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暖者-煤场-卡车-煤矿

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 发自北京、山西大同

2005年，南方周末记者从北京循着一块燃烧中的煤出发，回溯它从挖出、运输到燃烧的辗转路线，试图在这条复杂的链条中，提供一个与煤有关的社会图景的缩影。

这是煤炭“黄金十年”的一瞬。14年后，在去产能、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环境治理、金融缩紧的合力下，煤炭产业遭受夹击，从高峰一路下跌。利益之旅上的“取暖者-煤场-卡车-煤矿”，都在艰难转型。

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 发自北京、山西大同

南方周末实习生 姚瑶

2019年的第一天，北京市区最低气温零下9℃，空气优良但能见度一般，看不到远山。

不过，北京延庆区西屯村村民马福泉感到，这个冬天的雾霾天数好像又少了一些。老马的理解是，“为了环保，普通人也得付出点代价。”即便享受了补贴，为了达到同样的取暖效果，从散煤改烧煤球，一个冬天他得多掏两千块钱。

2018年，北京平原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无煤化”，这可能也是西屯村用煤炭取暖的最后一个冬天。老马也许渐渐连煤球都不能烧了，延庆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办地，赛区周边也将“无煤化”。

曾经的煤炭“黄金十年”里，煤场、卡车再到煤矿，人人都能喝一勺肉汤，利益逆着老马家的暖炕上滚；而今，尘肺病、超载事故乃至雾霾……负面影响顺着煤矿扬起的烟尘下行。

在去产能、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环境治理、金融缩紧的合力下，煤炭产业遭受夹击，从高峰一路下跌。2018年12月27日，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在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提出，2019年，煤炭消费比重要下降到58.5%左右。和2013年相比，下降了将近十个百分点。

“富煤、少油、贫气”的资源禀赋下，取暖者-煤场-卡车-煤矿，每个人都在艰难转型。

“2019年基本 不可能挣钱”

刚过立冬，马福泉就一次性攒了十吨煤球。“一麻袋煤是50斤，一天要烧6麻袋。”

散煤是不规则的大煤块儿，烧起来浓烟滚滚，呛人，但“温度起来得快”；煤球则像黑色的大馒头，比散煤环保，但没有烧散煤暖和。

在老马的账本里，以前烧散煤，500元一吨；现在烧煤球，补贴以后370元一吨，但要想暖和些，量是散煤的1.5倍。

在西屯村，并非人人都愿意为降低PM2.5浓度牺牲家里的温度。散煤仍有市场，只不过转入地下。

“以前在大街上吆喝着卖，现在偷偷卖。”马福泉听说过河北曲阳烧散煤被拘留的乌龙新闻，他留意到，主要进村道路上也有散煤车辆检查站。

南方周末记者以帮亲戚打听为由联系到一位散煤老板，见记者是外地手机号，他加强了警惕。“我们的煤是内蒙古来的，明天让你亲戚直接联系我。”随后挂断了电话。

老马家的煤球来自一公里外的西关煤场，老板孟华从夏天就开始储备煤，加工成型煤（煤球），到了12月，西关煤场的煤堆已经卖了大半。

“煤炭现在变得人人喊打，我们感觉快被淘汰了。”在这里，孟华更早感受到行业冬天的到来，她常常怀念做散煤那几年。“从煤矿拉来我们这儿，我们直接倒一手分销给周边的农户，赚个差价，虽然利润不高，但投资不大，也省事儿。”

2002-2012年煤炭的“黄金十年”里，在煤场买卖煤炭就像逛超市，没人讨价还价，掏钱爽快。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高级顾问杨富强介绍，中国加入WTO以后，煤炭消费随经济一同起飞。2000年，煤炭消费总量为12亿吨，之后每年增长一亿多吨，到2013年的十三年间，翻了近两番。

拉煤车司机也曾是高收入职业。孟华一家是延庆当地人，有阵子，政府要求在每个乡镇配置一个煤场，她的爱人和小叔子一起，在山西、内蒙古拉煤，攒了钱，就办了西关煤场。

北京市的燃煤污染治理始于1970年代，兴于1990年代。《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实施后，煤改清洁能源提速。孟华记得大概就是那时候政府要求煤场要加工成型煤，“我们投资设备就花了700万，还多雇了运维设备的工人。”

2017年，北京完成了PM2.5年均浓度降到6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孟华感觉煤场依然被“重点盯防”。要求一直在提高，抽查力度也在加大，最近的频率是一星期来两次。

这不仅是为了降低PM2.5，《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要求，推进农村能源消费升级，大幅提高电能在农村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孟华感到，“2019年基本不可能挣钱。”

全延庆的供暖煤总需求量已从十数万吨跌到2018年的七八万吨，她预测，2019年可能不到两万吨，这个数还得延庆的七家煤场共同分配。

“反正就是反复地往里投资。”孟华叹了口气，“本还没赚回来，明年就没得做了。”

“到处打听哪个煤矿 需要送货”

深冬的北京，下午6点天就黑了。晚上偶尔还有卡车来西关煤场拉煤，运往更偏远的村子。

越来越多的城市正成为大卡车司机难以抵达的禁区。27岁的山西朔州人李汉，黑色幽默般地亲历了这个过程。

北京的火力发电厂曾仰仗山西大同和内蒙古，那里是动力煤的主要产区。2010年前，李汉就跑过大同到北京的拉煤线路。那是令大车司机神往的年代：买一辆40万左右的斯太尔大卡车，跑六七趟长途就能回本。

转折来得很快。2017年3月，北京最后一家煤电厂停机，在此之前，李汉已与老乡们一起往天津港工业区送煤。没想到两个月后，按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天津港停止接收公路运输煤炭。

李汉不得不转战江苏。又没想到，2018年江苏中小企业需求不振，李汉从每个月跑两趟江苏减少到一趟。

他常感慨没遇上好时候。

许多籍贯晋北（大同、朔州、忻州）的大车司机有相似的入行经历，李汉也不例外。高中毕业后在家无所事事，家里人逼他去拜大车师傅学艺，早点挣钱娶媳妇。

“十年前煤炭销路好，是煤矿求着大车把煤运出去。”李汉回忆，“现在反过来了，我们到处打听哪个煤矿需要送货。”这种局面下，产生了以专门贩卖拉煤业务信息为生意的群体，被司机称为“信息部”或“信息贩子”。

“信息贩子”一部分由消息灵通的大车司机转型，一部分是煤矿内部的人。他们从每单业务里抽一到两成，处于煤炭链条里最舒服的位置，司机对他们既羡慕，又怨恨。

长期高度紧张，饮食睡眠没有规律，大车司机落下了胃病、颈椎病等职业病，还要为挨罚提心吊胆。

李汉说，自从高速公路有了治超办后，超载现象少了许多，“现在最让人头疼的是环保，常因为扬尘和尾气排放超标挨罚。”

他的车的货柜里装了两个小篮子，每个篮子放了一块蓝色毡布，盖在煤炭上防止扬尘。放一块毡布还是两块，可以鉴别这辆大车是跑周边短途还是长途。“跑长途的到了外地，容易因为扬尘问题挨罚，所以要盖两层，更小心一点。”

大同市西水磨村密集分布着数十家大车维修铺，往来卡车掀起的烟尘遮天蔽日。一个刚入行的司机俯下身，仔细看着修车师傅维修他租来的新车。他指了指车头与货柜连接处一个显眼的白色设备。“这是个环保设施，能让尾气出来是白色的。不装这东西尾气就达不了标，不让上路，现在出厂的新车都得装。”

经历了煤炭产量总体下滑的低谷，如今市场回暖，又推高了煤价。许多大车司机都抱怨，运输价格反而在下跌。李汉分析，拉煤是赚快钱的捷径，仍源源不断有人入行，僧多粥少。

有矿工到大城市，成为外卖骑手

李汉在大同拉的煤，都源于中国第三大煤炭企业——大同煤矿集团。

50岁的崔海，曾经是同煤三矿的矿工。老矿开采的是浅层煤，资源接近枯竭，有效益的是利用新技术开采的深层煤矿。2016年三矿关闭，崔海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被分流，无事可做，出来跑出租，穿梭于市区和恒安新区之间。

恒安新区堪称同煤财务状况的晴雨表，大同人沿袭从前的叫法，继续把这里称为“棚户区”，甚至车站站牌也这么写。同煤集团矿工们原来住在矿井附近的生活区，由于那里房屋老旧破败，被称为棚户区。

虽然棚户区生活简陋，煤炭效益好的时候，“女孩儿都喜欢找同煤的，觉得私企的都是临时工，瞧不上。”一位同煤老矿工说，以往同煤不对外招工，只考虑矿工子弟。子弟接班还必须到军队服役，为此许多家长宁可花钱打点关系，送孩子去当兵。

“家庭好的都想到二线，不用下井惹一身脏。家庭不好的都想下井，多挣点钱。”时移势迁，崔海觉得新一代的矿工们，少了父辈的献身精神。

1990年代末，棚户区拆改，统一搬进了“恒安新区”，一个类似北京天通苑的地方——模样雷同的住宅楼，居住着近40万人口，号称“亚洲第一大居民区”。

脱下污迹斑斑的工服，矿工们转身撑起了一个灯红酒绿的城镇。恒安新区除了住宅楼外，多是饭店和KTV，比大同城区里还要热闹。

崔海说，现在棚户区40万人口中约有一半是外乡人。做生意、开饭馆，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汲取煤炭的养分。

曾经，更多的外乡人是来自四川、湖北、陕西等地的矿工。在同煤集团之外，还有难以计数的私营小煤窑见缝插针地密布于此。它们绝大部分没有取得探矿权，遑论采矿权，但彼时中国高速膨胀的能源胃口顾不得那么多。

除矿难频发、虐待般的工作条件接连引起舆论声讨外，据新华网2011年一篇报道，小煤窑粗放开采，给山西每年造成300亿元的生态价值损失。

2009年，同煤集团开始对私营煤矿整合，外地矿工随着小煤窑一起消散了。

有的因为尘肺病，在病床上度过余生；有的继续以挖矿为生，或是回到老家做建筑工人，还有的到了大城市，成为外卖骑手。出路不一而足，但他们都没有在大同留下什么印记。现在，大同的矿工绝大部分是本地人，同煤的国企职工。

在煤炭“黄金十年”里，兼并意味着做大做强。高潮结束，这些兼并而来的产能和数以万计矿工的分流安置压力却成了包袱。

据杨富强介绍，中国煤炭消费走入下行轨道后，整个山西煤炭行业从2014年盈利28.7亿元，跳水至2015年亏损94.25亿元。商业区热闹不再，崔海记得，那几年的出租车生意也不好做。“拿不到工资，大家都把钱包捂紧了。”

至2018年底，同煤集团已经为“去产能”关闭了9座矿井，整个山西省已关闭88座。同煤关闭效益低下的老矿井后，盈利能力有所回暖，恒安新区也重新歌舞升平。

即便自己被分流了，崔海也认为“挤掉老矿”的新矿给同煤带来了积极改变。“原来挖浅层煤的时候，把地表打得像老鼠洞，到处都是。现在深井用上了液压设备，工人可以操作车辆直接深入地下，安全性高得多。”

他还记得，1980年代，矿井里普遍用木架子支撑。有一天，一块大石头突然落下，砸中了他面前的一位工友，拖出来时，人已经咽气了。

从“煤都黑”到“大同蓝”

从源头去产能到末端治理，转型，沿着煤炭产业链多米诺骨牌般倒推。洗煤厂去除煤中的硫成分，钢铁厂、火电厂加装设备，都努力让煤更干净一些。

据北京市环保局数据，2013-2017年，与燃煤直接相关的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已从28微克/立方米下降到8微克/立方米，接近国际大都市年均值，属中国冬季采暖大城市中最低。PM2.5源解析结果中，本地排放贡献中，燃煤源下降幅度也最为显著，已降至3%。

但要让PM2.5年均浓度下降到10微克/立方米的世卫组织指导值，或是按IPCC报告建议，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杨富强认为煤炭用量还需继续削减。

虽然还没有通往北京的高铁，大同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正在和300公里之外的北京一样搞着“煤改电”“煤改气”。城区里，一座座燃煤锅炉被拆除，替代者是发电厂流过来的带有余热的循环水，燃气公交车则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听说大同蓝天指数超过全国80%的城市呢。”崔海自豪地说。大同一度是全国空气质量最糟糕的城市之一，从“煤都黑”到“大同蓝”，对蓝天的向往被抑制了太久太久，转型期阵痛似乎也更易接受，大同人正在尝试消化这份悲欣交集。

“别的也不会干了。”李汉这么表示。他刚刚娶了媳妇，为了养家，一刻也不敢停歇。他向往着，赚了钱能自己组一个车队，雇几个司机，就不用自己东奔西跑。

孟华认为西关煤场当年是政府引进的，未来不能做也是政策原因，“以后怎么退出，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

她更惆怅以后该做什么行当。做煤场这行要和村民打交道，需要深厚的本地关系，在还能烧煤的地方再办一个煤场的想法并不现实。投资天然气等其他能源，又没有人脉，难以进入。

西屯村的命运，可能会更接近邻村老白庙。

老白庙是延庆城区周边最早完成“煤改电”的村子，装上“新能源”（村民对空气源热泵的俗称）以后，不用再半夜起床给锅炉添煤，每当室内温度不足时，“新能源”会自动重启加热，确实干净和方便不少，价格比燃煤还便宜。

当然，这背后是北京市的巨额补贴。按延庆区政策，每户“煤改电”人家可享受取暖设备、暖气片安装上的补贴，最高可达13500元。此外，电价亦有优惠。

“你瞅，那个就是‘新能源。”顺着老白庙村民马国玉手指的方向看去，在对面邻居土黄的平房前，充满科技感的白色空气源热泵像是天外来客。

邻居女主人打开大门，迎接她老汉。老汉骑着电三轮吭哧吭哧地进门，车里装满了他从田间地头拾到的柴火。“让一让诶！”老汉喊道。车尾突出的树枝刮到了站在一旁的马国玉的脸，这是北京农村的干燥冬天，刮得生疼。

法拉第发明了发电机，改变了老白庙村民的取暖方式。但他们还要生火做饭，生火烧炕——热泵的产物是热水，进不了炕底。“尤其老人过冬，离不了炕。”马国玉说。在这些需求上，村民们与几千年前祖先的解决方案并无不同——点着那些干枯的树枝。

（文中李汉、马国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