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正义”在中国环境立法中的发展

摘 要：为了应对改革开放以来并存的社会发展的压力和环境保护的压力，我国环境立法经过不断的修改，正在向着兼顾“环境正义”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生态保护；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最初来源于环境平等，“是指人们不论世代、种族、文化、性别、经济或社会地位均同等地享有安全、健康以及永续性环境的权利，并且政府都必须保障每个地区内工厂（特别是污染性工厂）设立地点的适当性，以及有效地清理废弃物和防治工业污染”。环境正义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其作为普世价值——正义在环境领域的体现，是一种普遍适用的伦理道德，同样适用于中国。然而，我国早期环境立法并未对环境正义问题给予太多的关注，而是优先考虑了效益问题，这与我国早期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着务实的态度，遵循以“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建设，导致中国东部与中部、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发展失衡与资源分配不公。这种早期经济政策的导向，使中国的环境立法追求效益，呈现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东部沿海为中心”、“以城市为中心”的特点。例如，1979年试行的环境保护法第二条明确指出环保法的任务之一就在于促进经济的发展。200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七条规定应当将“直辖市、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重点旅游城市”列入“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这样的规定将使得东部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体现了中国环境立法“以 经济发展为中心”、“以东部沿海为中心”的特点。1984年颁布的《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把“保护城市水源和防治城市水污染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对农村的水源保护与污水处理在乡村规划中是否同样硬性要求却只字未提。并且，1984年颁布的《水污染防治法》只有两条涉及农村水污染防治问题，其大部分条款主要针对城市和工业水污染，这样的规定使得城市污染产业或城市工业废水大量向农村转移，体现了城市中心主义的思路。

可见，中国早期经济效益为导向的环境立法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和不公平性。中国的西部地区以及农村等欠发达地区在具有偏向性的环境立法的导向之下，明显受到更多的环境损害，而享有更少的环境利益。为了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已经有69个城市被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些资源枯竭型城市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中、西部地区。而农村地区不仅面临城市转移的污染问题，其自身农业、生活污染问题也未得到有效的解决。由于环境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无论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还是城乡之间，都是共荣共损的关系。中、西部地区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以及农村地区的环境破坏与污染问题最终将反噬东部地区和城市。

为了解决这种因追求效率、忽视“环境正义”而带来的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我国的环境立法进行了相应的转变。1989年通过的环境保护法将1979年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的“促进经济发展”改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14年修改的环境保护法进一步改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的修改来看，环境保护法不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是将主要承载环境保护概念而非经济发展概念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立法的最终目的，说明环境保护将不再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盲目的妥协和让步。此外，2014年修订的环保法还规定了生态补偿制度这一经济手段对生态保护区与受益地区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环境正义”的理念。并且，2016年修改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去除了原本偏向東部沿海地区的第十七条规定。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也专设一节调整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问题。

上述环境立法的修改虽然仍存在缺陷，没有完全实现“环境正义”。但这些转变至少反映了中国环境立法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知转变，“环境正义”问题由完全忽视到逐渐被人们提起并重视的过程，反映了我国环境立法从追求“效率”向兼顾“环境正义”方向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李彩虹：《环境公平的实现——以环境法修改为契机》，载《环境保护》2007年第18期。.

[2]张梓太、郭少青：《结构性陷阱： 中国环境法不能承受之重——兼议我国环境法的修改》，载《环境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

[3]同注2.

[4]柯坚：《我国农村饮用水安全的法律保障——以环境正义价值及其制度构建为进路的分析》，载《江西社会法学》，2011年第8期。

[5]2014年《环境保护法》第31条规定。

作者简介：

王文卓，（1995-），女，汉族，江苏连云港人，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