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宣传”到“对话”：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传播进路

赵立兵 申启武

当今中国，社会各界对于民主是好是坏，以及是否实行民主早已达成共识，真正的问题在于：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如何具体实现这样的民主。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言：“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1]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深度植根于我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土壤与现实需求，充分契合了世界民主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2]。协商民主不仅确保了广大人民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而且有利于社会整合与国家团结，因而“一定会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独特而有效的形态屹立于现代人类政治文明体系”。[3]

应该说，现代“政治”的内涵中包含着“传播”的要素；“传播”的范畴中蕴含有“政治”的因子。而“政治传播”作为政治信息流通、反馈以及国家与社会进行互动、博弈的重要渠道，对于推进国家“善治”、政治民主及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从本质上讲，强调“政治协商”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旨在研究“政治沟通”现象的“政治传播”具有内在逻辑上的耦合性。那么，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语境，对目前以政治宣传为主要功能的政治传播有着怎样的形塑作用；反过来说，政治传播的理论建构对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进程，增进政府-社会的互动对话有着怎样的价值阐释和实践支撑呢，这是本文将着重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重塑“宣传”：寻求“国家-社会”二元关系的中间点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基本与其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社会环境遥相呼应。我国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政治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与治理机制以及政治与媒体的内在同构等诸多因素都共同促成了国家、政府与政党等是我国的政治传播的主体，政治宣传是政治传播的基本功能和主要面向。

(一)作为现代国家治理手段的“宣传术”

国家对社会乃至个人的规制方式大致有三种基本类型：其一是通过警察、监狱、军队等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等“硬实力”，以身体自由乃至生杀予夺作为恐吓手段。其二是运用经济管控、赋税制度、社会信用和法律规约对社会群体及其成员进行管制。其三则是通过道德礼仪、价值信仰、关系习俗、文化传统等“软实力”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然而，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现代民族国家的内部管控理念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体呈现出一个由“简单、直接、粗暴”向“系统、间接、柔化”的发展趋势。福柯将这种变化界定于现代国家对人直接的控制、肢体的摧残，转为依赖各种形式的“监视”(surveilance)技术和“规训”手段。[4]不过，在吉登斯看来，福柯对于牢房和避难所的强调过于狭窄，需要将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放大，并进而认为国家的制裁能力从明确使用暴力转变到广泛地使用行政权力，更加注重日常的社会规约，从而构建出一套系统的现代国家模型。比如，警察的力量取代了军队的使用，法律监禁制裁机制更加完善，“模糊的经济强迫”(dull economic compulsion)成为主要的规制方式。

对于社会个体而言，尽管每个人的行动都是有意识的，但是行动者能够用语言明确表达出来的意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不少行动受实践意识支配。后者是人知晓却无法言说的意识，常常表现为不假思索地对惯例或常识的遵从，是受训练的身体的直接反应。[5]这种文化的无意识和身体的惯习，为国家进行价值管束和文化控制提供了机会和切口。现代国家统治方式已经不再依靠简单、直接的暴力控制，转而通过系统宣传建构在文化、精神、道德层面的“领导地位”和“文化霸权”，让广大人民接受由其规定的生活方式、法律制度、价值观念，最终达到赢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获得统治的合法权的目的。[6]可以说，“文化霸权”理论揭开了看似温柔脉脉的现代国家治理面纱，实现了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统治论”到“宣传说”的区分和飞越。

自此，宣传便成为现代国家统治的伴生物，集中展示了现代社会中国家与社会、思想与肉体、自由与掌控等一幅幅充满冲突和张力的时代图景。人们对待宣传的态度十分复杂。有人褒之，认为宣传是开展国家治理、提升行政效率、促进社会认同的必要路径，尤其在发生战争、抵御灾害等非正常时期宣传尤为重要。舒新城在其自述之作《宣传术与群众运动》中这样说：“人类是群性的动物……人与人之间，便不能不有交往．也便不能不利用语言、文字及艺术品等以为传达思想的工具；而人群的幸福，社会的安宁，也就建筑在这人群思想互了解之上，所以为人群生活进步计，一切人均当本其所信而努力宣传。”[7]同时，也有人对宣传背后所隐藏的真实意图报以警戒之心，甚至寄希望于经过专业主义、社会伦理以及公众的媒介素养对其加以制服、驯化。不过，无论人们是否喜欢，更无关民众肯否接受，作为现代治理术的宣传，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信息传播操纵，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现代性的重要标志。[8]

(二)由政治宣传所统摄的政治传播

李普曼在他早期的传播学经典著作《公众舆论》中曾经指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是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劝服是世俗政府“一个常规功能”。[9]其实，这种“制造同意”同“政治传播”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二者都强调政治宣传的劝服、教化、达成认同、促进合法性功能在国家统治之中的重要地位。倘若我们分析中外学者对政治传播的概念界定，更容易发现政治宣传与政治传播的内在勾连，“制造同意”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辨。比如，邵培仁认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种形式传播政治信息，以求影响信息接受者态度和行为，从而推动政治过程的一种行为。[10]段鹏认为，政治传播的过程包含了政府(政治家、政治组织等)、媒体(通常是大众传播媒介)、公众三个要素，并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信息经由媒体向社会公众单向传输的过程。[11]而登顿和伍德则使用“影响政治传播环境的意图”来描述政治传播的特性。他们认为使政治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不在消息的形式和来源，而在于它的内容与意图。[12]这种有关政治信息的内容和劝服、控制的“意图”即为宣传概念的内核，并相伴宣传概念诞生、发展乃至衍变的全过程。

尽管政治宣传由于缺乏“科学性”，容易引起政治立场上的纠纷，所以和“舆论”等概念一起，逐渐被“大众传播”“说服”“态度”“议程设置”等概念所替代。[13]或许可以将这种现代宣传的新形态、新变种和新阶段称为“政治宣传2.0”。但无论宣传形式如何变化，宣传路径如何创新，宣传意图如何伪装，但是其内在的掌控和规约的欲望却未发生根本改变。而且，在具有“政论传统”和“政治家办报传统”的中国，政治更是牢固地统摄着传播，政治传播的主体、客体、内容、形态、效果等因素无不打上深刻的政治宣传烙印。即便在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入、互联网新媒体快速发展，传统媒体话语权受到严重冲击的当今社会，充斥于网络空间的舆论斗争与危机公关无不或隐或现地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宣传话语。可见，无论中国的历史还是现实，都是国家主导着社会，政治统合着经济、文化，这种“领域合一”特征决定着政治传播中的“主—客”二分的传受关系，也决定着政治宣传在政治传播中难以撼动的核心地位。[14]

(三)政治宣传正当性的制造与批判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了“正当性”(legitimacy)的概念，用以解释现代国家政治权威性的来源问题。韦伯认为，政治的权威性不是制度必然赋予的，当然更不是通过武力强迫实现的，它必须依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的信仰”。[15]可以说，自从“宣传”概念诞生以来，关于其正当性问题的反思就一直相伴而行。尽管政治宣传几经改头换面、更新换代，甚至披上了科学、人文、绩效的外衣，变得更加精致、隐晦和具有迷惑性，但是关于它是否正当与合法性的问题、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宣传如何达成合意的、政治宣传的伦理边界在哪里等等，始终是政治传播研究的热点议题。固然宣传可以制造政治正当性，但宣传本身的正当性也需要制造……宣传(主要指政治宣传)正当化的关键在于政治精英和社会公众经过博弈而达成的同意，在于个人自由和国家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中间点”。[8]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逻辑链条：宣传的正当性本身恰恰由宣传而来，这在当下“媒介化政治”的时代语境下表现得尤为突出。宣传的正当性就产生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媒介空间，对自由与规制的边界不断进行协商、博弈、争夺乃至共同建构的动态过程，从而为夹杂着各种劝服、控制、利用目的的政治宣传腾挪出了一个可供操作的运行空间，最终建构出了一幅“拟态”的政治环境，进而左右着社会公众的政治态度、价值判断以及政治参与。

那么，我们究竟可以借助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对政治宣传话语进行反思和改革，重返政治传播和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真正解决政治信息的单向流通、回馈乏力等问题，改变传统政治传播生态中传受主体的不平等地位，在社会利益和国家治理之间寻找出这个普遍接受的“中间点”，以充分适应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与不断推进的民主政治进程呢？无疑，当下国家正积极倡导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积极实践以及乘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之东风而深刻转型的政治传播理论资源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二、发现社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政治传播研究转向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如果说政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层面的协商民主主要发生在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内部，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制度化、规范化等特征，凸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历史和政治特色的话，那么人民团体、基层和社会组织层面的协商则更为基础和复杂，牵涉更加多元的社会主体，也更加直接关系到普通公民能否充分行使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民主权利，真正实现当家做主。

从整体上讲，无论是发端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还是生发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在如何有效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大力增进社会沟通对话，乃至从根本上重塑“国家-社会”关系上，都存在理论创新和探索改进的巨大空间。这就为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原有政治宣传理念，提升我国政治传播能力和水平，创设了必要条件。

(一)赋权协商：互联网技术应用与“国家-社会”关系优化

政治体制决定着传播形态，同时传播形态也反作用于政治体制。早在1960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在比较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传播机制时，就把政治传播功能作为一个主要参照指标。他们经过研究得出：政治体系任何功能的有效履行，都离不开政治传播，没有传播的政治将寸步难行。传播学者巴伯·鲍伊贝思也在大量调查研究之后认为，传媒技术的发展创造、发展并巩固了现有美国选举政治的基本模式，并将持续影响美国未来的民主政治进程。[11]托夫勒早在数十年前甚至预言，信息和权力、政治如影随形，尤其在当下“信息政治”的时代，这种紧密联系将会越来越深。[16]数十年后的今天，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托夫勒的预言不仅完全应验了，信息和权力的耦合的紧密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想，政治与媒介相互影响，深度交融，媒介政治化与政治媒介化的进程空前加快，人类全面进入网络社会，其社会结构、文化价值、政治生态无不发生了根本变革：一方面，新媒体建构了“新的权力中心”，从而引发了现存主导型维权结构内部的紧张和冲突；另一方面，新媒体通过对原有传媒体系的突围与解构，彻底破坏了控制社会知识生产的等级制度，[17]不仅重塑了平等交往、互动对话的新型传-受关系，而且推动了传统金字塔型社会组织结构向多元化、扁平化和非线性结构的系统转型。

在阿伦特看来，政治就是要分享一个共同的空间和世界，在这个空间和世界中，人们可以走到一起，在公共空间如古代雅典的集市中自由交谈。[18]在这种以“共同在场”为基本情境而构想的公共空间中，人们表达意见和观点，就相互依存的条件和内容展开讨论(包括争辩)，在此基础上凝聚共同体(文化和/或政治的)认同，制定并实践不同形态(如公共政策、集体行动)的相互协调行动，从而构成了一个开放社会的肌理。[19]可以说，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介正是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人们交往互动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它不仅形塑了人们的交往模式、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促进了社会变迁、文化转型乃至政治变革，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开始孕育而生。

图1 多元主体互动协商理论模型

在互联网技术的赋权下，社会公众获得了同精英、市场、国家对话和博弈的信息渠道、能力意识、互动平台等千载难逢的时机。一种基于社会多方主体参与、共治共赢的社会治理“想象的微共同体”[20]正在孕育形成。社会多元主体在基于社会共同利益以及公共理性的基础上，在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媒介空间”展开协商对话与互动博弈成为可能(见图1)。同时，这种赋权效应也深深地形塑了政治传播，互联网以其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流通机制的多维化、意见领袖的分散化、媒介空间的脱域化、意义生成的过程化等典型特征，严重挑战了既往的政府—社会之间“主—客”二分的传统，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的政治传播固有模式亟须进行改造调整，既有企图把控和垄断政治传播的时代难以为继，基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基础上的政治传播新形态呼之欲出。

(二)改革宣传：从“独语”的反思到“对话”的转换

政治宣传如何改革，具体改革什么，路径在哪里？这为政治传播提出了严峻的理论建构和工作实践的双重挑战。其实，在麦克奈尔对政治传播的概念界定中，似乎已经给我们预设了问题的答案。在他看来，政治传播除了囊括政治行动者的传播活动以及媒介报道的政治信息之外，还不能忽视另一类研究对象，即非政治行动者的信息反馈。如是说，作为政治传播三大要素之一的社会公众政治传播行为、公共领域政治传播图景等，仍然是我们尚未充分开采的理论宝藏。

巧合的是，受长期关于语用学及系统论研究的启发，哈贝马斯近年来对公共领域的定义进行了重新审查和阐释。他在“交往理性”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公共领域是一种建立在主观互动和语言文化能力基础上的、分散的关于规范和价值的谈判，并认为传播行为的目的是相互了解、信任，并且共享知识。[21]由此，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一个政治学词汇，那就是“民主”。而民主意志的形成过程不仅取决于多元主体在立法环节的博弈过程，更取决于社会公众通过在公共领域的自由商谈与沟通互动而达成“对情境的共同界定”。[22]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就是关注人与人之间是否能够自由交流，哈贝马斯的逻辑立场，必然和“协商的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杜威同哈贝马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他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民主的前提就是社群通过自由、顺畅地沟通、交流，并且按照群体成员各自的直接经验形成共享的意见。[23]因此，民主和沟通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民主本身就包含有沟通的要素，或者说沟通是达成民主的必要条件，没有沟通，民主就无从谈起。

可见，协商民主是关于集体的政治意愿——应当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是一个寻求信息充分、自由沟通、科学协商的集体同意过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发展方向，必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进程、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也势必将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传播发展走向。而作为我国常态化政治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现有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的政治传播实践传统和理论模式提出了变革性要求与根本性挑战。[14]因此，我们需要在充分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合理化因素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国情，参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工作理念和有益经验，对政治传播的理论范式和实践路径进行重新审视和系统重构，力求找到改造政治宣传、促进沟通对话的有效路径，并反过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

三、促进“对话”：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传播实践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不过，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情境中，公众经由协商而达成一致、形成共识，却由于存在着内外环境和操作技术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因而是一个困难、漫长而不对称的过程。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将这种社会公众及团体公共能力和机能的不对称叫作“协商不平等”。他认为，协商不平等有三种基本类型：权力不对称、交流不平等以及“政治贫困”或公共能力的缺乏。[24]它意味着社会公众或团体不能有效运用政治机会，充分参与并影响对自己有利的协商过程和结果，势必造成民主协商过程的不彻底、不透明甚至无法达成。由于分散的和不知情的公众，较之于经过深入思考和讨论而获得明确观点的公众，更容易被操控。因此，实现协商民主必须体现三大要素：第一是政治平等，第二是审慎协商，第三是扩大参与。[25]只有在三个基础条件充分达成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充分协商、扩大共识、最终实现国家善治的既定目标。那么，这三个条件与政治传播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或者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如何开展政治传播实践呢？我们不妨从如下角度进行思考：

(一)传受平等，维护协商主体的主体性

由前文所论述，国家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国家对作为政治传播的主渠道的大众传媒有着根本性的“宰制”地位，媒体始终在政治权力或者商业资本的重重裹挟之下经营生存。但是，随着全球化、区域化迅猛发展，随着新兴媒介的强势介入，国家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政治传播的内生变量发生了深度转型，国家不再是政治信息的单一来源，国家对传媒体系和社会舆论的管理模式亟需调整，国家作为政治传播主体的地位面临严峻挑战，这需要我们重新赋予失落的社会在政治传播中的应有地位和价值。那么，具体到政治传播实践中，要想实现传受双方的平等地位，关键在于确保社会对政治信息的平等获取，疏通社会与政府之间、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内部的政治信息传递渠道，保护社会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主体的主体性。这是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如下简称“意见”)所提出的“坚持广泛参与、多元多层，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6]既定目标的基本前提。

(二)审慎协商，构建多元社会主体多维沟通体系

詹姆斯·S.费什金认为，“审慎协商，是指众人在一起认真权衡讨论中产生的不同观点的优缺点的过程”。[25]他还从五个条件来探讨协商过程的质量，从操作层面为协商民主实践指明了原则：

①信息(Information)：参与者能接触到他们认为与论题相关的信息的程度；

②实质性平衡(Substantive balance)：基于一方或一个视角的论点被持不同视角的人考虑并回应的程度；

③多样性(Diversity)：讨论的参与者能代表公众主要观点的程度；

④自觉性(Conscientiousness)：参与者对于不同观点优劣的权衡程度；

⑤公平考量(Equal consideration)：所有不同身份参与者提出的观点的价值获得考虑的程度。

《意见》中也提出了“坚持求同存异、理性包容，切实提高协商质量和效率”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原则。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与上述“审慎协商”的条件具有高度的相通性。亦即要想确保协商的质量，必须保证协商的“审慎”；要想做到“审慎”协商，关键在于协商过程的平衡、包容。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则离不开拥有开放、高效的政治传播体系，存在平等、包容的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多元主体能够自由对话、权衡博弈，不同性质的政治信息能够在政党团体之间、国家社会之间以及社会成员内部，经由大众传媒以及新型媒介通畅流动、充分论证并实现社会同意。

(三)扩大参与，破解公民“政治参与之谜”

“公民志愿主义理论”理论认为，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包括公民的政治资源(political resources)、政治动机(political motivation)以及所受到的政治动员(political mobilization)状况。[27]而在当今以互联网为主体构建的信息社会中，媒介化的政治传播已经在当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28]互联网不仅作为公民政治信息的来源，更作为国家与社会政治沟通的媒介，并以虚拟讨论的公共空间等路径开展政治传播，从而影响公民政治参与。因此，要想破解公民不想参与、不能参与、没有人动员参与的“政治参与之谜”，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效能和价值，就离不开对政治传播的高度重视与系统把握，需要从提高公民政治传播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着手开展工作。由于民主与教育相互交织、互相依存、密不可分，教育是实现和扩大民主的重要保障和必然路径，而民主本身甚至就是一项教育的原则、措施与政策。[29]因此，开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及政治传播教育，对于提升社会公众的政治意识和媒介素养，鼓励民众通过参与政治传播进而深度参与社会事务和国家治理，保证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有着重要意义。

(四)增强认同，夯实政治合法性基础

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产生，需要意识形态、法律制度、价值规范、经济绩效、个人魅力以及文化传统几大要件。[30]社会共识和价值认同与政治合法性获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让—马克·夸克也敏锐地体会到这一点，他在对中国转型期社会所面临的考验与挑战进行精准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在寻求国内的合法性和国际认可时应当保持自己的节奏和定力，努力将民主的现代性贯穿于理念建构和具体实践全过程，将民主原则同政治认同与合法性建构有效融合起来，从而做到既不得过且过、故步自封，更不在国际强权政治的干预下而自我贬损和迷失方向。[31]那么，公民的政治认同从哪里来？让—马克·夸克接着指出，“认同需要社会满意度。没有满意，就不会认同。”而他所谓的“社会满意”又从何而来呢？尽管让—马克·夸克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我们或许可以从学者们反复提及的“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所共有的词根“commune”(交流、公社等意)这个容易忽视的细节中找到答案，即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政治合法性的获得与各个政党、社会阶层、社会团体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有着莫大的关联性。只有在上述多元主体的政治沟通与协商对话中，才能获得政治互信和社会满意，也才能为获取全社会价值认同，建构基础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

(五)推进“善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有学者认为，“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根本特征在于国家与社会对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的合作共治。俞可平进一步把善治归纳为六个基本要素：即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制、回应、有效。[32]不难发现，这些要素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决定》 首次提出，社会多元主体对国家与社会事务的协商共治，是国家“善治”的重要基础。而国家政治沟通水平的持续提高，政治传播体系的充分现代化，社会公共理性和民众政治素养的有效提升，则是“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26]的重要路径和有效补充，也是推进政府职能深度转型，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现实、最重要、最紧迫的利益关切，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实现“善治”的重要先决条件。只有当政治传播渠道足够畅通，沟通的方式足够多元，沟通的制度足够稳定，各种各样的政治信息能够在政府、媒介和社会之间自由流转和充分反馈，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也才能提高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最终强化社会民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提升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

四、结语

由上可见，政治生态决定传播发展；传播发展又反作用于政治进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协商的大力推行和政治文明进程的持续进展，辅之以新兴媒介对社会话语赋权效应的不断增强，先前由单一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精英把控媒介机构，垄断政治传播的局面将受到挑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并改革原有的政治宣传，实现由单一的“宣传”到多元参与、互动协商“对话”的转变。由此，政治传播进一步踏上了“重新发现社会”、重拾公共价值之路。同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步与政治信息能否自由流通，公共领域是否建立健全，公众舆论能否发挥效应，社会资本能否充分形成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传播理论与实践也将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并为政治传播主动参与国家治理，促进国家“善治”，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和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