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拉斯诗歌与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学秩序

李永毅

屋大维统治下的奥古斯都时期是古罗马诗歌的鼎盛期。在这个历史阶段,诗歌创作变得空前复杂,诗人不仅需要忍受传统的重负——延续千年的古希腊和泛希腊诗歌,而且还要适应新的文学秩序——由皇帝(国家)、权臣(恩主)、友人和公众(敌对诗人与普通读者)构成的庞大体系。该秩序的两大核心要素则是赞助体制和流通机制,前者迫使诗人在艺术与权力之间周旋,后者以文学趣味和审美风尚的形式向诗人施加影响。这个体系之所以可称为一种“秩序”,是因为罗马国家这个决定性因素的加入,并且它有让文学为皇权服务的强烈意图。在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国时期虽然也存在贵族对作家的赞助,但它主要体现的是个人影响力,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因而也不实质性地控制作品的流通。仅仅一代人之前,古罗马诗人还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以卡图卢斯为例,他既可以置身赞助体制之外,毫无顾忌地奚落甚至辱骂恺撒等权贵,也可以断然摒弃普通读者,以惊世骇俗的方式挑衅流行的阅读期待。奥古斯都时期的贺拉斯则不得不以现实的态度对待文学秩序中的各个环节,通过精心设计的写作策略来保护作品的艺术性,避免沦为这个秩序的牺牲品。

一、终极恩主与国家的遥控

当贺拉斯在创作生涯晚期决定放弃抒情诗、改写书信体诗的时候,他将自己比作一位退休的角斗士,并称继续写抒情诗是将自己“困于原来的游戏中”(Horace:Satiresand Epistles 1.1-3)。“游戏”(ludi)在拉丁语中常指以角斗士对决、人兽搏斗、集体处决为内容的竞技庆典。有论者认为贺拉斯这里不过是自嘲(Macleod 286),鲍迪奇却敏锐地读出了其中的深意。虽然竞技庆典最初只是葬礼上的一种献祭仪式,但到罗马共和国晚期,它已经成为政客笼络底层民众的重要手段(Veyne 222)。当他们花费巨资举办这样的庆典,邀请罗马贫民无偿观赏时,扮演的是用礼物换取忠心的恩主角色。鲍迪奇指出,贺拉斯在创作政治抒情诗的时候,也是以对罗马民族的忠心换取罗马国家的赏赐。在此过程中,屋大维——罗马国家的代表——就成了贺拉斯的终极恩主。于是,一个恩主经济的链条浮现出来:罗马皇帝(直接或通过臣属)赐给诗人土地和财物,诗人则以作品相回报,而在更大的文化流通机制中,诗人的作品又成了罗马皇帝赠予公民群体的礼物,如同角斗士表演一样(Bowditch 2-3)。或许正因如此,与礼物相关的词汇在这首诗中反复出现。这表明,贺拉斯对自己的文化角色有深切的认识,他后来转向书信体诗也是摆脱束缚的一种尝试。事实上,罗马国家并不只是贺拉斯一人的终极恩主,奥古斯都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都受制于屋大维的恩惠:史诗作家维吉尔和瓦里乌斯,爱情诗作家提布卢斯和普洛佩提乌斯,悲剧作家弗斯库,喜剧作家方达纽,都是如此。拒绝顺从屋大维的奥维德,则被流放黑海地区,逐出赞助制度的保护网。贺拉斯诗集中颂君之作(比如《颂诗集》第4部第5首、第15首)和奉命之作(《颂诗集》第4部第4首、第14首、《书信集》第2部第1首)都直接体现了罗马国家对诗人的政治压力。

根据吉拉尔(Girard 41)和鲍迪奇的分析,贺拉斯与角斗士的联系尤其体现在他的罗马颂诗(《颂诗集》第3部第1—6首)中。如果说角斗士的献祭是为了平息地府诸神的怒气,那么贺拉斯的这些政治抒情诗则融合了悲剧的因素,是一种象征性的公共祭祀,代表缪斯为罗马内战的屠戮赎罪,以恢复被内战摧毁的和平以及等级秩序(Bowditch 27)。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献给罗马国家、回报罗马赞助的礼物。

赞助体制确保了贺拉斯在经济上衣食无忧,在政治上受到保护,但它始终对他的创作自由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泽特泽尔等学者倾向于认为,贺拉斯没有屈从于赞助体制的压力(Zetzel 87-102),最终保持了创作的独立。怀特等人则相信,贺拉斯是由衷认同屋大维的政治文化立场的(White 161)。戈尔德(Gold 66)和普特纳姆(Putnam 147-53)等人虽然承认赞助体制是奥古斯都时期的普遍文学现象,但相信恩主对诗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贺拉斯认可了屋大维罗马救星的角色,但这种认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一方是有远大文学抱负和独立创作轨道的诗人,一方是睥睨天下、决意将文学纳入帝国秩序的君主,两人之间的关系注定是紧张而复杂的。总体而言,贺拉斯对屋大维的态度经历了从警惕、怀疑到接受、崇拜的过程,但他自始至终都不肯做一位驯顺的宫廷诗人。

《世纪之歌》标志着贺拉斯正式成为罗马的桂冠诗人。这首诗作于公元前17年,是一首宗教颂歌,在世纪庆典(ludi saeculares)上由27名少男和27名少女演唱。世纪庆典的原型是瓦雷利娅家族向冥界诸神献祭的仪式。公元前17年,屋大维已经作为国家元首统治十年,罗马享受着和平与繁荣,屋大维有意把这个赎罪消灾的仪式改造为祈福感恩的仪式,并将他认可的个人保护神阿波罗确立为罗马的国家神,于是策划了这个庆典,并命令贺拉斯创作一首颂歌。

这是一首典型的应制诗,又需在仪式上演唱,贺拉斯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余地,更重要的是,他不可避免地要对屋大维治下的罗马做出评价。贺拉斯的应对策略一是借道维吉尔来称颂屋大维,避免给人以阿谀的印象,二是刻意避免意识形态之争,突出罗马民族利益的汇聚点。直接涉及屋大维的内容主要是以下三节(49—60行):

愿安基塞斯和维纳斯的杰出后裔

实现他用白牛向你们献祭时祈求的

一切,用武力摧垮顽抗的强敌,

却宽宥臣服者。

海上和陆上,我们强大的兵力

和罗马的战斧已让美地亚震恐,

斯基泰和傲慢的印度也急于获知

我们的命令。

忠诚、和平、荣誉、古时的纯洁

和久遭冷落的勇武已经敢回返,

吉祥的丰饶神也重新出现,她的

羊角已盛满。

“安基塞斯和维纳斯的杰出后裔”指屋大维,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将屋大维和他所在的尤利娅家族塑造为埃涅阿斯之子尤卢斯(Iulus)的后代,而埃涅阿斯据说又是安基塞斯和维纳斯的儿子。“用武力摧垮顽抗的强敌,/却宽宥臣服者”显然呼应着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一个著名段落,父亲安基塞斯的鬼魂在地府向埃涅阿斯展示罗马伟大的未来,强调罗马统治世界乃是神的谕旨:“罗马人,记住,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确立和平的秩序,/宽宥温驯之民,用战争降伏桀骜者”(Virgil 6.851-53)。维吉尔于公元前19年去世时,《埃涅阿斯纪》在古罗马文学中的经典地位已经确立,成为古罗马史诗的代表。贺拉斯的措辞无疑会唤起听众对维吉尔作品的记忆,在罗马人看来,贺拉斯是以一种谦逊的姿态向这位已逝的同行致敬,从而冲淡了这首诗歌功颂德的味道。后面两节直接描绘屋大维成就,突出了三个方面:罗马强盛的军力、奥古斯都时期整肃道德的努力以及和平局面带来的经济繁荣。即使反对屋大维的人也无法否认这些成就,在此框架下,共和与帝制的分歧至少在表面上弥合了,这首《世纪之歌》因而也具备了代表整个罗马民族发声的超越性。

一方面,贺拉斯以民族先知自命,因而无法真正避开政治话题,而他的政治见解与屋大维的官方立场存在相当距离,这使得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必须慎之又慎。另一方面,他在诗学观念上深受泛希腊时代诗人卡利马科斯及其罗马传人——以卡图卢斯为代表的新诗派——影响,极力强调技艺的重要,并试图保持作品的私人化色彩,这进一步加大了创作政治诗歌的难度。然而,贺拉斯却凭借精巧的构思和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在政治意图和诗学追求之间达到了艰难的平衡。《颂诗集》第1部第8首就是很好的例子。

吕底娅,天上地下,

诸神作证,为何急于用你的爱摧垮

叙巴里?他为何憎恶

明亮的原野,不再忍受曝晒与尘土?

他为何远离了同伴,

不再一起驰骋,紧勒狼牙的铁衔,

决意让高卢马驯服?

他为何害怕棕黄的台伯河?为何畏惧

橄榄油甚于蝰蛇血,

那双因练习投掷而瘀青的手臂为何

不再示人?轻松

越界的铁饼、标枪曾给他怎样的声名!

他为何躲藏,就如

传说中忒提斯的儿子,在特洛伊悲剧

揭幕前,担心男装

会将他推向敌人的战阵,推向屠宰场?

这首诗写给一位名叫吕底娅的女子。莫尔指出,就主题而言,这首诗或许只是希腊式的仿作或练笔,至少普劳图斯就曾在戏剧中以相似的文字处理过这个陈旧的希腊主题——爱情让青年人变得萎靡(Plautus 149 ff)。然而,这种理解忽略了作品的罗马政治语境和诗末阿喀琉斯典故的意义。第4行的战神广场(“明亮的原野”)、第7行的高卢马和第8行的台伯河共同构成了这首诗的罗马背景,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军事训练是为从军做准备,而在罗马,从军是从政的必备步骤。如果这样,叙巴里不仅为了爱情而荒废了身体,甚至也放弃了政治前途(Dyson 164)。

诗的13—16行引用了后荷马时代流传的一个关于阿喀琉斯的故事。该故事的情节记录在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的《希腊神话》中(Apollodorus 3.13.8)。阿喀琉斯的母亲忒提斯在特洛伊战争爆发前得知了儿子会战死的命运,于是将他装扮成女人,藏在斯库罗斯国王吕科梅迪斯的女儿中间。在此过程中,他和其中一位公主代达米亚产生了爱情。后来奥德修斯化装成小贩前来,在货物里混了一些武器,阿喀琉斯因为表现出对武器的兴趣而暴露了身份(Ovid 13.162 ff)。诗中的“悲剧”和“屠宰场”等措辞突出了特洛伊战争的负面形象。奎因评论道,由于后文特洛伊典故的存在,4—7行的意象所表达的叙巴里对体育锻炼的憎恶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体育锻炼是军事训练的一部分,其终点是毁灭性的战争,那么避之不及就是正常的反应(Quinn 137-41)。不仅如此,正如阿喀琉斯躲避战争并非出于本意,而是由于母亲担心他会战死,叙巴里躲避体育锻炼(其实也是军事训练)也并不一定代表他的立场,而是反映了吕底娅的担忧。如果这样,她就并非用情欲消磨恋人阳刚气质的坏女人,而是真心关怀他的好女人。和传统的解读相反,诗歌的中心不是叙巴里,而是吕底娅。

贺拉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既利用了希腊传统又颠覆了希腊传统,并隐晦地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屋大维军国主义宣传的视角。由于反战的情绪是由不直接卷入战争、而且在文学传统中一向反战的女人表达出来的,贺拉斯就避免了给读者直接反对屋大维的印象。

从上面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在不触怒屋大维的前提下,贺拉斯始终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和创作自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绝不甘心做一位御用诗人。在艺术上,他追求的是无可挑剔的技巧和完美的风格;在精神上,他矢志成为整个罗马民族(而不是屋大维)的代言人。他永远不愿为了政治而牺牲诗歌本身的价值。

二、直接恩主与赞助体制下的友谊

研究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学赞助体制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它与政治领域的赞助体制有很大不同,后者的恩主与门客之间的关系较为直接明显,因而容易判定。诗人大多出身骑士阶层,学识上的优越感让他们耻于将他们与恩主的关系视为一种赞助体制。按照西塞罗在《论义务》中的说法,对于社会地位较高的罗马人来说,“被人称为门客,或者承认受惠于赞助体制,和死一样难以忍受”(Cicero 2.69)。因此,文学赞助体制的双方更愿意使用“友谊”(amicitia)和“朋友”(amici)这类软性词汇来掩饰二者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不仅如此,从许多作品可以看出,在贺拉斯与麦凯纳斯的关系中,彼此的尊重甚至敬爱是显然存在的。怀特据此认定,“文学赞助体制”的说法并不准确,他经过仔细考证得出结论:无论罗马政府还是权贵都没有对诗人进行制度化的资助,也没有刻意塑造其文学产品(White 155)。

然而,正如鲍迪奇所说,怀特的观点只考虑了赞助体制的物理形态,未考虑其心理形态。作为一种礼物经济,赞助体制更强大的驱动力在于负债的心理和感恩的心态(Bowditch 21)。高明的赞助人会竭力保持无偿赠予的姿态,避免产生对等交换的印象,既为自己赢得慷慨开明的名声,也防止诗人在强烈负债心理的驱使下表现得过分急功近利,从而降低他们的身价。赞助人甚至希望看到诗人保持独立的人格,从而让外人看来,这种关系不是基于利益交换,而是一种自愿自发的行为。这种态度为真实友谊的生长提供了空间,但仍不能消弭两人关系的赞助性质。

萨勒看到了赞助体制的复杂性,指出它必须包含三重关系:“第一,它涉及物品和服务的交换;第二,为了与市场上的商业交换相区分,它必须是具备持续性的私人关系;第三,它必须是不对称的,也即是说,双方的社会地位不平等,他们交换的物品和服务也不对等——正是这点有别于平等者之间的友谊”(Saller 1)。贺拉斯与麦凯纳斯的关系无疑具备上述三个要素。鲍迪奇提醒我们,麦凯纳斯赠予贺拉斯的不仅有最重要的物质财产——土地,更赐给了他一种身份和地位,拥有土地本身就是独立经济地位的保证和独立人格的象征,更不用说麦凯纳斯的庇护促进了贺拉斯文学声名的传播。正因如此,贺拉斯在诗中不仅经常感谢麦凯纳斯的慷慨,更称他为自己的“坚盾”和“甜美荣誉的源头”(Odes 1.1.2)。

对比前辈诗人卡图卢斯,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赞助体制在贺拉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在恺撒内战前,诗人在古罗马社会中的地位远更边缘化,并未与权贵结成稳固的交换关系,至少还有选择放弃赞助体制庇护的自由。卡图卢斯毫不留情地鞭挞了恺撒集团通过战争聚敛财富、垄断政府高层职位、纵容手下搜刮行省等行为。恺撒、庇索、玛穆拉、庞培、瓦提尼乌斯都是卡图卢斯攻击的靶子。

贺拉斯与麦凯纳斯的交往则绵延近三十年,几乎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在他的全部162首诗里,直接写给麦凯纳斯的诗就多达16首,而且从早期的《讽刺诗集》到中期的《颂诗集》再到晚期的《书信集》里都有。麦凯纳斯不仅是贺拉斯诗歌题献的对象,也是欣赏其作品的知音,进行诗学探讨的良伴。但贺拉斯始终清醒地意识到横亘在两人之间的社会鸿沟。在《书信集》第1部第7首里,他对麦凯纳斯说,“你经常夸我谦恭,总称你‘主公’‘前辈’,即使不在你身边,我也不吝于赞美”(Horace:Satires and Epistles 1.7.37-8)。“谦恭”(verecundum)一词极少用来形容同等地位的人,如果说“前辈”(pater)还只是对长辈的一般尊称,“主公”(rex)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二者的尊卑位次。在外人眼里,贺拉斯与麦凯纳斯之间也是不折不扣的门客与恩主的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在《讽刺诗集》第1部第6首里,贺拉斯竭力说服读者,这段关系并非一种利益联盟,而是以人格吸引为基础的友谊(49—64行)。他首先为麦凯纳斯的动机做了申辩,指出他“不屑收买人心”,诗人这里显然批判了古罗马政客盛行的做法,即通过礼物和赏赐来网罗门客,从而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他特别强调麦凯纳斯择友的严格而睿智的标准——不看财产和门第,而看“心地是否纯洁”。然而,正因为两人的私交甚密,要在这样的关系中坚定地维护创作自由和人格独立,而又不实质性地伤害到情谊,是非常困难的。总体来说,贺拉斯深谙拒绝的艺术,对作品的拿捏极其到位。

《书信集》第1部第7首的情境就直接威胁到了赞助体制的外在形式。贺拉斯在这年六七月间离开罗马到山间度假,答应很快就回到麦凯纳斯身边,但后来却改变了主意,于是麦凯纳斯可能去信责备,催促他回城,贺拉斯便写了这封信作答,称自己要等第二年春天才回去。无论两人的情谊多深,就地位而言,麦凯纳斯毕竟是恩主,贺拉斯是门客,古罗马门客对恩主最重要的义务便是在恩主需要时陪伴左右,这种行为几乎是赞助体制的一个标志。贺拉斯在这里不仅拒绝履行这一义务,他还违背了罗马人极为看重的另一义务——信守承诺。因此,贺拉斯在此诗里需要解释的是对恩主的双重冒犯。贺拉斯不想伤害恩主的感情,更不愿冒犯他的尊严,但同时也不肯牺牲自己的独立。为了将自己的立场和理由阐述得更清楚,贺拉斯借助了史诗情节、寓言、故事和类比,委婉而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从效果看,麦凯纳斯显然接受了贺拉斯的解释,他允许后者公开发表这首诗,表明他认可其中的观点,也容忍贺拉斯的独立。贺拉斯敢于拒绝麦凯纳斯的要求,并相信对方能够原谅自己的拒绝,既表明了自己的真诚直率,也表明了对麦凯纳斯人品的高度信任。如彼得森所说,这首诗在题材、主题、心理和意象的处理方面都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堪称佳作(Peterson 309-14)。基帕特里认为,独立只是作品的抽象主题,更具体的主题是恩主制度下的合适行为(decorum)问题,尤其是赠予与接受,西塞罗《论义务》中关于礼物的讨论可以作为这首诗隐含的伦理框架。贺拉斯突出了自己的谦卑与感激,体现了作为礼物接受方的理想品质,他也称赞了麦凯纳斯的宽容与审慎,而这正是礼物赠予方的理想品质(Kilpatrick 47-53)。

按照西塞罗的说法,赠送礼物时,赠予者、礼物和受赠者三个元素都应恰当、恭敬。第一,礼物本身应当是受赠者愿意接受、并且对他有用的;第二,赠予者的态度必须审慎恭敬,不能草率傲慢(Cicero 1.14.49);第三,受赠者也应谨慎选择,必须以品行为标准,具备各种美德,这样礼物才得其所(Cicero 1.14.45-6)。如果麦凯纳斯邀请贺拉斯在罗马停留可以看作一种礼物,那么这个礼物本身虽然美好,对于此时的贺拉斯却已经不恰当了,人过中年的他已经不喜欢繁华喧嚣的罗马城,“更爱空旷的提布尔、闲逸的塔伦顿”,他还给了一个谦卑的理由:“小地方适合小人物。”

贺拉斯的潜台词似乎是,如果自己在表面上遵守门客的义务,按期返回罗马城,反倒会因为自己不再适应大城市而失去自己真心追求的生活,那样就违背了麦凯纳斯支持贺拉斯的初衷。所以,贺拉斯委婉的规劝后面也隐含了对恩主人格和智慧的赞扬。事实证明,他对恩主的判断是准确的,这封拒绝的信其实也是巧妙的肯定,不仅没有破坏两人的关系,反而在更高层次上确认了一种基于友谊伦理的赞助体制。

三、诗友圈与创作共同体

贺拉斯将自己的作品献给麦凯纳斯,并不仅仅是作为门客向恩主表达忠诚,更是向这位知音传递深挚的感激之情。从贺拉斯的多首诗歌可以看出,麦凯纳斯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和高超的鉴别力,贺拉斯愿意和他讨论高端的文学问题,也相信他的判断。麦凯纳斯的赞助对于他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因为在这位恩主身边汇聚了奥古斯都时期最优秀的一群罗马诗人,他们不仅用自己的创作和贺拉斯一起构成了绚烂的文学星座,也用自己的评论为贺拉斯提供了最有教益的参考。所以,麦凯纳斯在为贺拉斯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为他的才智创造了理想的生长空间。

贺拉斯在许多作品中都呈现了他与麦凯纳斯的深情厚谊。两人心照不宣的默契尤其体现在《颂诗集》第1部第20首里。贺拉斯邀请麦凯纳斯来做客,却友善地警告对方,自己没有上等酒可以招待他,只有自己亲自酿造的普通酒,但它的酿造日期对朋友来说很有纪念意义:

便宜的萨宾酒和朴素的陶瓶等着你,

是我亲手藏进希腊的坛子,抹上

封泥,犹记当日人们正向你致意,

在宽阔的剧场。

麦凯纳斯,我亲爱的骑士,你先祖

居住的河流两岸,还有梵蒂冈山,

那时都传来快乐的回声,仿佛

也把你颂赞。

你在家会喝凯库布和卡莱斯榨酒机

征服的葡萄:可我的杯子,却难让

法雷努的藤蔓和福米埃的山谷亲至,

赐给它醇香。

康马杰指出,“罗马的内容(酒),希腊的形式(酒器),简朴的杯子,亲身的劳动,所有这些都暗示,贺拉斯献给恩主的真正礼物不是酒,而是这首诗本身”(Commager 326)。普特纳姆也说,至少贺拉斯款待麦凯纳斯的酒带有诗的印记,诗中的许多用词都兼有酿酒和作诗的双重含义(Putnam 153)。古罗马人通常用希腊的坛子盛放进口的希腊酒,贺拉斯却把自己酿制的萨宾酒放在里面,似乎是为了吸收原来希腊美酒的味道,某种诗学隐喻呼之欲出。贺拉斯在这篇作品里实现了多重社交和艺术意图。他真心感谢了麦凯纳斯对自己的关心提携,称赞了恩主的辉煌功业和谦逊人格,并委婉地提醒这位挚友,财富、权势之类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诗歌、艺术和美才是值得追求的。在此过程中,他也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诗歌理想。然而,这首诗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贺拉斯深信麦凯纳斯能够理解自己在各个层面所传达的信息。

贺拉斯并非不在意任何人的评价。他指明了自己心仪的读者:“被自由的人们开卷展读,多么欢愉”(Horace:Satires and Epistles 1.19.34)。“自由的人们”就是不囿于成见、有独立判断力的读者,这些读者最杰出的代表就是麦凯纳斯和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诗人朋友。在他眼中,这是一个各得其所、各展所长的生态群落,而不是通常赞助体制下门客残酷竞争、势同水火的场面。在政治动荡、战乱频仍的罗马共和国晚期,能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学朋友在一起,让贺拉斯倍感幸运。他是如此描绘自己与这些朋友的重逢的:

翌日的晨光尤其令人快慰,瓦里乌斯、

普罗裘和维吉尔在希努萨与我们会面,

世上从未诞生过比他们更纯洁的心灵,

也不会有人与他们比我更亲密无间。

多么幸福的拥抱,多么欣喜的重逢!

只要我不疯,好朋友就是唯一的珍宝。(Horace:Satires and Epistles 1.5.39—44)

维吉尔与贺拉斯的友谊自不必说,他被后者称为“我的灵魂的另一半”(Odes 1.3.8)。普罗裘(Plotius Tucca)和瓦里乌斯(Lucius Varius Rufus)不仅是贺拉斯的好友,也在维吉尔死后编辑发表了《埃涅阿斯纪》,为后世保存了这部珍贵的史诗。在此之前,瓦里乌斯一直被公认为罗马最好的史诗作家(Odes 1.6),此举尤其显示了他对文学同行的大度。阿里斯提乌·弗斯库(Aristius Fuscus)也是贺拉斯的“密友”,他在《讽刺诗集》第1部第9首中被诗人幽默地暗比为阿波罗。

贺拉斯的诗人圈让人联想起前辈卡图卢斯的朋友圈。卡图卢斯的诗人朋友包括卡尔伍斯(Calvus)、钦纳(Cinna)、法布卢斯(Fabullus)、维拉尼乌斯(Veranius)、凯奇利乌斯(Caecilius)、弗拉维乌斯(Flavius)、卡梅里乌斯(Camerius)、科尔尼菲奇乌斯(Cornificius)等人。这是一群寄情酒色、放浪形骸的人,然而他们之间却有真挚的情谊,彼此分享快乐,互相欣赏才华,形成了一个“波希米亚诗人同盟”。卡图卢斯《歌集》中涉及他们的作品总是与诗歌或诗学有关。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新诗派时代(恺撒内战之前),诗人群体更像现代主义艺术家的小群体,具有排斥大众读者的倾向,诗歌的私密性较强,正因如此,卡图卢斯的许多此类作品都涉及读者难以掌握的一些“内幕”信息,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谜题。而在文学被纳入国家秩序的奥古斯都时代,诗人却需避免给人私密团体的印象,而要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发声。所以贺拉斯虽有不少诗作写给自己的诗人朋友,但在这些作品中(至少在表层)他们诗人的一面却被淡化(Moritz 174-93)。《颂诗集》第4部第12首是一个极佳的例子:

春天的同伴,色雷斯的风已经吹来,

它让大海恢复平静,将船帆催动,

原野已不再被寒霜凝住,江河不再

浮满冬雪,在喧响中奔涌。

燕子正在筑巢,这不幸的鸟为伊堤斯

悲泣,她成了刻克罗普斯家族永远的

耻辱,只因她报复国王野蛮的淫欲时

手段过于残忍邪恶。

鲜绿悦目的草地上,守护肥羊的牧人

用芦笛吹奏着自己的旋律,喜欢牲畜、

喜欢阿卡迪亚幽暗山岭的潘神

听到了,心中也漾起欢愉。

季节带来了渴的感觉,如果你期盼

喝到在卡莱斯酿造的葡萄酒,那么

维吉尔啊,你就必须拿香膏来交换,

你这年轻贵族的门客。

一小盒香膏就能诱来一罐上等酒,

此时它正在索皮契亚仓库里安睡,

它会赠给你许多新希望,它也能够

轻松洗去忧虑的苦味。

倘若这样的快乐你已等不及,请火速

带着你的货物赶来,我不会打算

让你白白在我的酒杯中尽情沐浴,

仿佛我真有家财万贯。

但不要耽搁,不要追逐利益,别忘了

阴森的火等着我们,趁你还可能,

且用短暂的玩乐调剂思虑,适当的

时候,何妨扮一下蠢人?

和卡图卢斯赠友之作不同,贺拉斯的这首诗至少在表面上突出的是世俗之乐。他和麦凯纳斯经常都在作品里研讨诗学问题,写诗给维吉尔这位古罗马第一诗人时,反而对诗歌只字不提(《颂诗集》第1部第3首也是如此),这未免让人诧异。但如莫里茨所说,在文学趋于国家化的屋大维时代,结成卡图卢斯式的远离尘俗、秘密孤傲的诗人小群体已经是一种忌讳,贺拉斯需要刻意避嫌了。所以,读者即使不知道贺拉斯及其诗友的任何背景,也能轻易理解和欣赏这首诗,而如果对新诗派作者和诗观没有相当了解,阅读卡图卢斯的相关作品则会遇到相当大的阻碍(Moritz 184-85)。

然而贺拉斯毕竟是卡图卢斯隐秘的崇拜者,不会甘心自己的诗歌仅停留在“及时行乐”主题的表层。他的才能恰好在于,他既能被大众读者接受,又能在作品的深层像卡图卢斯等前辈一样,向自己的诗人同行透露秘密的信息。鲍拉在此诗中发现了多处模仿和影射维吉尔的表达方式,它们在贺拉斯作品中极其罕见,表明诗人是有心如此,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向朋友致敬(Bowra 165-67)。 诗中的“风”(animae)、“催动”(impellunt)、“凝住”(rigent)、“鲜绿”(tenero)、“阴森的火”(nigrorum ignium)等词都取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农事诗》和《牧歌》,对熟谙维吉尔诗歌的读者来说,贺拉斯的措辞表现了他对诗友的高度认可。

带着这样的意识回头再读,第四节香膏换葡萄酒的意象不也呼应了卡图卢斯《歌集》第13首吗?只不过角色调换了,作为主人的贺拉斯不再像卡图卢斯那样提供精神产品,而真地尽地主之谊提供葡萄美酒,作为客人的维吉尔却需用“香膏”——诗歌的象征——来换取,这样的安排暗示维吉尔的诗才在自己之上。因此,这首诗是贺拉斯诗歌圈友谊的见证。正是这种群体友谊最终超越了赞助体制下恩主与门客的双向利益交换关系,形成了一个促进文学生长的良性环境,古罗马诗歌在奥古斯都时期达到巅峰也就是自然的结果了。

四、评论家与匿名读者群

古罗马传统的发表方式是朗读和私下流传,但在奥古斯都时期,图书复制和销售已经成为一项兴盛的新产业,贺拉斯诗中数次提及的索西乌兄弟就是当时罗马最大的书商。此外,随着希腊化进程的加速和罗马文学经典化的开始,文学成为奥古斯都时期主要的教育内容,专门讲授和评论文学的老师(grammatici)也渐成气候。所以,在赞助体制之外,贺拉斯需要应对的就是评论家和匿名读者这两个群体。

贺拉斯深知,在文学流通中,读者永远是作者不可控制的因素,因为读者通常都怀着与作者不同的目的,双方之间并非合作关系。《讽刺诗集》第2部第8首便体现了这一点。这首诗记述了一次失败的宴会。主人纳西丹精心准备了许多独门秘制的菜肴,邀请麦凯纳斯等人前来赴宴,但最后大部分客人没吃完就溜走了。麦凯纳斯是最尊贵的客人,他赴宴其实也是一种敷衍。在恩主和门客的利益交换机制盛行的古罗马,在他看来,纳西丹无非是另一个试图巴结自己的富人而已。维比丢和巴拉洛是麦凯纳斯的扈从,他们在社交场合永远跟着麦凯纳斯,不请自来,当然也不会尊重纳西丹。客人中的瓦里乌斯、维斯库、方达纽虽然是诗人,但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他们并未把纳西丹视为艺术家同行,而觉得他是一个一心往上爬的俗人。因此,自始至终,纳西丹都未能将客人引入同情与理解的良性互动中,未能创造一个适合艺术鉴赏的环境。与纳西丹相仿,诗人永远不可能避开不被人欣赏的风险:“你的努力永远/换不来与之相称的名声”(Horace:Satires and Epistles 2.8.65-66)。在古罗马尤其如此。在《书信集》第2部第1首中,贺拉斯辛辣地嘲讽了罗马的戏剧观众缺乏起码的艺术理解力,他们既不关注情节,更不能欣赏台词的语言,注意力都集中在服饰、布景等外围元素上,几乎把戏剧表演当作了他们熟悉的娱乐方式——竞技庆典(194行—200行)。罗马读者甚至分不清生活与艺术的界限。他们之所以憎恶贺拉斯的讽刺诗,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对号入座,所以竟将揭示社会荒谬现象的诗人看成通过揭发他人而发财的政治告密者。

贺拉斯提醒读者,自己诗中的人物只是类型的代表,更重要的是,诗人关注的是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人生价值。如果这样的作品罗马读者都无法接受,他就只能采用“强力”了。他幽默地威胁读者:“如果你不肯容忍,一大堆/诗人会赶过来,做我的援军(因为我们/人多势众),像犹太人那样逼你就范,/直到你学会容忍我们这样一群人。”他声称自己的讽刺诗是防御性的,但警告他人千万不要故意冒犯自己,否则将“流芳千古”:

啊,众神之主朱庇特,

愿我的长矛永远废弃,直到锈烂,

也别让任何人伤害爱好和平的我!

可是如果我喊着“别碰我!”,还有人胆敢

挑衅,他会痛哭的,全城都将歌唱

他的美名。

对评论家的反驳,贺拉斯则采取了更专业的方式。不少人批评他的讽刺诗不如古罗马讽刺诗先驱卢基里乌斯,贺拉斯却指出,卢基里乌斯在道德和写作方面缺乏自我控制(Anderson 9)。不仅如此,他还没有分清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这种观念上的问题导致他在写作时没有筛选生活的细节,让作品沦为日记。这两个缺点恰好都是批评贺拉斯的大众所犯的错误。通过这样的辩护,贺拉斯为罗马讽刺诗树立了一种新的理想标准:理性、克制、诙谐、机智,而不冲动、放纵、尖刻、恶毒。在为自己的抒情诗辩护时,贺拉斯讨论了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灵感与技艺孰轻孰重?他讽刺了过分相信灵感轻视技艺的“饮酒派”,而更倾向于以亚历山大诗人卡利马科斯为代表的“饮水派”(1—11行),这与他一贯讽刺人类的各种疯狂、强调理性的道德立场是一致的。对于质疑自己的评论家,贺拉斯毫不退让(35—40行):

你或许会问,为何有些人私下里其实

喜欢读我的作品,出门就无节操地贬斥?

因为我不会追逐无常庸众的选票,

请他们免费吃喝,送他们破旧的衣袍;

我是高贵文学作品的助选者、复仇者,

岂可屈尊去游说讲坛上的评论家部落?

这里诗人借助古罗马人所熟悉的选举意象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不会追逐无常庸众的选票”,“无常”表达了贺拉斯对“庸众”评价的蔑视。贺拉斯声称自己不屑于采用政客们的常用伎俩,请选民“免费吃喝,送他们破旧的衣袍”,也不会“屈尊去游说讲坛上的评论家部落”,因为自己是“高贵文学作品的助选者、复仇者”。从拟人的角度看,高贵作品因为不受庸众的欢迎而落选,现在贺拉斯要为它们赢得合理的位置,这样的行为既可称为“助选”,也可称为“复仇”。至于“高贵作品”指什么,答案不难找,首先指贺拉斯崇拜的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萨福和阿齐洛科斯的作品,其次指继承了这一传统的贺拉斯自己的作品。

基于对评论家和读者的了解,贺拉斯在《书信集》第1部第20首中对自己作品的未来做了不乏自嘲的展望。在这篇作品里,主角是诗集本身。贺拉斯把这部新诗集想象成一位年轻的家庭奴隶,他即将离开家,独自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主人警告他说,一旦出去,将没有回头路,他很快就会后悔。当他青春俊美的容貌消逝,罗马公众将不再关注他,他将流浪到遥远的海外。年老体衰之时,他只能靠给小孩讲课为生,或许会有一些听众对他主人的生平产生兴趣。作品在此戛然而止。在这番描述中,贺拉斯灌注了丰富的诗学内涵。他想象自己的诗集不满足于在他的朋友中私下流传,而想被公众阅读,但从他反对这位“奴隶”离家的立场看,他并不愿意为大众写作,他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就是懂诗的朋友。诗集一度受追捧,但终于被冷落,再次印证了“庸众”趣味的无常,从这个角度看,永恒的名声恐怕只是妄想。蠹虫啃噬诗集的意象让我们想起《颂诗集》第3部第30首中无法啃噬纪念碑的雨水,新诗集在遥远行省朽坏的远景也与《颂诗集》第2部第20首中贺拉斯作品中被罗马人世代传诵的预言形成了对照。

这是一篇语气戏谑的作品,贺拉斯没有摆出一副自己将注定名垂千古的架势,而是在轻松的调侃中切入了一个诗学的关键问题:如何面对读者。任何诗人都必须知道,绝大多数读者一定不会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读者,一定不是知音。他们的趣味是多变的,不可预测的,所以作者不能奢望他们永远钟情于自己。诗中贺拉斯对奴隶(或者诗集)的警告表明,诗人不应迎合读者,但诗人并非不能吸引读者,如同作品后半段的奴隶所做的那样。迎合与吸引的区别在于,是否牺牲自己的艺术原则,这也是弱势作者和强势作者的区别。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奥古斯都时期做一位诗人是艰难的营生,这种艰难不是指生活境遇,而是指心理压力。贺拉斯的应对既有原则,又充满策略性。他的原则就是决不放弃艺术理想和精神独立。面对强势的皇帝和罗马国家,他在小处妥协,大处则固守底线,总能以巧妙的手段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处理与私人恩主的关系时,他语气委婉,态度坚决,并以友谊的共鸣化解社会地位的差异。他善于向诗歌圈的友人学习,尊重他们的批评意见,不断磨砺自己的诗艺。而对于罗马的“庸众”和敌对的评论家,他坚持自己的判断,从不屈服,相信作品自我辩护的力量。文学秩序虽然对他有所束缚,但他最终以才华实现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并确保了诗歌的艺术价值和后世的声名。

注释[Notes]

①美地亚指帕提亚王国,斯基泰人是住在黑海以北的一个游牧民族,至于印度,虽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曾远征印度,但罗马帝国和印度之间却鲜有直接交流。苏埃托尼乌斯曾记载印度派使者来罗马(Aug.21.3),迪欧也讲述了印度使团的故事(Dio 54.9)。

②rex字面义为“国王”,在变为共和制之后,罗马人曾有几百年时间憎恶rex这个词,例如西塞罗就曾蔑称恺撒等人为rex,但到屋大维时代,似乎称恩主为rex已是习惯了,这反映了罗马人心态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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