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经济新常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与发展

2018-09-26 11:10方凤玲白暴力
人文杂志 2018年7期
关键词:创新驱动新常态新时代

方凤玲 白暴力

内容提要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关键时期。关于经济新常态的一系列思想,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要素理论、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供求关系理论、市场配置资源理论和宏观运行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

关键词 新时代 新常态 要素驱动 创新驱动 增长质量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07-0018-08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同时,“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 ,①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理论的主要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经济新常态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我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探索,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成果。

一、经济新常态的判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是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变化特征的总结,经济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准确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性理论认识的升华和发展。

1.经济新常态——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判断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②这段话揭示了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间的矛盾是经济周期波动,进而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交替进行,上个经济周期的结束又是下个周期的开始。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商品供求双方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

社会主义公有制消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显著发展,并于2008年开始,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还不够强,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经济发展还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因此,基于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我国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也会存在周期性的变化,但主要不是周期性波动,而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发展阶段的转变。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更替变化的结果。

2.经济新常态的判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做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1页。三期叠加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指出了我国经济正呈现出“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1月10日,第7版。的“新常态”。“新”首先表现在运行形态上的一种变化和阶段性的转变,即以“中高速”的新阶段取代原来高速增长状态的旧阶段,以质量效率型发展新方式取代规模速度型旧发展方式,以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经济新结构取代增量扩能的经济旧结构。而“新”字后面的“常”是中高速、质量效率、做优增量在“新”之后如何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即成为常态。新常态是由我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决定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是化解不平衡不充分深层次矛盾、走向更高级经济形态更合理结构的必经阶段。科学认识我国经济形势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切实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后出现的增长速度换档现象,不是周期性的外部冲击所致,而是在钢铁、水泥等产业迅猛发展周期逐渐结束后,相关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的结果。我国步入工业化中后期后,劳动力、土地、市场等资源禀赋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已难以支撑经济继续高速的奔跑;曾經释放出巨大红利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成本优势已逐渐消失,潜在增长能力下降;传统的低成本、低价格竞争优势也在逐渐削弱,出口呈现回落态势……这些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增长速度的放缓是长期趋势,是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必然结果。由粗放高增长转向集约高效率,由更注重数量到更注重质量,由增加投资规模到提升“周转”速度,由要素驱动到高新技术驱动,新常态的这些基本特征是在对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深刻认识基础上,对我国经济运行的理性认知和正确判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

二、经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转换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增长要素理论

经济增长要素影响着经济增长,而经济新常态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这样的定位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要素理论。

1.实现增长动力转换——基于马克思经济增长要素理论的思想

马克思着重从生产关系角度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劳动(人力资源)、土地(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制度等因素。资本是企业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商品生产的整个过程都“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德]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3页。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以充足的资本供给为前提。劳动是社会生产的前提条件,“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6页。社会物质财富、再生产、消费的增长都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口增长。良好的自然资源是剩余劳动和超额利润赖以产生的自然基础,新自然资源的发现和利用,对生产的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69页。引起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质的升华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进而改进其他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制度作用于经济增长,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会使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不合理的制度会牺牲效率,阻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要素变化要求必须转换增长动力。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要素发生了变化,成本也变得更高。如在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成本中,人力资源中的劳动者工资报酬、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水平等提高了;自然资源中土地、矿山、能源、原材料等价格上涨了;环境资源中污染治理成本上升了;企业生产成本、技术变革和创新中的自主技术研发和创新成本也越来越高。随着成本要素的增加,必然引起产品价格的上升、通货膨胀的出现、竞争力的下降和经济发展动力的缺乏。而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经济依靠出口、投资要素投入为核心的增长动力在削弱,消费的推动力也不足。因此,依据马克思经济增长要素理论,必须依靠提高质量和效率来化解成本上升的矛盾和动力不足问题,由过去靠“四大要素”“三架马车”带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质量和效率的创新驱动。

2.新常态下增长动力转换理论对经济增长要素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从过去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转换。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命运的主导因素,只有“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发展。随着我国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市场内生投资增长动力疲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降低,“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③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20、121、125页。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实现从大规模、持续性的固定资产投资,转到依靠创新降低成本、提升资本使用效率上,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走上科学发展、内生增长的轨道,实现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必须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制度、資本和技术是经济增长动力系统转换和新增长点培育的三大关键要素,制度可激励、约束资本投资和技术偏好,引导资本投资倾向和技术革新;反过来,资本投资倾向和技术创新又影响并驱动制度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创新驱动“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③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挥投资对增长、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发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发挥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经济新常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要素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以创新促增长、促转型,积极投身智能制造、互联网+、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带来的创新发展浪潮,努力领风气之先,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习近平:《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人民日报》2017年9月4日,第2版。只有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创新者的存活率和创新产品的转化率,才会有创新引领、绿色低碳、高端高质的产品供给消费者;只有“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⑤才能加快资本循环与周转,处理好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各种比例关系,实现资本结构优化配置,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创造一个新的更长的经济增长周期,在中高端消费、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从而更好地释放“三驾马车”的新动能,实现发展动力向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转换。从增长不是简单增加生产总值,而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到确定符合经济规律的增长速度、增长动力和增长潜力,深刻把握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增长规律,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现新的跨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要素理论。

三、经济新常态转变发展方式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数量扩张向追求质量转变,进而推动增长动力转换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1.经济发展方式从数量扩张转向追求质量——基于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

经济发展方式一般是指通过数量增加、结构变化、质量改善等生产要素变化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是在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上扩展而来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方式分为单纯依靠增加生产资料、劳动力扩大生产规模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和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的内涵扩大再生产两种方式。随着科技的发展,扩大再生产方式具有由外延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化的历史趋向。马克思发现,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市场调节和竞争规律也能促进生产方式向内涵式方向发展,实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内部及其之间的平衡,实现自然环境与劳动力的有机结合,有效调节国内市场发展与国际市场开拓,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促进生产内涵式发展。

经济新常态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必须“转方式,着力解决好发展质量和效益问题。”③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69、270、270页。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页。明确“‘十三五时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窗口期。如果不注重转方式调结构,只是为了短期经济增长实行刺激政策,必然会继续透支未来增长。”③从以速度为中心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注重内涵的经济增长方式,体现了扩大再生产方式由外延扩大向内涵扩大转化的历史趋势,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核心理念,并在继续转方式基础上,适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创新了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到经济发展新理念的历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2.“转方式”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创新经济发展方式是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在全球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发展趋势下,在我国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的严重态势下,仅仅依靠要素成本优势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解决经济发展下行压力,防止经济发展失速,关键在于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形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路径,从以速度为中心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等量资本投入带来更多资本回报,以等量资源投入带来更多效用、福利和社会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采取果断措施化解产能过剩,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④

“转方式”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总书记强调,新常态下必须“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⑥习近平:《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民日报》2014年8月19日,第1版。以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以实现从注重速度、数量向注重质量、速度和效益并行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必须把需求侧结构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改革结合起来,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稳定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⑥促进经济从数量扩张向追求质量发展;必须尽快解决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09页。必须全面调整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尽快促进生产规模、速度、效益、质量、品种、环保的有机统一。这些发展新理念为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转变路径,丰富和发展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指导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新理论。

四、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供求关系理论

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供求关系理论。

1.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马克思供需关系理论的思想

马克思指出市场上只有买者和卖者,需求和供给两个互相对立的范畴,在商品的供求关系上再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买者和卖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商品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往往难以达到绝对平衡,有时甚至会出现较大偏差。当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勞动量大于社会需求量时,部门内部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超过社会分配的劳动量,在市场上就表现为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反之,供给则小于需求。只有各生产部门按商品需求量的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量,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才能平衡,而供需趋于平衡的动力是商品价格。当供小于求时,商品价格上涨,反之价格就会下跌,而低价又抑制供给,进而促使生产者技术改造、产品更新、降低成本以打开销路刺激需求,使供需逐渐趋于平衡。因此,由供求关系作用所反映的商品价格的上涨和下跌,是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的反映,也是供求关系变化的基本法则。

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对马克思供求关系理论的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产品、服务供给的增加,居民生活消费伴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页。从温饱型需求向美好生活需求、从数量向质量型需求、从低端向中高端产品需求转变,我国居民消费正在从对物质产品需求比重的下降转变到对各种服务需求增加的过程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过去“有没有”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好不好的“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人们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安全、绿色健康、舒适感、成就感、归属感和身份地位的认同感。我国已进入品质化消费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只有通过创新供给激活市场需求,创新投融资方式,更多地将资金投入到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上,才能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在马克思供求关系理论基础上做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署,准确地把握了我国经济运行中供求关系变化的新特点,为认识新时代我国供求关系发展规律奠定了基础。

2.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供求关系理论

改革供给侧结构以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供需问题都有,但低端供给、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供给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从生产资料供给结构看,一方面是煤炭、钢铁、水泥等初级产品产能普遍过剩;另一方面是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弱,核心技术、关键装备与高端产品对外依存度高,依赖进口才能满足市场需求。从消费资料供给结构看,一方面是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多样化、个性化、精致化、品牌化需求在增长;另一方面是相关产业发展还未及时适应市场变化,致使一些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致使跨境出游的购物成为消费热点。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通过“三去一补”,优化存量资源配置,从生产领域扩大优质增量供给以减少无效供给,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和发展了供求关系理论。在产品丰富的今天,网购、定制消费等方式成为新的消费趋势,服务、健康、绿色、时尚、养老、安全等领域的消费需求升级逐步展开。但供给还未能跟上需求的变化,导致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新常态下,党中央把提质增效升级作为供给结构调整的主题词,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使金融、教育、文化、旅游、医疗、养老等第三产业消费逐步成为消费主体,这是调整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重心,使生产手段服从于美好生活需求的生产目的,形成高品质消费主导的新需求结构升级,从而拉动供给创新,使新需求与新供给有效匹配,真正协调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对马克思主义供求关系理论认识的深化与升华,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积极探索。

五、经济新常态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市场配置资源理论

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价格波动优化资源配置,经济新常态理论突出了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形式,遵循和升华了马克思市场配置资源理论。

1.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基于马克思市场配置资源的理论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力量主要外化为资本,而资本则接受市场“看不见的手”的配置。马克思认为,资本为了增殖必须不断运动,通过内在的价值规律以及外在的价格、供求、竞争三大机制,将资本化的资源配置到最有能力进行经济扩张的生产者手中,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价格波动刺激生产者去改进技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使资源在企业内部实现优化配置;通过面向市场组织生产,优化资产结构,形成合理的创新机制,使资源在企业之间实现优化配置;通过市场竞争,使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向优势部门或生产者集中,引导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调整其生产与消费行为,从而实现供给与需求在数量与结构上的平衡,最后合理地实现资源在社会生产各部门的优化配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7页。在十九大报告中重申,必须“毫不動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最有效的形式,这一基本规律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违背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行为都会受到市场的惩罚,都会使资源错配、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受阻。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本规律,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有利于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大空间和更多活力,真正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理论对马克思市场配置资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党中央做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的决定,是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深刻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要求的创新和发展,也是经济新常态的机制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简言之,就是要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第2版。从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到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的作用逐渐增大、政府的作用逐渐缩小,这是由我国新常态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决定的,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动态改革。

新常态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意味着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力发生了变化,政府主导转向了市场主导,市场中的生产要素流动更加顺畅,人、财、物等资源要素直接自发调节市场运行;政府不再直接用权力涉足,而是在经济结构和经济要素间发挥更有效的统筹作用,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服务和监管的职能,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7、117页。有利于开放市场促进“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有利于维护经济新常态下的体制机制建设,真正“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④这是对马克思市场配置资源理论的深刻理解,是在新常态下基于问题导向动态调整发展政策的一大飞跃,必将对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六、经济新常态下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宏观经济运行理论

“新常态”确定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稳中求进总基调、结构性改革总方向、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宏观调控目标,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理论。

1.宏观运行目标调整——基于马克思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整个社会生产从物质形式上归纳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从价值形式上归纳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为研究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了科学方法和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宏观经济 “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及物质形式的制约”,[德]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38页。宏观调控最根本的要求是必须达到国民经济按比例平衡发展,即生产中消费的物质资料得到新的物质资料替换,转移到新产品中的旧价值和耗费劳动所凝结的新价值得到补偿和实現,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若供求不平衡,市场“过旺”或“疲软”,国民经济就会出现波动和曲折。社会化程度愈高, 愈要求宏观上得到有效的调控,以纠正违反宏观运行规律的行为。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宏观调控的目标已不再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宏观调控政策不再是高强度刺激有效需求,而是转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全面发展新阶段;转向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推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宏观调控阶段;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确保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和向“新常态”顺利过渡。这些目标的确立,既遵循马克思宏观经济运行理论,又是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宏观调控的必然选择。

2.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对马克思宏观运行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意味着我国经济宏观调控总目标是要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决策者的角度提醒我们:“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第2版。在于宏观调控措施是否到位,在于是否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在于应对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应对周期性影响因素防范债务、金融风险,在于能否稳定就业、稳定市场预期,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创造有利环境。总书记强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6页。不唯GDP,但也不能不要GDP,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经济增长规律有质量有效益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和遵循社会规律开放共享协调包容发展。“稳中求进” 是新常态下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方法论,是对宏观调控方式和思路的重大创新。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方向。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稳增长调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总战略指引下的主攻方向和工作主线。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一个显著特征是结构性减速。新常态下既要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目标,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人为拉高增速;又要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切实提高实体部门体系的供给质量,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结合起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保持国民经济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⑤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进而形成稳增长调结构的合力。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方向,深化宏观调控目标内涵和方式手段,是对马克思宏观运行理论的重大贡献。

建立“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2017年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年,是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要准确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12页。要努力克服高增长低效率的外延式发展模式,更加注重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提质增效上,放在转方式调结构上,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⑤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不断扩充发展的内涵。把发展质量放在第一位,优先注重效益,在客观上突破了只专注短期经济运行问题的传统框架,强调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宏观调控既要利当前,更要惠长远的思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宏观经济运行理论。

综上所述,习近平经济新常态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方式、结构、动力转变的思想,是社会经济合理化要求在经济运行和发展各方面、各领域、各部门的投射和反映,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要素理论、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供求关系理论、市场配置资源理论和宏观运行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和政策取向的理论依据,是在实践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与发展。

作者单位:方凤玲,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白暴力,北京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理论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韩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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