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陕西

2018-08-18 05:33张勋
生活文摘 2018年2期
关键词:集群陕西西安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的家乡中国陕西省,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顾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

陕西,中华文明的肇始之地,周秦汉唐京畿之所在,《史记》中大半故事发生在陕西或与陕西有关。沿着丝绸之路,“丝绸西去、佛教东来”,长安成为亚欧大陆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自唐宋已降,我国政治、经济向东南转移及海洋文明的兴起,陕西逐渐成为内陆地区并逐渐衰落。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依靠独特的地缘优势及政策扶持,引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以工业文明和国际贸易成为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极。与此同时,孔雀东南飞、地域发展不平衡等矛盾亦日益凸显,西部大开发18年并未有所减缓。

在国际经济形势复苏疲软、全球贸易复苏动力不足、地缘政治影响上升等一系列形势下,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存在多重潜在威胁。其中以美国为首的逆全球化思维日益高涨。在此战略背景下,2013年,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以向西突破实现均衡发展与东西互济。

陕西作为丝绸之路的新起点、桥头堡,如何在国内人口红利消失、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动能不足的新常态经济形势下担当重任,以产业集群式发展、城市群的构建和经济辐射重建我国一路向西的桥梁,对于陕西人来说,这既是使命,又是责任与担当。

重新发现陕西,这里不仅有周秦汉唐的荣光,更有秦岭与黄河的气魄;重新发现陕西,这里不仅有长安的历史烟云,更有科技、人才与产业的坚强后盾;重新发现陕西,这里不仅有关中平原的富庶,更有陕北的能源和陕南的青山绿水。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是巧合还是轮回?唐代安史之乱以后,陕西自此以后不再是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中国文明从鼎期逐渐衰落。直到近代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重整旗鼓,最终解放全国;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共两党十年内战,促进了团结抗战的局面;1938年至1941年,又是陕西3万冷娃在中条山用血肉之躯阻挡了日军进入大西北。

陕西的复兴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崛起

今天,在我们无比接近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刻,以陕西的复兴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崛起,实现我国面向亚欧大陆的开放与交融,实现东西部均衡发展,西部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随着2019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西安举办,陕西之未来充满机遇与挑战。

2017年,陕西省GDP达21898.81亿元,增速8%,突破2万亿元大关,全国排名15位,工业经济稳步回升,与此同时,陕西的发展也面对诸多困难与挑战:产业结构不优、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军民融合程度不高、资源环境约束加剧、投资环境仍需优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較大。

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

与此同时,关中平原城市群、西安“国家中心城市”、自贸区、丝绸之路新起点等国家战略的密集投放,陕西已经到了“追赶超越”的关键历史时期,不进则退,不胜则败。

在此战略考量下,2017年至2018年初,我们经过对陕西省各市和重点县域的实地走访,对话省内外区域经济专家学者、全面了解实际情况、掌握一手资料,认真的分析、总计和探讨,以期待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重新发现陕西。

一、以产业集群践行“追赶超越”

产业集群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经济布局的合理化、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区域的竞争优势和建立空间创新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陕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刚曾说:“形成一个产业集群,使我们的产业从碎片化到达了一个集群和基地发展的模式,因此它的‘抗震能力和竞争能力就会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期间,陕西被国家列为新工业区之一,国家第一批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有24项建在陕西。经过60多年的发展,陕西逐步形成了以能源、机械、电子、军工、冶金等重工业为主体,基础较好、门类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军工总体实力全国第一。

经过查看陕西省近五年的三大产业比重,工业均占到50%左右,因此,工业当之无愧地成为陕西经济发展的基石,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存在诸多问题,还尚未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一是企业间合作度底,产业链缺损,重视大企业的发展而忽视中小企业,没有围绕龙头企业培育协作体系导致中小企业技术水平低下,不能满足大企业的配套要求,以陕重汽为例,该公司零部件来自全国500多个大大小小的企业,其中外省企业占到80%,本地企业不到20%,在陕汽集团产业园周围的配套企业只有四五家,西安本地企业不到10%。

二是产学研合作不紧密,激励机制不足;办事讲规矩、走程序;军民融合缺乏有效沟通合作平台,从而导致科技成果省内转化率低,超过50%的科技成果流向了浙江、江苏等东部省份。

三是规划不统一,各市(区)之间,各市(区)的开发区和工业区之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比如西安市目前形成的“四区一港两基地”和代管的国家级新区西咸新区均存在产业结构类同、恶性竞争的现象。

陕西当前有八大产业工业集群: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能源化工、装备制造、医药制造、食品工业、纺织服务工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有色金属工业。其中以关中的装备制造业最具优势和潜力,因此,关中应当集群化发展装备制造业,不断提高其竞争力,逐步辐射全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装备制造业战略高地。其原因如下:

一是装备制造业企业众多,2017年,西安装备制造业681家;宝鸡装备制造业对全市工业增长贡献率为74%;咸阳、杨凌、渭南等地均形成了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

二是装备制造业市场占有率高,拥有17家子公司的陕汽集团,2017年全年产销突破16万辆、市场占有率全国第四名;陕鼓集团生产的轴流压缩机市场占有率达到95%以上、法士特生产的汽车变速器市场占有率55%。

三是品牌优势逐步形成,形成了陕汽、西电、秦川、西飞、陕鼓、法士特等行业知名品牌。

四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法士特、陕汽、西电等企业局通过强强联合或重组,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2014年,陕西装备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4586.1亿,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2%,已当之无愧成为支柱型产业。

如何打造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我们认为有以下策略:

一是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创造效益,政府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多渠道进行投资;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将科教资源转化为创新力。

二是加强企业间的分工协作,政府引导其从原材料供应、零部件、物流代销等环节进行组合,形成产业链,并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发展中小配套企业。

三是建立产学研一体的科研机制,以“硬科技”的应用和转化为引导,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积极发挥智力支持作用,满足企业对技术的创新要求。

四是进一步优化配置资源,对全省及各市区的开发区和工业园装备制造业进行统一的产业规划,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

兴陕必先强关中,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应为当下的核心优势和路径,此外,在陕北发展能源化工产业集群、在陕南重点发展水电和绿色食品产业集群,三秦大地逐步进行产业融合与资源互补,不断进行产业集群与辐射,形成和丝绸之路的产业引擎和领头羊。

其次,打造果业产业集群。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时强调“要提高生产标准化水平和科技含量,延长产业链条,推动果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陕西自然生态条件优越,科技实力雄厚、交通条件方便快捷,其中关中平原是世界公认的苹果最佳优生区,全省当前已经建立27个优质苹果基地县;2017年,全省苹果面积902.28万亩,比上年增长6.5%,占全省果園总面积的比重达55.5%。苹果总产940万吨,比上年增长6.3%,占水果总产量的比重达69.1%。

陕西苹果产量占全国1/4和世界的1/7,苹果汁产量占世界1/3,猕猴桃产量占世界1/3,苹果、梨、枣和猕猴桃被称为陕西“水果四宝”。陕西水果先后行销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陕西与哈萨克斯坦开展果业交流与合作,建设了9个中国(陕西)—哈萨克斯坦苹果友谊园。

与此同时,农业和果业龙头企业少,陕西相比农业大省山东、河南、江苏、四川、河北,农业龙头企业最少,甚至只有山东省的一半;深加工水平落后,陕西苹果加工产值与采收产值的比例仅为1.56:1,远低于美国的3.7:1和日本的2.2:1;加上近年来种植面积的不断增加,而在经济新常态下公费采购的减少和运输费用、种植成本的增加,陕西果业常态性陷入丰产不丰收的怪圈。

我们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的抓手,只有农业现代化,才能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粮食、劳动力和市场,陕西作为全国水果第一大省,水果种植已经成为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乃至县域经济崛起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农业领域全力推进果业的产业化与集群化,成为陕西第一产业的重要命题。

一是培育龙头企业集团化发展,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形成“龙头企业”打破地域限制、所有制限制,优化资源配置,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并与国内外涉农大公司、大集团进行深度合作,形成跨区域,跨行业和跨国经营的企业集团。

二是规模化经营,对水果种植区农民土地进行流转,由专业化公司进行种植、采摘、销售、品牌推广乃至深加工,不断延伸产业链,农户以产业工人的形式获取报酬,避免小农经济的风险和产品品质的不统一。

三是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实现陕西果业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种植、销售和深加工,然后以地域为板块打造杂粮产业集群、红枣产业集群、渭北苹果产业集群、猕猴桃产业集群、富硒有机食品产业集群、西咸新区都市农业产业集群。

以集群化实现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崛起,成为全国水果产业集群化发展的示范区,引领丝绸之路沿线省份的果业发展,通过长安号实现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果业贸易和交流,走出去,引进来,就是对接“一带一路”最好的路径。

其三,打造文旅产业集群。

陕西省文旅产业近5年来无论是接待人数还是收入几乎翻了一番,2017年,陕西省旅游接待人数52284.36万人,收入4813.59亿元,排在全国第12位。陕西全省共计有4A、5A景区101个,其中自然景观类47个,历史属性类为41个。以秦岭和黄河为主的自然资源、以周秦汉唐历史遗存为主的历史资源。

客观地讲,陕西省作为文物资源居全国首位,旅游资源排名全国第三,而旅游收入排名却在全国第12位,作为支柱性产业,显然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面对交通设施落后、旅游环境欠佳、居住缺乏特色、餐饮缺乏创新、文创产品开发落后、服务品质不高的现状,陕西旅游多年来旅游满意度不高却又无力改变。

在我们看来,陕西文旅产业存在问题的核心其实是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引发的市场化意识不强造成的,随着陕西产业集群和国家政策的强力扶持,陕西文旅产业的困境将随着GDP的增长逐渐消散,在当下,首要解决的是文旅产业的集群化问题,因为规模化是人数增加和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打造丝绸之路黄金旅游带的核心引擎。

一是打造秦岭和黄河旅游集群。

秦岭作为中国版图的中央山脉,中华民族的父亲山,涵盖陕西省6市44个县区,拥有独特的山形地貌,水域流动,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秦岭山因秦人而得名,周、秦、汉、唐等历史王朝依此建都,秦岭是长安文化的源泉,是隐士文化、宗教文化、山水文化、诗歌文化、古道文化、关口文化的集散地,因此打造秦岭国家中央公园将是陕西文化旅游的超级IP。

此外,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2017年8月28日,全长约828.5公里的沿黄公路正式开通,北起府谷县,南至华山脚下,纵贯陕西省榆林、延安、渭南、韩城4市12县。2017年9月16日、9月25日,延川县和韩城市相继举办黄河旅游发展研讨会,在此基础上不断延伸黄河旅游带的旅游配套和功能,以旅游业的产业延伸促进一、二产业的转型升级,将成为黄河旅游带的核心命题。

二是打造长安文化集群。

陕西旅游的发展,长安文化是第一IP,西安作为周期汉唐的京畿,现有各类文物点3.58万处、博物馆151座、馆藏各类文物90万件,根据携程旅游网2016年发布的《2016年入境游趋势分析报告》,西安成为国际游客仅次于北京和上海的旅行目的,接待过200多为外国领导人,长安文化当之无愧是首位的旅游吸引物。因此,当前西安古城的改造(皇城复兴计划)、文旅产业开发的元素和内涵应该以长安文化为核心,形成产业集群,再造一座大唐的梦幻之城。

三是打造“丝绸之路黄金旅游带”产业集群。

2014年丝绸之路申遗成功,这条黄金旅游带将连接东到连云港、西到霍尔果斯并延伸至西亚、北非和欧洲,陕西无疑将以长安文化和丝路遗迹,相对成熟的文旅产业资源举旗丝绸之路黄金旅游带。由于丝路沿线的农业生产环境差,工业基础薄弱,文化旅游必将是当前经济的最具潜力的增长点。如果以陕西为资源匹配的平台,挖掘已有的丝路遗迹文化内涵,如回民街、秦岭宗教旅游带、大唐西市等,对接并整合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旅产业,成为丝路旅游黄金旅游带产业集群的枢纽。

二、以城市群的构建打造向西开放的支点

城市是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聚集体,城市的形成是经济力量作用的自然结果。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尤其是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城市化必然加速形成城市群。

2017年,陕西省GDP为21898.81亿元,全国排名15位,在全国处于中间位置,其宏观原因是城市群发展较弱阻碍了产业集群化发展,关中、陕北和陕南各市产值不均衡,如2017年西安的GDP7469.85亿元,榆林3318.39亿元、宝鸡2179.81亿元、渭南1656.63亿元,以上三市加起来也没有西安多。因此,打造关中平原城市群,促进产业及聚集与融合发展,是陕西省当前区域经济的首要任务。

如何打造关中平原城市群?

首先,要建设“大西安”,当前西安的城市规模、经济总量均无法带动和统领关中平原城市群的整体突围,在此基础上从2002年西咸一体化的提出到2017年西安代管西咸新区,均是在迈向大西安建设的步伐。但在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看来,将西咸新区划给西安代管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二步,要真正建设大西安,就应当在当前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以实现西安和咸阳的行政一体化。

在我们看来,西安和咸阳山同脉、水同源,在历史上西安和咸阳本为一体,西安历史上一直是名副其实的“大西安”,直到近现代才变成“小西安”。三原县和泾阳县曾是陕西的粮仓和“白菜心”均划给了咸阳,行政壁垒阻碍了西咸两地文化、商贸和产业的聚集融合,破除体制的束缚愈快愈好。

其次,强化产业的规划和布局,根据“马蜂窝”1月23日公布的《2018年中国城市等级划分》,在关中平原城市群目前规划的12个城市中,有一个二线城市(西安)、一个三线城市(宝鸡)、三个四线城市(咸阳、渭南、运城、临汾)、一个五线城市(天水)、五个六线城市(铜川、商洛、杨凌、庆阳和平凉)。

由于大城市较少,对城市群各大城市产业的带动和辐射不够,产业和资源反而不断向中心城市聚集,形成虹吸效应。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城市群产业分工的细化,中心城市的龙头企业对周边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和资金的扶持,提高欠发达地区企业的竞争力,从而以融合发展实现整体突围。

其三,陕西省政府的迁移,最近网上热议陕西省政府应该搬迁至西咸新区,以增强对大西安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我们认为这是可行的,具体可搬迁至西咸新区泾河新城,一是有助于西咸一体化;二是泾河新城位于八百里秦川的腹地,又是中国大地原点所在地;三是有助于渭北工业带的产业融合;四是泾河新城背山面水,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历史厚重。

在以产业聚集打造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基础上,在山西运城市、临汾市,河南三门峡市,陕西韩城市、華阴市共同构建“黄河金三角”经济区;在陕北构建蒙陕甘宁能源“金三角”;在陕南积极发展沿汉江城镇带,还有沿黄经济带的打造,在陕西省形成产业、城市与经济融合发展,彼此交融的态势,实现“追赶超越”与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伟目标。

陕西要想在新一轮的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中成为向西开放的枢纽和引擎,单靠自身的实力显然是不够的,必须以城市群的构建来实现产业辐射和均衡发展,比如我国的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正是以区域一体化和产业融合的态势成为财富集聚的战略载体。如何借助陕西“米”字形高铁的优势实现东联西进、南下北上?只有一个强大城市群的构建,才会形成向西开发的有力支点。

三、建设绿色生态陕西

陕西省地处我国内陆腹地,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是连接东西部地区的重要纽带,具备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典型特征。建国60多年来,陕西省先后实施了三北防护林、长江中上游防护林、榆林治沙、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关中平原农田林网等大型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在治理水土流失和防治荒漠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与此同时,作为西北五省的龙头,陕西正处于跨越式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导致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影响了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水土流失严重,陕西省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全省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土地总面积的66.8%,在黄河中游138个水土流失重点县中陕西就占了48个;省内长江流域面积仅占总面积的4%,泥沙却占到12%。

二是沙漠化扩张,2000年到2013年,榆林出现逆沙漠化过程,2013年以后又出现沙漠化趋势,在陕北的府谷、横山、靖边和定边等煤炭富集地区甚至出现了中度和重度沙漠化。中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红碱淖近20年间湖面面积“缩水”25.5平方公里。

三是水资源恶化,受工业污水和生活废水大量排放的影响,渭河、延河、无定河等关中和陕北地区较大河流受到污染比较严重,陕南汉江、嘉陵江、丹江水质污染也有上升趋势。其中渭河50.6%的河水已成为劣质水,西安地下水的污染面积已达到470k㎡。

四是森林植被銳减,陕西省森林主要分布在乔山、黄龙山、秦岭、巴山、关山五个林区,其面积占全省面积的44%,森林覆盖率达51%;而其余占全省56%面积的地区,森林面积只占22%,平均森林覆盖率仅11.3%。我国的生态屏障秦岭山脉近年来开山采石、房地产开发不断蔓延,造成山体伤痕累累。

五是雾霾形势严峻,近年来陕西关中地区大气污染较为严重,在全国大气污染中处于倒数位置,甚至一度超过了北京。2017年11月17日全国空气污染指数咸阳第一,西安第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实现以可持续发展打造生态与绿色陕西,构建大西北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我们有以下几点思考:

其一,建设秦岭国家中央公园,2015年,陕西已启动秦岭国家中央公园项目,秦岭作为我国的“绿色心脏”,对水源的涵养、植被的保护、水土流失均有重大意义。因此,严格执行《陕西省秦岭生态保护条例》中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适度开发区的有关规定,处理好开发与控制的关系。实施最严密的管控,严厉打击违法和犯罪行为,遏制城市扩张对秦岭的吞噬。

其二,推进“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为陕西省的“南水北调”工程。该工程是将汉江水引入渭河以补充西安、宝鸡、咸阳等5个大中城市的给水量。2020年全线贯通以后,将大大缓解关中地区用水问题,使1000万人喝上汉江水,300万至500万亩耕田恢复灌溉,对遏制渭河生态环境恶化发挥重大作用。

与此同时,榆林可以通过“饮汉济渭”工程置换水权从黄河引水,将破除能源化工的枷锁,减少过度粗放开发的环境污染问题。但是跨流域调水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对受水区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这是应该引起重视和防范的 。

其三,能源化工转型升级,依托持续技术创新和实施清洁发展、绿色发展战略减少污染;通过研发高端产品提升生产效能,大力发展能源总部和现代服务业,实现“去生产化”;引导能源化工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企业对接,搭建产能合作平台并加大能源化工企业的兼并重组。能源化工企业转型升级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益,减少滥挖乱采,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和提升空气质量的有效途径。

陕西是我的故乡,重新发现陕西,重新发现可持续发展的源源动力。

作者简介:张勋,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自《方塘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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