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与体育院校校史研究
——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

夏 天

（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1 体育院校校史研究有待深化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的时间很晚，始于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1862年创办于北京的京师同文馆和1895年创办于天津的中西学堂，是最早出现的中国近代高等学校的雏形。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及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体育院校的建立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开展体育院校校史研究是近现代体育史的重要内容。我国体育院校是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发展体育运动的产物，体育院校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体育教育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为了总结在办学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不少学校以校史资料的汇编、校史的撰写以及校史的专题研究为抓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校史研究。30多年来，国内体育院校校史的研究产出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公开出版的系列读物，对宣传学校、促进学校发展；深化教学训练、促进科学研究；开展爱校教育、促进国魂铸造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全国高校30多年的校史研究，高校在围绕学校发展、重点撰写校史的同时，也选取一些专题进行分类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对大学校长、大师的研究；对大学文化的研究；对大学校园建筑的研究；对大学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对大学学院史的研究；对大学前史追溯的研究；对大学史实考证的研究；校史口述历史研究；大学断代史研究等。

现阶段体育院校校史研究成果大部分与学校的校庆工作有关，基本上都是因校庆而作。其中多是组织行为，其成果也多为集体劳动的结晶，在写作时必须顾及学校的方方面面，体现领导的认识、意图和要求，并且需要经过学校严格的审定。这样做虽然有其必要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但缺陷在于很少能体现研究者个人的观点、个性、才华和情感，容易流于一般化、公式化，影响了此类著作的特色和可读性。

目前，各高校已经认识到校史研究绝非可有可无，有的学校成立了专门的校史研究部门，配备专职人员。已有学者指出：“大批校史的出版无疑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从大学校史入手，就有可能形成当代史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在校史研究方面，已“出版了大量的编研成果，丰富了中国史的研究内容，形成当代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高校校史不仅是近现代教育史、学术史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就其地位和重要性而言，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说：一部大学史，就是半部近现代史。然而，综观目前的校史研究成果普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校史论著多为以涵盖学校历史的宏观叙事之作，针对学科、院系、任务等专题性研究较少；第二，收集研究的史料大多是根据学校年鉴、之前编著的校史、档案等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编撰，对新史料的挖掘整理的工作进行的较少；第三，编撰体例上较为单调，多为纪事本末或编年史，有些校史著作仅为图片加文字汇编，缺乏深入的研究分析；第四，研究目的单一，多数校史论著只记录辉煌的办学历程，只注重展示卓越的办学成就，而忽略甚至故意回避一些失败的事例或走过的弯路。

校史研究方法单一，缺乏挖掘新史料的手段，是造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因细节而生动，历史因人物而鲜活。档案文献无疑是目前最为真实可靠的原始记录，但它仅是某一历史事件的成文的、有限的记录，促成该历史事件发生的大量影响因素多隐藏在有形的文献背后。今人仅凭有限的档案文献很难还原久远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当事人人之间的观点或利益纠葛、冲突与妥协等心理过程等。那些丰富的历史细节只有亲历、亲闻、亲见的当事人才能够说得清楚，因此口述历史成为挖掘历史细节的有效手段，而受到学术界推崇。

2 北京体育大学校史研究工作

2.1 研究北京体育大学校史的意义

北京体育大学筹建于1952年，1953年举行开学典礼，原名中央体育学院，1956年更名为北京体育学院，1993年更名为北京体育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中国大力发展体育事业的产物，也是高等教育“发展专门院校”的改革结果。在60余年的历史中，学校作为中国体育最高学府，见证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创立与发展。从“中央体育学院”到“北京体育学院”再到“北京体育大学”，作为对体育这项国家战略性事业提供高级人才和高端智力支撑保障的重点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在中国高等体育教育、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科技等领域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得到了公认。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刘延东同志高度评价北京体育大学：“有这样的学校，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我们有信心，也有基础和条件。”研究北京体育大学校史的意义如下。

在存史方面，北京体育大学的校史不仅仅是学校的历史，作为中国体育最高学府，伴随新中国体育从“一无所有”到“无以伦比”，它的历史更是新中国体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政方面，高校校史研究成果可以为学校、政府和其他决策部门提供依据和参考，尤其是对于高校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北京体育大学的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为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做出努力和贡献。研究北京体育大学校史，可以为学校在国际化建设过程中提供依据和参考。在育人方面，校史具有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所学校的精神、校训、校风、学风等优良传统无一不是在历史的传承中慢慢积淀而形成的。使师生拥有决心和信心的最好教育方式就是校史教育。实践证明，学校师生学习学校历史，对增强师生的凝聚力、向心力有着重要作用。

2.2 北京体育大学校史研究综述

关于北京体育大学校史研究的专著主要集中在学校建校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之际出版。建校五十周年时出版的《北京体育大学校史（1953—2003）》按照编年体的体裁记录了北京体育大学建校50年的历史，并对学校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任务提出了设想及建议。五十周年校庆时还出版了《情系北体》一书，该书集中了各个不同时期校友的纪念文章，回忆了在母校读书、工作的点点滴滴。2013年，为纪念北京体育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出版的《北体情怀》，凝聚了北体几代学子对母校的深切回忆，记录了许多脍炙师友的北体符号：校史馆、青训队、冠军路、365公交、周末舞会、早操晚课、川东包子、小清河畔、苏式场馆、奥运基地……《北体情怀》堪称为北体人集体的回忆录。同时出版的《知行天下 百名校友访谈录》，通过访谈的形式记录了学校毕业生为推动社会发展，特别是体育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1953年，中央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成立，钟师统到校担任第一任院长兼党委书记，直到1983年退居二线，任名誉院长，时间跨度达30年。钟师统的回忆录《新中国体育教育的开拓者——钟师统》，记录了他的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和在北体30年间的办学思想和经验。

通过查阅，关于北京体育大学校史和办学历程研究的文献主要有杨桦教授的《追求卓越，推进中国特色高等体育教育事业发展——北京体育大学发展历程回顾，献给新中国六十华诞》 ，该文主要回顾了学校56年辉煌的办学发展历程，代表全校师生向祖国六十华诞献礼。李庚全、闫旭峰的《钟师统体育办学思想研究》主要研究了钟师统体育办学思想的主要内涵和应用价值，指出研究和学习钟师统的体育办学思想，会使后人更加明确高等体育院校的发展道路，对发展高等体育教育事业大有裨益。王道杰、程在宽在《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一专多能培养特色的演变》一文中对体育教育一专多能培养特色进行追根溯源，并通过北京体育大学1999年、2003年和2007年本科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培养方案修订的实践与论证，重新构建了“一专多能”的体系，系统阐述了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

除了相关研究之外，还有一部分文献以个人回忆录的形式回顾了北京体育大学的历史，其中有蔡远的《军事家兴学育人——贺龙办学回顾》、吴牧的《亲切的关怀——贺龙同志视察北京体育学院追忆》、王丁的《调兵遣将——记贺龙同志开创新中国体育事业片断》、；吴凤桐的《怀念钟老——钟师统同志二三事》、臧权等合著的《记一生献给体育教育事业的徐英超》、曲宗湖的《怀念我的导师、老共产党员徐英超教授——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感恩之言》、鲁牧的《体育摇篮第一家——记北京体育大学建院之初》、鲁牧的《年少、风华正茂——琐忆原北京体育学院中专科》。

综观北京体育大学校史的相关研究，校史著作的编撰多数是在周年校庆之前，学校出于总结办学经验、展示辉煌历程所需，把编撰校史作为筹办校庆工作的一项任务，临时组织起一个校史编撰的工作组，其成员有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档案管理人员以及一些对校史有兴趣的退休教师等。他们有编撰本校校史的热情，也比较容易根据档案记录梳理出校史中的重大事件，但因缺乏史学研究训练，很难编写出学术水平较高的校史研究著作。

3 北京体育大学口述校史研究工作

2016年，北京体育大学党委宣传部下属新闻中心推出“北体故事之体育教育国际化”口述历史纪录片项目，笔者作为撰稿及采访组负责人参与了此项目。该项目采访了亲历北京体育大学国际化的典型人物20余人，并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查找了大量与学校相关的历史影像资料作为口述校史采访的背景资料，这是北京体育大学第一次启动大规模的口述校史收集研究工作。2018年，北京体育大学即将迎来建校六十五周年华诞，建校早期的教师、教练员、运动员、管理人员、科研人员等或已去世或已进入耄耋之年，抢救性收集整理相关口述历史资料的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因此，学校在2018年推出了“北体记忆”项目，重点采访我学校80岁以上的退休教职工，搜集、整理学校建校早期、中期的口述历史，用口述历史完善学校校史资料的收集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就来到学校学习、工作的他们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活化石，他们历经学校60余年的发展，他们的经历不可复制。经过近2年多的工作，学校口述校史收集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首先，建立了口述校史的工作团队，制定了口述校史的工作方法与规范掌握了基本的工作方法，积累了一定的口述历史采访、资料整理保存的经验。项目组成员在初期均没有口述历史采访的经验，在承担任务后，项目组首先利用相关书籍和文献学习口述历史理论和工作方法， 并在每次采访后及时开会总结采访中的得失，交流工作体会。此外，项目组成员还多次参加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线上及线下培训，赴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考察学习。近2年，项目组经过大量的采访和文稿整理工作，主要成员已经对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具备了选题、准备、采访、整理的能力，从而为以后开展口述校史工作打下了基础。

其次，取得了一些口述校史研究成果，提高了校史研究水平。“北体故事之体育教育国际化”项目采访了20余人，录制了约60h的影像资料和录音，用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方式制作了6集纪录片，每集40min，系统梳理了学校自建校以来在友好往来、学术交流、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回顾了北京体育大学在体育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经历的辉煌与成就、挫折与困难。按照项目规划，计划把成熟的文稿汇编成册出版名为《北京体育大学大学口述历史》的校史著作。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再次，通过口述校史制作的纪录片、录像录音资料以及受访人捐赠的珍贵校史照片、物品丰富了校史资料的收藏。现代化校史应是全息性校史，不仅要包括建校以来重大事件的记录，还应该包括校领导、教职工、校友、学生的记忆与反思，包括实物、图像、录像、录音和文字记录稿。这样，学校的后来者及教育研究者，才有学习与借鉴的资源。

经过2年多的摸索，北京体育大学的口述校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是处于起步阶段。口述校史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人一力能进行的。对如何推动北京体育大学口述校史的研究工作，笔者根据其他院校经验以及对口述校史工作的理解，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创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体育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近年来，口述历史相关搜集、研究工作在高等院校受到了高度重视，各种口述历史研究机构纷纷在大学成立。目前已成立的研究机构有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口述史基地、复旦大学口述历史教育工作小组、石河子大学兵团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四川理工学院口述历史研究所等。此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也正在进行相关专业领域口述历史及口述校史的搜集、研究工作。而目前，口述校史工作在北京体育大学仅仅以项目制存在，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不利于口述校史项目的长期开展与执行。此外，作为中国体育最高学府的北京体育大学除了开展口述校史工作外，应承担起中国体育口述历史收集研究的责任。

第二，发挥学校师生、校友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北京体育大学口述校史工作是记录学校发展的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校史研究者的付出，也需要学校师生、校友的参与。北京体育大学校友遍布全国各地、世界各国，只有调动师生、校友的积极性，发挥师生、校友的主体性，吸纳大批有能力感兴趣的师生、校友成为口述史工作者和研究者，才能采访到更多的北体人。此外，让尽可能多的师生、校友参与到口述校史的准备、访谈、录音整理、资料编辑、史料研究等工作中来，运用师生、校友的智慧和力量，可以更好地促进学校文化建设，师生、校友可以在形式多样的实践过程中学习校史知识，感受校史文化，传承北体精神。

第三，拓宽口述校史运用的途径和范围。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可以探索一系列对口述校史的录音、录像、抄本的新利用。例如，把校友口述史访谈制作成短片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传播、口述校史纪录片向师生校友公映、在校史馆进行口述校史专题展览、开设体育口述史课程等，这些措施有利于学校口述校史的传播和发展，更有利于师生校友对校史的理解实现校史资政、育人的功能。此外，口述校史还有利于促进学校文化建设，产生新的校园文化作品。例如，口述校史可以成为校园舞台剧的素材、校园微电影的素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