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的高考和大学记忆

2018-09-29 19:49郑异凡
世纪 2018年5期
关键词:中文系江山苏联

郑异凡

我们的“四九级”

我上学读书常有幸遇到历史的大节点,上初中赶上抗日战争胜利,上高中恰逢家乡解放。那时学校每个班级都有一个班级名,我们初中一年级的班级依照英语老师程正迦先生的建议,取名“贺凯”,英语书写为“OK”。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根据班主任何继存先生的意见,班级取名“四九”,这有三层含义:第一,我们的城市江山县是一九四九年解放的;第二,解放的日子是阴历四月初九;第三,我们班共有同学四十九人,三个“四九”就成了我们的班级名。这样我就牢牢记住了故乡的解放日期,也记得我们高中一年级小伙伴的人数,虽然后来参军参干走了好些人,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剩下也就三十来人了。那时每位同学参军参干,都是班级的大事,都留下欢送他们的班级“全家福”,不过到毕业的时候,却没有拍一张“全家福”,成为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先“集训”后高考

1952年夏我們高中毕业,这时国家需要大量的建设人才,号召考大学,参加也就是现在叫做 “高考”的考试。不过,大家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备考。毕业考试后不久,新青团(那时还不叫共青团,而是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县委组织我们到专区所在地衢州集训,地点是衢州中学,是什么名义或名称的集训班,到现在也不清楚,只记得有专区和县领导来讲国内外形势,讲共产党员的八项标准,此外就是各人在小组讲自己的经历和家庭,“自报公议”。都是十八岁上下的青年人,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经历可讲。我从四岁开始上江山县唯一的一个“先河幼稚园”,在这里把初小也读完了,直接从幼稚园升入高小,然后就是江山县中的初中和高中。现在想来,这大概就是一次政审吧。这给同学们在分手之前提供了最后一次聚会的机会,开会之余,没事就一起唱唱歌,聊聊天,日子过得很是快活。这就是说,高考之前我们并不是忙着温习功课备考,而是政治学习,没有感到高考的压力。集训大概进行了半个来月,然后返回老家。

过不多久,又把我们集中起来,拉到金华参加高考。这次也是由组织办理的各种手续,连火车票都是组织发给我们的。到了金华,住进金华师专,试场就设在这里,有好些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在这里服务。考试不分文理科,是统一的试卷。别的都记不得了,只记得语文试卷中有一个选择题:“满志”之前有几个词供选择,我选了“踌躇”,我以前没有见过“踌躇满志”这个词,是根据排除法选的,结果蒙对了,于是牢牢记住了这个词。

考毕返回江山。江山中学正在搞学校“普查”,把我叫去帮忙——做调查,刻蜡纸,做表格。普查包括学生的家庭情况,如家庭成分、家庭人口等等。那时土改已经完成,各家都评定了成分,例如我家被评为“贫农兼自由职业”,“贫农”是因为有祖上留下的两亩地。孤儿寡母根本耕种不了,交给大伯代耕,“自由职业”是因为母亲当过小学教员,后又在江山救济院当保育员。不过有的学生的家庭成分不明或者没有填写,这就需要去核查。这差事往往交给我们这些帮忙的小伙子。江山是多山区的小城,有时为了查清某位学生的成分,需要翻山越岭去所在的村子调查。那时年轻力壮,翻山越岭不在话下。

《解放日报》张榜公布录取名单

等到8月,上海《解放日报》用好几版刊载了高考录取名单。我报考的三个志愿是复旦大学的三个系:中文系、新闻系和历史系。那时浙西的山城相当闭塞,对外界知道得不多,所以我就认准一个学校,对考其他大学想都没有想,我母亲对我考大学,学什么,统统不过问,由我自己做主。记得复旦大学的录取名单刊载在《解放日报》的第一版头条,中文系还放在最前面,所以我一看,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有的同学就需要一版一版地搜寻。我们是先通过报纸获取录取的信息,然后才收到学校录取通知书的。由于录取名单是在报纸上公布的,那时候不会出现被冒名顶替或者通知书丢失的事件。

通过对《解放日报》的反复搜索,发现我们班除一位同学外全都考上了大学,有学医的,有学生物的,有学英语的,有学数学的,等等,这在江山中学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这多亏了那时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的方针,我们是幸运儿,赶上了这一趟!那位没有被录取的同学很可能是因为健康的原因,一年后也考上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1951年暑假,清华大学地质系的一批大学生来江山实习,借住在江山中学。一下子来那么多的大学生,在江山小城是罕见的,同这些大学生的接触和交往,使我们班的许多同学都去报考地质系了,结果我们班读地质的人最多,至今仅在北京就有三四位从地质部门退休的同学。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的!

班上考文科的只有我一人!我从小学开始看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后来迷上解放区的小说,几乎读遍了学校图书馆所有的解放区文艺作品,在学校举办的历史征文比赛中,我还获得了高中组的一等奖。记得征文的题目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革命传统”,给我的奖品是一本《苏联历史》,封面上写着“大学教材”,实际上是翻译的苏联中学教科书。它好像预示了我今后从事苏联史研究的命运!由于征文获奖,大大提高了知名度,我还当选了学校第二届学生会的主席!

赤脚进复旦

解放前母亲在江山救济院担任保育员,解放后救济院解散,母亲就没有了工作,因父亲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抚恤金也没有了,就靠姐姐一人养活全家,所以家庭经济非常困难。考上大学需要准备最简单的行装,只好去银行贷款,记得我去银行借了10万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10元钱。母亲领我去买了一只皮箱,做了几件衣服,再买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钱就花得差不多了。

我扛了一个铺盖卷,提了一只皮箱,拿了入学通知书就去了上海。那时去学校都是单身一人,不像现在有家长全程护送,一切都得自己办理。到了上海,天公不作美,正在下雨,我穿着布鞋,如果湿了可不容易干,干脆脱了鞋打赤脚,在我们那个山城赤脚走路是常事。这样,我就赤脚走进了大学这座殿堂!

中文系的报到地点是淞庄(即复旦大学第六宿舍),到了那里看见一条大横幅,上书“热烈欢迎新伙伴!”老同学见我打赤脚,给我打来洗脚水,心里马上感到暖暖的!

我是最早来中文系报到的,住的是日本人建造的两层楼的宿舍。楼下一间是中文系的,住六人,楼上一间是新闻系的,后来被选送留苏的唐修哲(后为著名的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就住在我们上面。

第二次高考:留苏考试

中文系一年级的下学期传来消息,要选拔留学苏联的学生,号召我们报名。最后由校方决定选取一批同学报考,我幸运地被选中了,于是又一次进入考场,这是我的第二次高考,考的是苏联的大学!很兴奋但不紧张,因为已经进入了复旦,上学已经没有问题,有了保障。对考试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学校用校车把我们送到徐汇区的一所中学。考完试才放假回老家——为节省路费,寒假没有回家,已经有一年没有看见母亲了。

假期结束返回复旦,知道已经被录取留苏,我们班上共有四人被录取:马积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工作)、康群(进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习,因社会关系问题被送回复旦中文系,后任《郑州晚报》总编辑),还一位姓曹的同学(后因身体原因被送回国)。

我们是乘火车去北京的,路上历时整整三天,这就是那时的交通状况!我们被送到位于鲍家街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二部(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我们班的宿舍被安排在离校部不远的石驸马大街。

俄专的一年主要有两件事。其一是政审,对留苏生的政治要求十分严格,在校内搞了一个“自报公议”的“忠诚老实运动”,各人交代自己的历史、家庭和社会关系,然后大家评议。有一个说法,能入党的不一定能出国留苏。另一件事是学习俄语,我们多数人基本不懂俄语,或者仅在大学一年级学过一点。教俄语的老师大多是苏联大使馆官员的夫人,或者苏联专家的夫人,教我们班的俄语老师叫瓦丽艾哈蜜多娃,她上课时有助教帮忙。政治课学的是“马列主义基础”,实际上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因此可以用俄文本来对照学习,既学历史,也学俄语。

稀里糊涂:从“马列主义基础”到“苏联史”

到了下学期,开始做出国的准备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制作服装。不管你最后能不能出国,都去量服装尺寸,当然做不做服装校方会通知厂方的。发给我们的服装用品装了两个帆布箱子,够五年之用。

最后公布的出国名单,并没有学校和专业,只知道批准留苏或者留东欧国家,直到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才宣布各人的具体去向。分配我去的学校是列宁格勒大学,专业是“马列主义基础”,由中央编译局保送。这纯粹是“按需分配”,事先并没有征求本人的意见,而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国家确实需要大批建设人才,1954和1955年是派出留学生最多的两年!

使馆的信息有点不灵,到了列宁格勒大学才知道苏联高校已经撤销了“马列主义基础”专业。1953年斯大林去世,虽然还没有公开批判个人崇拜,内部已经开始微调,大学虽然还设有“马列主义基礎”课(实际上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课),但培养“马列主义基础”专业人才的学科取消了。于是把我们安排到历史系的苏联史专业。分配学历史的大多是原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生。中文系是最容易改学其他人文学科的,历史、哲学、法律、新闻等等都行。

我在历史系学习了一年,在二年级新学期开始之前,使馆通知,像我们这样专业与原分配专业不符的可以重新挑选专业。虽然学了一年历史,但是我对文学的兴趣未减,就改选了文学系,在那里上了一个月左右的课。突然又传来消息,说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的两位工作人员(夫妇两人)在莫斯科河划船失事,不幸溺亡,此前他们经办的改专业的事作废,于是我又回到历史系的苏联史专业,从此研究苏联历史就成了我的终身事业!

2018年6月于北京蓬莱公寓

猜你喜欢
中文系江山苏联
中文系何为?
江山有我
如诗如画的江山
武装保护苏联
江山如此多娇
读中文系的人
读中文系的人
黄振东作品
千里江山图
雾在做迷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