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的抉择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初步探索

文_刘志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的抉择，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也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重点体现在“一化三改”的大战略中。经过新中国头三年短暂的经济恢复阶段之后，中国共产党迅即开始了以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关系变革。虽然在具体方针政策上与苏联不同，但中国从总体上采纳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所有制方面，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按劳分配的单一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方面，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体制是在内部自发经济动力不足的条件下采用非常手段进行的赶超型现代化，中国早期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公有制经济、指令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与中央集权制度的整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试图在完成政治变革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体制把国民财富和资源的分配转移到推行现代化的国家权力手中，初步形成独立自主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与世界，都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关头。1956年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当年4月，毛泽东发表的名篇《论十大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探索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序幕。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化在本质上就是现代化，它凸显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工业化的主题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新路的主题，实现工业化经历了夹缝中行进的艰难历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促进国际缓和局势的发展，试图打破封锁，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毛泽东指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寻求国际合作与帮助，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动因和目标。毛泽东还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不仅要向外国学习，还要把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引进来。

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要在宏观上与世界经济接轨，在微观上也要与自身经济发展要求同步。继党的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后，毛泽东又提出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1956年12月7日，他在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进行座谈时说，地下工厂“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它作对。这叫新经济政策。毛泽东认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取消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私人可以开工厂。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

必须指出，毛泽东强调向外国学习，保留国内私人资本主义成分，都是从发挥社会主义应有的制度优势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大前提出发的。在1956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前，党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深刻的历史因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洲际性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政治风暴直接构成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一极，这些现代化推迟到来的国家与早期现代化国家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它们的突出特点就是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国家全力投入追赶现代化、强制型工业化。第三世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几乎是齐头跑步奔向现代化。生产力的跨越式增长既加速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拓宽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形式。

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动力理论出发点的重要一条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实践表明，各国现代化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产生的一些理论问题，大多与如何正确阐释和理解这条基本规律分不开。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大都是从政治革命和社会经济体制变革发端。这种革命性变革必然带来生产关系首先变革（主要是所有制关系方面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走在生产力发展前面，为解放生产力创造了重要前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为了集中调配国家资源，实行赶超型现代化，从内部主要是农业筹集大量资金，推行公有制、国有化以及加速农业的集体化，这是一种制度创新的初步探索，在实践中孕育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最初模式。

客观地说，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在现实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还原过程。制度创新落实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不是一句空话。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决策把制度创新引向生产力发展的层面，试图解决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这样一个在特殊情况下出现的矛盾。其实早在1955年3月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想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的历史的新时期。”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看，这个“历史的新时期”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能否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发展生产力，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的情况是：二战后，以原子能和平利用为重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引发了产业结构、社会阶段结构的重大变化，深刻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转折点。

二

按照苏联经验，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制定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方式向前推进。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为了尽快缩短我国工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加快发展重工业，不仅要尽快提高积累，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资金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因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避免了。甚至可以说，计划经济是实施赶超战略的制度保证。

毛泽东在谈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有一段至今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6月）所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大工程是“一五”计划建设的核心，引进方式都是成套设备。其中能源工业52项，国防工业44项，机械工业24项，冶金工业20项，有色金属13项，钢铁和化学工业分别为7项，轻工业和医药工业为4项。在“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中国作为后发达国家的优势逐渐凸显，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之下，利用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加速技术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而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赶超。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短短10年之内，就迎来了20世纪后50年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中国不仅能够制造飞机、坦克、万吨级远洋货轮、拖拉机、汽车、电子管计算机，而且还成功发射导弹和中近程火箭。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国防尖端科技取得突破性进展。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1966年，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几十年之后，邓小平评价说，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关于赶超战略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学术界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使我们付出很大代价，也未能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所以要想较快缩小与发达国家间差距，应该发展那些自己有优势而发达国家没有优势的产业。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比较优势战略集中财力物力优先发展轻工业而选择了代价巨大的赶超战略？客观地说，这个代价的相当一部分是一个大国为了其长远生存与繁荣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曰长期投资。如果我们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那么在其他方面的代价更为昂贵。如果在50年代不搞赶超战略，中国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与发达国家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并很有可能被其后的新技术革命抛到后面，不要说成为经济强国，甚至会面临落后挨打的局面。这个历史经验被后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坎坷的现代化进程所证实。

三

冷战开始后的全方位你追我赶，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双方同时展开的。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的签署和次年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是冷战思维的产物，西方人将其看成抵御苏联扩张、保障西方民主自由不受共产主义思想侵袭的自卫组织。（［美］C.E.布莱克等著：《二十世纪欧洲史》〈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9页）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形成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多边军事同盟。1949年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六国代表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经济互助委员会由此产生。表面上看，它是苏东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联系的地区性组织，实际上它主要是为了对抗马歇尔计划。苏联卫星上天，在西方世界引起的警觉和恐慌是普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具有的调控能力也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瘟疫”，“在最优化计划”方面，没有哪个西方国家能赶上他们。（金雁、秦晖：《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页）为了钳制社会主义阵营的超常规发展，1957年法国、联邦德国、卢森堡、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六国政府首脑和外长在罗马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经互会与欧共体不是单纯的经济性组织，而是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果。这两个经济组织一方面把区域经济连在一起，形成一体化；另一方面又将世界经济割裂开来，造成地区性封锁。原本由苏共二十大开启的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变革因此而迟滞；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某些制度弊端也由于愈演愈烈的冷战局势而强化起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未能避免曲折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体制变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世纪性难题。

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第41个年头，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角度去探究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的抉择，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历史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以美苏为首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虽然结束了，但中美贸易摩擦背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博弈还在继续。中国仍在工业化方面实施赶超战略，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取代了原来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体制变革为中国工业化持续实施赶超战略提供了强大制度支撑，在创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奇迹的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也跃上了新台阶。

当然，工业化战略是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在更广阔领域探索中的经验教训还需要进一步总结。历史表明，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是制度的完善和创新。通过改革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是重要的历史经验，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政治和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