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中的儒家艺术教育思想

2019-01-10 03:31
齐鲁艺苑 2019年6期
关键词:颜之推颜氏家训性灵

王 伟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颜氏家训》被誉为古今家训之祖,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颜之推为颜氏子孙而写。全文分二十篇,其内容主旨跟古代圣贤之书类似,都是“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1](P1)。颜氏家族一直是以儒学成其家业,颜之推在《颜氏家训·诫兵篇》提到,“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遍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2](P329)颜之推本人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在家训中所阐述的教育观念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颜氏家训》中的“文章”“名实”“杂艺”“教子”“勉学”等篇集中反映了颜之推的艺术教育思想。颜之推继承了传统儒家诗教、乐教思想,既强调艺术的社会伦理与政治功能,同时也注重绘画、书法、音乐、文学等各门类艺术的情感价值,对艺术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都做了明确详实的阐述。

一、 艺术教育目的:“德艺周厚”与 “陶冶性灵”

《颜氏家训》中的艺术教育有明确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培养“德艺周厚”的君子人格,其次也注意到了艺术有陶冶性灵之功。“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3](P287)这是颜之推在家训的“名实篇”中所讲的修身之道,君子修身要做到“德艺周厚”,既要有高尚完美的德行,也要有周洽笃厚的艺术素养。传统儒家一直尊崇礼乐教化,重视艺术通过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心灵情感从而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孔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4](P99),把诗、礼、乐看成是培养君子完美人格的必要途径。儒家艺术教育典籍《乐记》明确指出德与艺的密切关系:“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5](P342)。颜之推将艺术作为君子修身的必要途径,把艺术素养与道德品行并置作为君子完美人格的必要构成,是对传统儒家诗教、乐教思想的继承。

传统儒家艺术教育思想带有较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强调艺术教育的内容要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实际上就是先善后美,将艺术教育当作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手段。颜之推所提倡的“德艺周厚”观念是对传统儒家艺术教育思想的继承。他在家训的“文章篇”中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6](P253)文章的思想性是第一位的,艺术性是第二位的。颜之推以此来批判南北朝时期那种只顾追求轻浮艳丽的形式之美却忽视思想内容的文风:“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7](P253)颜之推颇为自豪地提到,“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8](P255)。颜之推此处虽然谈的是文学创作,但从中能窥出他整个文艺创作思想的倾向跟传统儒家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他在家训中谈论文艺创作,实际上是教导家族子弟应该如何学习、创作和品评文艺作品,为他们规定了艺术教育的内容和目标方向。他告诫子孙:“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9](P253)文艺创作要有节制,以理制情,不可因追求俊逸之气而任意放纵。

颜之推强调思想性是文艺创作的第一要务,却也并未轻视文艺的艺术性与审美性。他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馀力,则可习之。”[10](P224)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的《典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文艺理论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对诗教的情感特征和审美愉悦性给予肯定和阐释。实际上,早在汉代成文的儒家乐教经典《乐记》也不断强调乐跟人之自然性情的关系。颜之推所说的“性灵”即是指人的天赋性情,文艺有陶冶性灵的功能,让人“入其滋味”,通过审美愉悦来陶铸心灵、塑造情感。自魏晋南北朝以后,文艺的陶冶性灵说在中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到了明代,袁枚提出的“性灵说”直接将抒发个人性情视为诗歌的本质特征。

文艺作品要达到陶冶性灵的目的,创作者首先必须具有一定的艺术天赋。“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11](P241)做学问是可以靠下苦功努力达到精熟,文艺创作却要凭借一定的天赋才能取得成就。其次,创作者在创作中要表达真情实感。颜之推提到邢子才对沈约的评价:“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12](P258)沈约写文章用典故,并不给人掉书袋之感,而是让人感到作者在直抒胸臆,因此也格外能够感染人。创作者将真情感赋予作品之中,才能打动读者,达到以情动人、引发性灵的作用。

在颜之推看来,文艺作品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做到“并须两存,不可偏弃”,才能有助于培养德艺周厚的君子人格,也能达到陶冶性灵的目的。

二、艺术教育内容:文学、书法、绘画、音乐

《颜氏家训》中的艺术教育思想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诗教、乐教思想,但在艺术教育内容的选择上突破了“诗”与“乐”的范围,涵盖了文学(诗)、书法、绘画、音乐等更多的艺术形式。

(一)文学:“既有寒木,又发春华”

颜之推的艺术教育体系中对文学教育最为重视。杨雄曾经将诗赋视为童子的雕虫小技,成年人不屑为之,不该为之。颜之推反驳道:

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鸱鸮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杨雄安敢忽之也?[13](P246)

颜之推指出,古代圣贤利用诗与乐来教化民众,儒家也将诗教作为培养仁人君子的必然途径,因此,他同样也推崇诗教,让家族子弟接受良好的文学教育。

那么,要选择什么样文学作品教育家族子弟呢?颜之推对他所出时代中一味追求绮丽形式的文学并不满意,认为应当学习古人之文,对时俗做出改革:

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疎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14](P254-255)

古人之文在思想内容与风格上要高于今人,今人之文对音律辞藻等形式之美的追求要比古人之文更为周祥,颜之推认为最理想的文学作品就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要“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就是达到孔子所赞赏的“尽善尽美”。他在家训中借齐代席毗与刘逖的辩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15](P251)

北齐时的行台尚书席毗清明能干,鄙视讲究辞藻的文学作品,将其比作向晨而结见日即殒的荣华,比不上自己这样的国家栋梁如千丈松树一般,常经风霜,却不会凋零。刘逖反问他:既能耐寒,又能春华绽放,两者都具备如何呢?席毗也不得不承认那当然是最好的。

(二)书法:“尺牍书疏,千里面目”

颜之推在“杂艺”篇首先教导后世子孙要学习书法艺术,理由是“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16](P536)。字如其人,一个人的字写得好坏,关系到给别人留下怎样的印象。颜之推受家学影响,对书法艺术也颇有造诣,他亲眼见过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真迹,发现后来历代书法名家的字体多是得自“羲之之体”,因此他将二王书法艺术视为“书之渊源”,家族子弟也应当学习二王之书体。他认为,两晋、刘宋以来的书法,还算端正,到梁武帝大同末年,有书法家开始改变字的形体或者写错别字,损害了书法艺术,北朝因长期经历战乱,书法更是变得鄙陋不堪。这样的书法就不值得学习了。

颜之推还教导子孙,书法学习不要过精,端正工整就好。一是因为以书法成名者容易让人忽视他其余的才能,就像王羲之和萧子云;二是因为精通书法艺术容易受“辛苦笔砚之役”,就像韦仲将和王褒。因此,他更是坚决反对家族子弟靠书法获得显达官位。

(三)绘画:“画绘之工,亦为妙矣”

颜之推对待绘画艺术的态度跟书法类似,要求家族子弟要学习绘画,因为“绘画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17](P547)绘画是种美妙的艺术,是士大夫阶层除文学外常常具备的一种才艺。连皇室也经常出现绘画高手。颜之推家中收藏有梁元帝的蝉雀白团扇和马图;梁元帝的武烈太子画人物特别逼真,令人称奇。由此也可看出,颜之推的时代评价绘画的标准还是以写真、形似为主。

然而,颜之推依然告诫子孙学习绘画艺术勿求过精,因为画工精妙的人“若官未通显,每被公私使令,亦为猥役。”[18](P547)颜之推跟当时的文人雅士一样,认为绘画可以成为贵族子弟自娱自乐的技艺,但若是跟画工一样受人驱使,就是一种屈辱了。

(四)音乐:“君子无故不彻琴瑟”

乐教一直为儒家所提倡。乐能让人保持内心的安宁和乐,一旦内心失去安宁和乐,就会产生卑鄙伪诈之心。因此,颜之推依然用“君子无故不彻琴瑟”来要求家族子弟接受音乐教育。自古以来的仁人名士都保持着对音乐的爱好,梁代初期,贵族子弟也一直有学习琴瑟接受乐教的习惯,但到了大同末年以后,世家子弟学习音乐的风气已然不存了,这让颜之推感到非常可惜,他为音乐辩护道:“然而此乐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虽变于古,犹足以畅神情也。”[19](P557)和谐雅致的古乐自是意味深远,今乐跟古乐相比虽有演变,但足以畅神宣情,这些都是子孙后代学习琴瑟乐器接受音乐教育的理由。

颜之推对子孙接受音乐教育所达的程度跟书法、绘画教育的要求类似:“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座,以取残杯冷炙之辱。”[20](P557)颜之推唯恐子孙因艺术技艺高超而被权贵看中并随意驱使,所有时时不忘提醒,可谓谆谆教诲。这应该跟他受“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传统乐教观点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乐记》的“乐情篇”中有云:

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门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辨乎丧礼,而后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21](P316)

颜之推作为受儒家思想熏染的士大夫阶层的文人,教育子孙后人要做处于堂上的有德君子,绝不能跟乐师、伶人、画工等受驱使的小人为伍。

三、艺术教育方法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谈及家庭教育的方法时并没有专门针对艺术教育,但他所谈的教育方法大多同样适合于艺术教育。

(一)“固需早教,勿失机也”

颜之推认为,人的教育要趁早。“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需早教,勿失机也。”[22](P163)人在幼小的时候,精神专注,学习效率高,速度快,一旦成年,精力被各种琐事分散,无法专心学习,因此教育孩子要趁早,不要失去恰当的时机。在颜之推所处的年代,士大夫阶层的子弟都是很早就接受教育,他对此非常赞同:“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23](P135)从这段话来看,贵族子弟从幼童时期所接受的教育至少已经包含了诗教,《诗经》是幼童必修学习的内容。

颜之推还以还借古代圣王的例子,提倡胎教。妇女怀孕三个月,就要注意“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24](P8)孕妇的所看与所听要符合礼乐要求,跟腹中胎儿一起接受艺术教育,受尽善尽美之艺术形象的感染和熏陶。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孕妇胎教以及儿童在幼儿期就可以接受各类艺术教育已经成为共识,儿童艺术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艺术家,而是促进他们心理、情感、智力、创造力、想象力等各方面的健康成长。可以说,颜之推对早教的提倡符合现代的艺术教育理念,放到今天也不完全过时。

(二)求教家人

颜之推在《教子》篇提到了父母在孩子教育过程中的作用。父母要对孩子严格要求,不能溺爱子女,让他们在该接受教育的时候及时请专业老师教导,并注意培养孩子的良好学习习惯。颜之推不主张父亲亲自教导孩子学习,“诗有讽刺之辞,礼有嫌疑之诫,书有悖乱之事,春秋有邪僻之讥,易有备物之象:皆非父子可通言,故不亲授耳。”[25](P14)这一点跟现代教育理念显然相悖,现代家庭教育理念将父与子之间的亲子教育视为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颜之推以“诗有讽刺之辞,礼有嫌疑之诫”等理由就认为父亲不该亲自对孩子们施行诗、礼等方面的教育,在今天看来显然是迂腐之见。

颜之推告诫子孙,在写文章时,可以先向家人请教,让他们点评之后,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可行后,再向外界发布文章。颜之推在《勉学篇》讽刺了一位并州的士族,他没有才华却爱做一些可笑诗赋,听人吹捧,他的妻子颇有鉴赏力,知道他的真实水平,哭着劝谏他,此人却以为自己的才华不为妻子所容。这种不肯听家人劝谏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只会让世人讥笑。

(三)幕贤与交友

颜之推认为,对受教育者来说,通过慕贤交友达到潜移默化的目的也是一种好的教育方法。 “与善人居, 如入芝兰之室, 久而自芳也; 与恶人居, 如入鲍鱼之肆, 久而自臭也。”[26](P121)人的少年或青年时代, 应该多去景仰攀附名贤,受到他们的熏陶,达到潜移默化的学习目的。名贤多是德艺周厚之人,年轻人跟他们交往,在艺术教育上也会受到好的熏陶,受益匪浅。

人独自学习容易孤陋寡闻,因此颜之推要求子孙要善于交友,交比自己强的朋友,在相互切磋所学技艺中,不断获得进步。

总的来说,《颜氏家训》包含了丰富的儒家艺术教育思想,它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家诗教、乐教思想,强调艺术的社会伦理与政治功能,同时也注重绘画、书法、音乐、文学等各门类艺术引发兴味、陶冶性灵的功能。当代中国面临着如何建构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艺术教育体系这一重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借鉴西方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更需要从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中汲取营养,《颜氏家训》中的儒家艺术教育思想能够为当代中国艺术教育体系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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