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家庭照中的申四、福五

侯红志

申四、福五保留下的唯一原厂区建筑——福新第五面粉厂面粉车间，已于2011年3月公布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1年10月，武汉原申新第四纺织厂、福新第五面粉厂经理李国伟儿子李元俊老先生及申新第四纺织厂后任经理厉无咎之子厉宗煌先生等人来汉，寻访申四、福五旧址，长江日报记者佘辉约我作向导。当时，申四厂区已全部拆迁，仅剩“六间头”、“八间头”职工宿舍以及福五部分厂房，因我多年研究武汉工业遗产相关项目，得以带他们观看了这些建筑遗址，并对其现状的保护问题作了报道。

李国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优秀代表——荣氏集团的家族成员。荣氏集团解放后活跃于中国政治、经济舞台的代表人物，则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厉无咎先生离汉前，赠送我十多张荣氏家族老照片，其中有多张拍摄于汉口，是汉口民族工业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

荣氏家族世居江苏无锡西乡荣巷。荣家兄弟父亲名熙泰，两个儿子分别为长子荣宗敬，次子荣德生。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荣氏兄弟曾开设钱庄，后荣德生发现钱庄放款的对象大部分是外商面粉厂主，遂觉得“民生之大莫过于衣食”，认定自己今后实业发展在于面粉与纺织。荣氏兄弟起步于面粉业，待积累了资本又大力发展纺织业，最终成为中国民族工业最重要的实业集团。

从1901年荣氏兄弟以“伍永茂、朱大兴”为名，创办保兴面粉厂开始，至1921年福新第八面粉厂在上海建成，荣家茂新系四个面粉厂，福新系八个面粉厂，分布于无锡、上海、济南、汉口等四城市，其“兵船”牌面粉行销全国十几个省及海外。

1917年，荣宗敬准备开办福新五厂，他曾选择在河南道口地方设厂，由于当地也有人在该地设厂，荣德生决定让开，有人提出法律涉讼，荣氏认为“人和地利已失”，遂继续南行到汉口，选中长江边的硚口。1918年，汉口福新面粉厂开始兴建，翌年建成开机生产，日产面粉1.6万袋。

中国的纺织工业以上海为开端，武汉紧跟其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官局为始作俑者，次年，上海道台唐松岩创办的华新纺纱官局居次，1892年张之洞在武昌开设湖北织布官局为第三例。但是，真正做大的中国民族纺织工业集团，当属荣氏的“申新系”。

荣氏兄弟的纺织工业之路，以1907年荣氏兄弟入股无锡振新纺织厂为开端，从1915年荣家兄弟在上海周家桥创办第一座申新纺织厂起，至1931年4月止，荣氏集团的申新纺织厂在全国达到9个，共有纱机52万锭，布机5300台，全年产纱30万件，布280万匹，固定资产总值达4180万元，堪称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托拉斯”。

荣氏企业多集中于上海和无锡，只有申新第四纺织厂和福新第五面粉厂在汉口。

1917年，荣德生决定在硚口宗关开设福新第五面粉厂时，设计、施工交给了女婿李国伟。李国伟1893年生于无锡，曾就读上海震旦大学、唐山交通大学，1915年毕业，1916年娶荣德生长女荣慕蕴为妻。1918年夏，李国伟在汉口建厂，1919年10月，福五开机生产，安装美制钢磨22部，日产面粉6000袋，当年，荣宗敬聘荣月泉为福五总办（经理），李国伟任协理，福五面粉品质优良，开机即销路畅旺。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欧美企业尚未恢复阳气，面粉市场和纱布购销两旺，荣宗敬决定在汉口建立申新第四纺织厂，1922年3月4日，在汉口宗关紧邻福五的申新第四纺织厂建成开机生产。申四建厂由李国伟主持，他本来不懂纺织，但他刻苦学习，并在万国函授学校自学纺织专业结业。1931年，经理荣月泉退休，李国伟被任命为申四、福五两厂经理。

李国伟在汉口创办实业，大批无锡、湖北致力于实业救国的有志青年聚于其麾下，把申四、福五办成了当时荣氏集团的三大支柱之一。也就在那一段时期，汉口成为民国时代中国民族工业集团的中兴基地。

1916年拍摄于无锡的李国伟、荣慕蕴结婚照。荣慕蕴是荣德生的女儿

荣氏家族及申四高管1936年在汉口合影照。二排左2华栋臣、左4荣宗敬、左5荣鸿庆、三排左1荣毅仁、左2李国伟2

荣氏家族及申四高管1936年在汉口合影照。二排左2华栋臣、左4荣宗敬、左5荣鸿庆、三排左1荣毅仁、左2李国伟

抗战爆发后，荣氏企业在上海、无锡的几个厂遭到日军轰炸、破坏，损失惨重，在国统区仅有汉口的申四、福五厂了，随着日军的长驱直入，两厂也危在旦夕。为保住工厂，支援抗战，申四从1938年6月开始内迁川陕，一部分设备迁往重庆后，由于内迁时长江水路拥挤不堪，1938年8月下旬至9月20日，申四、福五拆卸剩余的全部机器运往陕西宝鸡，途中遇长江风浪损失了一部分，最后，运到宝鸡的2万锭纱机、400台布机和日产3000袋面粉机的机器均在窑洞工厂开机生产。1939年1月，内迁重庆的申四重庆厂也开始生产，至此申四、福五在后方支援前线，一直到抗战胜利。

申四内迁陕西宝鸡，还有涉及宋美龄的一段故事。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正式成立，当时，陕西宝鸡成为“工合”运动中心，“工合”召集人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在武汉拜会宋美龄时说明，如果政府不准备把武汉的工业留给敌人，那么迁到西北去是最有益的，既有利于“工合”运动，又可减少难民对政府的依赖。1938年8月4日，宋美龄和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同艾黎一起到申新四厂查看，宋美龄问厂长章剑慧为什么不迁，她警告厂方：“拆迁是政府最高领导的决定。”并说长江水路已不可走，可通过往西去的铁路迁往宝鸡，政府可尽力设法调拨车辆。宋的到来，使申四部分犹豫不决的股东坚定了信心，终至促成了内迁行动。宋美龄赴申四谈话的小楼——李国伟故居，即今天的汉口铁桥北村5号，这栋房子在申四、福五厂房旧址大面积拆迁时得以保留。

武汉解放后，李国伟响应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召唤，从香港回归。1954年，汉口的申四、福五在行业内率先申请公私合营，与荣氏集团所经营的其它企业一起还之于民，申四、福五后成为武汉市国营第三棉纺织厂、武汉市国营一面粉厂，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起到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