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放《东周列国志》评点价值初探

⊙权爱娟［集美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21］

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将历史演为通俗，效仿之作众多，《东周列国志》便是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历史演义小说之一。这部长篇历史演义小说用80余万字，共108回，演绎了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多年的风云变幻。

《东周列国志》的成书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与丰厚的文学积淀，它从史料记载中汲取素材，正史有《国语》《左传》《战国策》《史记》，野史、别史亦有《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又于文学积累中脱胎，如先秦两汉的小说、唐代的变文、宋元时期的戏曲、“讲史”平话均有大量以列国故事为题材的创作。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余邵鱼编写完成第一部演义列国故事的历史演义小说——《列国志传》，共八卷，二百二十六节。明末冯梦龙认为前者疏漏过多，删定增补并加工润色成《新列国志》，共108回。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评点《新列国志》，并将其定名为《东周列国志》。

从评点形式上看，蔡元放对《东周列国志》的评点由序、读法、封建地图考、回批、夹注组成，沿用了李卓吾、金圣叹等人开创的小说评点模式。从评点内容上看，一方面蔡元放依傍史实，纠正谬误；另一方面通过大量对历史人物的评点，突出《东周列国志》的史鉴和劝惩作用。同时，蔡元放在理解和领悟《新列国志》的基础上所作的评点，给读者以引导，具有导读和促使小说文本流传的作用。因此本文意从理论价值、文本价值以及传播价值三方面阐述蔡元放评点本的价值。

一、重视“实录”的理论价值

冯梦龙在《新列国志·凡例》中写道：“旧志事多疏漏，全不贯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顾是非，如临潼斗宝等事，尤可喷饭。兹编以《左》《国》《史记》为主，参以《孔子家语》《公羊》《梁》、晋《乘》、楚《杌》、《管子》《晏子》《韩非子》《孙武子》《燕丹子》《越绝书》《吴越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刘向《说苑》、贾太傅《新书》等书，凡列国大故，一一备载，令始终成败，头绪井如，联络成章，观者无憾。”

但是，“实录”是史书的编撰原则，小说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文体。当用艺术的眼光去审视《东周列国志》时，难免会发现小说过分依傍历史，导致很多篇幅变成了烦琐的流水账，削弱了美学意义。蔡元放并非没有认识到“实录”态度所带来的缺点，但因为他将《东周列国志》看作是一部历史读物，而不是一部小说，因此肯定余邵鱼和冯梦龙的编撰原则，选择了继承“实录”精神对小说文本进行评点。他在《读法》中开篇明义：“《列国志》与别本小说不同。别本多是假话……《列国志》却不然……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

同时他认为史书的功能在于翼经，在于辅助世人学习圣人之道。但史书浩瀚，文辞简奥，后世读者难以展卷，因此《东周列国志》这类演义小说便可以承担起普及历史知识，教化后世读者的责任。《东周列国志序》中有言：“经所以载道，史所以纪事者也。……已然者事，而所以然者理也。理不可见，依事而彰；而事莫备于史……则史者可以翼经以为用，亦可谓兼经以立体者也……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绎其词耳。……《东周列国》一书，稗官之近正者也。”正是实录下的人物和事迹，才能更好地发挥劝惩世人的目的。《读法》中说：“他书亦讲报应，亦欲劝惩，但他书劝惩多是寓言，惟《列国志》中，件件皆是实事，则其劝惩更为切也。”

“实录”精神来源于中国古代深厚的史学文化传统和国人崇史的观念，在这种态度下创作的历史演义小说既享受着史传资源提供的温床，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史实桎梏。中国古代的历史演义小说在处理事实与虚构的关系时，可分为以下两类：第一，虚实结合派，创作者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虚构与创造，文学性和审美性较强，如《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二，崇尚信史派，小说文本趋近于历史，艺术价值不高。《东周列国志》为后者中的代表作，它的这一特点与其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密切相关。余邵鱼称其《列国志传》的创作“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

蔡元放无意于探寻冯梦龙《新列国志》的艺术特色，他修订和评点这部书的目的，是在“纪事”的基础上阐释“道”，使经他评点的《东周列国志》能发挥史与经的双重作用，以此完成教化子弟的作用。因此他的评点重在史实的是非，而不在文字的工拙，对《东周列国志》文学性上的缺点选择了视而不见。

二、强调“劝惩”的文本价值

蔡元放对《新列国志》文本修订较少，而这种修订又只关乎史实的正误，因此《东周列国志》评点的文学价值不高。如冯梦龙编第四十九回齐公子商人篡弑一事，写彗星出于北斗主宋、齐、晋三国之君死乱之祸，是齐公子商人使人占卜，蔡元放指出应为周内史叔服所占。冯梦龙之所以“张冠李戴”，意在塑造齐公子商人为弑君而假托巫人占卜的奸险形象，蔡元放执着于纠正讹误，忽视了冯梦龙的叙事艺术。

不过，值得重视的是，蔡元放的评点尤其是每回前的评语，饱含着他的现实感慨和思想感情，充满了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认识以及对于世俗人情的揭示和批判，体现了他对劝诫世人之世俗功能的重视。如论君主之道，蔡元放在第三回评周幽王不听逆耳忠言，乃至玉石俱焚；第二十三回评卫懿公好鹤亡国，“重敛而不恤民”；第二十八回评重耳“礼贤下士，群臣所归”。论忠奸之辨，他在第七回中评公子献谄鲁隐公，“凡能谄我者，必能谄人”；第三十二回评齐桓公之死“用贤，则虽天下人之人，皆怀德而畏威；用奸，则己身之生死，亦不可保”；第四十一回评祁奚救羊舌“小人不可与作缘”。谈人伦之理，在第四回中评姜氏偏爱少子之愚，第六回评石大义灭亲“纯臣用心”，第十二回评公子寿替兄赴死“别嫌明微，舍生取义，公子寿所为，可谓仁至义尽”。

通过对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和史实做出评点，让读者获悉历史兴亡的规律，明白君臣之道、人伦之道、为人处世之道，这便是蔡元放评点本《东周列国志》独特的版本价值。此外，蔡元放的《序》《读法》《封建地图考》，亦有辅助读者和研究者认识《东周列国志》的文本价值。

三、促进刊印的传播价值

如上文所说，蔡元放所作的读法及回评，给读者点明阅读之法，指出了阅读目的。除此之外，他所作的封建地图考，胪列各国疆域，考证所处之地；正文中大量夹注，包括词语注释，如登陴（城垛也）、狩（冬猎）、壶餐（即水饭）；人物注释，如易牙（雍巫字）、公子元（后为惠公）、高虎（高僖之子）；地点注释，如狐壤（郑地名）、沈鹿（楚地）、钟离（今凤阳府）；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短评，如评州吁“性既暴戾，又喜谈兵，便是作乱之根”，评重耳“志在苟安，于此可见”。谭帆在《中国小说评点》中评价蔡元放评点的《东周列国志》，“在保持文人性的基础上，更强调与小说评点商业传播性的结合”，肯定了蔡元放对《东周列国志》的传播价值。

列国志系列小说自面世后，便流传甚广，甚至远传海外，经蔡元放点评并定名的《东周列国志》最为流行。《小说书坊录》中记载，在明清时期，刊印《列国志传》的书坊约有十三家，刊印《新列国志》的书坊约有四家，而刊印《东周列国志》的书坊约有五十七家，甚至还多次刊印。例如上海商务印书馆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铅印《绣像东周列国志》，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石印《增像全图东周列国志》。蔡元放评点并定名的《东周列国志》一经面世，便成为各家书坊刊印的版本，至今仍作为列国志系列历史演义小说的定本，广为刊印流传。

总之，蔡元放《东周列国志》评点本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强调“实录”的理论价值与过分强调“实录”造成的文学价值不高；在评点中突出小说劝诫世人的社会功能，为读者理解小说文本起着向导作用的特殊版本价值；对推动列国系列小说普及流传有传播价值。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评点本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存在着某些缺陷，但如果仔细研究其种种评论，也不难发现其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