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都市
——城乡互嵌的战时国都与文学书写

李永东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城市与乡村是两个世界。城市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土地和自然的依赖，“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块地方，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主要属性为多样化和兴奋的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1]，乡村则为与土地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所规约。城市与乡村在景观、人群、物质消费、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张笃伦(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重庆市市长)甚至说：“一个国家内之都市与乡村间的区别，不亚于国与国间的区别。”[2]在抗日战争前的中国，城市是现代化的代名词，城市的现代转型以背离中国乡村传统作为目标，使得上海、天津、武汉、南京、北平等现代都市走向了乡村的对立面，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处于割裂的状态。

都市与乡村的区别是系统性的，正如凯文·林奇所言：“对任何事物的体验需要与周围环境、前后序列和以往的经验相联系。如果在农田中建一条华盛顿街，看上去是波士顿的那条商业街，但事实上却完全是两码事。”[3]因此，大都市与乡村小镇之间几乎不会出现越界、混同的现象。不过，战时国都却是个例外。在战时的重庆，因人口迁移和战略需要，横在乡村与都市之间的文化隔离带被人为移除，都市人与都市事物散落到重庆周边的乡村，造成了“乡村里的都市”的文化奇观，并因此影响了重庆想象与抗战书写的样态。

一、散落、住不定的城市

重庆的战时国都身份，来得仓促。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政府调动大量军力投入淞沪会战，鏖战三个月，上海竟然失守，危及国都南京，令当局措手不及，于是1937年11月20日紧急宣布国府迁渝。伴随国府迁渝，以及南京、武汉等城市的先后沦陷，大量流亡者涌进重庆，仓皇之中与重庆这座城市建立起依存关系。

战乱中，下江人①与国都重庆突然发生关联，双方都没准备好。

就“城”这一方来说，地处西南一隅的地方城市，突然升格为战时国都，一时难以接纳、安顿急剧增加的流亡人口，其文化观念需要调整，城市面貌应加以改造，城市空间亟待拓展。正如张笃伦所言：国都重庆“此种急骤空前之发展，纯由战争与动荡，特殊情势所造成，与其它都市之自然成长者，大异其趣。当时久受封锁，物力维艰”，“兼以需求紧迫，时限仓卒”，“一切公用事业之设备，住行乐育之措施，多系临时因应，倥偬急就，事前之准备，既未许充分；事后之改进，自难周安”[4]。

就“人”这一方来说，流亡重庆的下江人，皆怀着过客、异乡人的心态，根本没打算久居此地。钱歌川的散文《巴山夜雨》表达了下江人不愿淹留重庆的心态：“我既没有讨到一个四川老婆，又无当地的一亲半戚，自然不愿，也不能，在此落业。为着抗战的关系，一时流寓来此，终久是要回到‘脚底下’去的。”[5](3-4)在下江人的心中，他们与重庆、与本地人的关系属于临时性质。当钱歌川决定在重庆本地人的土地上建房，以解决住房问题时，他与土地主人都不愿投资过多，“双方都没有想好好去做的心情”，结果盖出来的房子，门墙不固，屋顶漏雨，“我自己则年年有离去之意，雅不愿再下资金”[5](5)，也就敷衍着过，敷衍着时间，敷衍着自己的重庆生活。司马甚至认为，“居留重庆的人压根儿就不欢喜重庆”[6]。抗战胜利后，下江人纷纷“复员”，甚至像《鼓书艺人》(老舍)中的方宝庆这样的流浪艺人，也毅然离开了重庆。

流亡心态的下江人，主观上不愿淹留重庆；战时重庆的客观现实，也让他们难以安落。国府迁渝，下江人与本地人突然间比邻而居，没有任何前奏和过渡，就以抗战的名义被要求共享同一座城市，而双方在各个方面的接纳、融合，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下江人的重庆生活一直不安定，自1938年年底起，重庆就频繁遭到日机轰炸，躲警报、疏散是重庆生活的常态，轰炸季与雾季的城市季节轮换，让下江人难以在这座城市扎根，难以产生归属感。抗战后期重庆物价飞涨，生存艰难，投机腐化之风盛行，没多少人能过上安稳的日子，报纸上却不时有“胜利年”的论调，下江人在期待与失望之间无所适从。

对于下江人而言，战时重庆是一座“住不定”的城市。生活不安定，心也不安定。《委屈》中来自上海的张太太抱怨道：“要是说，非在这里过一辈子不行，那倒也定了心了，可是住又不让住定，天天作回去的打算，可又不知道那一天才能走，这就比什么都难受了。日子又是越来越难过。”[7]1944年，黄裳在重庆短期逗留，离开前夕也产生了类似的感想：“生活不安定极了。近天来，一直陷入一种迷惑中。好像一直到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还不知道明天要去的目的地，也许明天一早就要到几万里外的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也许不走，还要在这个地方呆下去。这种心情，过去真是不曾经验过的。”[8]张太太、黄裳的感触，表明了生活在重庆的下江人，对生活空间与时间的关系失去了把控，生命处于悬置和难以规划的状态。重庆的暂时国都身份，拴不住下江人的心，不能让他们产生长做重庆人的打算，人与城的关系显得你不情我不愿，战时国都的归化功能也因此逐渐弱化。

重庆之所以成为一座住不定的城市，部分原因在于城区人口的不断汇聚和疏散，以及城市区域的扩大和乡镇化，这使得国都重庆成了一座散落、流动的 城市。

国都重庆的体量，应战时需要而迅速膨胀。国府迁来前的重庆算不上一座大城，其城市景观谈不上恢宏富丽，城市人口规模也不大。“七七事变”爆发前，上海有300 万人口，南京100 万，与之相比，30 万人口的重庆只能算个中等城市。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官民荟聚，人口自30 万骤增至50 余万，几加一 倍”[9](2)。1941年重庆市人口接近83 万[9](9-10)，1943—1944年为90余万[9](25-26)，1945年超过了100万[9](33)。增加的人口大多为外省人。由于市区过于拥挤与日军频繁空袭，一部分人口被疏散到市郊。1939年5月重庆改为行政院直属市后，当局即着手扩大重庆市的范围，到1940年11月重庆市由六区扩充到十七区[10]，面积也由国府迁来前的近100 平方千米，扩展至法定区域300 余平方千米，“北达北碚，南至南温泉，东迄大兴场，西达大渡口”，“迁建所及，则约1940(平)方公里”[9](146)。

重庆市面积的大幅扩张，不是城市街道逐渐延伸所致，而是区域划分的结果。因疏散、迁建的需要，重庆城区附近的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以及原属四川省管辖的巴县、江北县的一部分，都被划归重庆市。也就是说，重庆市的扩大，把大片乡野村镇直接划进来了，再把市区的人口与机构疏散到了新扩的区域。为躲避日机轰炸，1938—1939年疏散到市郊的人口总数超过41 万，1940年和1941年疏散的人口均在20万左右[11]。这也导致轰炸季与雾季的重庆人口相差悬殊。以1939年和1941年为例，1939年雾季的人口为53 万～54 万，而轰炸季则锐减至30 万以下[9](5)。1941年雾季将结束的4月，照例为重庆市全年人数最多的月份，接近83 万，轰炸季来临的5月则陡降至63 万，到了七八月则减至43 万以下，雾季将来的9月又陡增至68.8 万人[9](9-10)。雾季一来，许多疏散的人口涌进市区，这是因为流亡重庆的难民“已财尽力竭，迫离市区即无家可归，政府救济，属杯水车薪，难以维持生计”，“市民寄居市内尚可免维生活，离开市区即失其凭依”。[11]

轰炸季与雾季的交替，造成了重庆市民的生活空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转换。《公务员日记》一文写到轰炸季与雾季交替的重庆生活：公务员一家，在轰炸季，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乡下，做公务员的丈夫在重庆城里上班，并住在城里，只在假日回到乡下与妻儿团聚；到了雾季，一家人全部住在城里。“空袭季节的城乡二份家的开支，以及假日的奔波探亲”，苦坏了做丈夫的公务员[12]。这种季节性的转换，不仅影响个人的生活状态和家庭的住行开支，也造成了战时国都经济生产、商业消费和文化娱乐的间歇性和节奏感，例如：戏剧界借助雾季的屏障，每年举行雾季公演。两个季节的区分，甚至造成了大后方文学的转型[13]。

人口的汇聚与疏散，疏散区与迁建区的规划，使得战时国都成了一座散落、流动的城市，也使得战时国都实际上存在着城市重庆和乡村重庆两种形态。

二、城乡互嵌的战时国都

在城市重庆和乡村重庆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互动形式，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相互嵌入，下江人频繁穿越于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城市重庆和乡村重庆的越界，对城市文化和文学书写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

其一，造就了乡村里的都市社会。城市重庆通过下江人和机关工厂的疏散，把触角伸到了乡村，把上海、南京等东部地区的城市文明嵌入到乡村世界中，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乡村里的都市社会。

城市特有的文化元素散落到重庆周边，点缀、穿插在乡村空间中。在重庆的郊区乡野，不难看到大都市才会有的物质奇观和人群构成。巴金的小说《还魂草》描写了位于重庆郊区山谷中的一个小镇，这里有银行、百货公司、面包店、书店、茶楼、饭店，“百货商店的玻璃橱窗带着那些绚烂的红绿颜色”，“展览着各种各类的上海奢侈品”，街上走过一对对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以及大学教授、中学教员、银行职员和公务员[14]，每天有二三十趟公共汽车往返于小镇与城里。在重庆，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嵌入是以拼贴、杂凑的方式进行的。“自民二十七以来，成渝两地，旅人麇集，两大城不能容，则散之附近小县，县城不能容，又更散之乡村。宾主杂处，言习渐通。试于重庆顺公路西行，时可于田野山谷间，见摩登少妇，偕短装男子同行，闻其言，则南自江浙，北及幽燕，各音皆 有”[15]。在重庆郊外，“只要留心一看，许多茅棚草屋门前，时常有雪白的西装衬衫、摩登旗袍之类晾晒出来，这种不调和的色彩，反映着重庆住的写真”[16]。这是城市人与乡村环境的奇特结合，结合后的文化空间在性质上既非纯粹的乡村，也非通常的城郊，更非城市，而是城市与乡村的拼贴和叠加。在疏建区和迁建区，沿海的都市文明生硬地嵌入重庆的乡村社会，产生了反差、失真的视觉效应。张恨水《傲霜花》第七章对重庆市郊区曹晦厂教授所住“村子”进行了描写：“小山谷里，三幢一堆，五幢一群的草顶房子，拖长着在这山谷里安排了。这房子虽然都是草顶的，然而它们的样式，都是中西合参的。每幢房子面前，总有一块小平地。那里栽两三丛花，或者栽两三棵树，总有一些风景的点缀。这是守旧的农家所不肯干的，所以远远的看了去，就知道这里是一所假村子了。”这种房子，非中非西、亦中亦西、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即为战时重庆的城乡杂凑景观。

散落在重庆周边乡村的都市元素，是随下江人的疏散而来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量下江人内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这些下江人“大都来自通都大邑，曾享受过相当舒适的生活”[17]。1939年始，内迁到国都重庆的下江人以及机关、学校，又因躲避日军的大轰炸，分散到周边的疏建区。由此，城市特有的文化元素，包括人群、器物、景观、语言、生活方式等，散落到周边，点缀、穿插在乡村空间中。

通常来说，乡民是为都市社会、都市文明所排斥的一类人，不具有“进入都市的权利”[18]。但是，疏散到重庆郊区与乡村的下江人，本身拥有“进入都市的权利”，而且，疏建区的水陆交通网络，也为他们进入重庆城提供了便利。这就意味着，疏建区的乡镇空间容纳了两类人——被都市排斥的人与拥有“进入都市的权利”的人，这就造成了都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外省文化与本地文化之间的越界和对话。

国都重庆在空间上化整为零，把触角延伸到市郊乡野，既带来“文化疏散”(文化机关、文化物质的疏散)[19]，也带来乡镇社会和权力关系的调整。老舍在小说《民主世界》(1945)中，以讽刺的笔调，书写了重庆郊外一个小小乡镇的空间膨胀与文化畸变：

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它的邮政代办所已改了邮局，它的小土地祠已变为中学校，它的担担面与抄手摊子已改为锅勺乱响的饭馆儿，它有了新的街道与新的篾片涂泥的洋楼。它的老树上已有了栖鸦。它的住户已多数的不再头缠白布，赤脚穿草鞋，而换上了呢帽与皮鞋，因为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监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20]

城市化的过程是空间的再生产过程，上海、香港的文化跨越时空降临偏僻小镇金光镇，带来了街道、服饰和消费的改变。然而，重庆郊区乡镇的城市化不是经由“自然”过程而形成的，而是下江人与城市文明突然闯入乡村的结果，它造成的观念现实不一定健康。在老舍看来，随下江人而来的都市文明，主要不是作为启蒙观念照进金光镇的传统社会，而是与封建特权思想握手言欢、沆瀣一气，“平等”“民主”“法制”等现代观念都成了获得特权的依据，对乡村社会和平民百姓进行宰制，造成了金光镇貌似新奇、实则陈腐的文化风气。这是高层的权势人物(中央机关委员)、最现代的观念(上海、香港的都市观念)落到僻陋乡镇的尘埃里，生出的畸形的国都郊区的文化现象。

其二，造成了现代城市知识分子的乡村化。一方面，散落乡村的公教人员，虽然处于村居状态，但他们的生活内容、精神情趣、主导倾向仍然是都市的、现代的，这让本地人感到讶异，感叹“这就是下江人哪”[21]。另一方面，在生活的压迫下，曾经从乡土走向都市的知识分子，程度不一地重返农民的生存方式，被再次乡村化，关心粮食和蔬菜。吴组缃养着一口小花猪(老舍《吴组缃先生的猪》)，丰子恺的村居岁月有一只高傲的鹅相伴(丰子恺《沙坪小屋的鹅》)，住在南温泉的教授们自己种菜(张恨水《巴山夜雨》)。抗战后期，许多作家在疏建区过着乡居生活，如茅盾、老舍、张恨水分别住在离市区几十里的唐家沱、北碚、南温泉。他们置身乡镇之中，远离都市的繁华和喧嚣，少了都市声光化电的刺激，生活节奏变得缓慢，其创作内容因此更多涉及饮食起居、家庭日常、乡野风光和晨昏心境。战前他们生活在上海、南京、北平等都市，属于都市知识分子，习惯了都市生活。性情闲淡如丰子恺，亦认为闲居生活的幸福感“必需两个条件：在太平时，在都会里”，而住在重庆郊外荒村里，让他备感岑寂、苦闷[22]。村居的状态，让知识分子远离了国都重庆的权力中心，产生了一种边缘的心态。张恨水《傲霜花》中居住在乡间的教授们，在身份上把自己与重庆“城里”的人区别开来，认为在城里住的都是有办法、时尚的人物，乡居则意味着迂腐、落伍、失意。疏建区各类人群混杂的社会结构和知识分子所处的边缘位置，让现代作家真正从象牙塔走进了民间社会，对战时社会的众生相进行近距离的打量和书写。

其三，城乡往返的体验影响了重庆叙事的空间构成和观念表达。下江人移住的郊区乡野，并不是闭塞的乡村空间，而是与重庆城区频繁沟通的乡镇。重庆疏建区沿成渝、川黔公路两侧进行规划，以便于与城区的交通往来。身处市郊乡野、被都市生活培养起来的公教人员，他们具有“进入都市的权利”，不断在城区与乡间之间往返。城乡频繁跨界的日常生活重塑了他们的文化经验和社会体认。从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位于离重庆城区三十里的沙坪坝，上海的复旦大学迁至北碚东阳镇。中央大学的部分教授住在城里[23](172)，学生在周末也争相挤校车去城里“找朋友，买东西，是最普遍的事”[23](169)。城乡往返的生活状态，影响了作家的重庆想象。茅盾的《船上》《一个够程度的人》这两篇小说都选择通过城乡间流动的空间——“轮船”来速写重庆社会的面影。在老舍《鼓书艺人》和茅盾《腐蚀》中，城区与郊区的空间变换，决定了情节的起承转合和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焦菊隐《重庆小夜曲》通过回忆，使叙事空间在江边小镇与重庆城之间不断切换，而空间的切换带来了小说的情绪基调的参差和起伏。小说把浪漫的爱情安排在夏季的江边小镇，孟何之与几个女学生在小镇的山坡上建造理想的花园。当孟何之与落莎先后离开小镇来到重庆城后，在晦暗的天气和阴郁的氛围下，他们的爱情故事朝着悲剧的方向转变。张恨水《傲霜花》的叙事空间在城区与疏建区的乡间来回穿梭，既构设了文化生活空间的贫富对照、城乡对照、生活状态对照，又为人物关系、人性异化、情节发展的腾挪变异提供了方便。总体来看，文学中的战时重庆故事，在叙事空间上，喜欢在疏建区与城区之间腾挪变换，空间对照是常常用到的手法，战时的漂泊、生存的艰难、社会的不公等思想情感，由此得以抒写。

三、在乡村遇见城市文明：身份效仿中的自我迷失

关于城乡互动关系中的重庆书写，几乎都是立足于下江人的视角。实际上，城市嵌入乡村，也给本地乡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只是少有作家从本地人的视角进行书写。在这个意义上，萧红的短篇小说《山下》(1939)是一篇值得重视的作品。

下江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习性，是由都市生活、现代文明熏染出来的，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观念也与现代都市相切合。下江人疏散到乡村重庆，带有“文化闯入”的性质，惊扰了《山下》中的东阳镇百姓的惯有生活。下江人所携带的文化在时间、空间性质上迥异于东阳镇。他们进入东阳镇的方式就让本地民众惊诧：携带着大小行李乘坐花花绿绿的大汽船汹涌而来，乡民争相看稀奇，甚至腿脚不方便的妈妈也一次次“一拐一拐的往江边上跑。跑着去看那听说是完全载着下江人的汽船”[21]。下江人从重庆城区出发，以“现代”的方式进入嘉陵江边的小乡镇。他们的衣着打扮、日常消费、生活方式无不带有现代、都市、下江的色彩，让东阳镇的乡民大开眼界。林姑娘和乡亲们依据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想，交流着关于下江人的“传说”：“传说那下江人(四川以东的，他们皆谓之下江)和他们不同，吃得好，穿得好，钱多得很。……又听说下江人到那里，先把房子刷上石灰，黑洞洞的屋子，他们说他们一天也不能住，若是有用人，无缘无故的，就赏钱，三角五角的，一块八角的，都不算什么。”[21]林姑娘从下江人家里带来的“没吃过”的“繁华”饭菜，更是印证了乡间关于下江人的“传说”，他们感叹：“下江人，这就是下江人哪！”

下江人与重庆乡民的文化身份存在明显的区隔和落差。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下江人与东阳镇的乡民在文化身份上不同类，却不得不聚集。《山下》以林姑娘进入下江人的世界来生发故事。林姑娘因在下江人家里做佣人，她的身份、地位、生命状态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独特境地。实际上，林姑娘不自觉中朝着下江人和城市人的方向转变，建构自己的新身份：一个月四块钱的工薪，与主人一家吃一样的饭菜(剩下的)，像下江人一样用白洋碱洗衣服，慢慢会讲下江话了。林姑娘在下江人家里做点杂务，她在当地人眼中就逐渐接近了下江人和城里人的身份和地位。她在家里和邻里获得了与十一岁小姑娘不相称的尊重，被当作所有孩子中的“模范”，她多少有些骄傲、自重，在家里敢于自己拿主意了。她的新身份和地位源自傍附、模仿下江人。她受到母亲和邻里的尊重和羡慕，恰恰因为她逐渐变得不像当地人，而像流亡重庆的下江人。一旦她被辞退，没有了一个月四块钱的佣金做底子，她就被打回了原形。曾经短暂拥有过的幸福、享乐和富裕，包括众人的尊重，随之结束。身份的跌落让林姑娘感到羞耻，但她已回不到当初“安闲、平静、简单”的生活，在心理上无法回到之前的生活轨道上，她只有沉默、枯萎。对于林姑娘而言，突然而至又迅速离场的“现代”生活，留下的是异化后的心灵创伤。下江人带给重庆乡镇的现代面相和物质奇观，对于普通乡民而言，仅仅是展示，是诱惑，是惊扰，而不能成为他们生活世界的有机构成，因此，他们与下江人、现代文明的接触经验，往往导致社会关系和个人心理的失衡。

通常情形下，城市人和乡村人之间存在无形的高墙，“乡村的铁匠和城里的铁匠，乡村的村长和城里的市长，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乡土的人和城市的人本质上是不同的。首先，他们感到了不同，其次，他们被这种不同所支配，最后，他们相互之间一点也不了解”[24]。当一定规模的城市人群被抛入乡村世界时，就造成了城市与乡村的越界，以及城市人与乡村人的近距离接触和经验交换。由城市而来的下江人只是把现代文明、城市经验支离破碎、浮光掠影地呈现在重庆乡下人面前，重庆乡下人在本质上并不具有“进入都市的权利”，城乡互嵌的特殊社会也未为乡下人转变为城市人提供系统的条件，因而他们想通过模仿下江人来建构自己的城市人、现代人身份，就显得不切实际，被乡土培养起来的灵魂走向了变异。

下江人闯入乡村重庆，制造了类似于两种人群、两种文化的“接触地带”，对于卷入“接触地带”的双方来说，意味着“与自我的社会的疏离，以及与他者的社会的疏离”[25]。作家在书写下江人时，喜欢让下江人通过回忆，不断回味过去城市的生活，保持身份的连续性和自足感，如张恨水《巴山夜雨》中的奚太太、李南泉，老舍《面子问题》中的佟景铭。散落、流动的重庆，让下江人与本地人突然遭遇，走向对方，相互接近又相互误解。下江人所处的城乡叠加的地带，让他们对城市重庆与乡村重庆皆持疏离的态度，难以对重庆产生民族国家之外的地域认同感。

总之，散落的城市空间、城乡混杂的文化状况、城乡交替的空间叙事，构成了战时国都的侧影，影响了抗战文学的风貌。

注释：

① “下江人”是指长江下游地区的人。长江流域各省的“下江人”概念在范围上有所不同，重庆人所使用的“下江”一词泛指三峡以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下江人”则是对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各省市人的指称，甚至被用来泛称西南大后方以外其他省的人。张恨水解释道：“四川则谓客籍者为下江人。其人苟不能操西方官话(川滇黔)，虽来自甘青，亦在下江之列。”(张恨水.重庆旅感录.旅行杂志,1939(1):4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