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视域下铁凝《笨花》人物行为动机书写

2018-10-20 10:54任慧群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7期
关键词:中和铁凝仁义

摘要:铁凝《笨花》选取历史断面,在人物和时代、人物和自己、人物和他人等关系的表现中,从家庭、社会、个体、民族国家等层面书写人物行为动机。以富有河北特色的实物作为人物情感的依托,通过感知视角选择发掘人物的精神深度,展现人物的仁义之举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多样实践形态。在个体生命成长和人类命运发展的意义上,《笨花》以多种文化“中和”下的人物行为动机书写,传达出铁凝对以仁义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精神的乐观和自信。

关键词:铁凝 仁义 中和 人物行为

2003年底到2004年初,集中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和《小说评论》上的作家访谈和创作自述,是铁凝第一次较系统、公开表述其对文学本质、文学功能、小说创作的认识和理解。与此同时,从作为“一个枝杈”“一点点小材料”a的《棉花垛》开始,在铁凝心中“培育”了整整十五年、生活在她出生前十二年里的《笨花》人物系列,也找到了“对得起他们的生活和命运”b的叙述方式——“结实、简朴、准确、温润”c,并“警告自己对这些人物一定要小心,不要多嘴,该写够的地方写够,该克制的地方不能多嘴”d。通过人物之口表述出来的“仁义”,来自于他们为人做事的准则,他们把仁义作为判定自己行为的重要参考。在仁义视域下挖掘人物行为动机就显得极为重要。到《笨花》修订稿完成,十七年的培育,应该与铁凝探寻人物行为的动机,即人物为什么做有关;或者说,找寻展现仁义的人物行为的理由、原因、根源、条件。为这些行为找到足够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应该是其创作的侧重点之一。

《笨花》以1902—1945年间中国的“历史的风云”为背景,描写活动在以冀中平原笨花村为中心、以向喜为代表的人物群体及其生活。作品出场人物众多,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铁凝如何展示人物的仁义之举,人物在个人命运发展中的选择与其行为动机有何关联?这些动机又有哪些层面?这些层面通过何种方式呈现?人物行为动机书写与“对得起”有何关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在中国现代进程中对个体生命成长的价值何在?在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背景下,铁凝选择仁义视域的现实意义何在?

应该说,铁凝《笨花》选取历史断面,在人物和时代、人物和自己、人物和他人等关系的表现中,从家庭、社会、个体、民族国家等层面书写人物行为动机;以富有河北特色的实物作为人物情感的依托,通过感知视角选择发掘人物的精神深度,展现人物的仁义之举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多样实践形态。在个体生命成长和人类命运发展的意义上,《笨花》以多种文化“中和”下的人物行为动机书写,传达出铁凝对以仁义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精神的乐观和自信。

一、断面·关系

雷达认为,“瞬间”“是铁凝把握时空,把握人生和人的心灵的基本手段,她的小说几乎全是由大大小小的瞬间构成”e。《笨花》也不例外,并且“断面”中的“每个人都有他生存、生长的根基和依托”“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f。人物及其行为也不是孤立的,它们与时代、他人、自己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被铁凝称为“关系”。李子云认为,铁凝意图“多方面地、有层次地揭示”人物的“行为、行为的动机与心理状态”,特别是人物“与周围环境、与时代的联系”g。因此,在表现人物与时代、人物与他人、人物与自身的关系时,“断面”选取的前提是以仁义作为参考的人物行为动机。如何选择、组织、结构“断面”,在“关系”的不断探究和发现中,“引读者发现他们没有能力发现和表述的一切陌生的熟悉”h,为人物的仁义之举提供足够的动机——理由,这也是铁凝培育人物多年的重要原因所在。

在提及贯穿人物命运的重大选择的根基——仁义时,铁凝认为他们“凭着直觉”“本能”,是“半自觉不自觉”,有“一点点基础”。i但“写够”人物行动的动机无疑是重要的:向喜黄昏在乱石岗遇老者连接起人物的“祖上”;私塾跟前街秀才读《孟子》《论语》,日后其中的“只言片语仍不时从他脑际中闪过”,其中“耐人寻味的对答,更使他铭记不忘”“伴随他一生”。j稍有常识的读者不难领悟“仁义”在向喜一生为人做事中的作用。弃农从戎不仅对他一生有着决定性影响,而且与时代、家庭、国家、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品选取了黄昏镇上卖豆腐脑回家、在镇上看到招标告示、试举石锁、与发妻的对话、望汉台下应试、辞别等断面。人物此举的动机来自于他读过的《孟子》中有关孝悌、温饱的说教:期待家境变好。从戎的条件:祖上世代崇尚武功,家境逐渐破败,爷爷、父亲乡试获得过称谓,招兵告示的条件,镇上朋友对他的衡量,村人的说法。“决定”前后的反复来自于现时父母老迈,对妻子的不舍,对背井离乡、卖命钱的认知。对主考官提问的回答、对兄弟尽孝的嘱咐和仰仗等,都与其从戎后寄回的银子和“安排”等一一对应。向喜日后娶第二个妻子,与向文成的眼睛几乎失明、妻子不在身边、孙传芳提示二丫头能生孩子、对妻子的愧疚、决定前的反复、军人三妻四妾的时代潮流等都有关系。身处异乡,遇到“没有卑微之态”“健康而快乐”的直隶艺人施玉婵,“尊敬”“极明事理”的第三个妻子,她离开时给足了盘缠和搭建戏班的银两,甚至他最后的死也与施玉婵不无关系。四月庙会回乡时,对镇上说书人的体恤、对乡人的寒暄、对家乡野花野草的想念、问乡亲们有关家里和地里的事的谦和、保定修建公园时对当地百姓的慷慨和慈悲、事变后回来撤照片等;他最后的落叶归根,与“弃农”时他认为父亲“是树就没有不落叶的”的“糊涂”形成呼应;“从戎”一生的他对“粪干”的认识,与一生种地攒粪的西贝牛形成呼應。

小说人物从戎后在社会上的一系列行为,也在断面的截取中延展着“兆州”人的“实着”“本分”——“中和”:他对领兵打仗行为是“干活儿”的认识,强攻龟山,孙传芳、王占元对他的评价,诱捕的不得已和成功,辞监督的决绝,驻守吴淞口,劝孙传芳被拒,拒绝小坂等人物之死,与他举起粪勺有关,作品对他这一行为的动机进行了多层面表达:是他“听见了玉鼎班和施玉蝉的名字”,还是“他听见日本兵骂了他”,还是“他又想起了保定那个小坂”,也许就是因为“日本人要修停车场,铲了他”“那块灯笼红萝卜地吧”。k这些看似不确定的原因的推测,也是在人物与时代、人物与自己、人物与他人的关系下,传达出向喜此行为在家庭、个体、社会、国家、民族等层面的动机所在,是传统文化“仁义”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实践形态,也是这种“人情之大美”的价值所在。向喜是《笨花》中这群凡人的代表。

二、实物·感知

捕捉恰当的断面,在“关系”下展现人物的仁义,都离不开对人物丰富细微的情感和心理世界的刻画。把实物作为人物情感的依托,通过感知视角选择发掘人物的精神深度,是铁凝小说的特色之一。l《笨花》也不例外。从人物对时代、他人、自己的感知出发,需要作者“一种大老实的态度,一颗工匠般的朴素的心”m。作品中人物情感也多以具有河北地域色彩的实物为依托,这些实物激发起人物的感知,并在“思想的表情”“日子的表情”中,展示人物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微妙的精神世界,从而与其行为的多重动机联系紧密,与仁义准则形成呼应。

地、牲口、大车、房子等与农民生活关系紧密的具体实物,联系着向喜对家庭的仁义,头发上的花籽油味、“四蓬缯”被褥贯穿着他与发妻的情感,老鸹喝喜酒等使其家乡情怀可以触摸。同艾梦境中的棉桃、棉花地带给她快感、埋怨、焦虑、恐惧、失落,醒来后对柴火、下锅米的感知联系着家业、家风和人命,对向喜的牵挂、想念、无奈,对自己处境的可怜、安慰和劝告等,尽收眼底。医者仁心,向文成的仁义之举,伴随着其“文明”之旅中的具体实物:灯罩、地图、报纸、茅坑、羊奶、大麦、袜子等,成为他与自己、父母、妻子、儿子、乡亲、朋友、脱产干部等的情感依托,形成了他的复杂感知。甚至村人杀鸡也是一种姿态、仪式、决心和自我宣泄。同样,紫花大袄、毛布、新被窝、葱绿毛布大褂、老鸹窝、枪、糟子糕、汽水、棒子面粥、红枣、红糖等实物,也是小袄子的情感依托,人物感知与仁义参考下的人物行为动机存在着更复杂的关联。

小袄子的结局使读者很難把她与仁义联系起来。她知道取灯在窝棚里有任务找她,因为她用日本话缓解了茂盛店里的紧张氛围,传递过抗日需要的“风声”,领干部过岗楼,让笨花村乡亲一次次脱险。但缓解紧张氛围基于她对仓本说椅子、日本人不难说话的认知;语言天赋来自钻窝棚时“就了范”的人;村里人嫌弃她,靠上人因生活寂寞,上夜校因人多热闹;要毛布,是不想光被糊弄;送信时“局促不安”“神神秘秘”,完成任务无不夹杂“由着性子”的成分;自以为立功后张致、“欢势”;衡量“崩”她的可能,觉得“人还是活着好”;不在乎村人的嫌弃,又害怕自己淫乱受罚;出卖抗日消息后,感到“神不守舍”;既“觉得金贵怪可怜”,又“舍不得取灯”;告密时,“愿意把自己想成一个撒呓挣的人”;取灯惨死后,“她盼着家里来个说亲的”;出卖取灯,又真心敬重她。她对“政治上的话”的认识,她对金贵和取灯的情感,对代表政府的时令的“下流”和“恼羞成怒”,对“不仁不义”的认识等,都在其人生断面中包含着她与自己、她与他人、她与时代的关系,“乱世”中其行为的动机在个人、社会、国家民族等层面的刻画,都在以实物为情感依托的感知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以“仁义”准则参照她的一系列行为伴随的感知,理解铁凝“隐忍的悲悯”“温婉的原宥”。n读者应该放弃自己原来的“概念化”的判断,文学不需要“审判”“俯视”“居高临下”。文学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还有同情心、良知、希冀以及警觉的批判精神”。o《笨花》正是在人物人生“断面”发现和发掘“关系”下,通过人物感知形成的视角,为人物行动的原因提供足够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也为读者反观各自心灵提供了恰当的媒介,因为文学应该“有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我们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p。

三、中和·自信

《笨花》从1894年甲午海战中方失利后于1902年新军招募写起,此时中外文化全方位碰撞和融合在个人、社会、国家民族等层面展开。正像铁凝对作品名称中的解释:“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q向喜说:“离老百姓最近的还是大粪”“种萝卜,种不成,是不懂底肥的重要”“底肥就得上大粪干”“生粪就烧死了萝卜”“粪干有劲,但性质柔和”。!8如果“底肥”与传统文化、“生粪”与外来文化、“种萝卜”与过日子、“萝卜”与一代代后人之间存在深层隐喻,那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仁义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实践过程、其内涵在时代中丰富和发展,在《笨花》中都得到了细致的刻画,它们在个体、社会、国家、民族层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如笨花村人的认识“放弃笨花,就像忘了祖宗”s。在21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铁凝延续了自己五年前《永远有多远》中有关“仁义”的思考。但单纯写一种美德显然不是铁凝的追求,她想探讨的是“人要改变自己的内心诉求”t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向读者明确表述这一意图时,《笨花》的写作开始了。“笨”蕴含更广博意义上的智慧@1的表述是否也意味着:面对人类希望改变自己命运这一现代精神文化命题,《笨花》是否隐含着对个体生命和人类命运的思考?考察作品有关仁义与基督教、向家父子三代关系的“中和”,或许可以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一条路径。

基督教教义与仁义的“中和”,隐含在人物对话中。走出向家院子时,西贝牛感到梅阁洗礼这事已成定局。面对梅阁,取灯更愿意尊重她的信仰,向文成尊重她,并以“要善良,讲信用,实实在在做人”解释了“够我用”的教义。@2文成用简明的道理叙述中医治病原理,让牧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牧师关于信仰对人类文明、人类社会、一个民族的意义的解释,让一向追求“文明”的文成感到收获大于所谈内容。@3同时,作品又以甘子明与向文成,向文成与西贝牛、取灯等对话的视角,补充基督教教义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隔膜以及其所处境遇的原因。

向家父子三代的关系,隐喻着现代中国文化的“中和”之态。文成“在父亲跟前”“常有一种犹豫不决的表情”,双方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对答仅仅是做出的一种姿态。父亲又从儿子“貌似自卑的形态”里,发现他有一种超越了身高的“迷茫而又热切的神情”和“突然会显出些抱负满怀”,而“一旦找到话题,彼此都会忘记任何间离,尤其在饭桌上”。@4他对父亲的关切“存有说不尽的感激之情”,“在大庭广众之下带着几分炫耀乃至几分夸张地大谈父亲;在书信中用文字表达对父亲的尊敬。但当他和父亲面对面地站在一起时,他突然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5。同样以“文”命名的儿子,在默哀仪式里都没有为向喜之死做点表示;在以“武”命名的孙子眼中,爷爷“距离是遥远的”,无法判断,而且好像再没有理由向他表示默哀。@6

在这个意义上,《笨花》最后有备离家,“意义”“非同一般”。作为个体,有备的爷爷“关心的只是战事少起,军需齐备”@7,他时常显出不服父亲的管教,背过金句,埋过大腿,有过“心惊肉跳”后的“决心”,背着动员、缝着“美”的皮挎包,要回后方医院做绷带,走出家门后返回家“专门再补叫一声爹”,路上反省自己“不知好歹”,希望让父亲欣慰,其生命轨迹是多种文化的“中和”——恰是其爷爷的名字。月色中离开笨花时,他决心“再回笨花时”“要从这个角度画一张笨花村”,这种“不是一件对谁都能说清的事”,不正是六十年后出现的《笨花》吗?这种“再回”,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中国人的、民族的”@8,这“对整个人类都是有意义的事情”@9。铁凝对疾行在21世纪的我们应该具备“回望历史”“回望心灵的能力”的召唤,传达出她对以“仁义”为核心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乐观和自信,也是“笨花”两字“意蕴无穷”#0的价值所在。

作者:任慧群,文学博士,邢台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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