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空间中的都市心理症候
——对鲁迅小说《伤逝》的再解读

⊙熊欣璇［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武汉 430074］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都市化进程加快，都市将有别于乡村而产生出越来越多的空间存在形式。不同的空间形象也不再仅仅是人物活动的一种外部场景，而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巨大隐喻。在鲁迅的小说中，虽然很少细致而正面地描写都市生活，但同样有其对现代都市体验的洞察与思考，例如在“离去—归来—离去”的叙事模式中，现代都市就作为乡村的对立面，以一种若隐若现的方式参与了小说的叙事。①而《伤逝》等作品更是勾勒出了早期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复杂社会现象与精神现实，细腻地呈现了都市男女的精神体验以及心理症候。

一、都市空间中的现代精神体验

1.在而不属于

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有差别的、政治性的，是被生产出来的，因此，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就需要对空间进行分割和等级化，赋予不同空间不同的功能和权力。在这种空间的生产过程中，现代都市形成，并在其内部也由社会分配不均逐渐产生一系列差异化空间形式。我们所讨论的都市空间不仅仅是一个范围的概念，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展示出的是其中彼此有着紧密交往，却冷漠异常的都市人的生存现状。这些都市人不断争取着日常生活空间，这关乎着他们归属感、认同感的确立，而与之相类似的精神空间却仍然保持着寻找更高等空间的欲望。这种阶级意识与日常生活的分裂，表现出了一种深刻的空间矛盾，进而产生一种“在而不属于”的非认同感。

2.孤独游荡感

早期游荡者是19世纪巴黎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及现代都市的出现，一些厌倦于工业化机器节奏的人开始在街头闲逛猎奇。在徘徊观望于街道、酒吧、咖啡馆中，他们将自身抽离出工业生产的时间与效率之外，与都市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在都市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游荡者“的形象意义也在不断丰富，不断探寻着都市和人的关系。随着空间分化的加剧，不同形式空间的交替转换加剧了人心理之中的紧张，孤独而游荡性的姿态，延长了不同空间之间的转换时间，为紧张而麻木的心理提供一种缓冲，使得都市人在一种游荡性的现代精神体验中，对世界与自我不断地进行探索与反思。

3.个体与自由

随着都市的发展，社会生产中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化，人们越来越独立于个体工作，更加注重个体价值。而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激发了都市社会中个体的自主精神，自由平等观念成为都市大众的自觉意识。由此在都市社会中，都市人对个体与自由的渴望将更加强烈，这也将会影响到精神空间层面对个体自由空间的渴望。当都市空间不断被分割，实际意义上扩大了都市人的精神距离，人们为了保留最后的个体性和自由，往往不得不退回到内心深处，保护个体不受外界纷扰的影响。由此都市人精神体验上的个体自由空间不被侵扰，将变得尤为重要。

二、都市空间中的都市心理呈现

在鲁迅的小说《伤逝》中，涓生和子君从热恋到走向婚姻（同居）辗转多个都市生活空间，不同空间中呈现出都市男女不同的精神体验以及心理症候，反映出两人思想和精神上的差异性和困境，为他们的爱情悲剧埋下了伏笔。

1.会馆

小说一开始，涓生生活的地方是“会馆”，是一个“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环境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和板床”。20世纪初，北京的会馆成为早期知识分子涌入都市谋生的第一寄居地，基本上都是廉价贫寒之地。而这种空间特性隐喻着居住人的社会地位：涓生是身处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维系生存的工作不过是“钞些公文和信件”，所得报酬也“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但另一方面，会馆里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涓生可以读书，可以和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精神空间的富足造成了心理上的优越感，当面对躲在玻璃窗后的邻居时，子君是“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涓生也是装作没看见，然后“骄傲地回来”。两人的这种“骄傲”超越了日常的平庸，造成了心理上对日常生活空间的疏离，从而导致精神上的认同感无处依生。这种阶级意识的错位，也加剧了都市个体的孤独感和飘零感。

2.吉兆胡同

在和子君确立了恋爱关系乃至同居以后，涓生最主要的事就是寻一处理想住所。对于都市个体而言，这也是为精神空间寻找一处相匹配的生活空间，从而获得心理上的稳定感。可是理想居所的获得并不容易，他们两个要么被拒绝要么自己不满意，最终住进吉兆胡同也只是“暂且敷衍”而已。涓生和子君对理想空间的向往同时也是对理想社会地位的追求。到这里他们都依然有着强烈的“在而不属于”的寄居感，精神空间与日常空间的错位为心理上的焦虑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另一方面，从会馆到吉兆胡同的空间转换同时也是涓生与子君身份角色的转换，他们由个体空间进入到了双方共同生活的家庭空间。可涓生一直沉浸在曾经的个人精神空间中，“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子君则很快陷入了生活中最真实的庸常。涓生一直在寻找理想的生活空间和曾经美好的精神空间，于当下而言则处于分裂状态，这种空间上的错位在不断加剧他心理上的孤独感，以及空间上的压迫感。

3.图书馆（书斋）

作为接受了自由平等知识的新青年，涓生对精神上的个人独立空间更为重视。当他面对官太太、小油鸡、叭儿狗等生活现实时，他想的是“人总该有一个独立的家庭。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的”，突然而至的失业牵引出空间内压抑已久的紧张情绪的爆发。在生存压力之下涓生开始译书挣稿费，可是焦虑与压迫感却如影随形。“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只能怨我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以至于觉得“屋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后来更是产生了“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想法，在不断“忍受着这生活的压迫和苦痛”之后，心理上开始寻求自我保护和安慰，于是矛盾转移到了子君身上，“大半倒是为她”。这时的涓生，将空间转移到图书馆，表面上似乎“觅得了我的天堂”，但每每回到吉兆胡同，同样是感到苦痛和空虚。

吉兆胡同象征着平庸的日常空间，图书馆则象征着涓生的精神追求。涓生对精神自由空间的渴望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琐碎，更是把爱情的困境与空间的压迫联系在一起。如此辗转于不同空间的差异性之中，涓生不过是以逃避的方式逃离日常空间，但并没能解决实际困境，相反更是加剧了心理上的空虚与紧张。

4.厨房

厨房一直作为一个隐性空间在小说中出现，虽没有点明，但是随处可见。“狭小的厨房不只是个别、单纯的家务劳动空间而已，而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整体缩影：它是体现各种社会力量的空间场域，也是每一个活生生的妇女每日展演的人生剧场。”②当子君和涓生搬进吉兆胡同走进婚姻生活时，子君基本上是自觉承担起厨房空间主人的角色。“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正因为厨房占据了子君大部分的生活，涓生渐渐感觉到“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而子君这种“平庸”的变化也成为涓生对他们爱情失望的导火索。可以说，子君的个人独立空间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是依附于厨房空间存在，由此也造成心理上对涓生所代表的男权的依赖，缺少真正的自由。

千百年来，女人与厨房这一幽闭空间似乎一直处于相伴相依的关系。“厨房就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③当褪去恋爱的激情而进入到婚姻日常时，对于“子君”们来说，进入厨房空间代表着她们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的承担，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她们在心理上没能摆脱传统话语空间而实现真正的自由和独立。

5.街道

《伤逝》中另一个隐性出现的都市空间就是街道。相对于封闭式房屋空间来说，开阔的街道让“游荡者”在漫步之中可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而作为不同空间的连接，停留于街道之上也延缓了下一个都市空间的进入，从而为精神体验的转换提供了过渡与缓冲。

小说中当涓生从图书馆归来时，他曾多次游荡在街道之上，以推迟回家的时间。“这是冬春之交的事，风已没有这么冷，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待到回家，大概已经昏黑。”对涓生来说，吉兆胡同所代表的日常空间留给他的是无尽的压抑与空虚，而精神恋爱的幻灭让他更加拒绝进入平庸而琐碎的日常，由此他在心理上选择以逃避的方式，延缓进入日常空间，以获得更长时间的精神自由。在社会学家齐美尔看来，现代都市中的人们为了保留最后的个体性和自由，会选择一种“自我隐退”的保护机制。④在街道上的游荡，可以拉开涓生进入日常空间的紧张感，并且为他留下最后的与自我对话的精神空间，对心理上的焦虑感起到缓冲和暂时消解的作用，但是紧张压抑的精神体验并不能够真正得以消除。

三、都市空间中的自我身份构建

现代都市空间以其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作用，深刻影响着现代都市男女的自我身份构建。在小说《伤逝》中，以涓生为代表的都市启蒙新男性追求个人独立空间和精神自由，却在面临生活的庸常和爱情的困惑时，以“自我隐退”的方式选择逃离。这种真实与空虚的复杂情感展现了都市空间中自我生成的困境。而作为都市新女性的子君，在喊出“我是我自己的”独立宣言后，却逃不出传统话语空间的围困，自我意识逐渐疏离，最终走向了悲剧。都市两性存在着身份构建的差异性，同时也存在着自我意识的局限性。

1.从内向外的自我意识觉醒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来到中国之后，激起了“五四”作家们宣扬独立的创作热情，同时也掀起了中国女性关注自我、追求人格独立的解放运动。而鲁迅却以一部《伤逝》出人意料地让“新女性”子君在走出封建旧家庭之后又最终返回并郁郁而逝。当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时，似乎有了初步的自我意识觉醒。可一旦进入婚姻日常，子君却迅速被厨房空间所裹挟，露出了自相矛盾的一面。“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虽是由涓生的口吻讲述，多少可以反映出子君的外貌、神态乃至于内心活动的变化，于生活之中，她从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

中国女性的精神空间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压制，于现代社会发展之下产生出初步的自我意识觉醒，但就其心理症候而言，大多数女性仍然逃不出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话语空间，对另一半产生较大的心理依赖。都市女性必须由内而外真正于心理、情感、行动上实现自我身份的构建，确立自我独立精神空间，才能在女性解放之中实现前进的一步。

2.从外向内的自我身份探寻

当生活化的日常空间打破了涓生对自由独立精神空间的想象时，他无法寻找到某个都市空间成为其自我身份的寄托，因此不断产生“虚空”之感，直至以逃离日常空间的方式逃离失落的自我生命困境。在小说中，直到最后子君去世，涓生才终于真正开始自我审视：“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涓生一直想努力建构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自我，而子君的死却让他认识到自我本身不过是一个虚空的存在。

以涓生为代表的都市男性表面上捍卫着独立精神空间，自我意识之中却缺少承担空间日常化的勇气，没有能深入自我本身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最终也会在毫无价值的空虚感中困惑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涓生和子君这种在自我意识上不平等的处境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双方在交流中的不平等，而这种两性心理的差异也导致了他们“爱”的窒息和夭折。

四、结语

“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⑤鲁迅曾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说出这样一席话。作为鲁迅作品中唯一表现爱情主题的小说，《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命运，也渗透着鲁迅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社会变革问题的深入思考。直至当下社会飞速发展，面对都市空间分化的加剧，社会关系复杂多变，都市人心理之中的焦虑感丝毫没有减弱，进而“男性迷恋汽车个人空间”“号召女性从厨房解放出来”等社会热点话题依旧层出不穷。本文试图从都市空间下的都市心理症候这一视角来重新解读《伤逝》，希望通过鲁迅笔下人物命运的分析，对都市两性自我身份构建乃至于男女平等这一话题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角度，以丰富对鲁迅思想的认识。

① 李春：《空间政治与日常生活：对鲁迅〈伤逝〉的再解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5期，第88页。

② 吴郑重：《厨房之舞：身体和空间的日常生活地理学考察》，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34页。

③ 徐坤：《徐坤文集·厨房》，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④ 〔德〕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页。

⑤ 鲁迅：《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