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真向俗的国学宗师
——论章太炎的核心学养

万明华

（江西高校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南昌 330046）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为人而改名为绛，号太炎，自认“民国遗民”，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时期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1869年1月12日，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六岁入私塾，九岁起跟从外祖父朱有虔（左卿）学习文字音韵，又在父亲章濬、表兄章篯指导下进行了系统的汉学研究，为此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90年，章濬去世，章太炎遵从父亲遗训，进诂经精舍学习。时诂经精舍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授学者有高学治、谭献等人。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清代著名朴学大师，治学方法缜密，在校正群经、诸子句读、审定文义等方面具有独到见解，章太炎从其门下，埋头研究学问达八年之久，收获颇丰。甲午中日战争打响之后，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参加维新运动。后新政破灭，流亡日本，归国后又因触怒清廷而被捕入狱，一路坎坷。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两年后又在孙中山的引荐下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后期受到多方影响，1917年，辗转脱离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组织国学会，志在“甄明学术，发扬国光”。因其人生历程复杂、曲折，章太炎的思想中多具独特见解，他在《菿汉微言》中将其总结为“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十二字，可以说是对其心路历程的高度概括，也是一代国学宗师核心学养的生动展现。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享年六十八岁，国民政府令以国葬，时人多以“革命元勋”“国学泰斗”誉之，梁启超亦在《清代学术概论》盛赞其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一、道德精髓：“无道德者不能革命”

章太炎亲身参与了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也见证了它的失败与没落，感触颇深。反映在道德观上，主要表现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强调革命者道德观念的养成。章太炎的道德观，在理论上是以他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在他看来，人初生，人性尚无善恶之分，所有的善恶因果、道德品行的养成，都是由后天种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学习和修身在个人道德修养中有着重要作用。明确了善恶观念的成因之后，章太炎提出了道德修习的具体要求。他认为，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要做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懂廉耻、知荣辱，老成持重，耿介刚方，言必有信，传承并发扬中华文化中优秀的思想精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一）“人之精神，本如白纸”

章太炎的道德观，是以其人性观作为基础的。他认为，个人道德观念的养成，并非是生而注定的，也不是由神明启发的，而是接触后天的社会环境影响之后所形成的。

章太炎指出，“人之精神，本如白纸”，“就生理言，善恶种子，则亦祖父遗传之业识已。种子不能有善而无恶。生物之程度愈进，而为善为恶之力亦因以愈进”。人之初生，其精神便如白纸一般，无善恶定论。从人类的生理角度来说，善恶的种子，则是遗传自先祖，它不可能只有善性而无恶意，我们在生活中的经历越广，为善为恶的道德感触就会愈深。“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如果从道德观念来说，善恶可以被视为进化，假如就人的生计而言，苦乐也都能够视作进化。善恶、苦乐，如影随形，不可能单一地出现于个人的道德情感之中。“善恶何以并进？一者由熏习性。生物本性，无善无恶，而其作用，可以为善为恶。”善恶并进，主要受社会习性的熏陶影响，并且从中分化出了善恶之间的相对比例，能够对个人道德乃至社会道德的善恶归属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道德观念养成的根本在于个人，在于种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人“非生而为恶，而必待种种观念集合而成”，“一切世间善恶，悉由我见而起”。“我”作为道德主体，对于世间一切事物的看法，便是善恶观念的形成过程。正如马克思主义中所论述的那样，道德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之间特定的生产关系，人们处在这样的一种关系总和之中，汲取道德观念，规范自身行为。章太炎“人之精神，本如白纸”的人性善恶观，作为其道德观的一部分，在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之下，鼓励善性的发展，肯定了后天因素在道德修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唯物的社会道德起源论和后天的个人道德形成论相似，对于近代的社会道德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知耻重厚，耿介必信”

受当时社会大背景的影响，章太炎的道德标准似乎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观念的影响，他想要树立的是一种民主革命者的道德行为规范，以满足其“光复”运动的需要。

章太炎对顾炎武的思想学说极其推崇，为了鼓励民主革命者树立“重然诺，轻生死”的道德目标，他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倡导的“知耻、重厚、耿介”加上“必信”，一共四条，构成了其民主革命道德思想中的实践规范。“举此四者，一曰知耻，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若能则而行之，率履不越，则所谓确故坚厉，重然诺，轻生死者，于是乎哉。”

章太炎的“知耻重厚，耿介必信”，对革命党人的道德行为提出了具体规范，希望他们能够始终秉持知耻、重厚、耿介、必信的道德修养，团结向敌，为民请命，安贫乐道，舍命报国，从而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民主革命者。章太炎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观点，有其内在的社会现实背景，对道德主体有所针对，放之于今日，仍适用于任何个体的自我道德修习，符合新时代的道德评判。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为个人道德修养及社会道德的建设指出了方向。可以说，这也是对章太炎道德修养观价值的有力佐证。

二、为学之道：“致用本来不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

在治学观上，章太炎并不赞同为“致用”而学习的观点，因为“致用本来不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人不能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完全局限于“致用”之中，求学为学，学问也并不仅仅是为了“致用”。他说，“学为智慧，不独致用”，学习主要是为了增长自己的智慧与才学，结合社会实际，寻求真理，才能够真正地做到学以致用，提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与此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还应当做到“弘扬传统，兼采西学”，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根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采西方学说的精髓之处，努力使其与本民族的固有文化和现有国情相互融合，实事求是，敢于实践，树立正确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一）“学为智慧，不独致用”

章太炎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治学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学生智慧的培养与启发。他说，“学问本来是求智慧，也不专为致用，中国古代的学问，都趋向致用一边；因为当时的人，只有看外边的眼光，没有看里边的眼光。”求学问道本来就是为了开启智慧，并不是单为致用而存在的，奈何中国古代的人只看到外围的东西，因而都偏向于致用了。到近代社会，“分科越多，理解也越明，自己为自己求知识的心，比为世界求实用的心，要强几倍。就晓得学问的真际，不专为致用了”。科目的划分愈加细致，学子对于自身所追求的知识也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认知，求知的心便逐渐地强过了实用的心。再者，“致用的学问未必真能合用；就使真能合用……机会不巧，讲致用的还是无用”。学问也未必就真的能够适合于当前的社会，即便适用，没有机会施展，也终究没有什么用处。但学问未必就是为了合用于社会，它最大的作用，也许就在求智：“专求智慧，只要靠着自己，并不靠什么机会，……见得几分真理，将来总不能泯灭。就有一点漏洞，总不会全局推翻。”对于智慧的追求，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所获得的真理，也总不可能消失，即便有些许漏洞，也不至于到全盘皆输的地步。因此，我们求学治学，要树立正确的为学理念，章太炎提倡：“学为智慧，不独致用。”

十六岁那年，章太炎受父命参加“童子试”，考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整个考场鸦雀无声，许多考生绞尽脑汁，引经据典，在八股文的起、承、转、合中大做文章。章太炎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感触良多，他想起了鸦片战争后，外国军舰对中国沿海的欺辱，想起了清朝官僚对洋人的卑躬屈膝……，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是一个灿烂的大清国啊！于是，他挥毫疾书，将满腔积愤挥洒于字里行间，大声疾呼：“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还没有一个钟点时间，章太炎便第一个交了卷。主考官见其才思敏捷，不由暗暗称奇，直到看到他的答卷，不由得拍案而起，责问其针对大清的罪过。章太炎不亢不卑，坦然自若：“我之所思，件件合乎当今国人之思；我之所论，桩桩合乎国情之实，何罪之有？”顿时，主考官无言以对，考场一片哗然。十六岁，章太炎已经能够出口成章，怎么不能写出“经世致用”的八股文以寻求高官厚禄呢？但他没有。在他看来，“求学不过开自己的智，施教不过开别人的智，是最大的坦途了”。他认为，求学为学，最终的目标也莫过于对智慧的追求，这才是最大的坦途。那些违背自我智慧，局限个人发展的八股文，即便再具备致用的效果，也比不了“学为智慧”的正途。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求学治学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同时，对所学知识提出自身的见解，非求智慧而不为。

（二）“弘扬传统，兼采西学”

相较于同时期主张改革的教育家而言，章太炎更偏向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他治学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弘扬传统，兼采西学”。

事实上，章太炎对于当时社会上盲目学习西方学说的浪潮非常反感。他说：“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

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

放弃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看重他国学说，“弃己所长，攘人之善”，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学习理念，因为“中国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还是向前进步”。它是优秀的文化，我们不能因为其存在问题就全盘否定。为了论证传统文化的优越性，章太炎简要地梳理了自周朝发展至今的文化脉络，对历代文学的传统与精髓做出了阐释，例如宋朝有以沈括、陆佃、陆游、洪适、洪迈为代表的考据学，以苏轼、王安石、陈亮等人为代表的经世之学，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明朝有王守仁的“阳明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到了清朝“书学、数学、礼学，昏黑了长久，忽然大放光明。历史学也比得上宋朝。像钱大昕、梁玉绳、邵晋涵、洪亮吉，都着实可以名家”。在他看来，华夏文化博大精深，“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之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

当然，章太炎在提倡“弘扬传统”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兼采西学”的主张。他说：“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这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抱有最深沉的爱意，也并不排斥“西学”的发展。他主张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兼采“西学”之长，为我所用。章太炎先生在“兼采西学”方面，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客观态度，身体力行，亲身实践，翻译并研究了诸多西方著作，并对其中的哲学、近代社会学、近代政治学等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希望通过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来充实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从而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增砖添瓦，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近代教育思想的进步，影响至今。

“弘扬传统，兼采西学”的治学理念，是章太炎治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与西方学说的先进思想相结合，对近代教育、教学的内容进行改革，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我们已经迈入了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知识日新月异、信息快速迭代的新时代。“弘扬传统，兼采西学”的治学理念应该大力地传播与弘扬。不忘民族初心，拓宽国际视野、牢记文化担当，我们才能真正地屹立于世界文化强国之林。

三、学术成就：“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

在中国近代史中，章太炎素有“国学泰斗”的美誉，他在国学传承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他崇尚华夏民族的优秀文化，认为求学为学应当“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先领悟往圣先贤的学术精髓，然后再去学习外域文化。章太炎指出，“人不习史，不成大器”，历史的学习是终成大器的前提，历史教育的发展，也更容易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这是他思想价值中颇具特色的一点，也是其一生都在坚守的教育宗旨。除历史的学习与研究之外，促进国学的发展与传承也是章太炎核心学养的价值所在。所谓“国学国粹，薪火相传”，就是提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粹教育，努力促进本国文化的延续与繁荣。章太炎认为，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化之火生生不息，只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光大，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才可以指日可待。

（一）“人不习史，不成大器”

清末民初，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众多有识之士开始致力于救亡图存的革新运动，章太炎便是其中之一。他提倡重视历史教育，“人不习史，不成大器”。希望能够以史育人，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

在章太炎看来，“夫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人不习史，爱国之念必薄，出而行事，犹冥索途也。”不读经书，则不懂自处之道；不修历史，则缺乏爱国观念。长此以往，行为作风多自我摸索，注定大事难成。因此，“欲成大器必先通史，不通史而不知古今，而不知古今，且不知经世致用。”“假使明了历史的演进，根据他以致用，这是无往不利的了。”欲成大器就必须先通历史，通历史然后可知古今，经世致用，无往而不利。

“鄙人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而作。顷世学校授课，于史最疏，学者讳其伧陋，转作妄谈，以史为不足读，其祸遂中于国家。”那么，既然历史学习如此重要，应该怎样读史呢？他说：“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在求学为学的过程中获得知识，“自然晓得本国的历史，才算常识，不晓得本国的历史，就晓得别国的历史，总是常识不备”。总要晓得本国的历史，才能算得上具备了常识性的学问。章太炎又说：“大概历史中间最重要的几件，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辞的变迁，都在志和传里头。”

这些都需要我们耐心地学习与解读，融会贯通，方能从中感悟，体会到往圣先贤的无穷智慧。章太炎又向青年们提出要了解本国历史，从而明了自己对国家应负的责任的要求：“一国的历史正像一国的家谱，其中所载尽是以往的事实，这事实即历史。若一国的历史已没有了，就可知道这一民族的爱国心亦一定衰了。”

现在的青年，应当明了是什么时代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问题，在历史上，可以全部找到明确的指示。

章太炎“人不习史，不成大器”的观点，强调了个人对历史的学习与研究的重要，是其核心学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我们只有重视历史教育，大力普及史学常识，才能真正地培养国人的爱国情怀，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操。

（二）“国学国粹，薪火相传”

章太炎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深受汉学流风的熏染，对传统民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情感。“上天以国粹付余”“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他将“国粹”的学习与传承作为自身责任，孜孜不倦，终成一代大师，被奉为国粹派的领袖。

为什么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

提倡国粹，是为了让学生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增强文化自信，增进爱国的热情。在明确了具体的原因目的之后，章太炎又对“国粹”进行了简单的阐释，他认为，“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有一种独立之思想，国粹也；有优美而无粗陋，有壮旺而无稚弱，有开通而无锢蔽，为人群进化之脑髓者，国粹也。”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粹”教育的提出与发展，适应了中国近代化的文化潮流，增强了华夏子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是在当时严苛的社会环境下实现救亡图存的精神支柱。对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也有着较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