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者

刘景华

永远记得1993年4月9日上午10点前后那一刻：我坐在从武汉回长沙的火车上，车经岳阳附近时，突然感到全身不适，焦躁无比，坐立不安。同行一老师关切地问我，我也不明所以，因为我从未有过晕车现象。中午回到长沙家后，突然接到武大历史系一研究生电话，说吴于廑先生上午开会时突然去世。我的第一反应是恶作剧，不敢接受。后来回想火车上那个时间，心想这恐怕就是师生间的第六感应吧，不禁潸然泪下。时光如梭，先师仙逝已25年了。从我受教于先师那天算起，更有36年多了。诸多往事浮现在脑海。

一、吴于廑先生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贡献

吴于廑先生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励志书。先生1913年出生于皖南休宁，那是一个人文学者辈出之地。其先辈移居苏北宝应县，小本生意，家境一般，故先生时而辍学，后因获奖学金而在上海光华中学就读，1931年又获奖学金而进入东吴大学学习历史。1935年大学毕业后在东吴附中任教。抗战时兵荒马乱，1939年先生从海路辗转来到昆明，经人介绍而拜访了南开大学陈序经教授。一席谈话，陈先生感觉这位青年才思敏捷，建议他可不须考试而直接进入南开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41年，吴于廑完成硕士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同年秋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进入哈佛大学，194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1947年，在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国际法专家周鲠生的延揽下，吴于廑回到武汉大学任教，任历史系教授，后历任历史系主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兼任湖北省和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等职。

吴先生在教学的同时，在学术上笔耕不倦，探讨世界历史尤其是上古和中古世界史问题。在《历史研究》《历史教学》等刊物上，吴先生发表了十几篇新意迭出的学术论文，如《略论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权说到日耳曼马克公社的残存》《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等。1957年他出版了《古代希腊和罗马》，寓深刻的历史分析于流畅的文字叙述之中，成为当时文化青年喜爱的图书。最近，该书又精心再版，60年前的作品今天读来毫无违和感。

新中国建立之初，万象更新，学科建设也迫在眉睫。根据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吴先生与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共同主编高校教材《世界通史》四卷，以及配套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四卷。这部通史的撰写集中了当时我国第一流的世界史专家，也代表着当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平。这部新中国第一部世界通史，是中国世界史学科奠基之作，习称“周吴本”。1970年代初，中国外交工作打开了新局面，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与一大批欧美国家建交。为了解世界，毛泽东发出“学一点世界史”的指示，人民出版社将《世界通史》四卷再版发行，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极少的学术著作。粉碎“四人帮”后，为解高校教材燃眉之急，由吴先生主持修订，《世界通史》于1980年第三次出版。这套世界通史不仅培育了好几代学人，并有极大的社会影响。然而，吴先生并不满足于这些成就。在周吴本《世界通史》出版后，吴于廑就开始反思中国的世界史编写如何突破苏联世界史体系的局限问题，1964年即发表论文《时代与世界历史》。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吴先生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指出“世界史并不等于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要以世界为一全局”，“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初步提出了整体世界史思想。在吴先生看来，十五十六世纪是世界走向整体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他本人对世界历史进行了既有宽广视野又有细致论证的研究，发表了《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等体大思精的宏篇雄文，考察了前资本主义时代世界趋向整体发展的局限与前奏；另一方面他组建了武汉大学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研究室，并招收以这两个世纪世界史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研究主题为“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社会经济综合比较研究”，研究成果汇成了《十五十六世紀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三编等著作。

1980年代，在思想解放浪潮的推进下，我国学者已不满足于苏联模式的世界史，要求建立中国特色世界史体系的呼声日高。1986年，国家教委委托吴先生和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先生共同主编一部新的高校世界史教材。这套教材共6卷，以吴先生整体世界史思想为基本学术思想，习称“吴齐本”，1994年出齐。各卷主编都是国内久负盛名的世界史专家。先生就是在这部教材的编写工作会议上突发脑溢血去世的。该教材一直为各大学历史专业所选用，还被指定为全国研究生入学统考参考书，也是社会读者学习了解世界历史的首选书。

二、吴于廑先生的整体世界史思想

全球史（也称“新世界史”）从1990年代起渐成热潮。在中外史家已有的世界史认识中，吴于廑先生的整体世界史观极具哲学深度，在理论上有较大突破。

吴先生的整体世界史观可用简短三句话来概括：世界史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世界的历史；作为整体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十五十六世纪是世界走向整体发展的关键时期。

第一句话，几乎是1980年代世界史体系大讨论中史学界形成的共识。吴先生对此有清晰表达：世界史不是排除了中国的域外史，也不是世界各民族各国各地区历史的总和或简单相加。

至于第二句话，吴先生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三段论述来奠定理论基础。第一段论述是马克思指出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在第二段论述中，马克思认为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这里明确地指出了，只有到近代，真正的（整体的）世界历史才得以出现，此前的历史还不能看作世界历史。第三段论述，见于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强调了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动力及过程。

吴于廑的整体世界史思想，一经提出即得到了学术界高度评价，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的兴起”。从2000年北京大学召开的“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大型学术研讨会算起，整体世界史观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学者在世界史研究方面的重大学术贡献，也获得了国际史学界的高度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吴于廑与美国的两位著名全球史倡导者麦克尼尔和斯塔里夫阿诺斯都是1910年代出生的人，也都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思考和写作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

超越了一般的全球史叙事，吴于廑先生力图从理论上阐述历史发展为整体世界史的原因和动力，1988年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撰写的总词条“世界历史”中提出了作为整体世界史观支柱的历史横向发展学说。

吴先生是历史横向发展理论的唯一提出人。在吴先生看来，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过程有两个方面，即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历史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来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社会进步虽有多样性，但一般都体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性。而“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密切联系，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过程而言的。”就是说，人类在史前是分散的点（部落或村落），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点与点之间极少分工、交换和交往，横向联系几乎没有。在生产力发展、私有财产形成、文明社会出现后，一定地域范围的国家间有了和平的和暴力的交往，但由于农耕经济的自给自足，分工和交换有限，生产没有超出自然经济范围，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相对闭塞的状态依然存在。只有到了十五十六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萌芽，“地理大发现”和西方的海外殖民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长期存在的各地区闭关自守状态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打破，整个世界才逐步形成“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体”，世界历史“直到这时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存在”。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之间是互为条件的辨证关系，横向发展须与纵向发展相适应，但又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物质生产既是推动纵向发展也是推动横向发展的决定力量。“不达到较高的物质生产水平，没有程度较深和方面较广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历史就不会是“联系密切的、结为一体的世界历史”。

三、吴于廑先生的才情、道德和文章

吴于廑先生学识渊博，视野广阔，察物入微，并将之寓以深意。坊间流传着关于他的许多佳话，作为学生的我也亲身经历了许多故事。吴先生口才极佳，出口成章，演说的感染力和鼓动力强。抗美援朝时，武汉市民成立了支援前线的演讲俱乐部。据说吴先生演讲时，将武大校门牌坊“国立武汉大学”倒过来念，即“学大汉，武立国”，激励武汉市民多捐建了几架飞机大炮。“大汉”之意，既可解释为历史上强大的汉王朝，也能理解为大男子汉，“汉”还是武汉简称。多年后的1982年，吴先生给我们两届20来个世界史研究生开了两个月的“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绪论”课，慕名者除本系学生外，还有武汉市高校的所有世界史中青年教师，学校只好将课堂改在可容200人的大阶梯教室里，每次课大家都感觉是在享受学术大餐。

1982年10月在云南大学召开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年会，我们几个研究生随同吴先生前往。先生说，昆明人很幽默，往往是大地方叫小地名，小地方则叫大地名：那么大的湖叫滇“池”，城里不大的水面却叫翠“湖”，湖边一个小亭阁则敢叫望“海”楼。可见观察事物不能被表面所迷惑。这次开会时，兰州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也参加了。两位大学者是第一次见面。寒暄后赵先生说：“不好意思，吴先生，我这个搞中国史的也来参加世界史的会了。”吴先生马上接口：“欢迎你来，世界史包括了中国史。”吴先生的回答既使气氛轻松起来，又表达了他久已在胸的世界史思想，在场者钦佩不已。

这次会议安排了游览滇池畔的西山龙门。攀登龙门的石壁栈道上有一山门，上书对联“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一般人登山喜欢远眺，不太在意近景细物。吴先生却非常有心，默记两句对联，略加改造后用到学术报告中，说对联既描述攀登龙门半路上的情景，也反映了作联者的人生哲学，而他却想到了世界历史，并借用上句另拟下句：“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间”。在他看来，须置身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极高处，放开眼界，通观这个广大世界的历史，进行全局的考察。瞬间就将这种常人容易忽略的小事物转化为宏大的世界历史观，吴先生的机智立足于平日的深刻思索，听众大为叹服。

我跟随先生学习世界历史六年多，毕业后虽在外地也常受先生教诲，跟着先生既学做学问又学了做人。先生极其尊重他人人格，甚至连自己的学生也不愿意“麻烦”。那次昆明会议时间较长，我见先生快70岁的老人，每天要组织会议，工作很忙，就提出让我们几个研究生帮他洗洗衣服，哪知他白了我一眼：“我的衣服怎么要你们洗？”我说：“我们研究生跟您出来开会，理应照顾您老。”他又回我说：“谁规定的啊？”我再也不敢吱声。1987年，先生作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成员出访日本。6月的一天我去他家汇报学业，他说主要靠你自己了，最近他太忙，访问日本的演讲稿还没打印，先得誊抄一遍，不然打字员哪里认得他草稿的龙飞凤舞。我突然灵机一动，提出我来誊抄，抄好了您核对后再给打字员。写字是我的拿手好戏，第二天晚上我就交了誊抄稿，先生连声说谢，弄得我很不好意思。1990年秋天，我在长沙工作，武大一老师在信中说到吴先生因劳累过度，又一次重病住院。我当即赶往武汉，到医院病房看望他老人家，并说代表远游在外的弟子。先生极为感动，连声说“好学生，好学生”，眼里还闪着泪光。我既感动又很惭愧，这样一个弟子应尽之举，先生竟然也还这样客气。

有幸的是，我的硕士论文二稿和定稿都是吴先生亲自批阅的。那是1984年秋冬，吴先生刚从武大副校长岗位退下来，略有点闲暇。批阅我的论文稿时，他只是在稿纸边上用铅笔标识，改不改则尊重作者的意愿，即使明显的错处也是委婉指出。譬如我通篇都将呢绒的“绒”右边“戎”写成“戊”。吴先生问，你不觉得你的“绒”字少点什么吗？我回答说，抄写时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但加上一点后（“戌”）好像也不像，所以干脆不加了。他笑着说，身边没有《新华字典》吗？我顿觉羞愧：极简单的事，自己竟如此愚钝。吴先生大手笔，文字既严谨，又流畅，点缀以几个成语，或来几句古典句式，特别典雅。我们学生自然想模仿。先生说，想让文笔漂亮点，来点长短句不是不可以，但对学术论文来说，观点有“新意”、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和表达准确是第一位的。他要我读梁启超和刘大年的文章，后来，我逐句读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深感受益。梁启超生活的年代，中国已被人斥为暮气沉沉、老大腐朽，而梁先生则论证中国正是“少年”，生机勃勃，前途无量。读此文，使人血脉贲张，精神振奋！从那以后，我始终牢记以吴先生的教诲为尺子，严格地衡量每篇论文和每部著作的写作。

（作者為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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