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影像民族志记录的规律(下)

2019-01-09 22:55
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 2019年3期
关键词:人类学家摄像师民族志

张 晨

(广西艺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1.民众

民俗活动的参与主体就是民众,只有民众广泛参与才能够使民俗活动获得举办的价值和意义。众多民俗活动具有较为典型的历史特征,往往强调文化空间,即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举办该活动,从而使举办地点在时间的配合下传递强烈的象征性意义。一般这样的地点往往位于某处具有历史纪念价值的场所,该场所的民众承载量具有上限,其空间可能较为狭窄,使其举办过程中可能存在较大的拥挤。在民俗活动举办过程中,对民俗活动抱有极大兴趣的民众往往涌入举办地点,在文化空间中获得文化的熏陶和延续,这就造成民众与摄制组抢占空间的现象。这类现象一般无法避免,甚至可以断言必定会发生。摄制组必须相互协调配合,特别是不直接参与摄像工作的摄制组成员应配合摄像师,为其尽量保留有一定的活动空间,特别是摄像师的背后要有专人负责,保障摄像师正常工作,以及保障摄像师和摄像机的绝对安全。与民众拥挤过程中,不要过于用力占有位置,避免与民众产生矛盾,适当用力挤出合适的位置是较好的选择。

2019 年4 月,“花婆节”摄制组在拍摄过程中,经常被民众拥挤、磕碰,镜头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晃动的现象⑤。除此以外,民众还特别喜欢到镜头前晃动,他特别想看一看摄制组在做什么,他也想出现在镜头中,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身影,或者说他认为将来可以上电视。在拍摄转塔的过程中,有位男性民众特别喜欢笑嘻嘻的围绕着摄像机晃动,他为了观看摄像机监视器中拍摄的内容,一遍一遍的踢到摄像机三脚架,使摄像机一度晃动。除此以外,在摄像师拍摄过长生桥的过程中,民众围堵在桥的出口,为了一睹仙婆引路的对歌过程。为了保障游动机位摄像师的拍摄安全,导演用双臂围绕在摄像师身旁,让他留有一定的活动空隙,避免被民众拥挤,使画面不断出现晃动。

民众可能会在摄像机前过分展现自我,摄制组应有耐心的记录他者的行为过程。随着电视走入民众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电视了解到新闻记者的工作模式,特别是携带摄像机、录音话筒的群体往往被误认为是“电视台的记者”,因此民众在看到这类群体时,特别喜欢在摄像机前表现自己,以期待在某天能够在电视上展现自我。拍摄者经常被民众询问“是哪家电视台的”,民众在镜头前刻意的强调我“应该采访他”,随后其占据镜头向我介绍他的个人经历。除了民众之外,即便是经常接受采访的地方文化精英,也往往表现出对拍摄者采访的极大兴趣。这种现象也可以作为影像民族志的拍摄对象。对于民族志而言,所有的田野对象均可作为研究对象,当尚未成为报道人的他者闯入人类学家视野时,摄制组可以将他作为田野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进行一定程度的观摩。民众对于镜头的新奇,有时可能会为摄制组带来超越摄制组理解和想象的新思路,特别是在民众具有相当表现愿望时,他为摄制组讲述的部分信息也许是摄制组不知道的,这些信息可能在后续的剪辑过程中起到部分引证或者反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摄制组不能因为民众的“滔滔不绝”而感到厌烦,摄像机尽量保持开机状态,并尝试着录制与镜头前民众的互动。除此以外,在该民众进行自我表述过程中,摄制组还应相互配合,持续性关注其他民众此时的反应。在田野过程中,往往一个民众给予的信息可能在其他民众的面部表情中找到某种反馈,这需要摄制组共同配合,寻找民众表现出来的某种痕迹。

摄制组(人类学家)在前期田野调查工作中,要与被拍摄对象(报道人)展开细致的交流沟通,使其完全知晓摄制组的工作计划,避免拍摄现场拒绝合作的现象发生。当仪式主持人或者关键拍摄对象不配合摄制组工作时,需要有专人负责与拍摄对象进行现场沟通或者互动。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即前期沟通不到位,或拍摄对象现场过于紧张和焦虑、不习惯镜头拍摄,或对某个工作人员刻意表达不满。解决这种问题有几种方案,第一种是前期田野工作中人类学家需要与拍摄对象(一般为报道人)进行细致的沟通,得到报道人的拍摄许可,并尽可能的让报道人熟悉摄像机,以及摄制组的工作流程,只有前期沟通到位才能使摄制组开展切实可行的拍摄计划。如果拍摄对象对摄制组某个成员表达不满,经过沟通确认后,应尽快将其调离现场,进行其他场次的拍摄工作,或者将其调离拍摄对象的视线,辅助摄制组开展摄制工作。拍摄对象(报道人)对某个成员表达不满的原因有很多种,较有可能的是该成员可能在前期田野调查工作中触犯了报道人的某些利益,或者违反了报道人所属文化圈的禁忌,从而引发报道人对该成员的不满。解决这类问题的最佳方案是对全体摄制组成员进行民族学、人类学的初步教育,或者直接选用具有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背景的摄制组成员,在不违背田野规则的前提下,顺利开展摄制。

2.摄像师

摄像师是影视摄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主创团队成员之一,是将导演对影像的阐述有效展现在银幕上的助手,摄像师的工作将决定初始影像最终质量,因此摄像师在摄制组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民族志纪录片的摄制过程中,摄像师的责任是将导演(人类学家)对某个仪式或民俗的描述有效记录下来,并由导演(人类学家)组织剪辑组,最终拼接成一部影像民族志作品。在摄制过程中,摄像师理解导演(人类学家)对民俗中某些具体内容的详细阐述,并将该内容有效记录下来,为导演所用。导演所追求的某些具体内容恰恰是反应人类学理论研究层面的某些重要信息,如何把握导演所追求的理论层面,是对摄像师的人类学功底较为严肃的考核,也是对摄像师工作质量的直接反应。

摄像师在摄录过程中参与、不参与或部分参与体验被拍摄对象的日常生活。所谓不参与,指摄像师专注于影像创作,不参与田野工作。所谓参与,即摄像师参与全部田野工作,并负责拍摄。所谓部分参与,指摄像师拥有摄制团队的情况下,仅参与部分田野工作,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摄制工作。以上方法均存在弊端:若摄像师不参与田野工作,导演(人类学家)与被拍摄者进行交流、互动,摄像师作为第三方,客观记录该场景。这种情况下,导演或人类学家与被拍摄者进行互动,并默契合作,导演可以引导被拍摄者服从拍摄需要,以追求民族志纪录片对人的某种行为进行叙事和探讨。摄像师仅负责摄制工作,随时跟拍导演(人类学家)或抓拍被拍摄者的某些行为,但缺乏与被拍摄者的交流,可能由于误解或盲视某些文化事象,导致遗漏某些重要行为或展演现象,使影片缺少案例支撑。若摄像师参与田野工作,兼任导演或人类学家,在与被拍摄者充分的交流沟通情况下,开展拍摄计划。这种情况工作难度和强度较大,是大部分民族志纪录片工作者的状态,缺少团队支持、独立完成田野工作和摄制工作。摄像师参与田野工作过多占用了拍摄的时间和精力,不能专注于拍摄任务。由于田野工作需要,摄像师观察被拍摄者的行为的同时,可能需要与被拍摄者交流、观察仪式过程等事项,摄像师在掌控摄像机的过程中,眼睛不能始终停留在监视器上,拍摄效果差强人意(以徒手拍摄为典型)。缺少团队的支持,仅靠个人之力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活动场景,摄像师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使拍摄变得更加困难。若摄像师部分参与田野工作,导演或人类学家为摄像师减轻田野工作的负担,摄像师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拍摄。但由于摄像师的田野工作较少,对文化事象了解较少、不够充分,可能同样会导致对文化事象的误解和盲视。

影像民族志作品拍摄过程中,摄像师任何强度的田野工作都会影响拍摄。摄像师对田野工作的应答方式不同,使拍摄难易程度有差异。上文三种方案阐述了后果。相对参与和不参与两种情况,摄像师部分参与田野工作的摄制成功的概率较高。虽然民族志纪录片拍摄的内容可能为某种民俗,但该民俗的承载者是人,即摄像师在任何拍摄条件下都会不同程度的与被拍摄者进行接触。接触与否均存在利弊,但影像民族志作品追求对人的关注,摄像师缺少与人的沟通,使影片仅以机械化的形式展现,与影像民族志的拍摄初衷不符。若摄像师专注于人,容易导致对民俗中其他内容的忽视。当摄像师追踪被拍摄对象,并观察其行为时,摄像师的行为同时引起被拍摄者的关注。摄像机介入被拍摄者的生活,使被拍摄者可能会出现不适导致不配合,或者由于过分表现自我使影像过分夸张。摄像师作为田野点的“客人”,应适当与田野点交流互动,使田野点被拍摄者尽量配合摄像师需要,追求相对客观真实。摄像师与被拍摄者的接触,使其更准确的把握和了解拍摄对象,避免由于过分解读或误读,导致摄像师的“遐想”过多,出现镜头浪漫化或重点偏移至他处的倾向。因此,摄像师应适当关注人,即根据场景不同与现场产生适当的互动,认真学习该民俗,尽量完成拍摄任务。

摄像工作应尽量以团体之力完成。影像民族志作品虽然与普通影像作品有所差异,但其拍摄原理仍与普通影像作品相同,甚至在工作中可能出现相似的拍摄问题。例如,1、在拍摄过程中,摄像师工作过于、独立缺少互动,存在漏拍的现象。2、单机位拍摄造成视角过于单一,机位对现场记录不够系统。第一个问题一般为多机位拍摄。在多机位拍摄过程中,部分团队的协调能力较弱,特别是部分影像民族志摄制组成员大部分没有受过影像摄制训练,以至于用文本和想象来进行实践操作。

游动机位在拍摄过程中,可以承担起现场局部捕捉的职能。

某影像民族志摄制组由三机位组成,笔者主要负责主机位,另外一位民族学家负责侧机位,第三机位由尚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操作。主机位和副机位(侧机位)进行交叉操作过程中,第三机位(游机)没有对两个机位进行补充拍摄,既没有介绍摄制现场,也没有对拍摄对象进行局部特写,以至于第三机位的设定基本失效。为了弥补第三机位设定的缺失,主机位和副机位分别进行现场细节记录,特别是当拍摄现场分为两部分时,主副机位位于主场(室内),进行交叉拍摄;副场(室外)由第三机位负责,第三机位摄像师不懂得游动机位的灵活性,以至于副场存在缺拍漏拍的情况。主机位在拍摄过程中,副机位可根据需要替代主机位进行主场录制,由主机位使用长焦镜头将视角由室内延展向室外,对室外场景进行记录,但固定机位的缺点在于灵活性较差,视角较为固定,没办法进一步延伸拍摄。摄像机在摄制过程中,已经拥有拍摄主体,并且主体始终位于镜头核心位置并进行重要表演时,至少要保障一个机位在正常工作,主副机位在现场进行分工合作过程中,在不经过沟通的前提下不可随意放弃已经预先设定好的拍摄对象。在主机位和副机位对固定拍摄对象进行记录过程中,第三机位作为游动机位,可以对现场其他人和物进行捕捉拍摄。

民俗现场往往存在其他民众,他们的行为也具有观察价值,甚至他们的行为逻辑可能会促进人类学家找到解释他者世界的“钥匙”。在主副机位不能随时更换拍摄对象时,游动机位就必须记录民俗现场其他拍摄对象,从年龄、性别、座次等类别进行捕捉记录他者,以及从功能、象征等方面记录物。

人类学田野民族志记录工作与民族志纪录片摄录工作并不相同。传统的人类学田野民族志记录工作是由人类学家的笔来完成的。民族志纪录片摄录工作主要依靠摄像机来完成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记录方式,使传统田野工作与影像记录工作产生差异,在此情况下,对摄像师提出了不同于人类学家的工作要求:重在观察和记录田野,取代以往人类学家的重在观察和参与田野。与传统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工作差异还在于:当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时,他所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均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展现在书本上,即使有所遗漏,只要将该内容重新还原成文字即可;当摄像师所观察到的信息出现遗漏,摄像师不能将他所处的场景于银幕上再次复现的展现出来,基于此,对摄像师的人类学视角和灵活的摄像技术提出了更加严格和苛刻的要求。

注 释:

①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听巫婆讲述的故事。巫婆A 自称“仙婆”,女,60 岁,壮族。

②由笔者独立拍摄,单机位。

③此场景由笔者独立拍摄,单机位。

④笔者承担摄像师职能。

⑤笔者承担执行导演、摄像师、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者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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