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研究的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
——跨文化视域下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学术对话

〔芬兰〕黄保罗 李建中

（1.赫尔辛基大学 世界文化系，芬兰 00100 Helsinki；2.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编者按：2018年6月，“国学与西学北欧论坛：中芬通识教育视野中的技术与伦理”在波罗的海三国（芬兰、瑞典、爱沙尼亚）举行。在由赫尔辛基到斯德哥尔摩的邮轮上，芬兰赫尔辛基大学黄保罗教授和中国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有一场关于“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学术对话，对话主题为跨文化视域下文化关键词研究的思想与方法，具体内容包括：关键词研究的理论模型、关键词研究的方法论探索与通识教育实践、作为关键词研究主体的中国当代学人的学术选择与学术路径等。

一、早期关键词：文心与诗性

黄保罗：今天是2018年6月20号，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维京号邮轮上。非常高兴能和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李建中先生一起对话。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学术经历，有哪些事件导致您来研究现在的学术主题。第二个问题是您主要在研究哪些学术问题，您的学术研究与通识教育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第三个问题是现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这样一种大的语境中，我们看国学和西学的现状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展望。先来谈谈第一个问题，您是哪一年出生的，在哪里上学，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

李建中：1955年出生，1966年念小学五年级时爆发“文化大革命”，休学四年之后念了一年初中，然后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后来当民办教师，直到1978年考上大学，今年正好是我大学入学40周年。

黄保罗：听说您念的是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系？

李建中：是的。1982年本科毕业，1985又回母校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生。80年代，武昌桂子山，可以说是在一个对的时间来到一个对的地方并遇到一群对的人。所谓对的时间，是说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思想活跃，青年学子有理想有激情；所谓对的地方，是说华中师大的老校长章开沅先生是一位开明的校长，一位有思想的学者，在桂子山营造出一种难得的自由开放又很学术的校园生态；所谓遇到一群对的人，是说我当时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学术影响。我上大学之前做过一些业余创作，来桂子山之后就想在创作的同时写一点评论。那时候我们图书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书还很少，老师说你就读《文心雕龙》吧。第一遍虽说没怎么读懂，但意外地发现《文心雕龙》里面没有当时《文学概论》教科书所讲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人物、典型形象，而是一些比较独特的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国文论话语”的东西：神思、情采、体性、风骨、比兴、通变等等。

黄保罗：《文心雕龙》与那种现代文学批评、文艺理论不太一样。

李建中：我当时很困惑，《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书，但是和我们在大学里面学到的东西好像完全不一样，当然也没有往深处想，这是一个背景。还有一个学术影响，当时有一个方法论热潮，叫做新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我当时最感兴趣的却是心理学方法。

黄保罗：所以您对心理学的文学批评方法产生了兴趣。

李建中：当时比较关注弗洛伊德、荣格，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一些作家和文学现象，能够解释一些问题。《文心雕龙》使我看到了传统中国文论与西方不一样，而现代西方心理学给了我新的视野和方法。

黄保罗：所以说80年代读研究生，您开始研究《文心雕龙》和魏晋南北朝文论。

李建中：对。我后来较长一段时间都是做魏晋南北朝文论（包括《文心雕龙》），早期的代表性成果是《心哉美矣——汉魏六朝文心流变史》和《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

如果说80年代还是人文精神占主流，到90年代市场经济已经开始了，很多人都处于一种焦虑之中，很像魏晋时候的人格分裂。是做学问还是下海赚钱？非常焦虑，这也是一种分裂的人格，像魏晋人的“徘徊去就”。

黄保罗：那魏晋时期的人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冲突？

李建中：用玄学、道家。实际上这种冲突很难化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文如其人的观点，或者是道德、文章，但是我发现这是一个乌托邦，是一种理想，实际上无论从经验层面还是从心灵深处或者从理论高度来讲，这种人心与文心是严重分裂的。

黄保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那您接下来主要研究什么呢？

李建中：我的学术研究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文心”，文心有两个含义，既是《文心雕龙》的简称，同时也是“文学心理学”的简称，就是用西方心理学方法来处理传统文学理论的材料，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黄保罗：用西方心理学理论来研究文学这些材料，您所说的文学材料主要是指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材料吗？

李建中：时间上也有前后的延伸。六朝之前延伸到西汉司马迁，司马迁受腐刑后有了自卑心理，他写《史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卑的超越，他要用《史记》来战胜自己的自卑。六朝之后一直延伸到晚明，到李贽到金圣叹，这两位评点家的小说理论之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学心理学内涵，比如童心说、愤书说、因缘生法、犯中见避等等。

黄保罗：这是第一个关键词，《文心雕龙》的文心和文学心理学的文心。第二个呢？

李建中：第二个就是“诗性”。诗性实际上是一个国学与西学交融的产物。就国学来讲，诗性指诗歌的特性和诗歌的精神，或者扩大一点是讲文学性；但在西方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也就是维科《新科学》所说的神话思维和原始思维。二者有相通之处，《文心雕龙》谈文学起源是从河图洛书讲起，然后正纬、辨骚。“河图”和“洛书”是神话传说，“纬”和“骚”也有着鲜明的神话色彩，而这些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诗歌的起源，构成了中国文学的诗性。文学的诗性影响到文学理论和批评，从而铸成中国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的诗性思维和诗性言说方式。中西文论在源头上，在轴心时代可能是一样的，都是对话体（中国是孔子的“论语”，西方是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但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诗学走上了一条哲学化、逻辑化的道路，而中国文论却形成诗性与逻辑性的相生相济。

黄保罗：这里的诗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诗，而且是一种哲学化的诗了。

李建中：西方文论从古希腊开始就有较为严密的哲学形态，较强的整体性，虽然里面有不同的流派和风格，但总体特征是不变的。中国不一样，中国文论的经典文本，80%都是诗话、词话、曲话、书话、书信、序跋、选本、小说评点、戏曲评点，中国文论在孔子之后依然保持了一种诗性特征。就言说方式即批评文体而言，是一种“无体之体”：“无体”，是说它可以用任何一种文体言说理论和批评；而这种“文备众体”意义上的“无体”正是传统中国文论的“大体”：既区别于西方文论又区别于现代文论，既体现出中国文论的独特路径又昭示着中国文论的未来趋向。

黄保罗：中国文论的体裁是多元化的，西方文论基本上都哲学化了。

李建中：我说的“诗性”就是传统中国文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它的最为突出的表征就是文学性的批评文体。中国文论最有冲击力最有魅力的那些命题和范畴，不是书斋里的玄想，而是个体生命的体验和感悟。

黄保罗：你这样讲我想起另一个体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人间词话》不是讲文学的境界吗？

李建中：对。我有一个发现：民国时期真正能够称为大师的文论家，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能够影响今天的经典文本，不是西方式的论述体，而是像《人间词话》这种诗性文体，还有沈从文的“抽象抒情”，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李健吾的随笔体批评，李长之的传记式批评，等等，我的代表性成果是《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和《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

黄保罗：第一个是“文心”，第二个是“诗性”，第三个呢？

李建中：第三个就是“文化关键词”。这又要从《文心雕龙》说起。《文心雕龙》50篇，每一篇的篇名就是一个关键词，“体性”“风骨”是文学风格论的关键词，“神思”“情采”是文学创作论的关键词，“知音”“才略”是文学批评和鉴赏论的关键词，“时序”“通变”是文学史论的关键词，等等。对《文心雕龙》影响最大的《周易》，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文化最早的关键词研究。“经”的部分，八卦就是八个元关键词，六十四卦是六十四个核心关键词，卦辞和爻辞是对六十四个核心关键词的阐释。“传”的部分，《文言》，《系辞》上下、《彖》上下、《象》上下，还有《说卦》《序卦》和《杂卦》，全部是对核心关键词阐释的阐释。中国文论及文化，有一整套属于自己的核心范畴、概念和术语，也就是我们说的关键词。

我的中国文论研究，走到“文化关键词”这一步，可以说发生了双重的近乎悖论式的转型：研究领域由“小”变“大”，研究对象则由“大”变“小”。就前者而言，是从“文论”到“文化”；就后者而言，是从“文论”到“文字”（即关键词）。我研究一个一个的汉字，够小的了。但是，作为关键词的汉字，有一个全息性特征，所谓一字一世界、一字一境界。陈寅恪先生说研究一个字就是研究一部文化史，你在中国文化元典里面找出一个关键字，就可以研究整个中国文化史。

二、文化关键词：思想与方法

黄保罗：您刚才说的“一字一世界”有点像生物学的DNA，抽一根头发丝就能找到全人的生物学特征。可不可以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您的“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和成果？

李建中：2012年我申报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就叫《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我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元典里面去发现那些能够真正代表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真正影响几千年中国文化进程的关键词。关键词很多，我分为两步，第一步讲五个元关键词，实际上就是轴心时代（先秦两汉时期）的儒、道、墨、法、兵五家。儒家选了“礼”，道家就用“道”，墨家用“义”，法家用“法”，兵家用“兵”。加上导论性质的《元典关键词研究：思想与方法》，一共六部书，这六本书基本上完成了。第二步，我们启动了另外一个更大的项目，叫做“中国字文化大系”：选取100个代表中国核心观念的汉字（即关键词），一个关键词一部书，计划出一百部，这样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都在里面了。“字文化大系”的首批书目（共八种）已经完稿，出版社正在编辑之中。

黄保罗：您用什么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元典的关键词？

李建中：我和我的团队已经工作了七年，基本上建构起一个多层次的关于“文化关键词研究”的理论模型。这个理论模型中的思想与方法，不仅适用于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

这个理论模型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三大”、“三性”和“四项原则”。第一层次是“三大：关键词之遴选”。用什么标准遴选关键词？三大：命大、幅大、力大。所谓“命大”是指关键词语义生命的亘古亘今，诞生于轴心时代，一直活到今天，不仅活在主流意识形态，还活在民间，活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幅大”是指关键词语义覆盖的总揽宇宙、弥纶群言，不是某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而是文化与社会的各个领域。所谓“力大”是指关键词的“鼓天下之动”，不仅可以贯通古今，还可以融汇中西。符合这“三大”，就可以选为关键词。

黄保罗：您怎么来衡量它的命大、幅大和力大？是用电脑统计数据吗？

李建中：大数据统计。比如甲骨文中表“人”的字占了五分之一以上，“人”无疑是元典关键词。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统计数据，《全唐诗》近五万首，“人”字出现近四万次，频率最高。又比如，“仁”在《论语》中出现109次，“仁”也是关键词。

这个理论模式的第二层次是“三性：关键词之演变”。首先是词根性。汉字的演变规律，是先有单音节的词，后有双音节的词。因而，最早的关键词一般都是单音节。研究关键词要找到它的词根，它在甲骨文里怎么讲，在金文里怎么讲，在《尔雅》《释名》和《说文解字》里怎么讲。更重要的是，它在先秦两汉元典中的语义和语用。第二是坐标性，关键词产生之后要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同一个关键词在不同的时代标志着不同的文化意蕴和文化特征，也就是说一个关键词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比如“道”，在不同时代，“道”之所道是不一样的：先秦，是诸子百家各道其道；两汉，是独尊孔儒之道；汉魏之际，是三玄之道；到了唐宋，儒家的道之中其实有了佛陀和道教的内涵；到了晚清，中国的道之中有了西方的技或术。可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所道。这就是坐标性。第三个叫转义性或者叫再生性。汉语的关键词有两种“活法”，一种是一直以原生形态活到今天，另外一种是转义了。词还是那个词，但意思变了，比如“民主”和“法治”。又比如“人民”，在今天不用解释，可是古汉语中的“人”与“民”是两个不同的等级。汉语关键词的转义主要是受外来文化和语言的影响，在与外来语的互译过程之中，汉语关键词的原义发生了变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外延，因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我们这个理论模式的第三层次是“四项原则：关键词之阐释”。四项原则，分述如下。

第一，不可定义性。你不要企图给关键词下一个辞典式的定义，你一旦这样做，这个关键词鲜活的生命就被你扼杀了。比如《周易》的“易”，“易”有三义：变易、不易和简易。《易》如果译成英文，Change，Changeless，Easy，都不对，只好译成 I。这就是不可定义性。又比如“仁”，《说文解字》释为“亲也”，《论语·颜渊》释为“爱人”，《礼记·中庸》释为“人也”。但是，刘熙《释名》称“仁，忍也。好生恶杀，善含忍也”，“忍”又可训为“残忍”，《孟子·公孙丑上》有“不忍人之心”，“不忍”即为“仁”，故“仁”与“忍”为反训，恰如“易”之“变易”与“不易”。不可定义，不是说无需定义，需要定义的时候还是得定义，但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在具体的语境中定义。于是有了“四项原则”的第二条。

第二，高度语境化。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汉语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语言，剥离了具体的言说语境，阐释者无法阐释，接受者无法接受。以《周易》的“革”卦为例。《周易》对“革”的阐释，是在三种不同的语境中展开的。在大语境即自然语境中，“革”是“水火相须”，交互更革；在小语境即家庭语境中，“革”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自然大语境与家庭小语境之间是社会政治语境，而社会政治语境中的“革”是“汤武革命”。“革”的词根义已经是因语境而异，“革”的坐标义与再生义更是随语境而变：就近现代中国的几次大的革命而言，辛亥革命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不同于“文化大革命”。研究任何一个关键词，如果不将之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则无异于痴人说梦。

第三，跨学科或超学科。轴心时代即元典时代是前学科时代即无学科的时代，《庄子》甚至认为诸子百家皆为一方之术，一得之见，其《天下》篇认为“道术”裂变为“方术”是天下最可悲的事情。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本质，元典关键词源起于无学科的道术时代，并不属于后来的任何一个学科，而是雷蒙·威廉斯所说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当今学界有各种各样的“某某学科关键词研究”，其实未得关键词研究之真谛。

第四，会通或融通。中华元典在传播过程之中，不断地被阐释，一代又一代。由古而今，元典时代的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汇通性文本，一个集成性文本。比如《庄子》，原文之中既有据称是出于庄子之手的内七篇，又有出于庄子后学之手的外篇和杂篇。如果我们要阐释庄子关键词，用的是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则不仅要看《庄子》的原文和郭象的原注，还要看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和成玄英的疏，也要看郭庆藩的案和王先谦的点校。中华元典，流传到今天，大多成为交互性的文本，既是时间的汇通，又是空间的汇通。元典关键阐释，一个最常见也是很重要的方法就是“通义”：通天下之不通。正是在“通义”这一点上，我的关键词研究与通识教育实践产生了关联。

黄保罗：要理解一个概念，就要汇通古今之变、中西之变。

李建中：总括起来说，我的关键词研究，其遴选标准是“三大”，其演变规律是“三性”，其方法论是“四项基本原则”。我在这个领域也出了一些成果，如《体：中国文论元关键词解诠》《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还有辑刊《文化关键词研究》等等。

黄保罗：您讲得很好，我也想引申一点与您对谈。我们是系统分析法，这个系统分析法背后和英国分析哲学及欧陆哲学有一个综合，也不完全像罗素他们那种数学逻辑的分析。系统分析法就是文本阅读，阅读一个元典，书里面研究什么问题，我们叫找一个问题，是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元典第一手资料，再会同很多其他人研究的相关参考资料，叫一个问题两种资料，然后里面有四个层次的分析。第一个层次的分析就叫概念分析，概念分析就是关键词，研究神圣的“圣”，就看“圣”字是怎么写，写了之后代表什么含义，还有没有其他的词表示类似的意思。概念分析用中国话叫做一字多译，或者叫做同音词、同义词、歧义词等等，同一个概念可以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或者同一个术语表示出多种歧义性。

李建中：你说的“一个问题两种资料”，类似于我刚才说的“反训”，如“易”之变易与不易，“仁”之爱与忍。

黄保罗：我们做得很像，我们第一个就是做术语，用词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或者叫能指和所指。第二个是找到一些命题，或者叫判断，比如我们讲人都是神圣的，或者说人并不都是神圣的，这样一个论断，我们对这个论断进行分析，等到论断分析之后再来研究第三层，分析论断能不能成立。有个学者主要观点就是他认为文学必须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才有意义，我们要对这个观点进行分析的话就要看它的逻辑证据在哪里，一个证据一个逻辑推理，造成了第三层次的分析。第三层次的分析之后，我们要找到这个观点背后的情境，他为什么这样认为，他为什么有这个观点，他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是家庭影响、老师影响还是社会影响。

李建中：刘勰讲“原始以表末”，追溯起源并演绎流向。

黄保罗：我们这套东西叫一个问题、两种资料、四个层次。四个层次包括：术语或概念（也就是您讲的关键词），问题，论证和最后的推进。比如我来分析鲁迅的话，我应该比鲁迅还懂鲁迅，这是我的目标。我写了一本书叫《儒家基督宗教语境》，就是用这个方法。有一些相关的，叫做封闭阅读，就是一个固定文本封闭起来阅读，有精读细读。我觉得很有意思，现在花很大的工夫在做。另外你讲了一个跨学科性，我马上想起来了，《庄子》属于什么学科？文学还是哲学？如果属于后者，是自然哲学还是宗教学或者神学？

三、“人”关键词：书斋与课堂

黄保罗：上面主要谈到您的学术研究，您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下面想和您谈谈您正在主持的武汉大学通识教育，您是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关系的？

李建中：做通识教育，确实要花大量的时间；而且从理论上讲，教学与科研之间也确实存在矛盾。但关于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观点。第一，作为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是第一目的，培养学生是职业本分。科研必须反哺教学，教师的科研成果必须使学生受益，这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第二，通识教育是立德树人的教育，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不仅仅是使我自己的学生受益，而且是使全校的学生受益；不仅仅是使某一届的学生受益，而且是使每一届的学生受益。如此重要的事情，义不容辞。第三，我很幸运，我在武大通识教育与我的关键词研究之间，找到一个联结点，这个联接点会使得教学科研良性循环，相得益彰。

黄保罗：这个联接点是什么？

李建中：“人”，作为中国文化第一元关键词的“人”。《礼记·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三“在”所指皆为“人”。我们武汉大学的本科教育理念是：以成“人”教育统领成“才”教育。在“人才”这个词之中，“人”是词根，是根本：何为“人”，如何成“人”，成为何“人”，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黄保罗：“人”无疑是中国文化第一关键词，也是大学教育第一关键词。但与贵校通识教育的具体关联在哪里？

李建中：我从2016年开始做通识教育，我们把它命名为“武大通识3.0”，其中最为核心的元素就是两大“导引”：“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和“自然科学经典导引”。这是两门通识教育的必修课，在设计这两门课程并撰写教材时，我们引入了“元典关键词研究”的思想与方法。比如，“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导读12部中外经典：1个元关键词，12个核心关键词。元关键词就是“人”。

黄保罗：元关键词是“人”，下面12个核心关键词呢？

李建中：我们把12部经典分为四个课程板块，第一个板块是“人的仁性、天性与悟性”：“仁性”讲《论语》，“天性”讲《庄子》，“悟性”讲《六祖坛经》。第二个板块就叫“人的使命、博雅与爱恨”：“使命”讲《史记》，“博雅”讲《文心雕龙》，“爱恨”讲《红楼梦》。这两大板块就是汉语的六部经典。第三板块是“人的历史、生命与审美”：“历史”讲希罗多德的《历史》，“生命”讲柏拉图的《斐多篇》，“审美”讲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最后一个板块就是“人的自由、理性和正义”：“自由”讲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理性”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正义”讲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这样，就将元典关键词研究的思想与方法，自然而然地融入通识教育之中；或者这样说，用“人”这个关键词，将书斋理论与课堂实践融为一体。

黄保罗：这套设计深深地打上了您研究成果的烙印，这个与芬兰教育也有相通之处，芬兰教育最重要的是“成人”。这次的论坛——“中芬通识教育视野中的技术与伦理”，也是为了双方能更好地交流、探讨。

李建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芬兰的教育是一种关于善和美的教育，芬兰教育的目的是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发现你的优点，这个优点不是说你擅长某一种专业、技能，而是人格、品格上的。我们设计的“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其基本的出发点和根本的宗旨，都是一个字：人。这门课的对象是大一新生，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第一次离开他们所熟悉的故乡和家庭，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大学校园），和一群陌生的人（老师、同学）一起，开始他们新的生活。如何完成身份转换和自我认同，如何养成博雅习性和君子人格，如何理解并把握这个世界（人、社会和自然）的复杂性和意义——这些问题，专业教育是无法回答的，于是需要以经典导读为核心的通识教育。而经典导读又以“人”为关键词，打开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博雅品味，养成学生君子人格。

黄保罗：我们称为“人格”的这种东西，是从出生到老死一辈子都需要修炼的。看来，中芬教育有很多相同之处。在这之前，我和陕西师范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尤西林教授做过一篇关于芬兰和中国通识教育方面的对话。我们今天的对话非常好，与那次不一样，但是有很多互补的点。我想回去把今天的对话录音整理之后再加工、扩展，更丰富化，我有很多思想火花可以整理了加进去，然后您再补充。

最后一个问题，在现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在波罗的海上，又是中国崛起和中国文化复兴这样一个大背景，您怎么看待全球语境下的国学与西学的概念，它的现状和未来？

李建中：我还是要从刘勰讲起。刘勰生活的齐梁时代佛学兴盛，但是《文心雕龙》里却没有多少佛学关键词，刘勰关于文学理论的一些核心命题与佛教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文心雕龙》是在寺庙里写成的，刘勰年轻时给僧祐做过助手，整理佛经，编目录，撰写佛学文章，他实际上是精通佛学的。刘勰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都是很佛学的，在这样浓厚的佛学文化氛围里面写《文心雕龙》，但是没有很明显的佛学影响，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今天在全球化时代做文学理论，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有一个关键词叫“失语症”，说今天研究中国文论的学者，离开了西方的概念就不会说话了，勉强说出来，都是西方文论的那些概念。然而刘勰在外来佛学那么盛的情况下并没有失语，他说出来的并非佛教的概念，而是本土文化、本土文论的概念，这对我们很有启示。毋庸讳言，当今西学很强盛，不只是科技，还有一些基本观念以及方法，像我刚才讲的心理学方法、关键词方法，都可以用，但我们不能失语。这一点，刘勰的文化态度和文论研究是值得借鉴的。我分析刘勰没有失语，有几个原因：第一，他有很强的文化本位意识，已经形成了一套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他谈任何问题都要追根溯源，讲任何一个关键词都要从汉语的词根谈起，他有很强的追根溯源的意识。第二，刘勰又是开放的、多元的，他主张既要参古定法，又要望今制奇。我们的基本东西是从古代来的，但是我们要“望今”。“望今”实际上是要看到未来，展望未来，要创造，当然要借鉴外来的文化。刘勰虽然没有用佛学的关键词，但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借鉴佛学的地方，比如“圆照之象”，比如“唯务折衷”。

黄保罗：体现出他的这种包容性和创造性。

李建中：《文心雕龙》里面虽然没有多少佛学术语但是有佛学精神。我刚才讲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没有体系，大部分都是很零碎的。《文心雕龙》是一个例外，它体系意识很强，有很清晰的逻辑层次，这在中国古代找不出第二部。这是怎么来的？这就有印度佛教的影响。印度佛教的方法论很严谨，宇宙的构成、人生的构成、体系和方法的关系，有整套可以精确到用数学和几何来描述的东西，佛教的思维方式成了刘勰血液里面的一部分。

黄保罗：成了他的道，成了他的精神。

李建中：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失语的焦虑，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把本土的理论吃透，也没有把西方的理论吃透。我们怎么研究国学，怎么看待国学的命运，刘勰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黄保罗：还是应该贯通中西，打通古今。既不能盲目排外，又不能失去自我，这是一个理想状况。中国学界目前在这两点上做得怎么样？

李建中：有时候还是专业主义盛行，也就是刘勰说“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自己拿一根小蜡烛，照亮一个小小的角落或者一个小小的缝隙，很少去观通衢大道，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黄保罗：我们芬兰教育首先要见森林然后见树木，就需要你有一种会通的意识、跨学科的意识。上世纪80年代有这样一种状况，讲西方的月亮更圆；现在提出要强调本国特色，你觉得未来两者能够达到相对的平衡吗，相对兼顾包容？

李建中：我觉得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研究国学的人必须有很好的国学功底，就是像刘勰那样精通本土文化；第二个就是对西学要有开放的心态和一种文化融通的视野；第三个是在方法论上要学刘勰的“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既坚守文化本位又借鉴他山之石。我觉得，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跨文化视域下关键词研究的理论模型之建构、方法论之探索以及通识教育之实践，或可为当下中国学术的进路提供新的思想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