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视域下的生态翻译学1
——以鲁迅小说英译为例

马杰森

（绍兴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生态翻译学是中国学者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在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首次提出的。生态翻译学以自然生态与翻译生态的同构隐喻为立足点，以“适应选择”为理论基石，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关关系和相互作用，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生态翻译学自提出以来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诸多学者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做出了一些颇有意义的研究成果。然而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和相关理论与博弈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却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博弈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称为“对策论”［1］。从博弈论视角对生态翻译学进行剖析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生态翻译学。

一、生态翻译学与博弈论

自从提出生态翻译学以来，胡庚申教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进行阐述，并在2004年出版了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2013年出版专著《生态翻译学——构建与诠释》对生态翻译学的话语体系要素——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核心理念、理论观点及关键术语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许钧教授在《生态翻译学——构建与诠释》的序言中称生态翻译学是“开发本土学术资源的一面旗帜”。在2010年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国际生态翻译学会顾问、国际翻译家联盟主席玛丽恩·鲍尔士（Marion Boers）指出，“生态翻译学这门新兴的翻译研究范式正在蓬勃发展，发扬光大，引起了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兴趣［2］34”。生态翻译学中的翻译即生态平衡等核心理念，“适应/选择”理论等体现了博弈论的诸多思想。

在博弈中，根据博弈的不同特点可以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前者主要研究达成合作的条件及如何分配合作得到的利益，即收益分配问题；后者研究人们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决策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即策略选择问题［3］。二者的区别在于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binding agreement）。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否则就是非合作博弈。由于现代经济的发展，人们更多研究的是非合作博弈，假设博弈的参与者是具有完全理性的人。完全理性包括（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意识、分析推理能力、识别判断能力、记忆能力和准确行为能力等多方面的完美性要求，其中任何一方面不完美就属于有限理性。存在有限理性博弈方的博弈称为“有限理性博弈”［4］。

有限理性博弈分析与生物进化理论具有同构关系，因此这种博弈分析理论也成为“进化博弈论”［5］4-5。进化博弈论是从有限理性人出发，强调达到均衡的过程，还将参与者的决策过程时间及因素互动的时间纳入其基本的模型之中，强调系统达到均衡的过程，从而有利于决策者控制经济系统朝既定的目标前进，也有利于决策者寻找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系统向意愿均衡转化的因素，使系统尽快达到有效率的均衡。Young认为现实中每个参与人都是在前任给定的经验知识基础上选择策略，个人选择策略是一个适应性的学习过程［6］。个人在做出选择时，尽管参与人存在一定的惯性及可能犯错误的可能性，经过行为的长期进化，这个适应性学习过程也会收敛于一个有效率的传统或合约。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以及进化博弈与翻译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对生态翻译学进行解读，可以更全面深入地认识生态翻译学，进一步完善生态翻译学相关理论，更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生态翻译学中的译者中心与多重博弈

根据“适应/选择”理论对翻译过程的描述，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天择”，即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进行选择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7］86。在具体的翻译项目中，项目发起人往往采取招标的形式择定译者，这一过程实际就是参与竞标的译者之间展开的非合作博弈，每个参与竞标的译者根据自己的个人理性，选择自己认为最优的决策，以期待获得最大的利益。参与竞标的译者进行的这种非合作博弈过程，既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天择”，也是参与竞标的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在竞标博弈中只有“适应”了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竞标者才能成为最后的译者，即“译事中”的译者。参与竞标的译者之间的非合作博弈是确保译文质量的重要途径。译者在“译事中”，即“适应/选择”的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根据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图示［8］，从博弈论的视角可以将“适应/选择”的翻译过程视为以译者为中心与翻译生态环境进行的多方博弈过程，见图1。

图1 “适应/选择”翻译过程中的译者博弈图示

实际情况可能比上图更复杂，在此以鲁迅小说的英译为例，对其中的博弈关系试做分析：

（一）译者与作者的博弈

作者在写作时，都会以某种方式反映生活，传达自己的情感、价值观念等，而译者在翻译时也会不自觉地运用某些博弈策略，找到平衡点，实现译者、作者、读者三方面的视域融合并产生共鸣。在翻译中，译者并非完全理性的人，往往存在种种不足，译者与原作者的博弈属于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比如对鲁迅小说的翻译，译者能否“进入”作者，达到作者在审美和语言等方面的高度，实现生态平衡、文本移植，成了翻译能否成功的关键。而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及其作品世界，并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成功的，需要和作者进行长时间的博弈——理解和抵抗理解。任何作品完美的翻译，很少是由某一个译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的，而是（诸多）译者在与作者长时间博弈中学习并不断调整自己博弈策略的结果。自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鲁迅小说英译本能够在英语世界得以逐步流通——从中国本土译者和华裔译者，再到欧美译者，译者人数不断扩大；从单篇单行本、选译本到全译本，译文数量逐渐提高；从过于偏重直译、自由译到译文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兼备，译本的接受度逐渐上升［9］206——这与各个时期不同的译者在此翻译博弈过程中不断加深对鲁迅的理解、对鲁迅作品的理解是分不开的。正是这些译者不懈的努力，鲁迅小说的英译生态系统才得以蓬勃发展，特别是王际真，杨宪益夫妇，莱尔和蓝诗玲等译者，更是功不可没。王际真坦承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他最欣赏鲁迅的人格魅力以及其作品的战斗力，因为他和他的作品充分“表现了我们通常认为只有欧洲人才具有的那种义愤填膺的品质和奋勇反抗的精神，没有这种品质和精神，是不可能取得自由和进步的［10］”。正是在与作者的博弈中，王际真进入了鲁迅的精神世界，从而为他的英译鲁迅作品赢得了英美评论家的赞誉。美籍翻译家高克毅认为“鲁迅洗练、生动的风格，在王译中也能找到，显然只有像王氏这样一位与作者灵犀相通的译者才能做到这一点［9］50”。莱尔为了翻好鲁迅的作品，不但利用周作人的回忆录来分析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他们的原型的关系，而且对鲁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认为“鲁迅作为艺术家独有的现实观，是在痛苦和失败中赢得的。他既义愤填膺，又悲天悯人地瞻顾中国社会，爱之深，责之切。鲁迅的伟大，部分地在于他对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持有非常独立而坚定的见解……［11］89”。也正是在莱尔和鲁迅的跨时空博弈中，他意识到鲁迅独立坚定的文化观，从而确立了他的译本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对中国文化知识进行大量不厌其烦的注释。蓝诗玲也承认她很喜欢鲁迅的作品，为了翻译鲁迅的小说，读过很多研究鲁迅的书。她认为“鲁迅是一位普世作家（universal writer）”［12］163，可以说这是她在研读、翻译鲁迅作品时与作者博弈后的领悟。这种认识也解释了她翻译鲁迅小说的终极目的---让鲁迅的小说为更多的英语读者所接受，让英语读者拥有一本流畅且比较好懂的鲁迅译本，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鲁迅作为普世作家的价值。

（二）译者与原文的博弈

既然世界上任何两种语言都不是一模一样，那么在翻译过程便存在失与得的问题，原语语境中失去的东西可以在译语语境中进行替代［13］38。基于此，生态翻译学将“‘文本生态’为研究对象，探讨原语文本生态系统和译语生态系统的特征与差异，考查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在移植、转换过程中的规律和机制，研究译本的生存的状态”［7］92。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就需要译者与原文进行博弈，许渊冲先生提出了诗歌翻译中“三美”“三化”“三之”的博弈策略，提倡“优势论”和“竞赛论”，即充分发挥译语优势，与原语展开竞赛，这也可以理解成译者与原文之间的博弈。由于人的有限理性，这种博弈只能是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博弈的参与方在前人（或自己）博弈的基础上，学习调整博弈策略，形成新的译本。同一原作存在不同的译本，同一译者对原作进行重译或对译本进行修订的现象正是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的结果。

众所周知，鲁迅小说因其语言的“模糊性、悖反性、混杂性、空白性”等特征，一直被认为晦涩难懂［14］15，加上文中又夹杂大量各类文学和历史典故，因此鲁迅小说的翻译就更为困难---译者必须对鲁迅小说的语言进行深入的解读，即译者和原文不断进行博弈，以求达到正确的理解原文的意思，采用合理的翻译策略，使译作和原作尽可能完美的吻合。自鲁迅小说问世以来，较为重要的译者根据自己对原文的博弈，对鲁迅小说的翻译所采用的策略各有不同。王际真在翻译鲁迅小说时，采用了流畅的美国英语，对原文进行删减增添，对小说的一些缺陷进行艺术修正，强调文本反映的社会内容和文化信息，体现了以目的语为中心的翻译策略［15］。杨宪益夫妇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翻译鲁迅小说，主要采用忠实于原作的译法，极少删减或增益，而且坚持和原文进行博弈，不断改进译文，比如《祝福》，杨宪益夫妇在1954、1960、1972、1980年先后对此译本做了四次修改、润色。莱尔作为鲁迅研究专家，他在翻译鲁迅小说时，往往极其重视再现鲁迅“文白夹杂”的风格，并对原文中的中国文化知识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在译作中添加了大量的相关注解。他作为译者和原文进行博弈的努力着实令人钦佩。蓝诗玲的翻译非常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但也并不因此忽视忠实性。因此，蓝诗玲在与原文博弈时，既尽最大限度保证了语言的忠实，又在不牺牲语言准确性的前提下提升译文的通顺性。她在汪宝荣对她的访谈中坦言自己往往是“先译出初稿，然后润色，直到觉得英文够优美雅致了才罢手；至于原文中那些不太明白的地方，她会参考以前的译本，或请朋友帮忙”，对于“原文中有些典故和引文过于专门，需要很长的脚注才能解释清楚的”，也仅是“稍稍简化了原文中的几行文字”，但这样处理的地方也只有两三处，如《阿Q正传》的“序”，而不会因为原文难以理解或难以翻译就随意加以删减［12］157-158。

（三）译者与翻译发起者的博弈

这二者之间的博弈属于合作博弈和动态博弈。在翻译开始前，二者往往会就翻译合作的条件、要求以及翻译合作中的收益分配达成一致，形成有约束力的协定。翻译发起者往往追求译文的商业价值（其他情况不做讨论），要求译者在翻译中采取最有利于实现译文商业价值的翻译策略。而作为译者，其“最根本的需要可以概括为两条：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即物质需要是指译者通过翻译活动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的需要；精神需要是指译者通过翻译的结果去满足读者的审美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获取社会的尊重和读者认同的需要”［16］。由此可见二者的需求存在不一致的方面，当翻译发起者率先采取行动策略时，译者往往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双方形成动态博弈。这点在蓝诗玲翻译鲁迅作品上最能得到体现。

蓝诗玲翻译鲁迅小说，源于她2005年在《卫报》发表了长文《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她尖锐地指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现代作家和作品，之所以不为西方世界所认知，主要由于冷战思维和出版商的成见——认为中国文学是枯燥的政治宣传工具，缺少文学价值，很难吸引读者。蓝诗玲预见性地指出，“只要出版社愿意改变成见，当今优秀的译者是可以翻译出优雅的译文，让保守的英国读者大开胃口的”［17］119。蓝诗玲的批评和建议，加上之前她翻译的朱文的《我爱美元》、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和张爱玲的《色·戒》等中国小说的成功，引起了西方主流出版社“企鹅图书”的注意。2008年，企鹅出版社委托蓝诗玲翻译《鲁迅小说全集》，并列入“企鹅经典文库”出版，而蓝诗玲“试图通过翻译从主流文化逐渐式微的鲁迅作品，突显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反省和干预，高扬抨击社会黑暗的批判良知”［17］118，于是双方达成初步合作博弈。虽然初始阶段蓝诗玲只想翻译鲁迅的部分小说，而企鹅图书希望翻译出版鲁迅小说全集，最终蓝诗玲认为译者要对原文、译文读者及出版商负责［12］，所以还是同意翻译全集，于是双方的终极合作博弈就形成了：企鹅出版社追求译文的商业价值，而蓝诗玲则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获取社会的尊重和读者认同。

（四）译者与目标读者的博弈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需要考虑读者的需要，只有满足了读者的需要，译者和发起者的需要才能得以实现，译作才可能实现教化、娱乐等其他功能。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但是在《天演论》的翻译中严复却违背自己提出的标准，采取了重“达”、“雅”，轻“信”的翻译策略，这正是严复与当时目标读者（士大夫）博弈的体现。翻译过程中还存在译者与语言、文化、社会以及翻译批评者等其他诸多因素的博弈，“适应/选择”的翻译过程就是译者运用各种博弈策略的博弈过程，最终形成博弈收益的最优结果——译文。

王际真在翻译鲁迅作品时，由于他身处美国文学场域，必须考虑美国目标读者的文化心理与阅读期待——他指出：“传统中国文学和艺术所描绘的中国人的生活，往往是不真实的、没有个性的，这令敬慕中国的一般美国读者痴迷。我的这些译文针对的却是那些厌倦了这种不真实的、没有个性的描绘，想要透过表象洞悉人性的读者”［9］52。只有迎合美国文学的斗争逻辑，译文才能获得目标读者的认可与接受。这种译者和目标读者的博弈，使得王际真采用删减、简化或改变意象的方式，使译文更具可接受性［18］101。

杨宪益夫妇在翻译鲁迅作品时，译者和读者的博弈可能并不充分。因其供职的外文局，是官方的对外翻译出版机构，负责向中国之外的英语世界读者推广中国文化，因此读者群非常广泛，并不具体。对于这一点，戴乃迭自己也承认，“我们现在不只为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翻译，也为亚非国家中懂英语的读者翻译，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读者究竟是谁”［19］36。再加上其译作属于官方机构的出版物，代表的是官方立场和国家形象，因此，译者受到机构赞助人的制约，只能对原文亦步亦趋，无法针对具体的目标读者做相应的改变。戴乃迭曾抱怨道，“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受到过去工作环境的限制，因此我们的译作比较拘泥于原文，缺少趣味”［19］34。

鲁迅研究专家莱尔走的是学术性翻译的路子，为了确保读者对原文有（和译者）大致相当的理解，他认为译者应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尽量扩大译本的读者群，因为光是那些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人看是不够的［9］58。由此可见，莱尔的目标读者应该不只局限于学术型读者，更包括普通读者。所以莱尔在翻译鲁迅作品时，不但要考虑译者和学术性读者的博弈——即再现鲁迅作品的独特风格并提供详实的中国文化知识注解来满足学术型读者的需要，同时也要考虑译者和普通读者的博弈——由于过多的注释会吓退普通读者，所以莱尔尽量把注释做得妙趣横生，同时在译文中采用了不少美式俚语来吸引普通读者。

蓝诗玲翻译了鲁迅所有小说，她的翻译目的是让学术圈以外的普通英语读者来阅读、了解鲁迅及中国文化，加上企鹅出版社也希望丛书能获得畅销，在这样的译者和目标读者的博弈下，蓝诗玲以可接受性翻译为主，采取“忠实性再创造”方法，提高文本的流畅性就理所当然了。

三、生态翻译学中的核心理念与实际博弈

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包括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但是其中一些核心理念，如翻译即生态平衡只在理想情况下存在。胡庚申认为“这里的平衡，是综合因素的平衡，既包括翻译生态平衡，又包括文本生态平衡，还包括‘翻译群落’。生态平衡；既包括跨语言、跨文化的整合与平衡，也包括内在、外在因素的整合与平衡，还包括宏观、中观、微观思维的整合与平衡”［7］198。也就是说要产生好的译作，译者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博弈策略实现原作与译作在各个方面的平衡。但正如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是一种相对的平衡，不存在绝对平衡的情况一样，翻译中的生态平衡只能是一定条件下，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相对生态平衡。人都是有限理性的，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很难实现各方面的平衡。正如鲁迅在作品中使用了不少绍兴方言，使其作品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因此对鲁迅作品的翻译最好能体现这种地域文化，但蓝诗玲在汪宝荣的访谈中提到，她的翻译侧重点是让英语读者拥有一本流畅且比较好懂的鲁迅作品，所以“不会把方言带进译文里。当然我知道自己本来可以做得更好。［12］160”也就说鲁迅作品的译介需要更多译者的努力，不断进行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才可能产生更好的译本。

许钧教授曾经说过“翻译不可能有定本”［20］。也就是说理想的生态平衡和文本移植是不存在的。首先人都是有限理性的，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翻译生态环境在不断发生改变，而且同一时期的译语生态环境也不是单一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种种博弈必然属于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同一原作的多个译本共存和作品重译的现象说明了生态翻译学中的生态平衡和文本移植应该是动态的，是不断向前演化的。正如许渊冲教授所言，“文学家和翻译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如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那就可以使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前进一步，取人之长越多，进步也越大……翻译也可以实现‘长江后浪推前浪’［21］。”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华志坚认为，在现有英译本中，“蓝诗玲译本可说是最可读易懂的”［12］150。笔者认为这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如果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了，成为了全球文化系统中的强势文化时，届时外国读者是否会更青睐注重文化传递的莱尔译本，认为莱尔译本更好地实现了语言和文化生态平衡呢？“翻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因为不存在假设中的完全理性的人，在博弈的过程中译者不可能采取完全理性的博弈策略，即使采取了效果也不一定是最理想的。译本是基于人的有限理性条件进化博弈的结果，翻译过程也是译者进行的进化博弈过程，用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的观点来评价译者和译作有利于译者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翻译生态环境的改善。

对于翻译即“适应/选择”，胡庚申认为“适应”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是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要生存必须要适应，要进化（发展）就必须要进行选择，“选择背后的机制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无论是‘翻译即生态平衡’，还是‘翻译即文本移植’，最终都有赖于译者的适应与选择”［7］204。同时他还提出了翻译行为与译者生存境遇之间的关系图。胡教授认为，如果译者适合生态环境就可以生存下来，可以得到进一步发展，不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就被淘汰。杨绛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谈翻译的技巧》里面列举了很多自己在翻译中失败的例子，根据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杨绛先生的译文是不适合翻译生态环境的，杨绛先生应该“被淘汰”。在实际翻译中，关系图中认为应该“被淘汰”的译者是否该有改进的机制呢？人都是有限理性的，译者在选择阶段不可能做到完美，选择阶段出现问题是常有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把“适应/选择”的翻译过程看成是译者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的过程，具有现实意义：一是为译者（包括“被淘汰”的译者）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依据。正如Lefevere所言“作者无法告诉潜在的译者如何译；他们只能让译者意识到问题的所在，意识到必须设计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译者既可以用过去成功的策略实例，也可以用过去失败的策略实例来指导（翻译）。他们可以决定效仿前者，避开后者［22］”。由此可见，“被淘汰”的译者可以通过模仿和学习成功译者的博弈策略，在碰到类似或更加复杂情况的时候，能够调整自己博弈的策略，提升翻译质量，从而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这正是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所主张的。二是为翻译批评提供了另一种评价原则。在评价译作时，翻译批评家们必须认识到译者在不同文化历史语境下对译文的选择不可能做到完美，对于兢兢业业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一方面要加以指正，以促进译者更好的适应翻译生态，另一方面不能因为这些错误进而全盘否定译者的努力，更不能搞人身攻击。翻译批评也要为良性的翻译生态服务。

四、结语

生态翻译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复杂理论体系，对译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运用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以及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等相关理论，结合鲁迅小说的英译情况，对生态翻译学中的译者中心与多重博弈、核心理念与实际博弈等相关内容进行分析，这有助于从不同视角理解生态翻译学的合理性与复杂性。运用博弈理论可以对生态翻译学的“适应/选择”理论进行改进，使其更符合翻译工作的实际情况，这对译者的培养与翻译批评的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