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不确定性是否调节了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王 慧 孙 慧 LIU IVAN

（1新疆大学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一、引言

战略变革被认为是企业为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对内部关键战略组织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整合。战略变革一直是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热点和核心问题之一。一般认为，一旦企业出现绩效下滑明显、陷入经营困境时，倾向于实施行之有效的战略变革举措来改变现状、摆脱困境。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以及全球化竞争态势的日益激烈，企业经营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逐渐凸显，市场空间扩大、顾客需求特征差异化、技术更新换代加快等现象的频发，既给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经营风险。这就需要企业依据环境变化，适时做出战略变革，以有效规避风险，持续推进绩效提升。

《中国制造2025》中提到，低质低价的“中国制造”产品已无法适应竞争严峻的全球制造业市场和智能制造技术的推陈出新，因而制造业企业需要密切关注国内外环境变化，紧紧抓住发展契机，积极稳妥应对威胁挑战，准确确定战略目标，灵活动态实施战略变革，保证制造业企业绩效水平的稳步提升与行业整体业绩的持续上涨，进而逐步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过程，创造在全球市场中新的、独特的竞争优势。

本文以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在日趋复杂和波动的环境中，企业如何通过调整内部关键战略资源配置以实现绩效水平持续提升、竞争优势逐步凸显的目标。研究对于处在亟待转型升级的制造业企业抢抓不确定性环境中的发展机遇，实现环境、战略与绩效的动态匹配和有效契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Aldrich等[1]学者推崇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外部环境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此基础上，F．Luthans[2]提出并解释了权变管理理论，强调企业内部组织、战略管理要与外部不确定的动荡环境适时整合与匹配，保证企业战略选择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Wernerfelt[3]首次提出了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内部资源的异质性和独特性是形成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需要在竞争激烈的外部市场环境中，主动调整自身关键战略资源的配置与重新组合，塑造战略资源的不可复制性，以有效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增强企业获利能力。在整合地理环境决定论、权变管理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拟建立“环境—战略—绩效”的研究范式，将环境不确定性与战略、绩效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内外部因素同时出发，具体分析外部环境、企业内部战略资源调整与绩效三者间的关系。图1构建了本文的理论模型。

（二）研究假设

1．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Finkelstein和Hambrick[4]、Carpenter[5]、Zhang[6]等学者将战略变革定义为组织内部在多个关键战略资源配置层面的资源分配模式的整体变化。企业做出战略变革的决策是基于组织目标的实现与组织绩效的提升，但战略变革的实现背景、方向和程度差异均会对绩效表现产生影响。现有学者关于战略变革与绩效的关系研究主要包括正相关和负相关两类。如 Haveman[7]、Zajac等[8]提出战略变革提高了财务绩效和企业生存的可能性，并强化了企业收益。郭月娟[9]、罗婷婷[10]研究得出战略行为的调整会对组织经营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而Kim[11]、Kim 和 Intosh[12]则提出，片面追求快捷的反应速度、盲目采取战略变革可能会带来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等隐性问题，进而降低企业绩效并削弱其生存的可能性。综合已有学者并借鉴陈收[13]、李卫宁等[14]研究，本文认为，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条件下，各企业均普遍存在倾向于维持现有战略方针不变，不轻易寻求新的战略调整的战略惰性和惯性，对现有战略的依赖性会导致环境倒逼下的战略变革耗费大量的资源配置和交易协调成本，使企业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从而表现出战略变革前期的绩效下降现象；只有当战略变革超出企业的战略惯性时，才表现为企业内部关键战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规划，保证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匹配，进而表现为战略变革对绩效提升的正效应。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图1 理论模型

H1：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呈非线性关系。

H1a：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正“U”形。

H1b：企业普遍存在战略惯性，只有当战略变革程度超过战略惯性时，才表现为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2．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绩效。借鉴Duncan[15]、Dess和David[16]等学者研究，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其不确定性会影响甚至决定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绩效表现，主要由环境复杂性和环境动态性两个维度决定。针对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部分学者如Rosenbusch等[17]、Wan等[18]研究发现，企业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进行经营活动有利于绩效水平的提高；李召敏等[19]提出，民营企业具备的战略灵活高效特点促使其擅于抓住并有效利用不确定环境中的发展机遇，因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与此相反，考虑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抓住发展机遇的难度和效度，提高获取经营信息的成本费用，加剧战略发展方针的不可控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绩效水平的提高起到抑制作用。Lumpkin[20]、Das[21]、Ghosh和Olsen[22]研究得出，环境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造成一定冲击，加剧企业资金盈余的波动性，进而导致绩效风险的提高。可见，尽管外部环境的复杂和波动性会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发展机遇和契机，但是随之而来的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挑战不容忽视，信息资讯获取途径和成本相应增加，从风险控制和成本预算角度而言，会阻碍企业绩效的提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H2a：环境复杂性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H2b：环境动态性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3．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企业绩效的提高依赖于企业内部战略与外部环境的匹配程度。Beal[23]研究发现，企业会预先关注环境中的资源、信息等要素，进而做出是否采取战略变革与调整的决策。环境会影响战略变革的发生及其程度，并对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产生影响。Rajagopalan 等[6]、Schilke[24]发现组织外部环境能够调节战略变革与绩效间关系；陈收[13]研究表明，环境复杂性、动态性均会对战略变革与绩效间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而郑兵云[25]则得出动态环境负向调节竞争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环境复杂性体现为外部环境中要素资源、顾客需求以及市场因素等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当环境复杂性程度较低时，企业经营面临的外部环境因素相对简单，进行战略变革的需求和欲望并不强烈，开拓新市场、增强竞争优势的能力被削弱，考虑到企业存在的战略惯性，此时采取战略变革会抑制绩效的提升，且环境复杂性会增强二者间的负向作用；当环境复杂性程度较高时，企业经营环境的多样化和差异化逐步凸显，开发新细分市场、挖掘新客户、获取新资源与技术、创造新竞争优势的机会显著增加，通过实施战略变革调整内部关键战略资源与环境的动态匹配性增强，从而会正向促进战略变革与绩效间的关系。

环境动态性体现为外部环境中要素资源、顾客需求以及市场因素等变化的速度和频率。随着环境动态性程度的逐渐增加，环境中生产要素的使用频率、顾客需求偏好的变化速度、产品技术的更新换代等日益加快，企业通过合理优化配置战略资源、进行战略变革与调整，改变现有产品或服务的需求要素、响应顾客需求变化、开发应用新技术，采取战略变革有效抓住高动态环境中的机遇和契机，提高企业对于外部环境的匹配程度和适应能力，从而增强战略变革对于绩效的正向效应。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环境不确定性对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间关系起显著调节效应。

H3a：环境复杂性正向调节战略变革与绩效间的关系；随着环境复杂性的增加，达到战略惯性前，战略变革与绩效间的负向作用越强，超过战略惯性后，战略变革与绩效间的正向作用越强。

H3b：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战略变革与绩效间的关系；随着环境动态性的增加，达到战略惯性前，战略变革与绩效间的负向作用越强，超过战略惯性后，战略变革与绩效间的正向作用越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制造业结构性改革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性提升到国家层面上。本文将初始研究样本定为2001－2015年沪深A股制造业所有上市公司。为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ST、S、PT类公司；（2）剔除 2001年以后上市的公司；（3）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公司。最后由504家能源上市公司15年的面板数据、共计7552个样本点作为研究样本。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及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处理采用Stata14．0等软件完成。

（二）变量设计

研究探讨环境不确定性、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其中企业绩效是被解释变量，战略变革是解释变量，环境不确定性是调节变量。变量的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与测度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一般包括总资产报酬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率（EPS）等财务指标以及Tobin’s Q等市场指标，考虑到总资产报酬率是企业资产转化为利润的集中能力体现，应用更具普遍性和科学性，本文以总资产报酬率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战略变革。战略变革是企业关键战略资源配置随时间变动的、偏离行业平均水平的程度[5][6]。借鉴陈传明[26]等人的测度方法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对战略变革进行测量：（1）间接费用率（期间费用／营业收入）；（2）负债权益率（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3）存货销售比（存货／营业收入）；（4）财务杠杆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5）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员工总数）；（6）固定资产更新率（固定资产净额／固定资产）；分别代表企业在销售、管理、存货、财务、资本和固定资产等方面的关键战略资源的变化程度。根据定义，战略变革具体计算方法为六个关键战略资源变量分别减去所有样本（行业）的平均值并除以标准差予以标准化，取其绝对值并求均值，即为最终的战略变革测度值。

3．调节变量：环境不确定性。根据Dess等[16]研究，本文将环境不确定性划分为环境复杂性和环境动态性两个维度。其中，环境复杂性是环境中各生产要素在数量、规模、种类、技术等方面的异质性和集中度。参考陈收[13]、许德惠[25]等人研究，本文采用Herfindahl指数进行测度。环境动态性是环境中要素、产品、服务、技术等变化的速度和频率。参考申慧慧[27]、杨卓尔[28]等人研究，本文以企业非正常收入标准差与营业收入平均值的比值进行测度；非正常收入即为2001－2015年制造业行业营业收入与年度虚拟变量的回归残差，回归模型如式（1）所示。

4．控制变量。根据已有文献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上市年龄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等作为控制变量。

（1）企业规模采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进行测度。

（2）企业上市年龄。企业上市时间越长，处理外部环境风险的能力越强，进行战略变革的灵活性越强，越有利于绩效的改善。本文采用研究年份与企业上市时间的差值测度上市年龄。

（3）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研究表明，大股东会通过自身持股比例所拥有的权力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决策和强度产生影响[29]，因而本文将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三）模型构建

根据变量设计和分析，本文拟建立以下模型检验各变量间的关系，其中，模型（2）～（4）分别检验战略变革、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5）检验环境不确定性与战略变革间的关系；模型（6）～（7）检验环境不确定性是否调节了战略变革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四、实证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结果如表2所示。企业绩效ROA的均值为5．513，标准差为30．315，体现出制造业不同企业间绩效差别较大，绩效表现差距明显。战略变革SC均值为0．258，标准差为 0．435，说明各企业普遍存在战略变革现象，但战略变革的程度和方向有差异。环境复杂性EUC和环境动态性EUD的标准差分别为 0．089、1376．189，表明企业面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较强，且环境动态性远高于环境复杂性程度。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在相关系数矩阵中，除调节变量环境动态性EUD与控制变量上市年龄AGE的相关性略高外，其他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4，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就相关性系数的显著性而言，战略变革SC与绩效ROA显著正相关，环境动态性EUD与绩效ROA显著负相关，且各控制变量与绩效、战略变革等主变量基本均呈现出显著相关性，为下一步回归奠定基础。

（二）回归分析

1．主效应分析。如表3所示，模型1～模型6检验了各变量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模型7～模型8检验了各变量与战略变革的关系。各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均表现为p值为0，拒绝原假设，即各模型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模型的F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1），体现了模型整体构建的有效性和正确性；R2值体现了模型的拟合程度和解释力度；整体而言，模型的构建能够有效检验各变量间的关系。模型1检验了各控制变量与绩效间的关系，企业上市年龄与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上市时间越长，越有利于绩效的提升；企业规模与绩效显著负相关，体现企业规模的增加并不会始终促进绩效增长；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绩效显著正相关。模型2检验了战略变革与绩效的关系，可知战略变革二次项显著为正（β＝7．755，p＝0．000），战略变革一次项显著为负（β＝－29．805，p＝0．000），说明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呈“U”形非线性关系，经计算，战略惯性临界值为1．92，即当企业战略变革程度小于1．92时，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表现为负相关，当战略变革程度超过1．92时，二者表现为正相关；结果支持假设 H1、H1a、H1b。模型 3～模型4分别检验了环境复杂性、环境动态性与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环境复杂性与绩效显著负相关 （β＝－7．961，p＝0．053），但环境动态性与绩效负相关但不显著（β＝－0．001，p＝0．123），可见环境越复杂、越动荡，企业从事经营业务活动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越高，越不利于绩效水平的提升；结果支持假设H2、H2a、H2b。

表3 环境不确定性、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考虑到战略变革与环境不确定性均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模型5～模型8检验了战略变革是否在环境不确定性与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首先，模型3证明环境复杂性与绩效显著负相关；其次，模型8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与战略变革的关系，其中环境复杂性与战略变革显著负相关（β＝－0．225，p＝0．000）；最后，模型 5 将环境复杂性、战略变革与绩效同时回归，发现环境复杂性仍与绩效显著负相关（β＝－12．952，p＝0．002），战略变革仍与绩效呈显著“U”形关系（β1＝7．818，p＝0．000；β2＝－30．189，p＝0．000），且二者对于绩效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增大；说明战略变革并未充当环境复杂性与绩效间的中介角色，而是当二者同时存在时，对于绩效的关系相互促进，呈放大效应。同理，环境动态性与绩效呈负相关但不显著，但将战略变革与环境动态性同时与绩效回归时，环境动态性与绩效转变为显著正相关，且战略变革与绩效间的回归系数增大，同样表明环境动态性与战略变革相互促进，共同对绩效发挥放大效应。

2．调节效应分析。如表4所示，模型1～模型4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于战略变革与绩效的调节作用。各模型的 Hausman值（p＝0．000）、F 值（p＝0．000）及R2拟合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体现了模型构建的有效性。模型2检验了战略变革与绩效间的显著“U”形关系，模型3加入环境复杂性与战略变革二次项、战略变革的交互项，交互项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β1＝－39．455，p＝0．000；β2＝119．393，p＝0．000），此时战略变革与绩效的“U”形关系仍然显著，可见环境复杂性在战略变革与绩效间发挥显著的调节效应，表现为倒“U”形调节作用；且环境复杂性的调节极值点为1．51，当环境复杂性低于1．51时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随环境复杂性程度增加，战略变革与绩效间的负向作用越强；当环境复杂性超过1．51时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随环境复杂性程度增加，在[1．51，1．92]区间内，战略变革与绩效的负向作用逐渐削弱，越过1．92的战略变革临界点后，战略变革与绩效的正向作用逐渐削弱；结果支持假设H3，但并未支持H3a。究其原因，随着环境复杂性程度的持续提高，虽然外部环境中的细分市场、差异客户、资源技术的获取途径和发展机会增加，但随之而来的高额信息获取成本以及日益增加的经营风险不容忽视，一旦企业无法有效抓住环境中的优势契机时，实施战略变革的效果就会有所折扣，从而削弱其对于绩效的良性效应；即超过极值点后，环境复杂性对战略变革与绩效间的调节关系表现为负向效应。

表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4加入环境动态性与战略变革二次项、战略变革的交互项，交互项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β1＝－0．006，p＝0．000；β2＝0．015，p＝0．000），此时战略变革与绩效的U形关系仍然显著，可见环境动态性在战略变革与绩效间也发挥显著调节效应，表现为倒“U”形调节作用；且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极值点为1．25，当环境动态性低于1．25时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随环境动态性增加，战略变革与绩效间的负向关系被强化；当环境动态性超过1．25时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随环境动态性增加，在[1．25，1．92]区间内，战略变革与绩效间的负向关系被弱化，并逐渐表现为正向关系；超过1．92的战略变革临界点后，二者间的正向关系逐渐削弱；结果同样支持假设H3，但并未支持H3b。从风险收益角度分析，外部环境波幅越大、振频越快，企业优质合理配置战略资源的难度越大，采取战略变革改变不利环境承担的风险越高，越会抑制战略变革对企业绩效发挥的作用，因而环境动态性对战略变革与绩效的关系并不总表现为正向效应。图2总结了环境不确定性、战略变革与绩效三者间的影响机制图。

图2 环境不确定性、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图（虚线表示二者关系不显著）

3．稳健性检验。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对回归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首先，更换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的替代变量，将总资产报酬率替换为总资产净利率，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基本不变。其次，保持原始数据不变，重新构建新的回归模型，分别采用OLS最小二乘回归、广义矩回归，发现各主变量的显著性和方向保持不变，未受到模型改变的影响，从而保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1－2015年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环境不确定性、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检验，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呈显著“U”形关系，战略惯性临界点为1．92，当战略变革程度小于战略惯性时，战略变革与绩效表现为负相关；当战略变革程度超过战略惯性时，战略变革与绩效表现为正相关。

2．环境复杂性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环境动态性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说明随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逐渐增大，企业外部经营风险随之提高，获取信息资讯的代价增加，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绩效的提升。

3．环境复杂性、环境动态性均对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间关系起显著倒“U”形调节效应，调节效应的极大值点分别为 1．51、1．25；随环境不确定性程度增加，其对于战略变革与绩效关系首先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超过极大值点后，则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

4．当环境不确定性与战略变革同时存在时，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对企业绩效发挥更大的作用；体现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复杂、动态因素和内部战略资源配置因素同时作用于绩效时的双向放大效应。

（二）政策建议

1．注重长远利益，大刀阔斧实施战略变革。企业在激烈角逐的市场中不断成长、持续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不断实施战略变革的过程。尽管战略变革的有效实施和管理控制跨期长、风险大，但只要企业深刻认识自身优势与劣势，清晰树立愿景使命与战略目标，全面评估内部战略资源配置情况，实事求是，基于自身条件敢于并擅于在必要时采取战略变革，就能显著提高战略变革成功的可能性。实施过程中要坚定不移地有序推进新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大刀阔斧地迅速摒弃旧的、不适用的战略模式。要注重企业长期利益的提高，尽管战略变革前期耗费的信息资讯、交易费用等成本较高，加之企业自身固有的战略惯性，战略变革实施前期可能表现为绩效的下降，但只要持续、稳定、正确、有效的管理战略变革，企业各项关键战略资源的合理配置终将表现为促进绩效水平的提升。

2．关注环境变动，积极有效抓住发展契机。外部环境的复杂性程度和动态性变化会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显著影响，因而在进行市场开拓、客户挖掘等经营业务活动时，要密切关注环境的变化规律、走势和特征，及时有效汲取有利信息，积极抓住发展机遇，快速准确规避市场风险。具体而言，企业要建立环境中资源要素波动的监督机制，将自身所需生产要素的库存状况与市场供求相结合，保证在环境复杂性与波动性日益上升的条件下，能够准确把握并有效获取生产经营急需资源，实现在相对较低的资源要素获取成本和信息资讯渠道费用的前提下，维持企业正常的运转经营，从而在生产原材料的源头上控制绩效水平。企业要善于在不确定性波动变化的外部环境中寻求规律、挖掘信息、总结特点，通过科学合理的计量方法对环境走势进行预测分析，并做出必要的预警应急机制，避免剧烈、突如其来的环境变动对企业经营造成不良冲击和影响。

3．进行战略匹配，及时调整适应外部环境。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对战略变革与绩效间发挥显著调节效应，因而在实际生产经营业务中，要科学有效的保证环境与战略的动态匹配和协同发展，实现企业绩效最大化的目标。当环境复杂性程度较低、变动相对缓慢时，企业要准确分析内部战略资源的分配是否合理，在明确自身优劣势的基础上，慎重决定当前战略是否适应环境变化，如外部环境并未引起企业经营困境的发生，切忌轻易盲目采取战略变革。当环境不确定因素持续升高时，企业要紧急密切关注环境波动趋势与已实施旧战略的匹配程度，一旦发现战略无法适应环境变化时，要敢于做出战略变革举措，适时调整并启用新战略，持续实现外部环境与内部战略的适配性，要积极挖掘环境中的发展契机、寻求机遇，有效识破环境中存在的威胁与挑战，通过环境—战略的动态融合，达到化不利为有利、变威胁为机遇的目的，进而促进绩效水平稳中有升。

（三）研究展望

本文研究建立在“互联网＋”与《中国制造2025》政策出台的特定环境下，是对现有关于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研究的开拓与丰富。研究对于处在转型升级背景下的制造业企业，如何在日益复杂和动荡的环境中科学有效地采取战略变革，实现提质增效、创造新的市场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仅对环境、战略与绩效三者的关系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本文仅借鉴相关学者研究，将环境不确定性划分为环境复杂性和环境动态性两个维度，未考虑环境敌对性、环境竞争性等其他维度。其次，本文仅分析了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对于战略变革与绩效的调节效应，并未将企业内部环境资源，如管理层特质、人力资本柔性等变量纳入分析框架。最后，本文未从动态跨期视角分析战略变革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这些留待未来继续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