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藏寺碑》的艺术风格及其历史启示

董文强

（陇东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一统天下。随着政权的统一，文化领域的趋同也开始明显。隋朝在历史上立国时间较为短暂，但在政治文化上却影响深远，尤其是其创立的科举制度对古代中国影响最大。隋立国虽短暂，但书法艺术非常繁荣，在融会南北书风方面作用最大，有承六朝之风、启唐之面貌的贡献，突出体现在对唐代书法“法”的确立和深化上。隋代书法以智永为代表的书家独树一帜，除此以外所存书作今以碑志为多，其中尤以楷书作品为多，如《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苏孝慈墓志》《隋元公墓志铭》等。这些楷书已完全脱去隶书的特征，成为唐楷的前奏，其中尤以《龙藏寺碑》最具代表性。

1 《龙藏寺碑》的艺术影响力

《龙藏寺碑》，齐开封参军张公礼撰，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开皇六年（586）立石于河北省正定县寺内[1]。碑文楷书30行，行50字，共1447字（图1）。《龙藏寺碑》乃南北书风融合之代表，已开启初唐书法之风范，具有承上启下之重要地位。《龙藏寺碑》在隋代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有“隋碑第一”之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唯有《龙藏》。《龙藏》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虞、褚、薛、陆传其遗法，唐世唯有此耳。中唐以后，斯派渐泯，后世遂无嗣音者，此则颜、柳丑恶之风败之欤！观此碑真足当古今之变者矣。”[2]康有为将《龙藏寺碑》的艺术特色和历史影响在此段评价中和盘托出，评论十分准确。从《龙藏寺碑》的用笔特征来看，秀朗细挺，劲健沉着，方圆结合，如锥画沙，力透纸背，瘦硬中有清腴之气。从笔法来分析，其集北碑用笔之大成，有《吊比干文碑》（图2）《李仲璇碑》用笔之特征。但在起笔上，已不再像《始平公造像记》（图3）等北碑那样一味方正，也没有《崔敬邕墓志》（图4）一味的圆笔。而是把方圆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藏露合一的线条，使笔画显得挺拔劲秀，粗细变化恰到好处，为初唐诸家书风的形成铺开了先路。碑中时而出现的行书笔意，使《龙藏寺碑》静中寓动、韵味十足。杨守敬《平碑记》云：“细玩此碑，平正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可见初唐诸家大多从此萌芽，其中受其影响最大的应是褚遂良。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图5）《孟法师碑》等与《龙藏寺碑》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尤其是《雁塔圣教序》从笔法、结体和章法等方面都对《龙藏寺碑》的特征有所体现。二者笔画都挺拔劲秀，粗细变化恰到好处；都在碑中时而出现行书的笔意，都具有静中寓动的特征。《龙藏寺碑》是融会南北书风之众长、开初唐一代书风的“承前启后”的重要典范之作。《龙藏寺碑》结体严谨安雅、方整有致、疏朗端雅、方正宽博，从结体特征来看有《郑文公碑》（图6）的影子。它变北碑的欹侧为端庄，字形较扁，长横平稳，有些字还出现隶书的雁尾。中正宽博、和穆凝重，保存了六朝碑刻的笔意和韵味。褚遂良《孟法师碑》、敬客《王居士砖塔铭》、张旭《郎官石柱记》（图7）在结体特征上和《龙藏寺碑》如出一辙。

从其艺术影响力来看，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隋代书法最有影响力的除了智永书法，也就是《龙藏寺碑》了。其在风格上迥异于同时代的其他书作，在书写上追求典雅端庄、婉丽灵动，笔画瘦硬却有一种清腴洞达之气，在气息上让人能够感觉出是从北碑荒率质朴中转向精美典雅。与北碑相比，除了点画规整、结体端庄之外，透露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典雅之气，有一种君子般的翩翩风度。虽比北碑更为规整端庄，却无半点呆滞生硬之气，筋骨气血之中透着遒劲宽博、舒缓爽朗，瘦硬刚直的点画之下内含着一种古朴秀雅、静穆幽远之美。王澍《虚舟题跋》称“《龙藏寺碑》书法遒劲，无六朝俭陋之气，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故其风气渐归于正”[3]。

2 《龙藏寺碑》南北书风融合的历史启示

《龙藏寺碑》的书法风格已融南北书风于一体，开唐楷书风之先导，字形规整方正，结体严谨，风格典雅古朴，是碑帖结合创作的典范。从《龙藏寺碑》点画特征、风格气息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二王的风格，尤其笔法上体现了王羲之笔法的内擫特征。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张猛龙足继大令，龙藏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而不可思议。”[4]《龙藏寺碑》风格的形成是自二王笔法形成以来，不断传承发展和积淀的结果。其中除二王特质的笔法因素之外，碑学特征的影响也较明显。从《龙藏寺碑》风格特征来分析，此碑将北魏碑刻的风格内敛，以二王的某些风格特征外显。至隋代大一统到来之时，将二者结合起来，是典型的南北书风融合的产物。今天来说，就是我们所讲的碑帖融合的结晶。

图1 《龙藏寺碑》

图2 《吊比干文碑》

图3 《始平公造像记》

图4 《崔敬邕墓志》

图5 《雁塔圣教序》

图6 《郑文公碑》

图7 《郎观石柱记》

图8 沈曾植书法

任何一件书法作品风格的生成，都带有书法家所继承的技法与文化特质的必然性和某些不固定因素的偶然性。《龙藏寺碑》必然要在某些方面反映出书写者所师承的书家及作品的特征，这些特征有些是外显的，但有些是从作品本身很难表现出来的，隐藏在作品背后作为文化支撑。我们可以从《龙藏寺碑》的风格特征去研究它的继承和流变，可以从时代特征去分析它所隐含的文化品格和精神特质。对于一件无具体书写者的作品，至少应从以上方面去认识，这样将不至于陷入就作品论作品的难以超越的困境。近年来书坛展览机制的推动下，以二王技法特征为主的作品最为流行。可以说当今书法的学习与创作主流仍在二王及其流派风格的笼罩之下，在一定程度上说，二王帖学风格占据主流地位，影响很大。从当今书法风格来看，形式上表现出来的风格单一、千人一面。从《龙藏寺碑》的风格面貌的形成历史来看，启示着我们仍然要重视碑帖结合的书法学习和创作之路，《龙藏寺碑》彰显出碑帖结合的历史的悠久。历史上优秀的书法家在碑帖融合的继承上仍然有很多优秀的作品，《龙藏寺碑》只是一个典型而已。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碑帖融合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走出书法学习和创作困境的至上之路。对于碑学和帖学的学习，不能厚此薄彼，对我们学习和创作有益的的东西都要吸收。但是碑帖融合说来简单，做起来要求很高。要将二者融合并非易事，不是简单地将二者糅合。从《龙藏寺碑》风格形成的启示来看，应从以下方面认识：第一，要求书法家在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对二者有清晰的认知，认识二者的源与流、传承与流变，放在书法史的背景中去认真学习和研究。第二，应该认识到碑帖融合绝不是技法的简单组合，而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从思想深处的文化传承，碑与帖技法的学习必不可少。但是这只是二者结合最为基础的层面，突破这一层面传承传统的精髓才是二者融合的要求。如对《龙藏寺碑》的学习不能只在外在形式上下功夫，而应当探求内在的精髓，对《龙藏寺碑》吸收的文化传统要全面而深入地研究。第三，碑帖融合新风格、新面貌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真正的书法家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不是入一两次国展和其他展赛就可同日而语的，需要有才学、有才情、有才识、有创造力的书法家为之毕生去努力的。如赵之谦、沈曾植（图8）、陆维钊等人，在碑帖融合方面创立了典范。《龙藏寺碑》独特面貌的形成绝不是一朝一夕临摹技巧的结果，是南北书风汇聚、优秀文化融合、书者对传统书法艺术无限热爱的结晶。因此，真正意义上碑帖的融合在今天书法家的学习和创作里还是相对较少的，碑帖融合需要书法家一生默默付出，但是收效不一定明显，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真正碑帖融合的书法家较少的原因吧。从历史事实来看，有成就的书法家很多都在碑帖融合上做过探索，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他们对于碑或帖的主导地位认识不一，导致在作品风格面貌中呈现出来的帖学特征和碑学特征也不一。在书法已经完全艺术化的今天，碑帖融合显示出来的意义更加重大。通过认识《龙藏寺碑》的风格形成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碑帖融合的书风特质对我们今天的书法学习和创作才是最大的启示。

3 结语

《龙藏寺碑》的艺术魅力影响深远，在楷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今天我们楷书学习中的绝佳范本。该碑在书法风格的形成方面给我们一种明确的启示，追求碑帖融合直入化境是每一个书法人终其一生奋斗的目标。■

[1]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2][4]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3]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