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超越的向度
——论巴塔耶的“异质学”

⊙关伟南［信阳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人们很难对巴塔耶①的身份进行准确的归类：作为哲学家，他站在了辩证法的反面，主张回到最自然、最直接、最粗野的形式；作为小说家，他用自己对性爱世界的迷恋和渴望创造出一个光怪陆离的色情世界，其字里行间饱含着的神秘诗性被看作是“从伟大的泛神论传统中涌流出来的一股清泉”②；作为经济学家，他提出的“普遍经济”，成为鲍德里亚“象征交换”的起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启迪了德里达，促成了后者延异思想的问世；作为批判近代理性主义的重镇，其“异质学”的思想，在荆棘丛生的同质性世界里，像一把利剑，时刻为我们提示着超越的向度。

一、对“谋划”观念的批判

巴塔耶通过对原始狩猎民的考查得出结论，他认为我们的先民曾一度把动物视为自己的同类。尽管程度不同，但本性上并无差异——“它们也都是本来内在于自然，其中包藏着灵性的真实，其自身之中隐藏着终极性的存在”③。但人类的文明进程，却始于人对其与动物之间联结着的这种“灵性的真实”的切断。一度服从于自然赐予的本能的人体察到了否定的力量，并开始改变自然、克服自然，在将自然“人化”的过程中迈出了确立自身主体地位的决定性一步。这时起，“人可以不理会其他事物也是自己运动的主体，确定只有能思维的人才是真正的主体……”④

在“谋划”观念规定的实存中，每个“时”都一定预测并期待着另外一个“时”，只有这另外一个“时”与“我”相联结、为“我”所占有，方能具有意义，方能被赋予价值。由于“谋划”本身具有强大的理性力量，它逐渐成为理性与科学的同义语，日益凸显着自己普遍和必然的属性。正如黑格尔所说：“如果把这个无所不包的存在叫作思维，那就必须排除其个别性和偶然性，而把它认作普遍的、本身必然的、按照普遍的目的而自身规定的、能动的存在。”⑥从对一切“个别性和偶然性”的排除中，我们不难发现，“谋划”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排他性的滋生只能推动着一种对不变性和结论性不断自我繁殖的认同。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对已经成为话语霸权的“同一性”的批判：“同一性的圆圈——它最终只是使自身同一——是由一种不宽容自身之外任何东西的思维画出的。这种极权的合理性在历史上是受威胁性的自然所操纵的。这是一种合理性的局限性。这种同一化的思维在畏惧中使自然的奴役长存下去，这种思维使每一种不等同的事物相等同。”⑦而这也正是巴塔耶批判的着力点所在。既然现在此时所为，必须要有一个“后来理应到来之时”的成果与之相对应，那么显然那些无法到达、无法完成的事物便是无意义的了。这些无意义之物，便在“谋划”的语境之中被忽略和遮蔽。而这种“忽略和遮蔽”的意识又在理性与科学的指引下深入人心，成为某种无意识。世界由此成为一个同质世界，这样的世界里，“我”始终是作为自我意识、作为本来的同一性而被统一着的，所有的事物也都是作为其自身而存在的。巴塔耶为此提出了同质性这一专门的术语。所谓同质性，即可通约的事物，它表示诸要素的共通性以及对这种共通性的意识。这种同质性看似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实际上却已经导致了主体性的丧失。主体性最大的特征是自主性，可当人越来越受制于“谋划”观念所指向的外物时，越来越笃信“可通约”事物的秩序时，越来越沉湎于对“理应到来之时”的期待时，人就不再是自主的。由此，被“谋划”观念裹挟的“理性和科学”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它们的反面。即按照它们的观点和方法，能够把所有的事象对象化。“一切事象都是在没有本源、同时也不会到达终点的状态下不间断地运动，不断地改变形态，不断地从作为自己本身而完成的过程中偏离开去。”⑧

巴塔耶的批判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谋划”来于生产劳动，人会按照物的要求去思考和行动，那么这势必会导致人愈发与“物”相联结，导致形成一个“物的逻辑和秩序”的世界、一个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世界。在这个背景下，以“经济人”为理论前提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走向兴盛。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中，人的首要欲望成了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被等同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于是，便有了唯超额利润是图的“资本—市场”的经济增长方式，巴塔耶认为这种经济形态会“导致巨额财富灾难性毁灭,并使人类生命的内在丰富意义遭受遏制。其最终的恶果就是使人类与自然两败俱伤”⑨。

二、作为方法的“异质学”

异质学是关于“异质性”的学说，后者是巴塔耶针对同质性的概念提出的。

既然“同质性”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被对象化的，可以被充分地划分和表达的，那么巴塔耶的“异质性”则认为世界上还有“我”不能将其对象化加以捕捉的东西，有“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划分和表达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处在一个“既包含主观性，又包含客观性的两义性、中间性的领域中”⑩。所以，“这种东西”显然无法被规定在“我”客观地确定、捕捉和认识的那种同一性的经验之中。因此，异质性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既定的概念，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同质性的反面。异质性不是不同，不同意味着有共同的空间使不同得以呈现，异质性则预设了并无此空间。

笔者将分析几个与“异质性”相关的术语，以求深入对这种超越的向度的理解。

（一）“非知”

巴塔耶在阐释自己的“异质学”思想时说过这样的话：“思考超出自己能够思考的领域，认知超越自己所能认知的限度。”但这种超越是可能的吗？当我们这样发问的时候，我们或许更应该对自己的疑问提出疑问：是什么让“我”怀疑这种可能性的呢？显然，在疑问背后，有一种已经根深蒂固的话语在规定着我们，在束缚着我们。从而使“‘我’只是我身上的卑贱温顺的化身……只是普遍者的表达，为了给普遍者提供一个经过驯化的表象，它失去了自身的狂野”⑪。“我”的任何思考，只有在强大的社会意识形态规范的制约之下才能完成，这时的“我”，其实是一个他者。在巴塔耶看来，必须要解除这样的束缚，必须要体验自己原初的内心。“我把这种体验称为一场旅行，它走向了人之可能性的尽头。……他要否定那些对可能性施加限制的权威和现存价值。”⑫而这种权威和价值又是什么呢？就是构成主体的“知性”。这个“知”便是承载着近代主导思想——“理性与科学”的“知”。这个“知”由于其不容置疑的“正确性”而成为了固化的“知”。它已无力打破“谋划”观念及其带来的同质性枷锁，在这种背景下，巴塔耶提出“非知”。任何“知”都指向目的，而“非知”则指向目的的终结。

我高兴地来，痛苦地去。汽车离站时我心里的确充满了留恋。但是清晨的微风，路上的尘土，马达的叫吼，车轮的滚动，和广大田野里一片盛开的菜子花，这一切驱散了我的离愁。我不顾同行者的劝告，把头伸到车窗外面，去呼吸广大天幕下的新鲜空气。我很高兴，自己又一次离开了狭小的家，走向广大的世界中去！

“很久以前我就决定不再像其他人一样寻求知识，而是寻求它的反面，即非认知的东西，我不再期望我的努力会得到回报，而是期待我不再认知、我最初的期望化为空无的时刻。”⑬

言说空无在俗物世界中看似毫无意义，但巴塔耶认为这是摆脱话语奴役的唯一途径。所以，“非知”不是废除既有的认知，而是要废除既有认知的意义，废除我们对它接受的不加怀疑。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否定“知”便是否定自己的思维体系，否定自己过往的心神迷途，甚至可以说，要否定自己过去的一段生命。但正因其艰难，所以才更有价值，所以我们才更能理解巴塔耶那看似极端的话语，“没有人对我们说过话，也不再有人对我们说话：我们由此孑然独立，太阳永远地落下”⑭。宁要寒冷的黑夜，也不要永世不落的太阳，巴塔耶何以如此决绝？我想，这正是“非知”应有的姿态吧。

（二）“献祭”

本文在分析“谋划”观念时，曾提到人类文明原初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即在把自然当作对象加以捕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都认为动物也同自己一样内在于自然，具有灵性的真实。人们对毫无禁忌的动物充满了恐惧与嫌恶，但另一方面，动物身上所具有的野蛮和侵犯性的存在又吸引着我们最初的先民。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内，与现代人为自己的动物性感到羞耻，将其作为隐私藏匿起来相反，人类最初也曾对自己的“人类性”感到羞耻。

这种复杂的心理集中体现在“献祭”之中。在人类逐渐“脱离”自然成为“万物的灵长”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与将自然对象化，把自然当作对象加以捕捉和利用相平行的行为向度，那就是将这些对象以献祭的方式破坏掉。将对自己最有用的、作为再生产手段的“有意义之物”无益地消耗掉，且这种消耗的回馈是十分不确定的，那么献祭的意义就被巴塔耶框定在献祭仪式本身了。巴塔耶认为，献祭所破坏的不仅仅是献祭物本身，还有献祭物身上所附着的与“谋划”观念相联结的“所有物”性。

动物是具有“灵性的真实”的，是为先民所敬畏的，但它们成了早期人类猎杀的对象。而“献祭”，便是要通过将其杀死，来破坏它们为人类所用的可能性，破坏其作为再生产手段的工具性，以此来祭奠“性灵的真实”，以此来让它们返回自身的本来状态。巴塔耶强调“献祭”，是因为他在“献祭”中看到了人类超越“谋划”观念所带来的“物”的维度的可能性。功利主义思维之下“物”的维度是以生产消费为中心，以扩大再生产为手段的交换的维度。而“献祭”不是交换，不是再生产的手段，而是放弃，是赠予。这是把作为劳动成果的贵重财富“抽离到与再生产相联结的消费这样习惯的回路之外，以隆重而华丽的样式将其破坏掉的行为”⑮。通过这样的仪式，人类强加在那些“灵性的真实”之上的侮辱（物的属性）才能被去除，才能恢复其本来面目。在这里，巴塔耶所要强调的是，自私的占有欲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除了对物的占有和利用以外，在人的心灵深处同时有着一种极其强大的欲望：将自己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悉数毫无保留地消尽。

（三）“色情”

如果说在巴塔耶的体系中，“献祭”所消解的是人对“物”的欲望，那么“色情”则是要唤起“性”本身具有的破坏力。

在通过否定自然所赋予的同一性而走向“人性”的过程中，对身体的排拒是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因为人类意识到，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内部的生命活动与动物是共通的。我们的先民们逐渐意识到“性”是一种极强的内驱力，它把人们束缚于自然的本能之中，让人即刻服从直接的欲求，它对日常的生活之流产生破坏，让人的精神世界陷入无序的状态。性行为似乎无法被纳入“知觉和意识”的心灵过程当中，它一旦到来，观念与现实的界限便开始模糊不清。因此，这种可以在一瞬之间既使人们无视客观现实，又让人们直接获取身体快感的行为令力求将自然对象化的先民们陷入一种嫌恶和恐慌之中。从此，“性”被一种“人类法”制约着，从而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禁忌。

但巴塔耶认为，对“性”的拒斥和诅咒又会使“性”产生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魅惑力，即人们为与“性”有关的事象设置了规范；但另一方面，在人类的内心深处，又有一种打破这一规范的冲动。当关于“性”的能量被搁置、被保留、被推迟，其激烈程度也随之成倍增长，这种积蓄的反抗力量要求冲破人为设置的藩篱。巴塔耶将这种返归“动物性的性”称为色情。

但这里的色情，已不再是“动物性”本身，而是一种使人畏惧，同时又以其魅惑力把人引向打破禁忌的精神瞬间的欲望。色情是神圣的，“是对人身上的那些遭到禁止的自然部分的苦涩的回望和留恋”⑯。

巴塔耶的“色情”有着拒斥的力量，这种拒斥不再是人性对动物性的拒斥，而是人对这种拒斥本身的拒斥。在他看来，只有不再一味地强调第一种拒斥，只有将这第二种拒斥的向度融入人们的视野之中，精神的完整才是可能的。否则，便是对人的自由的侮辱，便是对同质世界的俯首称臣。

三、一种超越的向度

“物”的逻辑与秩序，始终标志着人类生存指向的“外在性”。也就是说，外在于人类的物，越来越成为人类思考和实践的旨归。内心的维度不断被压缩，在某个角落里，重温着蛮荒时代主客交融的纯白旧梦。但真正的难题不在于精神的困境，而在于我们已经放弃了反抗的努力，丧失了根植于人之本性中的否定力量，我们在资本秩序所提供的幻想的精神世界里自我平息着反叛的欲望。我们应该关注自己的内心，应该关注自己的灵魂，应该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超越的维度，形成人类发展的内在自我意识。而巴塔耶的“异质学”理论显然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的启迪。

在“同质性”世界中，未能被“通约”的异质性因素是存在的。对此，巴塔耶结合“二战”前后的具体社会背景，考察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关问题。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的特征就在于将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同化的暴民、疯子、流氓等大量的异质存在整合起来，当然，这是一种重新同质化的过程。而就社会主义思潮来说，无产阶级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质因素，但无产阶级革命所追求的目的并不是新一轮的同质化，而是从根本上颠覆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和运作方式，彻底引领人类走向精神的解放。从这个角度来看，巴塔耶是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只是解放了物，让物能够自行运转，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毫无保留地自暴自弃于物，而不在乎后果”⑰的批判的。

“异质学”昭示了巴塔耶否定与批判的强度，它是对各种话语力量的彻底弃绝，它始终警醒着，站在奴役的反面，它鼓励着人们去超脱私利，尽可能地从个人的有限目的中解放出来，实现精神的大飞扬。或许有一天，世界真的会迎来一场哥白尼式的变革，我们应该抱有希望，就像本雅明说过的那样：“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⑱

① 巴塔耶（Georges Bataile），1897年9月10日出生于法国中部奥弗涅地区多姆省的比昂。1914年，信奉天主教，并开始了写作。1916年，参加“一战”，因患肺结核未上前线。1918年，求学于国立古文书学校。1922年，毕业后被任命为巴黎国立图书馆司书。1937年，创办《阿塞法尔》杂志社，发表大量评论文章。1941年，与莫里斯·布朗肖结识，并结下深厚友谊。1946年，创办《评论家》杂志。1962年7月8日病逝于巴黎。主要著作：《太阳肛门》（1931年）、《滥费的概念》（1933年）、《内在体验》（1943年）、《被诅咒的部分》（Ⅰ、Ⅱ部分，1949年——1951年）、《有罪者》（1944年）、《关于尼采——指向好运的意志》（1945年）。

② 刘富成：《乔治·巴塔耶：文学与哲学结合的典范》，《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4期，第125页。

③⑪⑫⑮ 汤浅博雄：《巴塔耶：消尽》，赵汉英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第38页，第52页，第349页，第206页。

④ 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⑤ 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8页。

⑥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5页。

⑦ 阿多诺：《否定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⑨ 刘宏勋：《巴塔耶后生产性的耗费观及其人文求索——色情经济社会批判语境的启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35页。

⑧⑩⑭ 乔治·巴塔耶：《内在体验》，尉光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27页，第102页，第135页。

⑬ 汪安民：《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

⑯ 程党根：《巴塔耶的“圣性”欲望观》《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60页。

⑰ Georges Bataille，La Part Maudite，Précédé de La Notion de Dépense，Les Editions de Minuit，1967:172.

⑱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导言》，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