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通史》体例结构的创新

《中国大通史》编委会

《中国大通史》在内容方面有这样一些新特点。

第一，在历史分期问题上避免以具体事件为标志截然断限，除了史前文化外，特别强调周秦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这样几个重大的变化时期，以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变化为标准，以宗家结构的农耕生产方式为主要线索来判断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注意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宗家结构的农耕生产方式之不同表现形式的共存。

第二，在充分认识到暴力革命的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革命前的长期积累过程，强调量变现象在历史上的作用，注意历史变化在革命前的积累和在革命后的长期延续。同时并不避讳暴力活动的某些负面效果。

第三，在涉及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以及关于后者的方方面面时，应把它们放在与汉人地方政权同样的地位上，作为一个共存的区域或并立的政权来混同撰写，以凸显它们的独特性。

第四，在社会阶级结构方面，除了两大对抗阶级以外，对各种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社会集团，诸如职业集团、性别集团等也给予重视，重视跨集团的空间组织，比如家庭、家族、社区，注意它们的层间流动和空间流动；与此同样的是，经济方面的部门经济和区域经济，文化方面的传承与传播等。

第五，对包括衣食住行、习俗风尚、闲暇娱乐等在内的社会生活施以较多笔墨，在论述精英的思想文化成就的同时，特别注意民间文化和社会思潮。

简言之，从纵的方面来看，对以往习用的社会形态划分方式加以变化；从横的方面来看，对以往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分块进行调整。

本书共分为15卷25册，包括：史前、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1644-1840）、清（1840-1911）、中华民国。这样的区分除大体沿用传统的王朝断代以外，还沿用了现代历史学对中国历史时期的归纳，如史前、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其中辽夏金与两宋是大体上同时的关系，我们之所以没有将这些北方民族政权附于宋代卷之内，就是意图强调他们的独立性，摒弃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做法。将清朝分为两卷，一是因为这一部分体量较大，二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史学界，晚清史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不表明我们在刻意强调1840年这一界标超乎寻常的重要性。

各卷的主体部分一般分为6编：治乱兴衰、经济、社会结构、国家控制、精神文化、社会生活。各编之前，有本卷《综述》，对该卷所涉历史时期的基本走向、特点和地位进行概括性的描述，以便读者在阅读6编中的具体描述前后，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有个总体的认知。在6编之后，各卷又均有《附录》部分，附录一对该卷所涉历史时期的基本史料做一介绍，既对本卷论述所据主要史料加以说明，又对希望进一步深入研究该历史时期的读者提供一些初步的帮助；附录二是本卷历史纪元表。

《治乱兴衰编》即传统的政治史、事件史过程，借此勾勒出该卷所涉历史时期的基本线索。在本编中，往往会按照这一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分章叙述，但会将一些重要的专题，比如像民变这一类体现社会动荡的事件，像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对外关系等重要内容，专章进行论述。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疆域与族群，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以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作为撰写中国大通史的出发点，不能只从汉人和历代中原王朝的角度考察。应该肯定今天祖国的领土（包括晚清时期列强掠夺的土地）即为中国历史上各族先民活动的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历史上活动在今天中国疆域范围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另一方面，我们也应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认识到现代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渐次扩展到一个更为广大的地区。今天的所谓边疆地区，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渐次进入到中国的版图之内的，都经历了一个从“新疆”到“旧疆”的过程。在这些土地上居住的土著居民，也同样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先后不同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无论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还是中华民族，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历史的产物。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版图和民族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因此，我们既反对沿袭汉人本位或汉人中心的立场，也实事求是地承认汉人作为在中华大地上活动的各族中的主体族群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同时充分肯定许多族群曾在某些历史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在区域的开拓发展中占有独特地位。我们既要肯定汉文化作为高度发达农耕文明的代表，总体上居于领先的地位，也要体现各族群文化自身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以及各族群对促进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在具体的写作中，对历史上各族政权之间曾经产生的冲突乃至战争，应予公正、客观的描述，不用“侵略”“爱国”一类的概念，而尽量代之以一些中性的词汇；对争战双方所作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倒退的评判时，要尽量慎重和公允；对于反抗压迫、恪守气节、促进相互理解，或推动本族社会发展的各类人物，都应具体分析，从不同的角度给予歷史的肯定。

本书将着重反映历史上各族群在碰撞中交融的潮流与趋向，正是这种多元民族文化碰撞与融合带来的兼收并蓄、熔铸创新、杂交综合优势，才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生命力，成为牢不可分的整体。在从世界历史范围考察各国的地位、作用时，我们反对一成不变的“西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我们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些国家、民族或地区有可能处于该时代的主导、中心地位，同时要看到随着时代变迁也会造成这种中心地位的转移。

《经济编》论述的是该卷所涉历史时期的经济成长过程，也就是传统的经济史内容。在本卷的设计中，我们把资源环境问题放在首位，这是以往的通史编纂中所欠缺但又是近年来历史研究日益重视的领域。除了传统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所关心的问题外，我们也希望尽量吸纳环境史、人口史、水利史等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源环境是经济成长的基础，同时经济成长又必然是人们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环境的结果。同时，我们把传统的科技史内容也置于本编之中，因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既推动经济成长，也是生产经验的总结。

此外，我们专章涉及部门经济和区域经济，这是借用了现代经济学的分类概念。对农业、手工业、商业、矿业等方面的研究，是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内容；但区域经济的部分，是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产物，意在呈现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区域优势与弱势，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以往的研究中不乏相关的主题，比如唐宋之际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问题，又比如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对江南农业、手工业的关注，但多为个别问题的探讨，在中国大陆的通史著作中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区域经济状况进行描述，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些描述不可能像专题研究那样深入，也因编纂成书的时间过长而未能全面反映海内外史学界的最新成果，但仍表明我们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视，也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上面所说的中国从不同区域渐成一个整体的表述。

特定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把《社会结构编》置于《经济编》之后。同样，以往的通史著作中也没有把“社会结构”作为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历史并列的部分，这当然是社会科学对历史学产生影响的结果。“社会结构”当然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用以指代独立于有主动性的人并对人有制约的外部整体环境，经常与“能动性”对立使用。但在具体的、狭义的社会学定义上，它往往指社会不同群体、不同分层所构成的内在关系。因此，本编所描述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分层、各个社会群体、重要的社会组织，以及家庭、宗族等社会惯制。族群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本编中讲述的是特定族群自身的历史，而不像《治乱兴衰编》那样侧重民族政权或国家对下辖各族群的统治。

需要说明，在中国古代跨入阶级社会门槛时形成的家国同构二系合一结构，比起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阶级关系完全取代血族团体形成国家的模式判若两途，成为一种原生的特殊社会遗传基因，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代里，制约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格局，影响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因而我们对一向被忽略的婚姻、家庭、宗族、各阶层、社群等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探考，绝非一般性的拾遗补阙，而是在深入探究中国历史特殊传统的真谛。

《国家控制编》即传统的政治制度史。之所以以“国家控制”名之，在于指出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之建立与变革，意在通过自上而下的举措对社会进行控制，形成有利于统治的社会秩序。制度史的内容以往在通史撰述中都是重头戏，其中又尤以官制为重中之重，学术界的积累也非常深厚。在本书中，我们有意识地借鉴了政治学的视角，按照皇帝制度与中央决策体制、中央行政体制、地方行政体制、司法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财政管理制度、行政人事管理制度（如科举选官、升迁致仕等）分章叙述，充分显示了中国历史上制度设计的完善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同时，国家的文化政策以及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由于侧重国家的主体，凸显其社会控制的目的，故置于本编，而不置于《精神文化编》。

从《国家控制编》开始，就进入了“上层建筑”的部分，《精神文化编》当然也是这个部分的重要内容。所以，虽然本书各卷的6编大体上是并列的关系，承袭的是传统史学纪传体而非编年体的特征，但各编之间还是存在符合我们理念的基本逻辑的。在这一编中，除了传统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内容外，我们把科学思想也囊括进来。如前述，那些实用技术的部分被置于《经济编》内，但属于思想的部分还是放在本编。

另外一些内容则是以往的通史撰述完全没有或相对简略却在近年来学术研究中颇被重视的，比如民间文化的发展。本书增加大量社会史、文化史方面内容的另一重要原因，还在于要力图真实再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全貌，揭示人民群众在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引发、制约着价值追求及其导向，促进生产发展、技术改进，不断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全面体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基于此，我们在各卷的《精神文化编》中设计了关于民间文化的专章，并专门设计了《社会生活编》，来反映我们观念的变化和初步的努力。

除此之外，《精神文化编》中也有专章讨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思潮，这属于过去的通史（除了思想通史）讲述简略的内容。但正如一个社会中除了少数精英以外，还存在许多不同的群体，往往形成群体性或普遍性的看法，这些看法就是社会观念和社会思潮；在一定的时间内，它们可能会比少数精英的思想对人的政治、经济行为更具影响力和冲击力。比如北宋时期“重文轻武”的观念、晚明“重商”和“奢靡”的观念都是一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因为它们一时弥漫了整个社会。再如本编中专章讨论的文化传播问题，以往不是没有，但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审视。比如丝绸之路的问题，以往通史较多讲商贸的内容，很少反映它的多元文化荟萃的特征；再比如玄奘取经、鉴真东渡等，大多冠之以中外文化交流的名目，反映的大体是某种友好往来的关系，而较少涉及新文化传入导致旧文化变异的文化传播本质特征。在这方面，反倒是以往晚清史讲“西学东渐”给中国社会和知识界带来影响时，更为到位。

《社会生活编》的内容就是狭义上的社会史，本编是全书中以往通史从未涉及过的部分。在本编中，我们专章叙述某一时代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姻与性、节日与娱乐等等方面内容。除了上面涉及民间文化部分所谈到的认识外，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无论如何身居高位或学富五车，社会生活的内容都是我们思考和关注最多的现实问题，诸如住房、看病、养老、旅游、黄金周假期……即所谓民生问题，占据了各种媒体的大部分版面，为什么当我们回首历史的时候，这些问题便不重要了呢？变成了“碎片”或者“剩余的历史”？

当然，在选设和撰写社会生活、习俗风尚、文化观念这类专题时，应注意和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动关照，互相渗透联接。例如秦始皇大规模追捕、拘役贅婿扫荡母系制遗俗和竭力倡导女子从一而终贞节观念，便顺应了个体生产逐渐取代大规模强制性集体耕作（从“公作则迟”到“分地则速”）以及维系巩固父家长小家庭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血族家庭关系方面的深刻变革，在社会转型中发挥了催化凝固作用，因而被赋予稳固新生产方式和新兴政权的崭新意义。只有从这个角度和力度来把握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写作，才能既使经济、政治方面的内容表现得更为丰满、生动、有血有肉，又不致使社会、文化方面的专题游离于大通史之外，成为单摆浮搁的零碎。唯其如此，才能使大通史类编的各部分更好地条块结合，成为浑然一体的完整的体系。

我们认为，《中国大通史》的体例结构体现了我们在通史编纂上的创新追求，同时，这样一种体例结构也是历史学术发展到今天的产物。总之，通史的编纂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从指导思想上来说，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的宝贵经验是一定应该加以借鉴的；从视野上说，一定要高，要广，这就要求新的内容、新的结构、新的见识；无论从编纂者还是从读者来说，应该有一种宽容的、开放的心态。在这样的前提下，通史的百花园中就一定会万芳竞放，争奇斗艳。

（本文节选自《中国大通史》导论）

责任编辑：鲍家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