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不该被忘却的中国植物学研究史

周浙昆

“1941年，在昆明西北郊的大普吉坝子里的陈家营东边小河旁，有一座破烂不堪的土主庙，那大殿里土主神像旁也就容得下一台石印机和一张看标本、绘图的大方桌。绕着这台石印机，经常有三或四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忙乎‘转悠着，转了3年到1943终于‘转出了一本自写、自画、自印而成的《滇南本草图谱》。” 这段文字摘自于吴征镒院士在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为《滇南本草图谱》重新刊印而作的跋文。这段文字道出了在抗战时期从事植物学研究的艰辛和老一辈科学家为科学救国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也是一段中国植物学研究的苦难史。“本草”是记载中药的书籍，堪称古代中国人最早的植物学文献，自汉迄清，有上百种之多，其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最为有名，是中国人利用植物治疗疾病的开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重要的植物学文献。从黄花蒿中提取青蒿素或多或少是受了“本草”的啟发和影响的。然而，在“本草”中，同所记载的植物学名称到底对应现代植物学哪一种拉丁学名？另一方面，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的本草中又会有不同的名字，而同样的名字在不同的本草中可能会代表完全不同的植物。比如大家所熟悉南瓜在《本草纲目》和《滇南本草》中叫“南瓜”，在《群芳谱》中又叫做“番南瓜”，各地也还有“番瓜”“倭瓜”“红南瓜”“饭瓜”等不同的名称，经考证，这些名称都对应现代拉丁学名Cucubiia moschata。要想知道本草所记载的植物到底为何物，就需要既通古文又知晓现代植物学知识的学者对其进行考证。《滇南本草图谱》（下称《图谱》）就是本草考证的开山之作。

抗战期间陈立夫主管国民政府的教育部，下令成立了一个“中国医药研究所”，试图利用中草药解决大后方缺医少药的困难，于是就有了对《滇南本草》的考证。这个任务落到了经利彬、吴征镒、匡可任和蔡德惠等人身上。经利彬早年留学法国，获里昂大学理学和医学两个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所长，1946年去了台湾，1958年在台逝世。匡可任1935年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攻读林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参加了战区教师贵州服务团，又到云南腾冲中学教生物，后辗转到昆明黑龙潭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工作，在黑龙潭认识吴征镒及其业师吴韫珍，遂转到中国医药研究所，参与了《图谱》的工作，绘制了很多精美的插图。蔡德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与“两弹元勋”邓稼先同届，毕业时登榜第2名，因师从吴韫珍先生，也参与了《图谱》的工作。蔡德惠喜好植物分类学，写字很隽秀，读书极勤，工作认真细致，曾在西南联大的标本馆外墙上立一土制日规以自励。不想天妒英才，蔡德惠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英年早逝。这件事在著名作家汪曾褀1947年3月7日发布于《大公报》题为《蔡德惠》的散文中有记述。吴征镒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做吴韫珍的助教，抗战期间随校转至西南联大任教。当时的医药研究所邀请吴韫珍来创办药用植物组。吴韫珍不幸因病早逝，药物研究所尚未开展的工作全部留给了吴征镒来料理。

这部耗时3年才完成的图谱，考证了26种在《滇南本草》中记载的植物，其中包括了金铁锁、滇常山、白芨和臭灵丹等常见中草药。作者对每个物种都进行了考证，每个物种都绘制了外形图和解剖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图谱》描述了一个新属——金铁锁属。金铁锁是云南白药的一种重要配方，又叫“昆明沙参”和“土人生参”等名。外形略似蝇子草属植物，英国植物采集人G.Forrest曾在云南采得过标本。吴氏师徒二人经过详细的解剖发现，种子盾状着生，种脐在种子的背面中部，胚珠退化等特征与蝇子草属不符，应建立新属。

《图谱》从标本采集、考证、绘图和文献查阅到刻制和印刷全部由作者自行完成。在今天要出版一本仅包含26种植物的图谱，也许不是难事，但是烽火连天的抗战期间，经费短缺，资料不足，甚至连基本安全都没有保障，几位当时仅是30出头的年轻人，凭一己之力出版这么一本专著，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这部《图谱》还发表了一个新属。搞植物分类学的都知道，发表过新属的中国植物分类学家在今天也是屈指可数的。《图谱》原计划是分册出版，未曾想第一册出版以后，药物研究所即解散了。印制好的《图谱》吴征镒院士留下5本后，全部交给了“教育部”而未能对外发行，后均不知下落。严格说，按照命名法规，《图谱》未能公开发行，也未送达图书馆和同行，金铁锁新属就不能算做有效发表。吴征镒在文革后访问“邱园”，为了保证金铁锁属的合格有效发表，他把2本《图谱》分别赠予了“邱园”和北京植物所图书馆，自己留下了3本，见过这本《图谱》的人应该是屈指可数。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日，吴征镒重印了《滇南本草图谱》。如今，《图谱》的作者均已仙逝，但是这一段中国植物学研究的历史不该被忘却，故记录之。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鲍家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