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何爱平 赵仁杰

内容提要 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资本论》所体现出的理论原则对于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意义重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演进的历史逻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相一致。从《资本论》的创作背景、研究内容和理论特征出发，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以实现人的发展，满足人的需求为主的“以人为本”原则；从时代特征出发，反映时代需求的“与时俱进”原则；立足改革发展过程，总结发展经验的“实践性”原则；依托人民群众，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性”原则；展现中华民族特色，提升发展经验“民族性”原则；吸收其他学派思想，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原则。

关键词 《资本论》 以人为本 民族性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07-0026-08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是因为基本原则问题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典范，《资本论》创作过程和研究范式所体现出的理论原则，不仅保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方向和理论活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过程中必须继承和坚持的重大原则，更为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資本论》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提供支撑：一是《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核心问题，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自我完善为目标，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原则，只有从“以人为本”原则出发，才能更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论》的创作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紧密结合，不断更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和分析，体现出“与时俱进”原则，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准确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新挑战；三是《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指导下，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实践中的矛盾冲突提升为系统学说，体现了理论创新的“实践性”原则，坚持“实践性”原则，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结合；四是《资本论》立足于工人阶级的生存困境，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本质，为无产阶级提供理论指导，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原则，坚持“人民为中心”的阶级原则，才能保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五是《资本论》以19世纪英国为样本，欧洲为背景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所分析的社会经济问题具有地区性和民族性，同时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方法，在充分体现“民族性”原则基础上，实现理论逻辑的一般化，坚持“民族性原则”，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六是《资本论》批判地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重农学派包括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实现了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出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原则，坚持“开放性”原则，才能引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一、实现人的发展，满足人的需求为主的“以人为本”原则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资本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所在。《资本论》中以人为本原则集中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的实践过程中，坚持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是《资本论》理论自身所体现出的人本主义。

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之前，就将自己的人生目标确定为“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4页。在他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重视人的观点：“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2页。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马克思更是多次深入到工人阶级内部，充分了解工人生产、生活面临的困境，深入研究其历史使命及其未来发展，《资本论》的整个创作过程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自身的关注。就《资本论》的研究内容，马克思指出：“我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42页。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主体都是人，或者说是劳动者，而并非物。马克思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本身以及由生产活动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现“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给工人生产了棚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0页。他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增长与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现象，揭示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即“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⑤为了实现工人阶级解放和人的发展，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分析了工人阶级实现解放，劳动者自身实现发展所需要具备的一般前提和具体条件，在这一目标指引下，马克思通过系统阐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如何推动工人阶级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他指出：“人的解放，就是社会的解放，它是通过工人阶级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可见，在《资本论》和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价值理念中，实现劳动者主体自身的发展，推动人自身的物的满足是其重要目标。因此，《资本论》是一部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伟大学说，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过程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一直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目标。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0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目标，可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和正确方向，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进一步提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实践来看，“以人为本”原则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对马克思人本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求角度出发，“以人为本”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原则，展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能够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持正确方向，也是实现党的十九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目标”的重要理论来源。

二、从时代特征出发，反映时代需求的“与时俱进”原则

《资本论》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但在《资本论》发表之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作品中，就已经对《资本论》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在对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认识也在不断修正。如在对劳动和劳动力两个概念范畴的界定上。当马克思在1849年写《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时候，他认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所以提出了“劳动的价值”。但随着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研究，他发现雇佣工人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的，不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劳动力，是他的劳动力在一定时限内的使用权，而劳动力的使用权则是可以被衡量的，也是有价值的。这一认识奠定了《资本论》关于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分析的基础。再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言：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将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后来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共产主义实践，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高级阶段之分。

可见，马克思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最终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强调了任何一种理论都应随着实践活动和时代背景变化不断更新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不断批判和革命的”。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197页。他认为，我们“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④他清楚地认识到，《资本论》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形式，而这一具体形式又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同样地，《资本论》中所讨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也必然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演进逐渐成为历史。因此，要保持理论的长久生命力，必须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不断更新。众所周知，在《资本论》的写作计划中，马克思曾经打算把《世界市场》问题作为《资本论》的续篇内容，即作为他的经济学著作六册计划中的最后一册，这一写作计划反映了马克思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资本主义扩张的实践进行思考后，对《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修正完善。在考察了《共产党宣言》发布25年来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后，马克思曾指出“这些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4页。而时隔45年，恩格斯在纠正马克思对1848年欧洲革命形势的过高估计时曾明确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2、472～473页。恩格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随实践发展变化的这一理论品质：“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指南，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具体的问题是不断变化的”。②可见，《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特点，这也是《资本论》能够常读常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的背景下，仍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其理论形成和发展也就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进一步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党的十九大更是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全新表述。因此，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时代背景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过程中，必须继承并坚持与时俱进这一重要原则，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真正成为反映时代需求，解释当前中国发展问题，并进一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学说。

三、立足改革发展过程，总结发展经验的实践性原则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坚持了理论联系实践的基本原则，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演变的具体实践作为《资本论》分析的一手材料。理论联系实践是《资本论》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原则。

从马克思自身为《资本论》写作所进行的实践准备来看，马克思走出校园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1842-1843年期间担任《莱茵报》主编，在实际工作中他遇到了以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等为代表的经济利益问题。这一工作实践使他有大量的机会了解和关注社会生活等现实问题，并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些工作实践为马克思后来从事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积累。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在离开学校帮助父亲管理工厂时，通过与工人的亲密接触，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生活状况，在思想上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新的认识，这些经历为后来他研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动力。在正式开展《资本论》写作之前，马克思曾先后写作《巴黎笔记》和《布鲁塞尔笔记》等大量经济学笔记，这些笔记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初步研究成果，也是马克思在巴黎等地进行了广泛地社会实践观察和调研后，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初步批判思考，为《资本论》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从《资本论》创作的实践背景来看，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时，19世纪初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家通过资本支配工人的劳动，使得工人阶级遭受剥削，并引发了以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無产阶级反抗运动。马克思考察了工人运动的现状，发现：“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页。但即使如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极力为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行为进行辩护。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当时无视实践变化的庸俗经济学理论：“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资本论》的实践性原则，另一方面源于其整个理论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了社会实践决定意识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在总结以往欧洲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立足于实践的科学系统理论。对于理论中存在的令人不解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找到合理的解决”。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272、272页。可以说，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产生的基础，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标。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关系下工人与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使得马克思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创立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学说，其目标不仅仅在于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其剥削工人的秘密，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推动实践变革作为目标，才能够有效指导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将理论设想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影响着人类社会进程。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1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在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基础。在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实现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探索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新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可见，要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从实践中获得理论提升的要件，立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实践，以实践为基础生成理论，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提升成为系统性的理论学说，进一步表明其理论产生的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这一原则与《资本论》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中，必须更好地坚持这一基本原则，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性特征。

四、依托人民群众，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性原则

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特征。马克思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页。在写作《资本论》之初，马克思首先重点分析了“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而几乎在每一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⑥马克思观察到了自罗马时代以来社会阶级存在的现实，并系统梳理和分析了阶级背后的经济利益，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⑦

《资本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的秘密，阐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实质，《資本论》明显地站在了无产阶级立场上，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原则。正是由于《资本论》坚持的无产阶级立场，使《资本论》区别于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恩格斯曾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页。《资本论》在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中理论指导地位的取得，正是因为《资本论》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从工人阶级利益角度出发，对资本家凭借其占有的生产资料残酷剥削工人的事实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敢于直面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从而成为科学的理论。相反地，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会在理论上极力为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冲突进行辩护，从而产生了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不相符的西尼尔的“节欲论”、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以及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等。对于《资本论》所强调的阶级立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都进行了继承和进一步的解释，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党建》2015年第12期。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立场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从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保障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等方面详细阐述了立足于人民群众，反映群众心声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立场的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清醒认识和一贯坚持，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原则。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性原则，就要求把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最终目标。针对当前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收入分配不公、生态环境污染等影响到人民群众福祉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的时候，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阶级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只有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一阶级原则，并在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中认真践行这一原则，才能够使理论研究成果和改革发展实践保持正确一致的方向。

五、展现中国发展特色，提升发展经验的民族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世界性和普适性的特征，《资本论》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理论指导，也具有高度的一般性。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民族性特征，并强调在对不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中重视民族性原则。

《资本论》及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特征与其理论产生的背景密不可分，19世纪初，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德意志民族和西欧国家的差异与冲突构成了《资本论》产生的重要文化背景。正是由于这种民族化差异及其所引发的冲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关注经济理论的民族性特征。《资本论》将19世纪欧洲特别是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关系的矛盾与其民族特征紧密相关。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正是由于各民族不同的民族特性，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民族解放与经济社会发展上也相应存在着多种方式。以自发的唯物主义为信仰的法国人是政治的民族，必须经由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因为信仰泛神论和唯灵论，德国人必须先经历一场哲学革命；英国人，这个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兰西成分的混合体，对消除对立丧失信心，所以完全听从于经验。于是英国人也就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61页。正是因为对民族性原则的尊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当《资本论》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实践相结合时，就产生了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具有俄罗斯民族印记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苏联范式”。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融合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民族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在中国特性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特征的影响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资本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应用经验表明，在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时，必须充分考虑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民族特征，只有尊重民族性原则，才能够找到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全面反映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经验的系统性经济学说，与其他经济理论的根本差异在于其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在于它坚持将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走上了一条成功的渐进式转型发展道路，从而创造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奇迹。中国的这种渐进式改革和发展道路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休克疗法”不同，这一差异在本质上反映了不同发展道路的民族文化印记。正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中对渐进式改革的认同，才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宝贵机会，避免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道路。因此，要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系统总结其成功经验，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其民族特性和民族性原则。对此，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明确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中华民族有效传统文化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理论创新中的“文化自信”。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发展也必然需要紧密融合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性原则，将理论创新的目标嵌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发展愿景中。

六、吸收借鉴其他学派思想，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原则

《资本论》作为独立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它在理论体系、研究内容和分析方法等多个方面自成一家，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和超越。但是，从《资本论》理论研究的过程和内容来看，《资本论》并非是封闭保守的，它在构建和坚持自身理论体系的同时，充分吸收借鉴了重农学派、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合理成分，体现出理论创新过程中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原则。

《资本论》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之前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李嘉图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一商品必须的劳动量决定的，而非为这种劳动支付的报酬，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李嘉图这一理论贡献，认为这是“划时代的发现”。但对于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马克思指出：“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两重性，那表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定有两重性，斯密和李嘉图等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必定到处弄不明白，而一般经济学者竟没有例外的不注意这种简单的情形”。《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7页。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是他对于斯密和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最重要的变革，也是《资本论》理论创新的核心成果，对此，马克思本人也认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5、653页。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本质过程，对于该理论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②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于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的《经济表》，他认为：“这个表，是在18世纪初叶，在政治经济学的幼稚时期出现的。一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还应无疑感谢这个最天才的创作。”[德]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49年，第97頁。魁奈《经济表》将简单再生产作为他抽象的基础模型，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认为分析社会再生产，“主要的困难……不是发生在对积累的考察上，而是发生在对简单再生产的考察上，所以亚当·斯密《国富论》和他以前的魁奈《经济表》讨论到社会年生产物的运动及其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时，总是从简单再生产出发”。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0、115页。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也是简单再生产，在借鉴魁奈简单再生产分析范式的基础上，马克思从商品资本循环运动的公式出发，阐明了资本在第一、二部类中循环的过程以及总的社会生产过程，而且说明了社会总生产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分配问题，对简单再生产过程的科学分析和理论拓展做出了创新贡献。在关于资本循环运动公式的研究中，马克思认为魁奈从重农主义的特殊立场，选定“W-W`”这一公式作为《经济表》的分析基础，这与重商主义强调的“G-G`”的过程存在本质区别，“这体现了魁奈伟大的正确的见识”。⑤在对重农学派吸收借鉴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形成了《资本论》再生产理论的完整体系。

从上述两个经典理论的创新例证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过程中，一直坚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对待其他学派理论的合理成分，并努力将其融入到《资本论》的分析框架中。正是因为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才能站在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完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揭示其存在的不足，并对整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出挑战，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资本论》这种兼容并包的“开放性”理论研究原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范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下，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在理论层面的系统总结和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在坚持批判性基础上，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合理成分，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学术交流，兼收并蓄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在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下，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使之逐渐成为最能够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科学理论。

作者单位：何爱平，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管理学院；赵仁杰，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韩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