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夏天

张映勤

扇 子

四十年前，在我的印象里，夏天是最难熬的季节。春秋不必说了，冬天外面再冷，屋里都是暖的，总有一个躲避风寒的地方，夏天不行，盛夏三伏，骄阳似火，酷热难挨，人们没处躲没处藏，有时热得昏昏沉沉，夜里连觉都睡不着。

那时，中国人的贫穷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农村不论，即使是城市，即使是双职工家庭，父母大多挣着几十块钱工资，孩子多的，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孩子少的，生活条件也好不到哪去。收入低，商品匮乏，经济萧条，供应紧张，买什么东西都要凭副食本定量供应，一人一个月半斤油、一斤肉、二两麻酱……家家如此，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时连两分钱一盒的火柴都要凭本供应，更没有冰箱、空调等产品，连电扇都是难得一见的高档电器。到了夏天，人们消夏纳凉的工具似乎只有手里的扇子了。

我小的时候，扇子几乎是家家必备，人手一个。不可想象，没有扇子，夏天如何度过。

最常见的蒲扇，也叫芭蕉扇、葵扇。大似荷团，小如帽子。这种扇子，扇面薄，重量轻，风力足，扇出的风柔和凉快，使用方便。而且价格低廉，备受百姓喜欢。那年头，除了蒲扇，还有折扇、团扇、鹅毛扇，绢的、纸的、塑料的，形形色色，式样繁多，材质各异。人人一把扇子，煽风纳凉赶蚊蝇，成了普通百姓生活一道常见的风景。

三伏天，最热的那段时间，我们自然是在放暑假。白天，烈日当空，酷暑炎热，毒烈的阳光晒得地上的柏油马路都发软，走在上面像踩在钢丝床上；蜻蜓热得躲在树叶间，像是怕被阳光灼伤了翅膀。中午，整个城市如同烧透的砖窑，让人喘不过气来。在我的印象中，盛夏那几天整天都处在昏昏沉沉的感觉中，白天，躲在屋里不敢出来，门窗四开，却不见一丝风吹来，经常是热得浑身冒汗，手里的扇子要不停地扇着；夜里，闷热无风难入眠，人们在扇子的晃动中昏昏睡去。

屋里热得待不住人，吃过晚饭，天色渐黑，左邻右舍的孩子大人纷纷拿着板凳、躺椅到街上乘凉。大街小巷到处坐满了三五成群的人们。天气炎热，又没有电视，没有其他可供人们娱乐消遣的方式，闲来无事，邻居们凑到一块，一手茶缸，一手蒲扇，摇着扇子，闲聊着。国家大事，小道消息，家长里短，说古论今，东家长西家短，三个蛤蟆六只眼，说得有趣。每天晚上，说笑声此起彼伏，我们楼栋门口成了热闹的露天茶馆。几个孩子坐在那，津津有味地听着大人们闲聊，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都是从他们的闲聊中知道的。

路灯下，一群群的成年男人围在那下棋、打扑克，扇子不停地摇动，一边煽着风，一边驱赶着蚊子。远远望去，忽闪忽闪的扇子像是蝶翼上下翻飞，煞是好看。

夜深人静，环顾全城，多一半的市民都在街上，人头攒动，场面壮观。那些住房窄孩子多的人家甚至把凉席铺在大街上睡觉。从小，我们家的规矩大，管教严，无论多晚，孩子都必须回屋睡觉。天气闷热得像蒸笼一般，待到困意袭来，我们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很难睡一个踏实觉，这时候扇子还是不能离手，扇子一停身上的汗就会冒出来。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总有一段时间，热得根本睡不着觉，夜里总要醒来几次。而每天夜里陪伴我们进入梦乡的还是扇子。

即使天气再热，家家户户也要点炉子做饭。不管是住平房，还是住楼房，不管是人口众多的家庭，还是单身一个的住户，家家户户门口都放着一个炉子，人们烧水做饭，一天都离不开它。清早起来，那真是“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炊烟袅袅，缭绕不绝，直到太阳老高了，笼罩在四近的烟味还没散去。整座城市到处是烟囱林立，一片烟雾迷茫。奇怪的是，烟尘不断，当年的空气质量却胜过今天，从没听说过雾霾、PM2.5什么的。天气本来就热，再围着炉火做饭，家庭主妇们的辛苦忍耐可想而知。姥姥当年主持家政，操持一家人的吃喝，一天到晚要忙着把几张嗷嗷待哺的小嘴喂饱。老人封建，穿衣服严实，极少穿露胳膊的短衫，守着炉子忙活，经常是汗流浃背。姥姥在那做饭，有时我就在旁边给她扇扇子，即使这样，每年夏天老人身上还是会起一片痱子。这种皮肤病现在基本上绝迹了，当年却是司空见惯的常见病。

富有诗意渐行渐远的扇子勾起我无限的怀旧之感，它在儿时的夏天为我带来的陣阵凉意至今挥之不去。

冰棍与汽水

“冰棍，败火……”

“小豆冰棍，三分一根……”

这是我小时候在夏天经常听到的吆喝声，这声音就像一阵清凉的风刮到心里，对我充满了诱惑，肚子里的馋虫立时被钩到嗓子眼，真想立马冲出屋去，跑到卖冰棍的推车老头那买上一根。

儿时的小豆冰棍，现在想起来，没有比它更好吃的冷食了。到了炎热的夏天，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手里能举着，一根小豆冰棍。可惜的是手里一分钱也没有，我舔着嘴唇，咽着口水，央求着姥姥：“给我买一根吧，就一根。”任凭我怎么软磨硬泡，姥姥从来不为所动，她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是不搭理我，直到卖冰棍的吆喝声渐渐走远，渐渐消失在马路尽头。

姥姥一直疼爱我，我在家里最小，可上面连表哥表姐还有几个孩子，一人三分就是两三角钱，这点钱在当时够买两三斤棒子面的。姥姥操持着一大家子的吃喝穿用，不能不算计着过日子。老人做事从来是一碗水端平，不会破例单独给我开小灶。

小豆冰棍，冰凉透心，香甜可口，能吃一根那是多大的享受。我渴望着，幻想着，心中暗想，等我长大有了钱，一定要把它吃个够。

挨到三伏天，热得实在不行了，姥姥这才大发慈悲，给我们几个孩子发放防暑降温费，一人一天三分钱，人人有份，不多不少，够买一根小豆冰棍的。捏着这来之不容易的两三个硬币，我欢天喜地跑到街上去买冰棍。

那年头城市里个体经营的商贩基本绝迹了，只有家庭困难的老年人，街道才给起照卖冰棍。这些老头儿老太太的冰棍车有时沿街叫卖，有时就停留在路口的阴凉处，一只漆成白色的木箱子，里面用棉絮包裹着一层层冰棍。我神气十足地递上钱，指定让卖冰棍的给我拿箱子底层最硬的冰棍，硬的冰棍凉，冻得结实。

揭开包装的蜡纸，我举着冰棍一边走一边慢慢地享用。小豆冰棍上面是一层厚厚的小红豆，颗粒饱满，没有磨成豆粉，下面是红褐色的豆汤冰块，货真价实，又凉又甜，绝对是冰棍中的上品。

吃冰棍时先一点点地舔，上下左右在嘴里慢慢地吸，那冰冰凉、甜丝丝的感觉立时传遍全身。赶上要溶化滴落的一刹那，用嘴猛然接住，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浪费。一般情况下，冰棍都是在嘴里舔化吃完，我舍不得大口大口地咬，我希望那种美妙甜蜜的感觉在嘴里尽可能地无限延长，慢慢享受冰棍溶化沁人心脾的过程。如果能遇上邻居的小伙伴，尤其是那些家境差的孩子，换来的必是可怜巴巴羡慕渴望的目光。我傲慢自得地一个人享用，显得有些冷酷无情。有时，碰到关系非常好的小伙伴，对方那饥渴难耐的眼神常常叫我产生动摇，有的尾随在我身后，忍不住乞求着：“给我咬一口，就一小口，行吗？”咱从小就仗义，实在是抹不开面子，便停下脚，小心翼翼地递过去，眼睛紧盯着他的嘴，心提到了嗓子眼，把冰棍的底部冲着他，嘱咐道：“小口点啊！小口点！”能分得我一口冰棍吃的小伙伴，那关系，绝对铁得“咣咣”的。

一位曾和我有过“同棍之谊”的小学同学，出国十来年了，如今混得人五人六的，前几年春节回来相聚，说起小时候吃冰棍的情景，感慨万千。为了报答我当时的慷慨大方，借着酒劲，他拍着胸脯道：“这样吧，就冲当年的冰棍，你今年带全家到美国玩玩，来回的机票吃住旅游的费用我全包了。”真没想到，一小口冰棍能换来一次美国之行，早知如此，我当时真应该把整根冰棍都叫他吃了，即使游不了全球，欧洲十国总不成问题吧？当然，我是哪也去不成，不为别的，到了国外，想吃点煎饼果子窝巴菜，上哪找去？

那时候街面上卖的冰棍基本上只有两种，三分一根的水果冰棍和五分钱一根的奶油冰棍，奶油冰棍不仅贵，而且有一股黏糊糊的奶腥味，不如水果冰棍清凉爽口，所以一般孩子更钟情于后者。而水果冰棍中最受人们欢迎的无疑就是小豆冰棍，它是当年人们夏季消暑败火的首选冷食，但即使只卖三分钱，一般家庭也只能偶尔满足孩子的需求。

“冰棍，败火，三分一根”，“冰棍，败火……”盛夏酷暑，街面上不断传来的吆喝声对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种诱惑，一种考验。冰棍为什么能败火？也许就因为它冻成了冰块，溶化后能吸收人体的一部分热量，老百姓认为火就是热量，凉的东西吃下去就应该能够败火。

印象中我吃冰棍最痛快的一次是上了初中，有一回远在东北的三姨回来探亲，破天荒地偷偷给了我两角钱，我决心奢侈一把，满足自己最大的心愿，把冰棍一次吃够。正巧一家食品店要处理快融化了的冰棍，两分钱一根，我一下子买了十根。站在店门口，手托着已软成烂泥一般的冰棍，一口气吃了十根。那是我至今难忘的一次冷食大餐。

如今的冷食数不胜数，无论是食品店、超市，还是街头小摊，各种冷食琳琅满目，带棍的、装盒的、盛碗的，口味齐全，应有尽有。即使是冰棍，花样也多得数不过来，有的还是中外合资生产的名品，价格少则几角，多则十几块钱一根，而且一年四季都有卖的。但是这么多的冰棍、冷食都唤不回我对小豆冰棍的感情，它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童年夏天。随着时间的流逝，小豆冰棍渐渐流淌成记忆中的脉脉温情，化为挥之不去的恋旧情怀。

当然，除了冰棍，当年还有汽水。20世纪70年代，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运输受限，各大城市都自己生产汽水在本地销售。天津市场上出售的山海关汽水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山海关汽水一统天下，是天津唯一的夏季大众饮料。全国其他的城市也大体上一样，都有自己品牌的汽水，像北京的北冰洋汽水、上海的正广和汽水、广州的亚洲汽水、武汉的大桥汽水等。

汽水用玻璃瓶装，分大小两种，大瓶的两角五分钱，小瓶的一角五分钱。汽水的口味只有一种，橘子味。当年即使是商店也没有冰箱、冰柜，汽水都是用大盆泡着，上面压着一块块天然冰块降温。

汽水在当年绝对算得上是高档的清凉饮料，普通人家的孩子难得喝一次。您想，即使是只买一角五钱的小瓶汽水，也够孩子们买五根冰棍的。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贫困时代，夏天能有根冰棍消暑解馋已经很不错了，花钱买汽水喝，一般孩子不敢有此奢望。

橘黄透明的汽水冰凉冰凉，喝在嘴里甘甜微辣，一瓶汽水灌下肚，从嗓子眼能凉到胃口，那叫舒服，那叫爽快。

在酷暑难挨的盛夏三伏，姥姥給我们买冰棍，却从来没买过汽水，原因无他，小瓶的汽水也比冰棍贵上五倍，这点账，精打细算的姥姥算得门清。邻居之中只有一位独生子小孩能时常享用冰镇汽水。有时候，我们望着那孩子大口大口地扬脖喝汽水，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还略带一丝嫉妒。那时我就想，还是独生子女好啊，人家各方面的条件都比我们好，吃的玩的穿的用的，几个孩子的消费人家一个人独享，那才叫福气。我以后长大了成家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绝对只要一个孩子，让他来补偿他爹小时候的遗憾。

汽水对年幼的孩子充满了诱惑，一个夏天我们难得喝上几次，冰棍尚且不能满足，遑论汽水。即使破天荒有那么一两次机会，如果让我们选择，大多舍不得买汽水喝，有那钱省下来还多吃几根冰棍呢。对当年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喝汽水实在是一种奢侈的花销。

当然，机会还是有的，不知什么时候，母亲会心血来潮慷慨一把。那时每到周末晚上，母亲就把我从姥姥家接回自己家，偶尔在回家的路上会给我买一瓶汽水解解馋。汽水只买一瓶，母亲扶着自行车在一旁看着我享用，目光中露出一丝满足与欣慰。印象中我从没有让母亲喝过，贪婪的本性和机会的难得让我顾不了许多，只想把那冰凉透心的甜水尽快灌到肚子里。

那时候每一次喝汽水，我都强忍着汽的那种辣味，连水带汽一起喝下去，我舍不得让它浪费，瓶子里的汽也是花钱买来的呀。以我的理解，没有了汽，那还叫汽水吗？那不成了甜水？汽水喝到肚子里，不一会儿，一连串的汽嗝涌上来，冰凉透心，那一刻，它让我对生活感到了一种满足。

买 菜

20世纪70年代，我的印象中，到了夏天好像总是在排队买菜。按说，夏季，正是蔬菜下来的旺季，可不知什么原因，每年夏天，总有一段时间蔬菜断档，家家户户没有菜吃。

三十多年前，许多城市的领导都提出过这样一句口号：“解决市民的菜篮子问题。”而且还上升到了“工程”的高度来抓。当领导的能惦记着老百姓装菜的篮子，可见这东西不仅关系到平民百姓的吃菜问题，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对城市居民来说，吃好吃坏，总得有菜。其实，当年的蔬菜品种也不多，无非是茄子、土豆、白菜、黄瓜、西红柿等，即使是这些菜也常常供应不上。

放了暑假，父母嘱咐孩子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打听着点，来了菜赶紧去买。”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没有农贸市场，更没有菜贩子。居民们都是到附近指定的副食店买菜。副食店平时门庭冷落，连一片菜叶都没有。如果哪天来了菜，街坊邻居们奔走相告：“二他妈妈，快，快，来西红柿了，赶紧的。”几个大娘提着菜篮子一溜小跑直奔副食店而去，双职工家庭的孩子也闻风而动，不敢怠慢。

风风火火到了副食店，只见门口早就排起了一字长蛇阵，马路边青红相间、大小不一的西红柿堆得像小山一样。售货员在副食本上勾着画着，一边收钱，一边称着。西红柿用簸箕铲到称盘里，大小好坏生熟一律不管，赶上什么是什么，顾客没有权力挑挑捡捡。时间不长，小山一样的西红柿就被搬到了千家万户。突然想起来，当年的西红柿有一种黄色的，沙瓤，微甜，煞是好吃，可惜这么多年再也看不见了。

有的时候，一连几天，副食店无菜可供，市民们的蔬菜断了顿。家里没菜吃，我们放了假的学生奉父母之命到处去买。几个同学提着篮子结伴到远处的副食店去逛，一边走一边玩，买菜是假，闲逛是真，可以理直气壮地疯玩半天。有时走出几十条马路仍然是一无所获，几乎所有的副食店毫无例外地都没有菜卖。那时我们哪知道，计划经济时代，蔬菜由国家统购统销，统一调拨，况且多数情况还是凭本供应。我们盲目地瞎转，就是找遍全城也买不到菜。这个道理现在明白了，当时却不知道，提篮买菜成了夏天我们暑期中的一项生活内容，大多无功而返，白耽误工夫。

无菜可吃，家里的饭基本上靠对付，条件好的家庭，蒸个鸡蛋羹或拌点麻酱下饭，条件差的只能吃口咸菜了。人们都说苦夏苦夏，我以为夏天苦的主要是胃口，天气热，伙食差，睡眠不足，整个夏天，是人们减肥的最好季节。只是，那时的人们平时肚子里的油水就少，无肥可减。

娱乐与游戏

20世纪70年代，虽然条件艰苦，孩子们却快乐无忧，玩的内容丰富多彩，尤其是到了夏天，到了暑假，更是在疯玩中度过的。

当年，即使在城市，一般的家庭也都比较贫穷，很少有家长肯花钱给孩子买玩具的。孩子们娱乐的主要方式便是凑到一起在户外玩各种游戏，诸如弹球、拍毛片儿、砍柴儿、弹杏核儿、推铁环、砸娘娘、跳房子、捉迷藏等。这些游戏大多在户外进行。那时候一般家庭的孩子比现在多，都是两三个，多的五六个、七八个，独生子女的家庭比较少见。孩子多，住房条件又普遍紧张，在家里孩子们没什么可玩的。想玩，只好到户外，院子里，路边，有块空地就能玩上半天。玩的内容形式多样，还用不着花钱，大多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在简单的游戏中寻找乐趣。

小时候玩的内容都有季节性。冬天最流行的是弹玻璃球、毛片之类的东西。到了春天，天气渐暖，多数情况砍材儿（劈柴、木材）。秋风一起，游戏又变了花样，这个时候，玩得最多的是“砸娘娘”。

到了夏天，杏儿下来了，家家都要买上一点。这个时候，街上孩子们流行的游戏是玩弹杏核儿。玩法是：两三个孩子各出几枚杏核儿。藏在手里，出得多的先玩，往地上一撒，其他孩子指定难度最大的两个叫你弹，一般是中间都隔着一个杏核儿，把地上其他的杏核儿拿走，只留下这三个。你或者用指盖挑，或者用手指将杏核儿在地上弹出弧形，越过中间的那个杏核儿，使指定的两个碰到一起就算是赢。接着再撒手里余下杏核儿，否则，下一个孩子再撒重弹。

杏核儿反复地经过孩子们的手，常常被玩得油亮油亮的，孩子们把杏核儿积攒起来，用布袋装好。据说，砸开杏核儿，取出杏仁，可以卖到中药房换钱。不过这只是一种精神诱惑，说明杏核儿有价，存多了也是一笔小小的财富。

夏天的游戏中，玩泥巴是一项重要内容。泥巴就是胶泥，游戏俗称补锅。三五个孩子聚在一起，一人一块软硬适中的胶泥，捏出圆锅形状，口朝下往地下一摔，里面的空气把锅底蹦破，对方用地块泥捏平将破口补上，谓之补锅。这种游戏输赢在对方补的胶泥多少。

玩泥巴基本上是小孩的游戏。中学生玩得最多的是拷烟卷盒。当年，较为流行的男孩子们玩的游戏，穿插其中的不下二三十种。儿时的游戏都是集体性的，重在参与，富于刺激，孩子们在游戏当中既得到了娱乐，也增进了感情。不像现在的孩子除了做作业，就知道在家里一个人玩游戏机，想找个小朋友一起玩玩都不容易。有时候看着孩子一个人在那游戏，我挺可怜他：连个玩的朋友都没有，长大了怎么办呢？我真替他担心。

孩子们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大人们的娱乐项目则少得可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打扑克。到70年代初，一度被禁绝的扑克才又在社会上风行，每天晚上，胡同口马路边总会聚集上一伙伙打牌的人。

从小我就对玩有一种特殊的热情，不夸张地说，凡是玩的东西，没有我不会的，没有我不琢磨的，没有我不精的。干一行爱一行，玩一行琢磨一行。凡事只要用心就会强于常人，这也算是我的人生经验之一。我过去经常教育我的孩子，就是玩，也要玩到极致，玩到出类拔萃，玩到比别人强。就拿打扑克来说，什么大跃进、拱猪、升级、憋七，咱样样在行，样样算得上是高手。70年代中期，我还在上小学，扑克就打得技艺超群，比好多成年人都强。楼里的邻居有个杜伯伯，正直善良的老人，那時候也就50多岁。每天吃完晚饭，我和杜伯伯两人结伴搭伙和邻居们在路灯下玩扑克，我们配合那叫一个默契，附近的邻居几乎都不是对手。那时候打牌不挂彩，不牵扯钱，输赢记道，十把一局，输者下台换别人上场，纯属娱乐。一晚上，我和杜伯伯基本都在牌桌上，老少搭档几无敌手，算得上绝配。

关于打扑克，我有自己的体会，抓牌好坏很关键，抓一手好牌，牌技再差也能赢。但是抓牌靠运气，机会都是相等的，不可能总是好或总是坏，除非你作弊玩手彩，一般到手的牌好坏双方都差不多，关键是你会算牌、记牌，朋友手里的牌，上下家手里的牌，桌面上出过的牌，你大概能算出个八九不离十，也就是说，你得动脑子，根据牌面的形势做出判断。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只可惜，我这点心思基本上都用在玩上了，但凡琢磨点别的事，也不至于现在还在家里码字玩。

打扑克是70年代夏季夜晚最主要的消遣方式，城市街头遍布打牌的人群。我和杜伯伯两人一老一少长期搭档，在附近邻居中小有名气，以至于别的街道街坊闻名而来订牌打比赛，届时，围观的邻居站脚助威，手持扇子，或蹲或站，指指点点，我们两人镇静自若，默契配合，照样是赢多输少，战绩不菲。

牌打得好，自然让人羡慕，受人赞扬，虽然这算不上什么正业，但是在别人的鼓励之下，也能树立我的自信，培养我的意志，锻炼我的技巧。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我不比别人差，只要精心去做一件事，就应该能行。可惜，我的这点聪明劲都用在玩上了。

疯玩一暑假，临近开学，这才想起来，还有一大堆作业没有写。好在那时候不重视学习，虽然老师也布置作业，但极少有认真检查的时候。老实听话的孩子临阵磨枪，突出完成，调皮贪玩的孩子能拖就拖，蒙混过关，反正这么多作业，老师肯定也改判不过来，大多睁只眼闭只眼。从小学到中学，在我的印象里，每年的假期作业好像从来没有做过，那时的假期对于我是真正的放假，是娱乐，是休闲，是各种方式的玩。

怀旧是一种老态的表现，昏昏然已过天命之年，我突然发现，自己也到了开始怀旧的年龄，这于我是十分可怕和极不情愿的。无可奈何，小时候的经历仿佛就在昨天，而今却基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了记忆中的东西。这正应了一句话：“不是我们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

快乐的少年时光离我们远去了，虽然那时的生活很贫穷，很单调，可是我们很快乐，很充实，有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游戏，那是多么值得让人怀念的一段时光。

儿时的夏天清晰地留在我的心里，成为记忆中最令人怀念的部分，剩下的只有温馨的回忆。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