修行者”，两人的姓氏与名字就隐喻了小说的主题。还有“奥斯曼”，名字本身就隐喻了奥斯曼文明，成为传统土耳其文化的象征。《我的名字叫红》中的土耳其细密画大师奥斯曼，不愿看到土耳其绘画传统遭受西方绘画风格的侵袭而刺瞎了自己的眼睛，表现了东西方两种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的钵扎，一种快要消失的从古老的奥斯曼时代传承下来的传统饮品，作为怀旧的象征物已经具有了一种文化意义，在小说结尾有两句富含意蕴的话，“别放弃，卖钵扎的。别说在这些塔楼、混凝土当中有谁会买。你要一直卖下去。”“我会永远卖下去的。”这里不论是卖或是买钵扎，都成为一种对土耳其传统的守护。在《白色城堡》中，被俘的威尼斯学者“我”与霍加分别隐喻了西方与东方，他们愈来愈相象，最后互换了身份，霍加去了西方，这种身份的互换，似乎在预示着东西方文明交融共存的可能性。帕慕克几乎在每部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身上发掘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他的小说更像是文学寓言。因为他明白，“土耳其必须要创造自己文化的现代版本，甚至要创造自己的身份”。必须对过去旧的东西进行改造和重写，让它变得更现代，让过去变得更浪漫。很庆幸，从帕慕克家的窗口可以看到两种风景，一边是古老帝国辉煌的历史，它的衰败令人忧郁伤感;另一边是通向世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它带来了自由和开放的风的力量。

帕慕克借助于文字、修辞和叙事形式所表现还原的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单是孤独者的忧伤，而是千百万人心中所共有的忧郁情结，承载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驳杂的历史与多种文化碰撞汇聚的厚重底蕴，也“是当地的有识之士的一种思想状态，对自己文明的既肯定又否定，对自己历史的一种痛苦的亲历方式”。但这恰恰对于一个城市的文化，对于一个城市的艺术，对于一个作家的创造力无比重要。帕慕克在对城市的回忆中叙写着伊斯坦布尔的“呼愁”，而从这种“呼愁”的写照和本质中，透达出的是历史的长度、知识的厚度、经验的密度和思考的深度，尤其是在叙事表达上体现出的创意的力度，又将西方的小说叙事技巧在融入东方元素后向前推进了一步。因此，这种“呼愁”的书写，带给我们的就不是一种消极的忧伤，相反，我们会从中获得一种历史的力量、文化和文学的力量。

在离开伊斯坦布尔时，我对这个城市已经有了以往所从未有过的感悟与理解，但也只是局部，仅限于自己所爱，游走于帝国的遗迹之间，对其文化仍不究精义。应该感谢帕慕克，正是他对伊斯坦布尔“呼愁”的书写，让我比单纯地行走更容易地抵近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灵魂，也因为他的作品，让我更有了喜欢这座城市的理由。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