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的民主风气
——初中时期的学校记忆（上）

■冉乃彦

在北师大附中上初中二年级时，我向往着过独立生活锻炼自己，于是说服了母亲，到梁家园宿舍住校。当时还没有一个初中生住校，可能因为我态度十分积极，学校就批准了我和高三同学住在一起。刚开始难免感到孤独，好在高三同学在宿舍的活动，也不拒绝我这个低年级学生参加。记得庆祝新年时，他们和班主任毛鹤龄先生一起包饺子，还彼此送出祝福，真让我体会了什么是“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浓浓的民主风气

当时，北师大附中的民主气氛非常浓。同学之间有什么想法，就在小组会上开诚布公交流；师生关系也很融洽，记得每当下雨的时候，同学们都会打着雨伞，去接老师来上课（因为教室和教师办公室都是平房，之间没有走廊）。

印象最深的是校长设立的意见箱。校长每天亲自开意见箱，而且有意见必答复，因此提建议、意见在同学中比较普遍。我也是经常往意见箱投稿，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个“吃午饭的时候，播放音乐”的建议，并且说明理由：有助于消化。第二天开饭的时候，在礼堂（兼食堂）里就响起了悠扬的乐曲声。

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在“反右”运动中，我们班有一半以上同学，由于爱提意见被打成“右派”。我的好朋友何震，被打成“右派”学生；我的好朋友杨光河，在美术学院被打成“右派”后，只许画病理图。最惨的是班长梁杰，从1957年直到快退休时，才在老同学的帮助下得以平反，解决了婚姻和住房问题。我当时在共青团西四团区委当干事，要不是书记冒着在全市大会上挨批评的风险保护了我，肯定也会被打成“右派”（最后定为中右分子）。

虽然当时的社会环境如此，但是我觉得母校当年的民主教育没有什么不妥，在新时代我们还应该继续追求这种令人受益的民主。

“三反五反”

后来，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少先队员们也开展了“三要三不要”（要爱护公物，要爱惜时间，要艰苦朴素；不要损人利己，不要浪费，不要贪小便宜和拿别人东西）的活动。

我记得，少先队这个“三要三不要”活动，还是很深入人心的，对于我们这些少年来说，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当时，每个队员需要主动自查并说出自己的问题。

我有一个在现在不算问题的问题，但在当时它困扰了我好久：我曾经在操场边上捡了一个墨水瓶。这个墨水瓶造型好看，晶莹剔透，我十分喜欢，就放进自己口袋里了。这件事情要不要坦白？这种贪小便宜的行为，如果不说，也没有人知道啊，那么，说还是不说？我在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找到老师，低着头把事情和盘托出。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就体验过克服自己弱点的满足，那么他就会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自己。”的确如此，我一生都受益于这次战胜自己的活动。

当时，北师大附中的总务主任成了贪污“大老虎”，待在我们教室旁边的一个小屋里“反省”。结果，课间十分钟，有人在窗户外说几句讽刺话，有的甚至扔个小石头，还有人写一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贴在天花板上，让“大老虎”躺着也不得安宁。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幼稚的行为的确需要引导，当我们自认为是在以正义的态度参加政治运动的时候，其实已给很多无辜的人造成了伤害。

那一年，我们还做了件有意思的事：少先队小队每天都向全班发布全国“三反五反”的进展消息。我们从报纸上、收音机里得到有关消息，立刻写在一张字条上，画上插图，前面画一个“电”字做标志，贴在墙上，引来同学们观看、议论，我们小队很有成就感。最积极的就是我和刘如桐，我们俩常常在他家看报纸，听收音机，写字条，画插图，一忙就是一两个小时。

参加爱国卫生运动

在全国掀起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少先队员当然不能落后。我们做的最多的是消灭苍蝇、蚊子，每天向小队长汇报自己的“战果”。我印象中大家都是很诚实的，自己打了多少就汇报多少。

我发现学校南边那个院子，由于杂草丛生，蚊子最多，于是和大家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南院打蚊子。中午出现的多是花斑蚊，这种蚊子白天也叮人，还传染大脑炎。大家有些紧张，因为邻班的一位同学就是不幸得了大脑炎去世的。

我是一（1）班的中队长，要起带头作用，还是每天去那里打蚊子，有时候有好几位同学做伴，有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打蚊子，挺自豪的，觉得自己是在完成一种光荣的使命。

（责 编 再 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