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技术型院校发展的实践逻辑

周书焕

(河南工程学院 实验室管理中心，河南 郑州 451191)

从国外教育发展史来看，国外教育在初始阶段比较重视知识的传播，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教育指导思想开始由注重知识传播向注重知识传播与能力培养并重转向。

一、西方教育理念的演化

思想支配行动，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康德曾说过：“真知灼见固然需要教育，教育亦要靠真知灼见。”[1]纵观西方教育发展史，教育事业的发展无不是在教育理念引导下进行的。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2]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国家开办教育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就能够明确高校的职能和教育的本质。从教育发展史上看，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人们对教育目的的回答也不相同，正是基于这些回答形成了教育思想的演化发展史。

在古希腊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视教育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公众教育事业。苏格拉底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命题。他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教人怎样做人。在这里苏格拉底所讲的知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知识和科学知识，而是人们基于理性基础之上的美德。他认为，既然人的美德来源于对理性的准确把握，那么通过对人进行道德教育，就能够培养出有美德即有知识的人。他把教育的目的看成是培养治国者。他的学生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不仅被人们称为一本政治学著作，更有人把它称为教育学著作。他认为，教育和培养是执政者应该注意的一件大事，离开了对人的教育，理想国就不可能建成。因此，他主张教育应当由国家来管理和控制，并建立统一的国家教育制度。在这里，古希腊柏拉图虽然强调了教育的政治属性和功能，但他同样只是重视对统治阶层尤其是执政者的培养，把培养良好的执政者看成是教育的主要目的。基于此，此时的教育是针对统治者和统治阶层的教育，具有知识垄断的特征，广大下层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进入中世纪以后，欧洲成了基督教的天下，中世纪成了神性的时代。在这个时期，王权从属于教权，国王从属于教会。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基督教育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精神，而且统治了当时的文化和教育。基督教强调，教育是实现传播教义和争取信徒的重要途径，对人的教育过程就是使人摆脱世俗的过程，因此，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使人成为具有纯粹信仰的人。这样，神权教育成了这一阶段教育的主导，具体体现为在教育中主要进行基督教的神学世界观、知识观、目的论教育，正是这种神学教育的存在维持了欧洲社会长达上千年的基督教神学黑暗统治。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不同于教会学校、以传授专业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机构——中世纪大学，这成了西方近代大学的直接起源。

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倡导进行人文主义教育，其核心是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人权，反对君权；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束缚。作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积极倡导近代自然科学和科学教育。为了实现他的目的，他还起草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科大纲，几乎包括了科学知识以及技术各个方面，这一新的学科体系对后来学校课程的科学化影响很大。

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欧洲主要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相继确立了自己国家的近代教育制度。在17至18世纪，英国对教育了放任政策，此时的英国教育以古老的牛津和剑桥大学为代表，它们注重古典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贵族色彩。19世纪以来，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知识教育的重要性，为了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确保国民接受教育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开始干预教育。此时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新大学运动和大学推广运动上。1828年伦敦大学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新大学运动的开始。之所以称为新大学运动，是因为该学院不再实施宗教教育，转而重视自然科学教育。大学推广运动是最早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主要指全日制大学以校内或校外讲座的形式将教育推广到非全日制学生。以这两个运动为标志，高等教育开始向中产阶级子弟开放，高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19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较快速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办学形式的多样化，主要以私立为主，公、私并重；二是办学类型的多样化，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研究型大学，还出现了以服务工农业生产为方向的应用型学校。以美国新兴农工学院的发展为代表，高等教育开始了向应用型的转向。

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教育的实用性，试图通过教育的改革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发展。杜威是美国著名的现代教育家，他立足于现代社会，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就是“人的经验的不断的继续改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育要培养理想的人。在杜威看来，只要能培养出理想的人就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目的。理想的人必须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素质：一是具有良好的公民素质，具有民主理想和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能力；二是掌握科学思维的方法，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有合作意识，能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四是具有一定的职业素养，通过从事某种职业发展个人才能并为社会尽力。[3]376杜威主义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的教育理论对20世纪的东西方社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新兴学科不断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高了更多更高的现实要求。在此情况下，现代欧美国家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教育思想流派，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理论或现实问题作出各自的阐述，从而形成了空前活跃的教育思潮。[3]501-530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更加强调高校的社会责任，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答，突出学生知识转化能力的提高。正是在这些思潮的推动下，欧美国家的应用技术型高校开始出现。

二、国外高校办学定位的发展

列宁曾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可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4]与教育思想的演化相适应，高校办学定位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中世纪大学是近代西方大学的直接渊源”[3]91。在此之前的教育机构并不具有现代意义大学的诸要素。从管理方式上来看，中世纪的大学并非由政府控制，而是一种自治的团体，类似于商业领域的行会。由于当时正值教会主导社会，教会史学家把大学的兴起看成是教会的功劳。“从本质上来说，中世纪大学是西欧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生，教会自身不具备创造大学的能力，甚至在最初，教会也并不存在发展这种教育的动机。”[3]86

意大利是欧洲中世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最早的中世纪大学也首先在这里孕育形成。据考证，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是全世界最早的大学，其始建于1088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故有“千年大学”[5]之美誉。博洛尼亚大学是学生和老师自由联合而成，采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教学。 在随后近千年的历史中，博洛尼亚大学一直保持着独立进行教学和研究，不受任何政治和经济势力影响的传统，并逐渐被其他大学所接受，成为办学的宗旨。

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大城市也兴起了办学之风。一些世界著名大学先后建立起来，如英国在1168年建立牛津大学，1209年建立了剑桥大学。德国1358年建立海德堡大学，1388年建成科隆大学。[3]87

那时的大学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大学的起源，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具有了现代大学的雏形，这里有老师、学生，既进行学术研究，又进行知识的传授；其二，具有现代大学标志性的学位制度，当时学生学院大学课程之后，经考试合格，就可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在当时，这两种学位并不代表学术程度上的差距；其三，体现出了现实关怀，具有世俗性。当时的大学教育主要是职业训练，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带有职业培训色彩的城市……以其独特的方式为这个时期的世俗社会教育作出贡献。”[3]91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大学定位主要集中在知识的传授上，职业训练与现代应用技术型院校的定位也相去甚远。

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大学教育在不断强化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同时，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注重教育的实用性。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怀特海指出，近代以来社会生活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大学的蓬勃兴起和发展。他指出，大学是实施教育的机构，也是进行研究的机构。但“大学从来就没有局限于纯粹的理论学习”，如果单单从这一层次理解大学是不全面的，甚至是肤浅的，在他看来，教育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这么简单，“单就传授知识这个作用来说，自从15世纪印刷术普及以来，可以说大学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大学之所以存在，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是因为它能够将知识与想象力联系在一起，使学生不仅能学到知识，更能学会如何运用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把教育定义为“教人们掌握如何运用知识的艺术”，他认为，大学就是要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传授知识，这是一种很难传授的艺术。[6]112

作为世界教育思想史上的巨人，杜威对社会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他主张教育不能脱离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主张烹调、缝纫、手工等科目在课程设置中要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主张。他积极支持职业教育，把职业技术看成是教育上的一种创新，认为职业教育知识了正在形成中的新社会生活的需要。他主张把职业训练与文化修养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学会生存的技能。应该说，杜威主张发展职业教育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既适应了美国社会工业化对教育的客观要求，同时也为欧洲和美国战后应用技术院校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20世纪前期，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高校办学进一步分化，应用技术型院校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19世纪后期，随着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国教育的快速发展，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显现。然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工商业发展急需大量新型应用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在此情况下，如何通过教育改革加速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培养更多更好地应用型人才就成了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不过，在这一时期，各国对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在中等教育中，许多国家都在中等教育阶段设立了专门的技术学校，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专门应用人才，而在高等教育阶段还没有进行过多的改革，高等院校还主要是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对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主要放在了职业技术教育中。

三、近代应用技术型院校的兴起

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后，国外教育由初始阶段注重知识传播向注重知识传播与能力培养并重转向，而且日渐明显。不过，这种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主要不是在高校中进行的，更多的是在高中阶段或中等专业阶段，通过职业高中或职业中专的形式进行，较少将这种教育上升到大学教育，换言之，大学教育主要还是以知识的传播和研究为主，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性质。

美国教育非常注意教育的应用特性。为了适应美国经济发展需要，早在19世纪，美国就发展了高等工业教育。如1824年创立的伦塞综合技术学院，1865年建立的麻省理工学院。不过，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学校的定位还不能定位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应用技术型学校。因为，根据美国的教育指导思想，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仍然把实用人才的培养重点放在中等教育学校中进行，强调“重点主要是中等教育的发展”。日本也非常重视实用人才的培养，但日本把大学定位在传播国家所需要的思想和知识的高水平人才，而把实用技术人员的培养放在职业教育和专科学校中。[3]406-414二战中，世界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受到法西斯国家的沉重打击，经济和社会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还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西欧国家尤其如此。这样，如何通过教育发展培养出国家和社会快速发展所需要的大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非常关心和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应用技术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瑞士、奥地利、荷兰和芬兰等欧洲国家陆续将职业性院校合并升格为应用型大学，形成与普通大学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双元格局。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这几个国家的城镇化率均已经达到50%以上，其中英国已经达到了77.1%，德国达到了72.3%)，这些国家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业结构的改变对人才培养结构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从这些院校的职能定位来看，欧洲国家的应用技术大学不同于普通大学的知识生产与产品研发功能定位，是具有不同社会分工的社会组织，它是一种与普通大学并行、以专业教育为主导和面向工作生活的类型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肩负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开展应用研发创新、服务就业和区域发展及促进终身学习等多重使命，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这些研究都是植根于专业实践领域的，立足于现实，受实践驱动，同时又高瞻远瞩，面向长期战略性的问题。” 该类大学主要是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包含工程和技术等31个子分类，基本来源于实践，完全符合应用技术大学以实践为导向的办学定位。今天，尽管欧洲各国应用技术大学在高等教育中所占比例有所不同，但应用技术大学引领着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

四、中国发展应用型院校的必然性

习近平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不仅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1999年开始，随着我国高校的扩招，我国地方高校开始了升格热潮。在升格过程中，一些学校脱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自身实际，盲目向学术型研究型大学靠拢。这不仅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院校的合理布局，也严重制约着高校自身的发展。

英国教育家怀特海指出，“教育是教人们掌握如何运用知识的艺术”。在他看来，单就传授知识这个作用来说，自从15世纪印刷术普及以来，可以说大学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如果说大学必须传授知识的话，那么它“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传授知识。[6]6,11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知识是一种被实践证明具有价值、且能够被人们所复制的经验。理论创新正是在这些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需要来进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代是创新之母，实践是创新之源。离开了时代需要，离开了现实关怀，再精美的理论也是没有价值的。

在高校升格潮中，很多地方高校盲目向学术型研究型大学靠拢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定位不准确。“高等学校的办学定位是指一所高校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及自身条件和所处的环境，从学校的办学传统与自身条件出发，在明确自身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确定学校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和发展方向。办学定位解决‘办怎样的高校’和‘怎样办好学校’的问题，对高校的建设与发展具有统领和引导作用。”[7]如果定位不准，就找不到发展的方向和提升的空间，最终会因为违背国家教育发展的整体战略而影响自身的长远发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4年初，教育部开始“研究制订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启动实施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 2015 年 10 月 21 日，教育部等三部委又颁布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具体目标，即应用技术类型高等院校。

从我国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来看，发展应用技术类型高等院校也具有现实紧迫性。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快速升级转型阶段，“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经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达到28.6%，我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全球占有率第一的产品数量最多，超过1760个”。这些数据说明，我国产业结构正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这种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亟需大量高层次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技能人才。

地方高等院校只有适应这种发展需要，紧盯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迅速转变职能定位，探索建立新型教学模式，健全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才能找准发展着力点，提升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承担起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