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历史演进的回顾和启示

左雪松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34)

习近平指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1](79)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在推进环境整治、开展环境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发展与推动绿色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生态思想。这一特色鲜明的生态思想在辩证考量中，科学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规律与历史脉络。认真总结我们党七十年生态思想的历史演进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历史演进的主要历程

马克思曾说过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习近平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 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1](87)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七十年来我们党紧紧抓住需要解决的突出环境问题这一“牛鼻子”进而来探索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环境整治的生态思想

新中国伊始，国家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与迅速恢复生产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当务之急，我们党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保护”与“生产保护”，而非“生态保护”。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长期战乱的人为破坏，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政权巩固。如何有效整治环境成为我们党面临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对自然灾害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一恶劣的环境问题，以“治山理水”为重点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来整治环境，提升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为我国从“落后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奠定了良好的环境基础。同时，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环境整治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为生态文明思想的萌发奠定了基础。一是兴修水利，治理江河。面对众多河流长久失修与洪灾频繁，我们党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毛泽东先后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二是植树造林，保持水土。1958年党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毛泽东也多次发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毛泽东指出：“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2]三是勤俭节约，综合利用。面对“大规模建设与很穷国家”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全 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3](239)四是提倡节育，控制人口。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4]五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保障人民健康。面对环境脏乱差与传染病肆虐，党领导人民开展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极大改善了环境卫生状况。

(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环境保护的生态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认识自然的理性冷静无法抵挡征服自然的感性狂热，大跃进式的工业运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使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简单地将“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增长的现象比较严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针对“重发展轻保护”的突出问题提出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认为环境保护迫在眉睫，不能仅仅停留在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与增产节约的环境治理阶段，要将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强调通过法制与科技推动环境保护，形成环境保护“一体两翼”基本架构。“一体”即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将环境保护正式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两翼”即切实将环境保护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与法制健全的轨道上来，做到保护环境的“有技可施”与“有法可依”。邓小平指出：“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5](282)

(三)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思想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指导下，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改善生产生活环境的意识有了明显提高。但由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转变，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GDP 为中心”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使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与挑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针对生态环境难以承载经济高速增长的持续性问题，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江泽民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6](463)作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可持续发展战略蕴含丰富的生态思想。江泽民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6](532)第一，可持续发展要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江泽民提出:“按照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7](462)二是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江泽民强调:“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6](532)三是当代与后代的关系。江泽民提出：“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6](532)第二，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三大基本国策。江泽民强调:“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7](546)第三，可持续发展要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四)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统筹发展的生态思想

进入新世纪，以控制人口增长、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但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由于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指导，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以及人口、资源、环境对发展瓶颈制约仍然十分突出。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针对生态环境存在“分散治理”的现实问题，坚持统筹兼顾，注重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们党坚持以统筹发展的思维审视生态文明建设，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谱系中提出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第一，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明确提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第二，形成生态文明的定位。将生态环境建设上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首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的第四种人类文明形态，拓展了人类文明的新内涵。第三，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与全过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第四，推进“三大社会”的生态建设。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良好的全面小康社会。

(五)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绿色发展的生态思想

进入新时代，绿色正在装点小康社会与现代化强国的新梦想，代表了美好生活的新希望。绿色是民生底色，也是小康社会的短板，百姓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需求越发强烈。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小康社会全面不全面，绿色很关键。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短板问题出发，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提出打好包括蓝天保卫战在内的污染防治攻坚战。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8](25)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显的特点就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二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生态财富，又是经济社会财富。三是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理念。提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四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五是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思维理念。六是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各国同舟共济。

二、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历史演进的主要经验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时代变迁与实践变化做到探索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与时俱进，始终坚持辩证思维审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一)坚持发展生产与改善民生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9](47)生态文明建设是追求与营造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与生态良好的和谐局面。70年来我们党在探索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发展生产与改善民生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坚持发展生产。恩格斯说：“没有自然 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 造。”[10](373)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环境不仅是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条件，同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构成要素，生态环境是生产力之母，不仅孕育自然力而且决定社会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马克思曾援引威廉·配第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并提出“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力”的论断。作为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通过节约优先、保护优先与生态优先来彰显自然力的基础性与先存性，使隐性自然力变为显性社会生产力，实现自然与社会财富双重增长。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识到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力的影响因素。毛泽东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 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3](34)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认识到自然环境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条件。1981年在《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中明确强调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物质源泉。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江泽民指出：“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1]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强调保护环境与节约资源在本质上也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12]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绿色发展理念揭示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的内生性。习近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3](209)

另一方面，增进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是普惠性的全民事业，生态环境关系国计民生，生态为民、生态惠民与生态利民是我们党探索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七十年来我们党顺应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绿色期盼，坚持民有所呼、党有所应，民有所望、施政所向的生态取向，实现从“要温饱”到“要环保”，从“保生存”到“保生态”的历史转变。新中国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造福人民”的主旨开展轰轰烈烈的环境整治运动。1959年毛泽东视察密云水库时指出要认真治理和保护好水库四周的环境，搞好绿化，保持水质，这是关系到北京市近千万人口身体健康的大问题。1973年《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中明确包含“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保方针。周恩来说过：“把环境搞好了，人民健康了，就是保护了最大生产力，是最大的财富。”[14]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环保的出发点。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谋划环境保护。江泽民指出：“环境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如果环境保护不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就会受到影响。”[6](535)

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利为民所谋”的价值情怀，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促进民生实质改善。胡锦涛指出：“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也无法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由此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15](295)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良好生态环境视为最公平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为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8](8)

(二)坚持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辩证统一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命题，在实践中集中体现在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联。七十年来我们党在深化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认识中不断开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气象。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环境整治与改造中初步认识到发展与保护需要平衡兼顾，认识“经济发展”与“富山好水”之间的辩证转化。1952年毛泽东在视察徐州时说过“穷山可以变成富山”与“恶水可以变成好水”。1962年11月周恩来同志强调，“林业的经营要合理采伐，采育结合，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16]。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强调发展与保护的并重。1979年7月邓小平游览黄山时指出：“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是你们发财的地方”以及“在这里，我们的资本就是山”。[17]1983年2月邓小平在苏州视察时指出:“要处理好保护和改造的关系，做到既保护古城，又搞好市政建设。”[5](887)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历史教训，提出“在保护中发展与在发展中保护”的双赢方针。江泽民指出:“如果在发展中不注意环境保护，等到生态环境破坏了以后再来治理和恢复，那就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甚至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6](532)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统筹兼顾的辩证思维，促进“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动形象地道出正确处理保护(留得青山在)与发展(不怕没柴烧)的辩证关系，将绿水青山的自然财富转 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财富，使保护生态优势变为发展经济优势，常青树变成摇钱树，常绿水成为发财水。习近平指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 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18](230)

(三)坚持改造自然与顺应自然的辩证统一

恩格斯指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9](66)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实现“人同自然的和解”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观点。七十年来我们党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始终坚持“改造自然”与“顺应自然”的辩证统一，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规律。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既承认自然的客观制约性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指出：“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19](326)新中国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危害，领导人民开展兴修水利、治理江河、植树造林等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积极主动地改造，有力改善了人民生产状况与生活面貌。毛泽东指出既要“顺其自然”——“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3](448)。同时又“改造自然”——“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3](216)。这里“向自然界开战”不是强调所谓的“人定胜天”，而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变自身不利的生存环境，做到趋利避害。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以往“毁林炼钢与过度开荒”的反生态运动以及“种稻种到山顶上与插秧插到湖心里”的逆生态现象，我们党总结经验教训，逐渐树立尊重、顺应与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在“顺其自然”基础上更加注重自然环境的优化与改造，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20]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顺应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1980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21]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强调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江泽民指出:“自觉去认识和正确把握自然规律，学会按自然规律办事，以利把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其他社会事业搞得更好，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22]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原则，完整提出“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生态命题。胡锦涛指出：“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自然，在同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发展自己，是人类生存和进步的永恒主题。”[23]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指出：“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24](50)

(四)坚持制度保障与科技保障的辩证统一

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是多谋善断、多管齐下、多策并举与多方共治的复杂系统工程。七十年来我们党在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上采取刚柔并济的方式，坚持制度保障与科技保障的辩证统一，同向发力，切实把环境保护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与制度完善的轨道上来，不断形成生态治理的新气象。

一方面，制度保障。恩格斯说:“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0](385)生态文明建设既是观念变革也是制度建设，依托制度保护环境、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我们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重视环境整治的制度建设，以林业为例，先后发布《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1950年)、《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1958年)、《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1961年)、《森林保护条例》(1963年)、《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1967年)等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强调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先后召开两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初步形成环保的目标责任制、综合整治与定量考核、污染集中控制、限期治理、排污许可证、环境评价、“三同时”与排污收费的八项基本制度。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强调把环保工作纳入制度化轨道。江泽民指出：“要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25]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建设美丽中国 提供根本保障。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推动形成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构建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四梁八柱”。习近平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认制。”[13](396)

另一方面，科技保障。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的积极成果，又为人类保护自然提供有效手段。江泽民指出：“全球面临的资源、环境、生态、人口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26]新中国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对生产力落后的现状，强调通过科技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有效开发，降低能耗与减少污染。早在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27]改革开放以来，为邓小平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推动环境保护。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代表的共产党人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紧密结合。江泽民指出：“环境保护方面的许多问题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人们的素质提高来解决。”[6](535)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强调发展生态技术助推环境保护，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胡锦涛强调：“要大力加强能源领域的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我国资源特别是能源和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寻找和开发替代资源，发展可再生资源，为建立节约型社会提供技术保证。”[15](191)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为实现美丽中国梦插上科技翅膀。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28]

(五)坚持立足国内与参与全球的辩证统一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地球村的生存图景让生态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无法置身事外与独善其身，携手合作与共同应对是建设美好地球家园的必然要求，同呼吸共命运成为人类共同课题，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七十年来我们党坚持立足国内环境改善与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辩证统一，在致力实现美丽中国的同时，通过国际交流合作共建美好世界。新中国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一方面采取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集中力量整治与改造自身恶劣的自然环境，来改善国内生存状况；另一方面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需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1954年12月我国首次组团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林业大会，1972年中国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大会，并参与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周恩来指出：“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29]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环保国际交流合作视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通过缔结各类国际环保公约与引进国际环保合作项目，不断增强我国环保能力。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加强环保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反对发达国家设置绿色壁垒。江泽民指出：“当今环境领域的挑战是全球性的，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通力合作和长期努力。”[30]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将国内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全球生态链来审视环保国际合作的必要与必须。胡锦涛指出：“加强全球合作，妥善应对能源和环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31]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把握美丽中国梦与美好世界梦的相通性，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认真落实节能减排，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24](59)

三、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历史演进的主要启示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2]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的历史演进，对开启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凸显我们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个有方”：即坚持中国美丽的方向、坚持依法治理的方略、坚持厉行节约的方针、坚持系统思维的方式与坚持群众路线的方法。

(一)坚持中国美丽的方向

马克思说过：“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9](47)我们党历来将美丽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哲学。七十年来尽管一开始并未提出美丽中国的概念，但不妨碍其用中国美丽的梦想塑造生态环境建设的美好蓝图，展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生态篇章，坚持中国美丽的前进方向成为我们党生态思想的主基调与主旋律。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恶劣生存环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相继发出了“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美化全中国”的伟大号召，无不透露对中国美丽的美好期待。毛泽东指出：“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33]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现实环境恶化与历史环境欠账的双重压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大力倡导全民植树，以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推动祖国的绿化美化，努力把祖国壮丽河山建设得更加美丽。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以“再造秀美山川”的生态动员为中国美丽增光添彩。江泽民指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7](295)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明确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增添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态内涵与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生态定位。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现代化强国目标序列中装上“美丽”的导航，提出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开启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

(二)坚持依法治理的方略

法者，治之端也。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生态环境的依法治理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新中国成立后，客观上讲，我国环境法律制度基本上处于空白状况，环境整治多以政代法或以言代法，“文革”期间我们党认识到缺乏法律重器的刚性支撑则会导致环境治理的“无法无天”。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我国第一部环保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客观上结束了我国环保领域长期无法可依的局面，开启了我国环保法制化的良好开端。奉法者强则国强。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按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将环保纳入法制化轨道。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提到要集中力量制定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1978年《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979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随后各种环保法律、法规及规章陆续出台，初步构建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基本法律为主体、以各种法规规章为骨干的环保法律体系，环保法制化迈出坚实步伐。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依法保护环境作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江泽民提出:“人口、资源、环境工作要切实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7](468)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发挥生态综合治理的法治利器，以法治思维不断加强我们党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能力，使环境保护走上法治化的快车道。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谋划用最严密法治来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8](240)

(三)坚持厉行节约的方针

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勤俭节约不仅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的基本原则，只有做到“资源消耗低”才能实现“环境污染少”，才能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有效保护。70年来我们党在探索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始终坚持厉行节约的方针。新中国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厉行节约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3](240)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有机统一，推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这两大基本国策的出台。1982年《宪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的原则，提出将节约放在首位。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节约优先的方针，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切实做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节约优先方针以及节约集约并重的原则，提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

(四)坚持系统思维的方式

生态即系统，系统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特征。70年来我们党在探索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彰显系统特质，通过系统与要素的理性认识逐渐形成整体保护、系统修复与综合治理的生态思想，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协同性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综合平衡的系统思维，提出农林牧副渔的“五业并举”与农林牧的“三个结合”。毛泽东指出：“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植物和动物又是人类的粮食。”[19](101)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明确提出“生态平衡”的系统思维。党的十三大报告特别强调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全面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提出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道路。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方面与全过程。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以“命脉”把脉生态系统的“相依为命”，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强调人命在田、田命在水、水命在山、山命在土、土命在林草。习近平指出：“如果种树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18](236)

(五)坚持群众路线的方法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探索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生态文明建设既为了人民也依靠人民。七十年来我们党通过有效践行群众路线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论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依靠群众，大家动手”的方针开展环境整治。1973年发布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明确将“依靠群众，大家动手”确定为基本方针。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推动群众路线的“法制化”来促进环境保护。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推进环境保护。江泽民指出：“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是亿万群众参与的大事，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服务群众，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0](457)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统筹环保专业部门的活动与群众相结合，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群众基础。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动员各方力量，群策群力，群防群治，打响了污染防治攻坚的人民战争。

综上所述，七十年来我们党在探索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态思想，在历史演进中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谱写出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生态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