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院校开设中医课程的历史考察
——以《健康报》为中心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510006)

与组织西医学习中医一样，在医学院校里开设中医课程是1954年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以下简称中央文委党组)提出的改进中医工作的政策措施之一，但限于师资、教材等条件，这项措施在此后数年并未得到全面贯彻。1958年后，随着政治环境、师资条件的改变，作为一项政策性的措施，医学院校逐步开设了中医课程，影响至今。

“医学院校开设中医课程”成为议题的背景

1.中医政策调整的直接结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政策调整和卫生部人事变动，始于1952年底。11月28日，原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徐运北调任卫生部副部长，后来任卫生部党组书记。1953年初开始的“新三反”运动中，卫生部受到点名批评；6月，借中南区第一次中医代表会议之机，对卫生部中医工作存在的问题做了初步定性；7月，中央军委免去贺诚的军委卫生部部长职务；12月底，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贺诚代表卫生部对中医政策等方面的错误做了检讨[1]。

1954年6月4日，毛泽东和有关人员谈话时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2]。

10月26日，受命检查卫生部工作的中央文委党组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对当时中医行业的情况及中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号召和组织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的合理部分，经过中西医的合作，使中医得到整理和提高。”报告中提出改进中医工作的若干措施，其中第一项即“成立中医研究院”，其主要任务“由中西医合作，对中医中药知识和中医临床经验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为医学院校培养讲授中医课程的师资和编纂教材。(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药工作文件汇报.中国药材公司编印，1982年，第8页。)”中共中央于11月22日批准了这份报告，并责成卫生部落实(同上，第3页)。中医研究院筹备处随即成立。

上述报告和批示精神不久出现在《健康报》社论中。社论指出，要组织西医学习中医，中医研究院“必须负担起对中医中药知识和中医临床经验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同时负责搜集和整理中医中药的书籍，并为医药院校培养讲授中医课程的师资和编纂教材的工作”[3]。至此，作为改进中医工作的措施之一，为医药院校培养讲授中医课程的师资和编纂教材，就成为即将成立的中医研究院承担的主要任务之一。

2.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学教育基本情况

1954年，院系调整已告结束，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由建国初的44所调整为32所，各校校舍、仪器设备、教师队伍得到了充实，招生人数迅速增加。1954年教师数增至5,166名，全国医药院校在校生达27,042名，相当于解放前招生总数的37.3%[4]。1954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高等医学教育工作会议上，确定了高等医学教育的方针、任务和培养目标，开办专业定为医疗、卫生、儿科、口腔、药学、中医、中药7个，并统一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就在这次会议上，政务院文委秘书长钱俊瑞传达了毛泽东、刘少奇有关中医问题的指示[4]41。

与此同时，中等医学教育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重点发展的部分，规模迅速扩大。1950年，全国有中等卫生学校121所，在校生2万人；1953年增至220所，在校生5.7万人；1957年全国中等卫生学校调整后仍有182所，在校生8.1万人。1954年，卫生部颁布了医士、护士、助产士、检验士、药剂士等8个专业的试行教学计划。次年6月，卫生部又对上述教学计划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医士、护士、助产士、检验士、药剂士、卫生医士等6个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增设了中医课程，并规定自1955～1956年度新生班次开始执行[4]27- 28。

尽管医学院校学习苏联自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就开始了，按苏联做法制订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学大纲》则到1955年2月才审定完毕[5]。1956年后，口腔、药学两专业教学计划也都增加了中医、中药课程，审定工作中有中医研究院的参与[6]。

1956年3月和4月间，卫生部分别在上海、北京举行座谈会，着重讨论中医工作及基层卫生组织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各省、市的卫生厅、局长和卫生部的部分司长。讨论西医学习中医时，卫生部强调：今后高、中级医学院校必须添设中医课程[7]。至此，高、中等医学院校都被要求开设中医课程。

3.首批开课的医学院校情况

由于高、中等医学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实际情况和师资等条件的限制，1956年前能够开设中医课程的医学院校寥寥无几，而四川、武汉、湖北、兰州、苏州、河南、西安、上海第一医学院和延边大学医学院，则从1956年起开设了中医药课程[8]。

由于各地中医师资情况不一，各校开设中医药课程的情况各有特点。至于多数医学院校没能开课的原因，《健康报》也有谈及，据称有的学院深怕开中医药课程会增加学生负担，有的学院强调没有条件开课，有的领导和教师抱有抵触情绪[9]。

《健康报》也刊载了武汉医学院和湖北医学院的经验，这两所高校的中医师资都是附属医院吸收的当地著名中医师。武汉医学院在医疗系三年级下学期开设了2个学期的中医课程，《中医概要》《中药知要》和《方剂知要》3门课的教材由任课老师自编。教学目的是“希望学生通过学习这门课程对祖国医学有正确认识，对中医学术有基本了解，为进一步学习中医奠定基础。”教师们的理解是，“教学要求有系统，有分析，门类清楚，章节分明，文字通俗，要全面扼要，不枝不蔓。”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们尽可能用通俗浅明的语言和讲法解释中医术语，“在中医学说上属于存疑和说法太不一致的某些问题，以及教师自己还没有充分了解的部分，应该暂作保留，不做教材内容。不要牵强附会地结合近代医学。不要照本宣读和过分地引用古人原文。并且要随时征求学生对讲课的意见，和了解他们学习中医的体会，以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和学习情绪，也可以纠正讲课中的缺点，提高教学质量。”这样教学的效果也很好[10]。

湖北医学院的中医课程，从中医学发展简史入手，再讲解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学说如八纲、四诊、三因、八法等，伤寒六经和温病学只做概要讲授；而后讲授百余种常用中药的性味和主治，并结合讲解药物的配伍禁忌和处方原则。该院的中医教师注意学习西医同事的教学方法，根据教学内容划分单元、章节，每个单元、章节都作扼要的小结。“备课时一定要明确教学的目的、要求和熟悉教材内容，然后写出系统性的讲稿。用具体事例阐述问题时最好选择病房中用中药治疗的病例，让学生先阅读病历再看病人，才能生动而有力地说明问题。为了真正符合‘教’‘学’一致，在备课过程中还要经常联系学生，深入了解听课学生的水平和要求，搜集问题与意见，或估计可能出现的问题事先进行分析研究，结合讲课予以解决。”“讲解时，我认为应该注意避免用西医理论来解释中医学说；同时，讲解时要尽量通俗一些。”[11]

中医师资培训与师资需求的变化

1.高等医学院校针灸师资培训班

师资进修班是解决中医师资匮乏问题的重要手段。在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前的1955年7月初，卫生部委托中央卫生研究院针灸实验所举办的高等医学院校针灸师资培训班已经开学。来自全国23个医学院校和其他单位的37名学员参加了学习。“37个学员里，主要是来自各地高等医学院校的教授、讲师、助教或准备担任教学任务的医师，其中包括具有二十年教学经验的老教授。……大连医学院的魏如恕教授……哈尔滨医大住院医师李明祥、河北医学院高丕泰副教授……”[12]培训班为期6个月，要求学员掌握针灸学术的理论和操作技术。教学工作主要由针灸疗法实验所担负，朱琏兼任班主任。卫生部一些领导和北京市著名中医也受邀作专题报告。针灸疗法实验所的10个治疗室中的7个作了学员们临床实习场地。

该培训班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习内容包括中医政策、中国医学史、针灸理论和操作方法。主要教材是朱琏的《新针灸学》。“所有教学同志都为学员制定出了周详的教学计划，每个治疗室辅导实习的同志也都根据全面计划和临床情况，又订出了更详细的计划。”为使学员们从实践中获得信心，特别着重临床实习。该班结业时，“李德全部长在结业典礼上讲了话。……此外，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中医研究院院长鲁之俊、中华医学会副理事长方石珊和名中医王文鼎等都在会上讲了话。当天晚上，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范长江、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中医研究院负责同志以及著名中医师等与学员们进行了座谈。”可见卫生部对这项工作的重视[13]。

2.江苏的教材编写和师资培训

1954年开办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时，吕炳奎便将工作重点放在教材编写和师资培养方面，使之成为最早的全国中医师资培训基地。开办之初，该校仅有4名教员。“当时符合要求的师资是很难物色的，因为旧社会中医学校少的很可怜，从事中医教育工作的寥寥无几，许多老年中医，尽管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课堂教育也缺乏经验。也有一部分老年中医，不善于用言语将他的丰富知识与经验表达出来，同时体力也受限制，就形成了鞭长莫及的现象。”该校的办法是从进修学员中培养师资，从而建立起13个教研组；具体培养的方法，是采取“交替教学法”。具体而言，“就是在党委亲自掌握老师具体指导下，师生之间、学员之间、班与班之间、组与组之间，相互教学，学员本身既是学生，也是老师，老师讲、学生听，学生讲、老师听。课后共同讨论，展开争鸣，又分工整理提高，再又分工负责教学，循环步步提高。”即“互教互学，共同提高”方法[14]。这种“交替教学法”，半个世纪后仍为主编《中医学概论》等教材的吴贻谷教授津津乐道[15]。

中医教材是该校组织学员与教员共同研究编写的。“1955年暑期中我们便组织了少数学员留校，试编内经讲义，一月完成初稿。暑期后即以试编的讲义用于第二期进修班，叫编讲义的同学来进行试验性的教学，结果一致反映效果很好，纷纷在黑板报上发表感谢，提出表扬。”此后，不断总结提高，“采取了缺什么，编什么，以编写教材为主，适当编写参考资料，以及‘集体创作，发挥专长，积极编修，逐步提高’的方法，同时提出‘以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为依据，理论结合实践’的原则，和‘通俗浅显，明白易懂’的要求，进行大胆写作”[14]。

1957年9月，江苏省中医学校已编好包括《内经》、《素问》、《灵枢》、《伤寒》、《金匮》、温病、本草、方剂、诊断、针灸、内科、外科、妇科等全部中医教材，针灸教材已交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余各科教材也陆续付印[16]。随即，卫生部又委托该校开办师资培训班，代山西、安徽、河南、四川、浙江、天津6省市培养中医师资45名[17]。与此同时，该校抽调中医教师20多人支援北京中医学院，为该院建立起正常的教学秩序[18]。

在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的教学工作方面，江苏省也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如强有力的领导和管理，师资力量的组织，集体备课制度的实施，并总结出“全面提示，重点突出，深入浅出，朴素介绍”的教学原则[19]。这些经验后来都在更大范围推广。那些年，南京中医学院共向全国输送了96名师资，北京、河北、山东等地中医学院的院长也是南京输送的[15]。

3.“西医学习中医”对于中医师资的分流和补充

在6个核心城市举办的第一批“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和更多的在职班自1955年12月开始教学工作。除了民国时期曾参与中医教育的有限存量师资外，增量部分尚在产生过程中。实际上，中医研究院开办的第一个“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开课4个月后，该院中医教材编辑委员会方于1956年3月21日成立，“确定编辑的教材中，有用现代汉语翻译的《内经知要》、《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有编著的《内科学》、《外科学》、《针灸学》、《中国医学史》等”[20]。

天津市对“西医学习中医”非常重视，于1956年5月25日正式成立了由43名中医组成的天津市中医教学研究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市西医学习中医的教学工作。该委员会下设《内经知要》、《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医学史》及临床各科等12个专科小组，每一小组由委员数人组成，集体负责备课和编写教材。委员均为该市中医学术素养较高的中医师，他们根据各自特长，分任各专科的教学工作。如该市公共卫生局副局长哈荔田对《金匮要略》素有研究，又有丰富的妇科临床经验，便承担了《金匮要略》和《妇科》的教学。研究医学史颇有心得的宋向元承担了《医学史》教学任务。陆观虎、邢锡波、赵寄凡、杨达夫、贺骥侪、张方舆、王文锦等津门名医，也都担任了中医经典著作的教学任务[21]。

第一批“西医学习中医”学员曾作为医学院校中医师资之一部，但由于抽调参加学习时的不愉快经历，1957年6月第一批西医学习中医的代表参加座谈时，对于结业后承担中医教学任务并不情愿。“他们说：班里西医的大部分，都愿意在结业后一边研究，一边继续学习；如果马上去独立负责开中医课，恐怕吃不消”[22]。8月，在6个离职班教学工作座谈会上，卫生部也承认“对学员所关心的毕业后的工作、前途和努力方向，未早作明确交代，也多少影响了学员的情绪和教学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但仍坚持“学员毕业后，原则上由卫生部统一分配，重点集中使用，做中医教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并适当照顾地方”[23]。

4.中医进修学校和新办中医学院对师资的需求

中医政策调整后，全国20所中医进修学校和143个中医进修班，都改变了过去不教中医课或很少教中医课的现象，中医药课程占总学时的比例提高到40%～60%[4]43- 44，这也次生出对中医师资的大量需求。

尽管1956年1月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已决定采取中医传统的带徒方式培养年轻人才，周恩来随后提出还要同时开办4所中医学院。3月20日，卫生部党组提出《1955年卫生工作基本总结及1956年的工作方针任务》，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列入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筹办中医学院的内容[4]46。中医师资紧张局面，因此进一步加剧。

5月中旬，卫生部召集四省市卫生厅、局的代表座谈中医学院筹备工作，教师调配被列入议题。据称“四个省、市卫生厅、局的代表信心很大，都表示能克服筹建中医学院的一些困难，并表示要积累经验，以便迎接明年的扩大招生”[24]。卫生部提出“各地有责任来给上述四个地方以热情的帮助，如各省、市卫生厅、局应选调当地有实学的中医老师来担任中医课程的教学，随时整理提供解放前那些热心办学的中医们所取得的办学经验，现代医学基础课暂时需要就近的高等医药院校的教师兼任，教学大纲及教材需要中医研究院等单位来共同配合编订”[25]。

由于高层指示联翩而至，卫生部确实应接不暇，4所中医学院开办时都是借用其他单位房屋。直到1957年1月，卫生部才决定“从1957年特别紧拙的基建投资总额中拨出200多万元(约可建二万五千平方米的房子)作为四所中医学院第一批基建资金”[26]。教材也没有完全准备好，北京中医学院第一学期的课程教材就是张志纯、方鸣谦、栾志江、刘渡舟等中医老师牺牲暑假赶写出来的[27]。

除了师资和教材，第一批入学的中医学院新生对缺少适用的参考书不无抱怨。上海中医学院一位新生提到：“目前不论是中医研究班也好，中医学校也好，都是一样的课本——《内经知要》、《伤寒论》等等，在参考书方面简直找不到适合的书。”而新生们感兴趣的陆渊雷编著的《伤寒论今释》和承澹庵《伤寒论新注》则有很多地方还不易看懂，书价也贵。“关于《内经》方面的参考书，我还没有看到合适的。”[28]

5.医学家们和卫生部的担心

1956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卫生部曾邀请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座谈，吴执中代表对在医学院校普遍设置中医课程提出了异议。他说：“我们要学习中医，但是鉴于目前中医师资的缺乏，教科书又没有系统地编好，我们是否考虑在几个医学院校重点试行，过二三年，再在全国医学院校增设中医课程。”[29]另一位代表章央芬也有此议[30]。

实际上，院系调整和效仿苏联高教体制制订教学计划等重大调整，严重影响了医学院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全国医药院校的教科书编写工作计划迟至1956年9月才确定下来。包括医疗专业39种、儿科专业4种、卫生学专业7种、口腔医学专业4种、药学专业20种，总共74种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到1959年才基本完成初稿[31]。

卫生部医学教育司对连年扩招和添设课程也有意见。1957年，季钟朴谈到，“我国高等医药学教育自1954年第一届高等医学教育会议以来，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在校学生人数已增加了37%。经过了院系的调整以及增设了新的学校，医药学院已达38所。”由于当年强调学生中工农出身的比例，“招生任务过大，学生水平太低。许多理化和数学水平十分低的学生都被录取入学。据了解，某医学院今年所招600名学生中有86名学生上物理课有困难；另有某学院有200余学生要求免修国语”。而“按医药学院教师工作量草案所定编制，1956年补充教师数仅达需要数的40%左右。各校师资普遍感到紧张(尤其一年级各教研组只有一个或者三个教师，而一年级学生则达500或600人)”。他指出：“教学计划的主要毛病在于课程门数过多、过杂。医疗系数学计划39门，而儿科系则达41门。几乎是苏联六年制教学计划所有的样样都有，而我们的学制则比苏联的少一年。此外还增加了中国革命史、中医等课程。这样，主要课程也被压挤得很紧，达不到培养一个正规医师的最低要求，生产实习时间几乎缩短了一半。”他指出：“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归根到底决定于师资质量。某医学院对师资质量曾作了一个估计，有三分之一教研组较强，三分之一勉强，三分之一很差。这种情况大致可代表多数学校。因此，我们对于师资质量的提高还远远落后于发展的要求。”[32]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