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平衡诉讼观的几点思考

●龙宗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

刚才，陈光中先生就动态平衡诉讼观的几个方面，从宏观到具体进行了阐释，我认为非常中肯有据而且分析到位。我十分赞成动态平衡诉讼观，这一观点是陈光中先生长期坚持的，在长期研究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晰，而且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所谓动态平衡诉讼观，主要是指实体与程序的平衡、打击与保障的平衡、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平衡、公正与效率的平衡，以及刑事诉讼构造上不同诉讼要素的平衡。这几个平衡，虽然可能在个别问题上学术观点有所不同，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包括所涉及的证明标准问题，仍有不同看法。但在基本问题上已经形成共识，是学界甚至也是实务界的共识，是很成熟的学术观点。具体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也是正常学术生态的体现。

陈光中先生提到的几个主要的实践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十分到位。陈光中先生最被我所钦佩和敬仰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始终直面现实，关注现实，针对现实中突出的问题，大胆谏言。作为学者，他的这种学术勇气和责任感，我们感到自愧不如。因此，我觉得要向陈光中先生表示充分的敬意。今天重提平衡诉讼观，有学术的价值，但是其意义可能更在于由此反思现实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这里，结合自身的学习体会，谈一下对诉讼价值动态平衡的看法，准备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平衡是否具有普适性。刚才说到，法律价值平衡以及动态平衡的观点是法学界的共识。这种平衡性系动态的平衡，即因时势而发生一定变化。陈光中先生已经从古代，到西方，再到马克思，都作了分析，有力论证了这种法律价值平衡。这些年来，国家推动依法治国以及推动司法改革，正是体现了诉讼价值平衡，刚才王书记讲话也提到了这一点。从司法改革，到法律修改以及诉讼实践，诉讼价值平衡即使在实务界也形成共识。并为此而调整了我们过去在诉讼构造、制度构架以及程序设置上的某些不平衡。比如，过去司法人权保障不够，这些年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就是加强司法人权保障，包括强化辩护权，有一系列的制度调整。而且通过政法理念的转变，我们已经将实体与程序并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也就是两种价值平衡作为基本的政法理念。高法高检公安部，乃至中央政法委的司法、执法文件中已经有明确的体现。

然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国家治理的某些方面不需要也不应当主张这种平衡。如有学者发表文章称，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目标，不能完整体现惩治腐败所特有的规范公共权力的核心价值，模糊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权力人民性的政治意旨。即认为反腐败可以不讲平衡，或称平衡诉讼观没有普适性。我认为这一看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在反腐败过程中，如果不注重“两个并重”，在制度设计上就会失衡，在司法活动中一定会出现有罪推定、非法取证、侵犯人权等妨碍案件质量的情况。因此，平衡论是诉讼的规律，如果违反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就会承受沉重的代价。实践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二个问题，动态平衡的变动性与程序正当性的底线要求的关系。陈先生讲的平衡，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也就是关注的重点，可能随时间、地域，以及各种因素的变化有所调整。有的时候会更加强调保障人权，但是在犯罪比较猖獗的时候，如恐怖主义猖獗的时候，需要适当强调打击犯罪，这就是动态的平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动态平衡有没有一个程序正当性的底线的限制，这是我们要注意把握的关系的问题。通过推动依法治国和司法改革，近年来，我们在诉讼活动中的平衡性总体上有相当的进步和改善。比如，为了保障当事人权利解决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问题，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虽然法律允许，但实践中会见难的问题比较普遍。但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公安部采取了有效措施，会见难的问题总体得到解决，这就是明显的进步。

但是也有的时候，尤其是在某些打击犯罪的专项行动展开时，带有运动执法的某些特征，程序正当性的底线要求就不太注意坚守。比如说一提打黑，就可能为了打击而突破程序底线。还如，办案定指标，人为拔高案件，用群众运动的方案办案等等。这些问题说明，在程序正当性底线要求方面，我们还是缺乏一个必要的坚守。我们还没有有效的形成一种常规、稳定、不可逾越的制度要求。所以这种运动执法的特征有时会有所体现，这也是我们需要在动态平衡价值观的推演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想讲一下诉讼效率的要求和权利保障的平衡。主要是这个问题在立法中如何协调。这涉及到近期《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近期《刑事诉讼法》修改，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是实行认罪认罚从宽、推行速裁程序以及缺席审判。在制度草案的设置上，似乎存在某种失衡。例如，认罪认罚从宽在刑事诉讼中全程贯彻，没有案件种类和刑期限制，但是这个制度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辩护权的保障，否则很容易出现侦查、控诉机关，以强势地位和充分资源压迫或不适当诱导当事人认罪认罚。但是现在与这个制度匹配的主要是值班律师制度。有人说值班律师只是一位见证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十分有限。在不能提供刑事辩护律师作全程有效的法律帮助的情况下，全程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可能会出现制度上的不平衡，导致不少违心认罪的情况。因此，立法上应当考虑这个问题上效率与公正的平衡。

还有就是缺席审判，现在已确定进入立法。但是被告人不到场，难以展开有效的申辩，程序正当性的基本要素不到位，难以实现权利保障和案件质量保障。所以，如果要设置缺席审判，也应该设置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但是现在的草案缺乏限制，当事人一跑路就可以缺席审判。这里是否可以限制一下，例如，已经逃匿多少年，没有办法了，再作缺席审判。再如，限制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立法规定仅对严重职务犯罪，如应判十年以上的犯罪，才能进行这种审判等。使公正与效率，打击与保障相对平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