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下四川省生育状况及意愿现状调查

王 红，聂 晶，尚 佳，白永莲，周群英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 成都 610000)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该生育政策的颁布对缓解老龄化、改善人口结构起着重要的作用。据相关统计结果分析，二孩政策对生育的促进效果远小于预期。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二孩政策的理解及实施亦有其差异性。了解本地区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生育现状、生育愿意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探讨其因，并探寻促进政策实施的有效措施。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

采用多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考虑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地理位置和民族分布等因素，于2017年9至11月，在四川省21个地级行政单位选择4个为一级抽样点，每个一级抽样点选择有代表性的2个县级城市作为二级抽样点，每个县级城市选择3个社区作为三级抽样点。最终确定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成都市成华区、眉山市、广元市4个区域为调查点。调查对象为孕一孩、孕二孩的育龄夫妇及育有0～6岁子女的夫妇，每个抽样点至少50名调查对象，问卷内容由育龄夫妇双方共同商定，最终均由育龄夫妇女方填写，每个地级行政区域至少300名调查对象。去除不合格问卷，最终收集有效问卷1 423例，其中成都市武侯区326例，成都市成华区369例，眉山市343例，广元市385例。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

1.2方法

利用自制问卷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教育程度、工作状况、生育情况)、生育二孩相关意愿等。

1.3质量控制

成立质量控制小组。项目开展过程中，每周进行调查问卷的质量控制，并抽查了10%在案的家庭，通过电话的方式对被调查人员进行访谈，了解研究人员对研究对象的调查等情况，合格率至少达95%。对不合格问卷调查资料及时予以剔除。

1.4统计学方法

使用Epi 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资料录入及一致性核查。应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所有变量均进行描述性分析，不同组间构成比、百分比的比较使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四川省的生育现状

有52.92%的家庭目前仅有一个孩子，正在怀二孩的家庭占12.23%，已有二个孩子及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占15.21%。各区生育状态有差异，成都市武侯区与其他三区的生育状态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三区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表1 四川省各区生育状态比较[n(%)]

注：☆代表武侯区与成华区比较有统计学差异(χ2=15.833，P=0.003)；▲代表武侯区与广元市比较有统计学差异(χ2=22.510，P=0.000)；◇代表武侯区与眉山市有统计学差异(χ2=12.189，P=0.032)。

2.2影响生育状态的相关因素

2.2.1不同育龄女性年龄层与生育现状

不同年龄层生育现状有明显差异，1979年前出生的育龄女性目前正在怀第二个孩子及已有二个孩子的比率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年代的人群，分别占16.67%、34.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9.371,P=0.000<0.05)，见表2。

表2 不同年龄层生育现状的比较结果[n(%)]

2.2.2育龄女性不同工作状况与生育现状

育龄夫妇中女方的工作状况与生育状态相关：目前正在怀二孩的育龄夫妇中，女方有工作占的比例最高(占13.13%)，曾经有工作，现在无工作正在求职的育龄妈妈其目前正在怀二孩的比例最低(占5.81%)；目前未怀孕有二个孩子的育龄夫妇中，女方一直未就业所占的比例最高(占30.30%)；

育龄夫妇中女方有工作状态与一直未就业的生育状态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982，P=0.035)；在进一步分析中显示，照顾孩子是导致女方未就业最主要原因(占77.92%)，见表3。

表3 女方工作状况与生育现状的比较[n(%)]

注：1有工作；2曾经有工作，现在无工作，正在求职中；3曾经有工作，现在无工作，且近期无就业打算；4一直未就业；★：第1组与第4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982，P=0.035)。

2.2.3育龄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现状

育龄夫妇女方的教育程度为初中教育程度，其夫妻怀二孩(17.82%)及有二个孩子(32.67%)的比率与其它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方为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育龄夫妇其生育现状与教育程度为初中、大专及本科的育龄女性有差异(P<0.05)，见表4。

表4 受教育程度生育现状的比较结果[n(%)]

注：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中技，4大专，5大学本科，6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第1组第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602，P=0.031)；△第1组第4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868，P=0.011)；※第1组第5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211，P=0.047)；☆第2组与第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6.797，P=0.000)；★第2组与第4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1.077，P=0.000)；◇第2组与第5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7.415，P=0.000)；▲第2组第6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607，P=0.004)。

2.3生育二孩意愿及相关影响因素

为进一步了解影响正在孕育一孩及已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其生育二孩意愿的相关因素，故对这部分人群(总例数为1 031例)进行生育二孩意愿调查。

2.3.1生育二孩意愿

各区域目前正在孕育第一个孩子及已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其生育二孩的意愿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发现，成都市武侯区与广元市、眉山市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4.132，P=0.001；χ2=8.019，P=0.018)，成都市成华区与广元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192，P=0.017)，见表5。

在1980-1989年间出生的夫妇生育二孩意愿相对其他两个年龄段最低(占19.58%)，1979年前出生的夫妇不想生二孩的比率最高(占65.69%)，出生于1990—1999及1980—1989年间的夫妇对生育二孩意愿更多的处于不确定状态，分别为38.82%及32.93%；不同年龄层生育二孩意愿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

表5 各区域生育二孩意愿比较结果[n(%)]

注：☆武侯区与眉山市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019，P=0.018)；▲武侯区与广元市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132，P=0.001)；◇成华区与广元市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192，P=0.017)。

表6 不同年龄层生育二孩意愿比较结果[n(%)]

2.3.2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相关因素

有21.24%的夫妇愿意生育二孩，其主要原因分别为：希望孩子有个伴(73.97%)，希望儿女双全(35.62%)，独生孩子风险太大(15.53%)；愿意生育二孩的不同影响因素在各地区间分布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7。在不愿意和不确定生育二孩的人群中，其主要原因是经济负担太重(58.99%)、没有人照顾孩子(39.04%)、照料负担太重(38.92%)，见表8。

表7 各区域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影响因素[n(%)]

注：1独生孩子风险太大；2希望孩子有个伴；3希望儿女双全；4很多亲戚朋友都生了或打算生二孩；5孩子是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6其他。

表8 各区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影响因素[n(%)]

注：1目前已是理想生活状态；2经济负担太重；3照料负担太重；4没有人照顾孩子；5影响本人/配偶事业；6配偶不想生；7现在的孩子不愿意；8多数亲戚都只生1个孩子；9身体原因，不宜生育；10自己父母/配偶父母不支持；11其他。

3讨论

3.1生育现状与生育意愿

在本调查中发现，四川省4个区域中目前有52.92%家庭仅有一个孩子，有二个孩子及以上的家庭占15.21%，正在怀二孩的占12.23%。出生年份早于1979年的夫妇，其目前怀二孩及拥有二孩的比率明显高于在1979年后出生的育龄夫妇，即16.67%及34.31%，出生年份在1990—1999年间的90后夫妇相对于其他年代的夫妇而言，其目前怀第一孩的比例最高(34.48%)；然而被认定为生育二孩最主要力量的80后(即出生年份在1980—1989年间)夫妇，其生育二孩的比例较低。经过进一步对各区的二孩生育意愿调查发现，仅有21.24%的育龄夫妇有生育二孩的意愿，且80后夫妇生育二孩的意愿最低(仅为19.58%)，其不想生的比率明显高于90后育龄夫妇。我国于1978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2013年提出“单独二孩”政策，直至2015年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群正是执行“二孩”政策的主要生育力量，但因“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大多数该年龄段的家庭处于“4+2+1”的家庭结构，这种家庭结构使得大多数夫妻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等多重压力，使得很多家庭从“不能生、不敢生”转变成了“不愿生”。在广东省的研究亦提出，72.6%的广东省居民理想生育子女数为2个，但仅有35.2%广东省居民明确表明打算生育二孩[1]。在2015年武汉市单独家庭二孩意愿的调查显示，生育二孩的比例仅占22.8%，有44.3%的家庭明确表示不想生育二孩[2]。张丽萍等[3]以2012—2014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进行测量发现，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低，明确打算生育二孩的单独育龄夫妇不到30%，而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单独育龄妇女超过40%。

本研究显示，成都市武侯区目前有二孩的家庭相对于较偏远的成华区及其他两个地级市所占比例最低(10.12%)(P<0.05)，同时该区域育龄夫妇愿意生育二孩的比例最低(15.81%)，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最高(52.17%)(P<0.05)。张亮等[4]研究曾提出，长期“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氛围对居民的生育意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不同区域间对政策实施程度、监管情况等均有差异，越是中心地带其监管越严厉、惩罚也越重，中心区域大部分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单位，受到监控的力度大，同时，不同区域受的教育文化亦有一定的差异，对政策的理解和实施有所偏差，对其生育现状和意愿亦有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充分了解当地情况及不同年龄层的需求，能更好地有针对性地开展促进“二孩政策”的政策支持及实施、鼓励措施。

3.2影响育龄夫妇生育二孩的相关因素

本调查发现，育龄夫妇中女方一直处于没有工作状态其目前有二个孩子的比例最高(30.30%)，而女方有工作其目前有二个孩子的比率最低(13.22%)。夫妇中女方没有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照顾孩子(77.92%)。在对主要照养人的调查中亦发现，母亲是儿童主要的照养人，特别在晚上。因此，生育对母亲的影响较大。在杨慧[5]的研究中就提出了生育已对四成以上城镇女性就业带来不利影响，比较生育过程对就业各层面的影响机理发现，城镇女性因怀孕而失去工作的比例最高，分娩对收入影响最大。除了对工作的影响外，生育二孩对母亲心理影响也很大。有研究提出，二孩孕妇曾经历分娩，以往痛苦分娩经历容易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6]。在王云霞等[7]的研究中指出，单独二孩计划妊娠妇女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较高。谷申森等[8]研究也发现二孩孕妇产后抑郁症的患病率较高，可达34.71%。本研究亦显示，有工作的夫妇其正在孕育二孩的比例相对于一方没有工作的夫妇较高(P<0.05)。因此，母亲作为二孩政策实施的关键点，关注母亲身心健康，保证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政策的落实。

育龄夫妇的受教育程度亦是影响其生育状态主要因素[9]。陈建平等[10]对上海市的生育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工作比较稳定、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收入提高的调查对象意愿生育子女数略高。但本研究发现，在四川省4个区域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夫妇有二个孩子及目前孕育二孩的比例较高，分别为32.67%及17.82%，而其他受教育程度人群更倾向于只有一个孩子。经过进一步分析显示，在不愿意和不确定生育二孩的人群中，其主要原因是经济负担太重(58.99%)，考虑到没有人帮忙照料的原因占39.04%，因照料过程中需要承担体力及精神的负担占38.92%。2017年1-9月，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四川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 198.14元，而对家庭而言，请一个在家照顾子女人员的费用平均为3 000元/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济的压力。很多家庭主要由老人来替代这份照料孩子的工作，有的家庭则选择母亲离职照顾子女，从而减缓经济及照料的负担。学历水平较低的人群工作的弹性更大，处于离职照顾儿童的可能性增加。目前城乡化一体化，促进城乡各个产业互动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基本教育及生活成本差异不大，故其孕育二孩的几率更高。对于工薪阶层人员而言，没有工作会进一步增加经济负担，家中的祖父祖母辈在二孩出生后年纪增大，而其又处于各自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家长来说很难分配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像照顾一孩一样照顾二孩。国家卫计委2016年1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近八成婴幼儿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其中近一半的祖辈感到“无可奈何”。特别是照顾过“一孩”的祖辈不愿再照顾“二孩”的比例上升，即便是心甘情愿看管孩子的老人，也因为年龄大、身体差等原因常常力不从心。因此，解决婴幼儿照料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推进二孩政策的落实。

在本调查中，有21.24%的育龄夫妇愿意生育二孩，其主要原因是希望孩子有个伴(73.97%)。同胞关系在儿童成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Dew等[11]的研究中就提出了兄弟姐妹一起成长对于儿童在以后生活中情感亲密的发展和维持非常重要，Keeton等[12]认为兄弟关系的建立对青少年心理结果有保护性的作用，兄弟关系对青少年心理预防和治疗干预有着突出的作用。因此，二孩的生育对儿童心理行为的成熟及完善有着积极的作用，这可作为鼓励育龄夫妇生育二孩的关键点进行宣传，从而促进二孩政策的发展。

综上，四川省目前怀有二孩及已有二孩的家庭比例较低，且大部分育龄夫妇对于生育二孩态度犹豫，其中来自经济和照料的负担是影响其生育的主要原因，要促进二孩政策的落实，需考虑到地域、育龄夫妇工作、年龄层、母亲压力及受教育水平等多个因素，才能更好的促进政策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