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的性别批评维度

单旭珠

(常州工学院 外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0)

由冯小刚和严歌苓共同打造的《芳华》(2017)向观众展开了一幅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军队文工团年轻人集体生活的画卷。在电影中，主人公们的悲欣交集的命运，隐含着某种社会性别文化意识。对于这部电影，我们有必要从性别批评的维度来考察。

一、女性主义与电影批评新维度

在20世纪中后期，西方出现了交叉化、跨学科化文化批评的动向，如用后殖民主义来分析电影文本等，而性别理论也被引入到电影批评中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男性霸权存在于电影的摄制中，而本身就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观众，又再一次地被电影强化着某种刻板的，不平等的性别意识。而在70年代，著名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则直指电影创作和研究是男权制度下的产物，对女性形象有着遮蔽和扭曲，或是让女性长期在社会文化中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此后，在贝蒂·弗里丹、凯特·米利特、费尔斯通等人的努力下，基于社会性别的性别批评成为电影批评的重要维度。

身为原著作者和编剧的严歌苓可以被视为《芳华》的作者之一。而严歌苓正是一位有着书写女性习惯的作家，在她的作品中，如《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等，都不难看出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思维和女性主义立场，女性的悲欢离合，坚忍、挣扎和包容等，都是严歌苓笔下反复出现的内容。《芳华》的小说更是来源于严歌苓的亲身经历，原著中的萧穗子被赋予了“我”这样一个叙事身份，其中女性的生存境况、生命状态等，都是真切可感的。

《芳华》并不是一部直接回击不平等社会性别意识，呼吁女性参与社会发展，剖析性别压迫社会肌理，探讨两性和谐共处路径的电影，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一部具有性别批评意义的电影。电影是通过女性(萧穗子)的视角展开叙事的，女性成为被着重展现的对象，女性的美与丑，善与恶等，都被较为诚实地摆在观众面前，在让人们关注、欣赏女性的同时，又表现出了一种较为公允、平等的性别立场。

二、《芳华》与性别偏见改写

电影拥有自身的语言符码，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学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性别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特定社会文化写就的。在电影中，电影语言就是性别的定义者。而在《芳华》中，在尊重现实的前提下，社会和影视作品中的某些性别偏见被改写了。

(一)女性生存空间

《芳华》中，女性的生存空间不再被限制于家庭中，女性生存的意义也不再是妻子和母亲。

在国产电影乃至电视剧中，一度有过大量的符合男权社会理想的所谓完美女人形象。其共同点在于其生活的重心是照顾自己的家庭与亲人，凡事以家人的利益为先，在自我与亲情之间发生冲突时，女性选择了牺牲自我，如单身母亲为了孩子而放弃婚姻的幸福等。而这一类角色的涌现，与广大男性观众的心理需求是分不开的，这被认为是男权对艺术话语权力乃至社会秩序的一种控制。

然而在《芳华》中，因为女性角色的文工团成员身份设置，女性几乎彻底地脱离了家庭环境，“母亲”和“妻子”这种有可能异化女性的身份，为“军人”所取代。女性“牺牲”“奉献”的对象，从家庭变为了“国家”。更重要的是，尽管女性在文工团中，依然有“被看”的处境，但是她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体性欲望。萧穗子和郝淑雯用各自的方式追求陈灿，何小萍也敢于表达自己对刘峰的情感等。尽管个体生命的需要因为时代的因素而处于被抑制、忽视和排除的状态中，但是这种抑制、忽视与排除几乎是不分性别的。如刘峰和林丁丁等偷偷地听邓丽君的磁带，刘峰对林丁丁的“触摸事件”为他招致了毁灭性的后果等。

(二)女性的价值认知

在《芳华》中，女性显示出了自己在容貌、年龄以及体形方面的优势，但是第一，这并非女性价值的全部。电影中林丁丁是歌唱演员，郝淑雯是手风琴手，何小萍、萧穗子、小芭蕾等人则是舞蹈演员，她们各自都拥有过人的一技之长。而如主管业务的，在文工团的训练和演出工作中，体现出了铁娘子般果断性格的分队长，就是年华逝去后，依然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华保有社会地位的女性角色。而在文工团解散后，一直拥有文学才华的萧穗子更是靠考大学而成为知名作家。女性的智识并没有被限定在情感、享受等范围内，而是伸向了社会事务，主流文化所肯定的进取精神、冒险精神和理性思维等，并不仅仅局限在男性的身上。

第二，女性的主要兴趣并不在容颜上。由于物质条件和时代革命话语的限制，女性对化妆品、服饰等的注意并不明显，甚至是被过犹不及地抑制了的。如何小萍在胸罩中垫了海绵，就遭到了其他女文工团员的嘲笑排挤，女性们并不敢将自己的价值与美丽进行捆绑，并不愿意张扬自己的女性特色。而只有林丁丁擅长利用自己的美貌，电影中有她换着戴两块追求者送的手表的情节，而这是被委婉地批判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何小萍有着明确的“我”的意识。“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在社会上生存，要做一个自立、自尊、自重、自爱的人，没有主体性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在的人。”在《芳华》中，何小萍所处的大环境，尽管还难以称得上成熟，作为被侮辱、被伤害的对象，何小萍还无法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甚至条件比其更为优越的如郝淑雯等也无法做到，但是何小萍已经拥有了以个体为本位的、进步的价值观，这是十分可贵的。她始终是一个自尊、自爱的人。如前所述，是一种权力话语对何小萍、刘峰等进行了压制。何小萍的父亲认为“当解放军就没有人欺负了吧”而使得何小萍也想进入到这种权力话语中，然而她却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劳改犯的女儿，依然是被其他战友欺负的对象，和自己一样的还有出身平平，只是木匠的儿子的刘峰。于是何小萍在“认识你自己”后选择了“成为你自己”，拒绝和权力话语合作，她主动离开了舞蹈队而去服装组干活以表示对那些联手迫害刘峰者的抗议，在被分队长要求上台时故意以身体不适的借口回绝，尽管她的反抗是幼稚的，但是在人的个性被泯灭的文工团中，力量有限的何小萍成为一个自我意志突出的闪光角色。在成为文工团的第二个“出局者”后，何小萍不仅没有沉沦，反而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和善良，迅速掌握护理技能，凭借着对伤员的救护在野战医院成为英雄，取得了昔日文工团战友们没有获得的政治荣誉。这正是她创造自己价值，维护自己尊严的方式。

(三)两性关系

在《芳华》中，女性对男性绝不仅仅意味着顺从、服务和性吸引。女性和男性一起融入作为战士的集体中，无论是在文工团抑或是前线部队。而一旦女性凭借性别吸引力来换取男性的保护、爱慕或供养，那么她就是被鄙夷的对象。林丁丁在电影中就因为游走于摄影干事和医生之间，凭借自己的美貌获得罐头、手表等馈赠，因为拉了刘峰的手而给了刘峰错误的暗示，最终又靠婚姻获得了出国的机会，成为一个较为负面的女性角色。而在林丁丁之外，何小萍、萧穗子希望表现出自己的优秀和善良来获取刘峰、陈灿的青睐，萧穗子用早上在陈灿吹起床号之前在陈灿必经之路上压腿的方式来获得对方的注意，想用自己出板报、写情书的技能和能给陈灿做牙托的金戒指来让陈灿垂心于自己，而并不是一味地表现出依顺、服从，郝淑雯则是动用了“门当户对”的门第优势，原著中郝淑雯用身体勾引了萧穗子喜欢对象的情节被改写，女性在建立两性关系中的性吸引比重被大大削减。即使是在女性没有得到彻底解放的时代，她们也已经在有意和无意中尽量地摆脱社会中的某些对于两性关系中女性的规范、等级设置。

三、“好莱坞主义”下的国产电影与性别批评

当代的国产电影创作，出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容易被某种“流行病”所裹挟，这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好莱坞主义”。在生产技术以及媒介居于领先地位的情况下，美国好莱坞电影因其在传播上的强势，而获得了一种电影创作的话语霸权，也正是由于全球电影的生产技术与相关媒介得到发展，电影走上了能够被大规模、大批量复制的产业化之路，这也就意味着好莱坞电影被大肆复制，好莱坞所提供的女性幻象，也被大肆复制，到处泛滥。正如弗·杰弗逊所指出的，形象“抽走”了真实。

这也就导致了国产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或是在男性审美定势下的“红白玫瑰”，或是“身体叙事”的一部分。而这恰恰是《芳华》所规避了的。所谓的“红白玫瑰”指的是电影为女性赋予的或圣洁纯真，或热情激烈的美好意义，而这种美好却是与“妻性(白玫瑰)”和“妾性(红玫瑰)”的符号紧密关联的。而《芳华》中却并非如此。何小萍没能得到刘峰的爱情，最后与刘峰长相厮守，相互扶持，但是始终没有结婚，她绝非一个以隐忍换取婚姻的角色。郝淑雯嫁给陈灿后夫妻关系并不和睦，萧穗子则保持单身。更为重要的是，电影从未回避女性的缺点。女性是女性的伤害者，如战友们嫌弃何小萍的体味，“胸垫事件”的人身羞辱，和多年以后面对发福了的林丁丁，郝淑雯和萧穗子的反应是“你说刘峰现在还愿意摸她吗”“假手都不摸”。这些有着“恶”的一面的女性并不来自于任何对好莱坞电影的复制，而是与真实的社会局限和人性弱点有关。

除此之外，“身体叙事”也被《芳华》所抛弃了。电影中最为感人和惊心的部分，是已经精神失常了的何小萍被熟悉的《沂蒙颂》音乐唤醒后，在月光下的一场独舞。不仅两性的交欢被抽离出电影，在这场舞蹈中，身穿宽松病号服的何小萍身体也并无曲线可言，是她的舞蹈动作传递出来的，渺小的人在被命运操弄下依然不屈的精神在打动观众。而只要与同样是严歌苓身兼原著作者和编剧的《金陵十三钗》(2011)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后者还有着浓重的向“好莱坞主义”妥协的倾向，原著中的神父被改为英俊的男子，并且与玉墨发生了肉体关系，而原著中无论是神父抑或是戴教官，都没有在国难当头之际与妓女们发生性关系。这实际上还是一种对女性身体的消费。而在《芳华》中，电影已经不再需要用“性”来吸引观众的眼球，女性的意义和价值，女性的生命体验不再需要和身体挂钩。在何小萍和刘峰重逢之后，她唯一要求的慰藉，就是让刘峰给予她一个拥抱。而刘峰此时已经失去了一条手臂。两人的拥抱更是小人物的苦难后的彼此取暖，而非两性之间的暧昧。这种在“身体叙事”大行其道的今天的转向，是极为难得的。

故事片的文本无疑是叙事性文本，而电影叙事则是人类文化建构的形式之一。将电影叙事文本进行解析与探讨，从而了解其如何表达性别，建构性别，是当下的电影批评新维度之一。电影《芳华》向观众展现了一个会聚了美好女性，但也同样潜藏着龌龊和辛酸的集体，与女性有关的审美取向，女性的生命感觉，女性在具体时代的价值等，被较为充分地展现了出来。对于女性形象，既不虚美，也不隐恶。可以说，《芳华》是一部并非逢迎性别偏见以及影视创作“流行病”的可圈可点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