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法的奇篆①

杨 帆（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一、“穷经礼义”与“天性狷妙”

杨法，初名世法，事亲以孝，故字孝父，又字己军②杨法字己军，然各著录书或作“巳军”，或作“已军”，皆误。如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卷三、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作“巳军”；震均《国朝书人辑略》卷四、李放《皇清书史》卷十四作“已军”。杨法书画作品题款皆作“己军”，观其自刻白文印章“杨己军印”及篆书题款，字形为“己”甚明，则既非“巳”，亦非“已”。今人著录及诸论文延上述著录书之误作“巳军”或“已军”，乃以讹传讹，当正。，号石宬。据其书画作品中署款及印章，又字孝穉、己君、己父，别署白云帝子、孤云馆。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寓居扬州。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三月二十九日，卒年不详。《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二册著录杨法《隶书轴》，作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现藏故宫博物院，这可能是目前所见杨法有纪年作品中最晚的一件[1]。并且，此年之后，其行迹未见有记载者，故乾隆二十七年杨法尚在世，其卒或在此年，或在之后。

己军终生布衣，在其《告子》诗中，尝以“不士复不商，无荣亦无辱”[2]谂其子，此实亦己军之自况。就文献资料看，己军一生先后行迹所至，不过北京、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而中年以后，则主要往来于南京、扬州之间，寓居扬州地藏庵的时间为多，谋生以卖文、鬻书画为主。又与小山上人以及“扬州八怪”的金农、汪士慎、高翔相友善。且凌霞《天隐堂集》、杨钧《草堂之灵》、李佳《左庵一得续录》所列“扬州八怪”，皆有己军之名，故己军亦称为“扬州八怪”之一。“扬州八怪”在艺术上的一个共同特点，即皆擅诗、书、画。其中金农、郑板桥、高凤翰、汪士慎、高翔还工于篆刻，堪称四绝，己军亦然。

己军诗学汉魏，取法甚高，所作以五言古诗为多，“晚年自择平生诗九首刊于石，曰：可传已。余悉焚之。后人窃得其稿，茸之为《瓠尊集》”[3]。有萧镇者，曾得见此诗集并题七绝诗二首，有句：“及此秋灯读《匏尊》，盛唐风格杂西昆”[4]211云云，乃以盛唐诗的豪迈壮丽与西昆体的雕琢堆砌相比况。凌霞在《天隐堂集》中，则称己军：“诗情古淡惟古描，太羹玄酒非官庖”[4]212，意即是己军作诗绝不肯步履官样体式，古淡若太羹玄酒，古朴若乐府民歌，此正诗学汉魏之高度概括。惜《瓠尊集》今已不传，亦不知己军当日所择九首诗为何。其诗之见存者，有朱续曾《国朝金陵诗征》卷二三所收《洞庭玩月》等十一首，徐世昌《晚晴誃诗汇》卷八六所收《饮邻家作》等三首，以及己军篆隶作品中所书自作诗数首，于此尚可略见其诗之风采。此外，从吴森诗《送己军》句：“浇愁酒为怀人尽，卖赋金因结客轻”及高翔《送杨己军归金陵二首》句：“衿怀还放浪，不蓄卖文钱”可知，己军亦工赋、文，并且也以卖赋卖文谋生。

己军亦工画，可文献几乎未有其擅画之记载，故有的学者甚至对己军是否能绘事抱怀疑态度③《扬州八怪书画年表·序》：“关于杨法，年表中只收有书法而无其绘画，因为杨法流传下来的绘画作品实在太少，更未发现署有年款的作品。李斗《扬州画舫录》、凌霞《天隐堂集·扬州八怪歌》均说他工书法、篆刻，而只字未提及他擅长绘画，因此，杨法是否是一位画家，是值得怀疑的，即使能画两笔，成就和影响恐怕也远远不及其书法和篆刻然。”参见周积寅、王凤珠编.扬州八怪书画年表[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4.。相对“扬州八怪”其他画家，己军绘画传世者确乎极少。今日见存者，仅扬州市博物馆藏绘画册页《月季图》、《绣球图》与扇面《松鼠图》，及故宫博物院藏《写生花卉》册，皆勾勒点染，造型简练。由此知，己军擅长花卉，风格淡雅清逸，又能使诗、书、印与画和谐统一于画幅之中，交映成趣，相得益彰。“扬州八怪”中多数艺术家兼擅篆刻，己军亦如是，《广印人传》即载其精篆刻。其印章远溯汉铸印一路，近取程邃等人风格，功力颇深，惜传世者亦不多见。中国历代印风系列之《清代徽宗印风（上）》，首列程邃，而“扬州八怪”诸家亦在其列，所录己军印章计八方：“己军”“杨法之印”“杨孝穉印”“弘龙”“孤云馆印”“杨己军印”“杨世法印”“肖形”，皆其自用者，藉此略可窥见其印章之风采。

诗书画印四者之中，己军最工书，其篆、隶、行、草四体皆能，而尤称善者当属篆书。据《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九年（1744）五月，贺君召所建东园落成，大宴宾客，参加的书画家甚众，为园中题名者，便有己军；徽籍盐商黄氏所建黄园落成，亦请当日名士题匾题联，园中“柳下风来，桐间月上”八字，即己军所书；当日扬州名肆——伍少西毡铺题写匾额“伍少西家”四字，亦己军所书，而同被记载的名铺匾额只有明代书家董其昌所题“戴春林家”四字。又，河北省石家庄文物管理所藏己军《隶书周武王铭》，其上有己军老友心正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题长跋一段，称数年前在武林古玩店见己军书法二尺许，为好古者以数金易去[5]。这都说明，己军斯时声名与影响之大者，当在书法了。

可是，由于己军传世作品极少，并且有关他的文献记载亦甚贫乏，以致迄今为止，对其书法事以研究者甚少，专就其最擅长的篆书作讨论者，则更是几不可见。上世纪末叶出版的《扬州八怪研究资料丛书》，为“扬州八怪”研究成果较为全面之总集，其中《扬州八怪考辨集》仅见《汪士慎高翔杨法等家生卒考》[6]一文对己军生卒年作简要考述。而《扬州八怪评论集》[7]之“论书法印章”部分，所见研究成果以黄慎、汪士慎、郑板桥、金农、高翔为主，竟无一文涉及己军书印者。这对“扬州八怪”的研究，或说清代书法的研究，都是不够完善的。

《说文》心部：“怪，异也。”被称为“扬州八怪”的艺术家，“怪”应主要指他们的作品既异于书画史上的陈规旧范，也异于同时代他人的艺术风格，而皆自有创新，有强烈的个性面目。“怪”当然就不是说他们的言行绝对怪异或越出传统礼教和文人之矩度①李亚如《关于扬州八怪名称问题》：“‘八怪’人员的组成，有失意官员，有功名未就的名士，有依人作嫁的画师。他们有牢骚和不满，有时作些愤慨之言，但他们的行为和言论尚在一般常人可做可言范围之内，没有超越当时封建礼教的规矩法度之外。如郑板桥在他的家书十六通中，谆谆教导子弟遵守封建礼法，认真读书上进，称赞百川制艺，并无怪语。至于他做人为官清正，劝农济贫，别人也未因之称‘怪’。又如金农在其诗文集《金冬心集》中，多作佛家语，也无怪处。他以诗文见知于当地的盐政和地方长官，常常参与官员的宴会和作盐商家的座上客，何‘怪’之有？”参见郑奇、黄俶成编.扬州八怪评论集[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9:244.。被列为“八怪”的己军，其四体书尤其是篆书，便具有新奇怪异的特征，但是，若只就其奇异之表去高谈大论，而不知其所以奇异之里，无疑会阻碍研究的走向细致深入。实际上，这些被呼曰“怪”的艺术家们，不仅思想行为未为违逆正统，就连他们的艺术作品，也无一不具有坚实的传统基本功，不能因为他们在风格上的奇崛，便说他们的艺术形式美技巧可以不遵循艺术的基本规律，可以丢弃传统基本法则而突然创新。研究己军的篆书，更应作如是观。在“八怪”群体中，己军确属少有的工于篆书者。而书写古文字的书法，又绝非胸无半点学问、徒有笔墨技巧便可称善者。故在分析己军篆书的书写风格和创作方法之前，有必要就与他篆书密切相关的因素略费些口舌。

陈作霖《金陵通传》卷三九谓己军：“著述甚富”，可文献记载其著述仅《瓠尊集》，且未能传世，除此而外再无他著，似乎己军不能称之学者。没有著述不代表不从事学问，也不代表没有学力，由于当时材料的阙如，我们已不能确知当日的己军，其一生精力所致，是否不涉学问？而己军事篆之学力何在？从有限的材料中，尚可略窥其概焉。

在《告子诗》中，己军又以“既生必长成，既长必使学”“穷经礼义达，力耕衣食足”[2]训其子，此也可看做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对自身经历之写照。既得生，必当有所成，既得长，则必一心向学。而力耕以傭衣食，其基础便是要在知识上的穷诸经，在德性上的知礼义。那么，作为篆书艺术的创作，己军是如何使学的呢？从文献稀见之记载及对己军书法之评价看，他能识古字，在六书训诂方面当有过比较严格的训练。晚清学者王潜刚在其《清人书评》中，称己军颇精小学，其篆书可与清初书法大家郑簠相颉颃，所见楹帖卷册中，所书篆即多至五六百字者，皆无俗体，亦无讹字[8]1608。若言无讹字是书家写篆之基本要求的话，则作品中竟不用秦汉以后的新增俗字，对处于隶楷时代的己军来讲，必然于小学所下工夫非为浅显。此等功夫，作为篆书创作“使学”之基础，稍有古篆常识的人大概是没有异议的。

己军精小学，也不是抱几本字书如《说文》《玉篇》等看看如此简单。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卷三称其“精考证金石碑版”。己军三十七岁时，曾被身为大收藏家的友人吴文垐留在仪征寒绿斋中，赏玩鼎彝，考订金石，吴氏复以七律诗《斋中偶列雅玩，留杨己军茶话》一首纪其事。对有学力的书家来讲，赏玩与考证碑版的意义，不仅在于可开阔眼界，拓宽书法取径之范围，还可藉以考索文字，联系字书以证六书之所从来。近年研究己军书法而从未道明者，尚有一事当申明之。扬州盐商徐尚志家藏一古器，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名之曰：“周太仆铜鬲”，徐氏尝嘱画家华喦绘图，而摹篆文与作释文者，则己军也。后来己军之释文被淮安学者吴玉搢①吴玉搢（1698-1773），字山夫，江苏山阳（今淮安）人。乾隆十年（1745）岁贡生，晚官凤阳府训导。清代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著有《说文引经考》、《六书部叙考》、《别雅》、《金石存》，皆刊行于世。载入其《金石存》卷一中（图1）。《金石存》十五卷，成书于乾隆三年（1738）仲冬，计录篆书五十二种，隶书六十八种。其书之例，不摹图而皆列其铭文于前，解题于后，并详考出处，系以时代[9]。吴氏所载己军释文，署其器名曰：“乙卯鼎铭”，据其按语，知己军所考释文有三百四十九字，且未定其为何代之物②《金石存》卷一“乙卯鼎铭”条，吴玉搢按语云：“右鼎铭三百四十九字，文字奇古，不可尽识，即其存者，亦断续不成文理。唯‘隹王九月辰在乙卯’八字可读，亦无‘眉寿万年子孙永宝’等语。与它器铭颇不相类，不知其为何代之器。”参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经部`第1辑第30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5.。考嘉庆九年（1804）阮元所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得知己军当日所释铜器铭文，即著录于此书卷八据拓本摹入并署曰“散氏盘”者，只不过阮氏著录此器铭文有三百五十七字，较己军所释多出八字罢了③《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八“散氏盘”条按语云：“右散氏盘，铭三百五十七字，末一行蚀其半。器藏扬州徐氏，今归洪氏。制如盘，铭曰。《说文》：‘，也。古文亦鬲字。’此器有三足，与款足之鬲迥异，当是之类。许氏解䰙云：‘三足。’解云：‘三足釜。’字并从鬲，是鬲之属。今从钱氏《潜研堂金石跋尾》，定为盘。”参见续修四库全书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901:668.。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西周重器《散氏盘》，乾隆初年才出土于陕西凤翔，则今人所编己军年谱，将其考释此器系于雍正二年（1724），则误之耳。不过，由此将《散氏盘》的考释工作推前近七十年，而非始自阮元，这也是当澄清的事实。己军与吴玉搢年岁相近，可能当时彼此相识而有过从，至于其释文被著录于吴氏《金石存》之原委，由于资料的缺乏，尚待续考之。此事说明，当日的扬州艺术圈中，己军在金石铭文的考订上当属佼佼者为无疑。而考释先秦鼎彝铭文必以《说文》为津涉，则己军对《说文》是不可能不下工夫的，这对他篆书艺术的学术品位无疑具有积极作用。具备此般认识，才不至纯粹从审美的怪异上去解读己军篆书，以使研究相对近真，亦且深入。

书家的基本书路决定了其书法的基本风格面貌特征，同样，书家的基本性格也会决定其书法的基本气息与格调。在人生经历与思想行为上，与“扬州八怪”的其他艺术家相似，己军一生游历在外，命运多舛，洁身自好的性格使其不肯随人俯仰。其性情古淡，寡言寡笑，纵情山水，物我两忘。生活艰危困苦，饱尝冷暖而常常白眼看人，酒酣长啸而忽忽动辄谩骂。物有不平则鸣，文士多能韵语者，则发乎情于诗焉，故从己军的诗句及友人对他的赠诗中亦可见其性情之一斑。乾隆五十七年（1752），金农曾为己军作三体诗一首，称其“天性狷妙”，勾勒的己军形象是喜笑骂怒，豪气高迈④金农赠己军三体诗有句云：“怒割乖龙耳，笑除风后奸。何如君骂坐，豪气高桓桓。……三年出游万里归，白眼如君天下稀。曾闻祝融峰顶宿，喝月倒行霜倒飞。”参见张郁明、吴岭梅编.扬州八怪诗文集[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3:222.。《说文》犬部：“狷，褊急也。从犬、肙声。”形符为犬，以其性类犬也，则金农所见的，大略是一个性子偏急而固执的己军了。高翔与己军情好如兄弟，在《送杨己军归金陵二首》中，则称之“衿怀还放浪”[4]192，盖其怀抱古今，不受世俗之缚也。而己军的诗句，若“酒酣发长啸”“欢言同啸傲”，可见其恃才放旷；又若“天地寂以寞”“无言冷露白”，可见其孤寂冷言；又若“香刹逐幽寻”[2]“咫尺幽奇境”[10]，可见其寻幽览奇；他常常写景状物，物化性情，所描绘的多是孤云独雁、残月冷风、老树破籬、荒园寒山。此番性情，也许又使己军的篆书在保证学术品位的前提下，却又不走寻常故道，自辟蹊径而开出新的美学品格。

己军的艺术活动主要在扬州，而扬州因地理位置之优势，交通之发达，以及两淮盐运与漕运重镇而带来的商业繁荣，导致先后来此地的文人、书画家举不胜举。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外地来扬及扬州本地的知名书画家，自清初至乾隆末便有百数十人之多，皆各持一技，各有擅长，风格不一而争奇斗艳，堪称地域艺术文化盛极一时之典型。己军客寓扬州之时，正值乾隆元年（1736）至三十年（1765）这三十年间“扬州八怪”的黄金时代⑤据《扬州八怪书画年表·序》，“扬州八怪”的书画创作活动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即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雍正十三年（1735）的三十三年间，为初期；从乾隆元年（1736）至三十年（1765）的三十年间，为中期；从乾隆三十一年（1766）至嘉庆四年（1799）的三十四年间，为后期。而中期的三十年间，创作队伍最为强壮，老、中、青俱全，十五家亦俱在，创作的书画作品最夥，水平也最高，故称此期为“八怪”之黄金时代。参见周积寅、王凤珠编.扬州八怪书画年表[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2.。书家因所处的特定地域文化与某流派群体的艺术旨趣，在风格上自会受到影响或同化。“八怪”之中，己军的好友如金农、汪士慎、高翔等人皆工隶书，在篆书方面己军可谓独秀。但他们在艺术趣味上背离贵族化和所谓正统，或相互影响，或迎合盐商猎奇之好，这种风气对己军篆书的取向与格调多少都是有影响的。或许己军将不屑于陈陈相因的二李小篆，虽有康雍时期的小篆书法大家王澍也曾活动于扬州①《扬州画舫录》记载，扬州缙绅扁联，多出王澍手笔。熙春台上一层旧额“小李将军画本”，即其所书。雍正九年（1731）间，王氏曾为马秋玉书“天下第五泉”五字。参见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7:34、225、248.，但王氏追摹的那种圆匀规整的小篆道统，似乎为己军所不取。或许与他的狷妙个性一样，其篆书在审美品格上似乎也要去涉足离奇之境。并且，己军的时代，汉学未为风靡，《说文》学亦未成气候，四库开馆也是他殁后十余年的事了。因此，这诸种因素，使得即使与老辈的王澍或晚辈的学者书家同有学识的己军，在篆书上自然要走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至于己军的篆书究竟何如之，便必须就其作品而论了。

图2 杨法《五律诗四屏》（扬州市博物馆藏）

二、“篆法能兼包”

今日所见有关己军的资料极少，其遗存作品亦甚少，以致专论其篆书者竟不一见。研究清代篆书，或说对篆书创作理论之阐发，己军自是不可忽略的典型。在其自作诗中，己军有句“破砚力耕消岁月”云[11]，这说明他生前是力耕砚田而勤于书画的，惜其传世者较少罢了。相较其他书体作品，己军篆书之见存者在数量上稍多，且质量上亦较高。就其有纪年篆书看，既有四十九岁时所书《篆书诗文册》之见藏于南京博物院者，亦有六十四岁所书《篆书“长乐未央”镜片》之见藏于扬州市博物馆者。这反映出己军生前的篆书创作时间跨度大，其于书用工之甚者则必在斯矣。职是之故，便可从这些有限遗存的篆迹中，窥见其艺术风格及创作特色，并予以客观之诂评。

金农在赠己军三体诗中，称其“善奇篆”。《说文》可部：“奇，异也。一曰不耦。”其义为不寻常，另一义为奇数、单独。己军的篆书，若言风格之奇崛且独立特行，其篆法上的特点确是构成所以奇崛的重要因素之一。凌霞曾在《扬州八怪歌》中称己军：“篆法能兼包”，对己军篆书特点的这种看法，现在已被书界广泛认可。然而，这个所谓在篆法上能兼包的特点，由于历来未曾被研究者说透，导致对己军篆法之认识尚处于含混不清的状况。今举一例以证之，并藉此领略己军篆法所以兼包之由。

己军曾书有一件四条屏，未署年月，内容为自作五言诗数首，现藏扬州市博物馆（图2）。对于这件作品的书体归属，各著录书所称并不一致。比如，《中国书法全集·扬州八怪卷》彩版著录此件作品，定其为篆书；中国书法名家讲座之《篆书十讲》，在附入此作品时又定为草篆。在《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六册中，则被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成员定为隶书；在《中国法书全集》清代卷（二）中，亦被编者定为隶书；《中国书法》二〇一三年第五期著录此件作品，同样被编者定为隶书。所以出现如此之聚讼，似乎皆因己军在篆法上之兼包，而观者各持标准，便给出或隶或篆或草篆之称谓，故意见不能统一。今姑以“五律诗四条屏”为名，将其字形与代表篆文正统的字书《说文》相对照，列表如上。

表1 杨法《五律诗四条屏》与《说文》字形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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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署款“秋音社祭酒属，己军杨法书”，其字法特征和大小与正文如一，四条屏计有一百七十三字，去掉重出且字法相同者，列入表中与《说文》对照的，都一百四十三字也。有部分字形与《说文》重文同者，则只列重文字形，楷书则依《说文》字形的繁体楷书出之。由表对照，既可管窥己军篆法特征之一斑，亦可就此对命以篆书或隶书之名的理由作出辨析。

称以篆书意见者，大概以六书为标准，看到此幅中字实多为篆体。从字形结构看，表中约九十余字皆以篆体为主，占总字数的七成弱。其中，“恥”“冬”“色”“無”“誰”“江”“卽”“磬”“念”“佀”“物”“布”“各”“得”“卑”“有”“負”“厵”“艸”“造”“祭”“軍”等字，则纯依《说文》篆文，或说这些字形极少见于成熟时期的东汉隶书。有的字形则又不用《说文》正文，却与重文同。如“無”字，《说文》正文作“”，己军所写本于奇字“”。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窗”字，《说文》正文作“”，己军所写本于或体字形“”。“時”字，《说文》正文作“”，古文字形“”，楷书写作“旹”，己军所写与古文同。“”字，《说文》正文作“”，在沝部，其篆文从水，省作“”，己军的字形与篆文同。“厵”字，《说文》正文作“”，在灥部，篆文则从泉，省作“”，己军所写亦与篆文同。就连许慎著《说文》时未收而被后来的徐铉增入新附的“僧”“霞”二字，己军亦是出以篆体的。《说文》无“希”，但有从希声的“稀”、“莃”、“晞”等字，己军仍是以这些篆文的偏旁而写就者。此外，某些篆体不与《说文》同，却又见于传抄古文材料而被后人录入字书者。如“”字，《说文》正文作“”，从玉霝声，或从巫作“”，己军的篆体楷书写作“霛”，此字形不见于己军时代流行的搜罗奇文异体的字书《六书通》，却见于宋人夏竦辑录古文的字书《古文四声韵》，该书“”字下有隶古字形“”，录自《崔希裕纂古》[12]。又，“萅”字，己军所写省“艸”部，与《说文》异，却与《古文四声韵》辑录《王存人切韵》的字形“”同，《集韵》：“萅，古作旾。”由此看来，己军所写篆体皆有所本，这反映出他的篆书创作在篆法上的学术保证。其篆法既出自《说文》正文，也出自《说文》重文，还出自传抄古文材料中的字形，故篆法之所兼包，此当是原因之一，也是特征之一。

有研究者认为，己军的篆书虽本于小篆，但方圆并用，面目诡异多端，风格近于汉缪篆[13]。此看法稍欠妥当，其理由如下：一，己军所书篆体，主要依据于《说文》，构形方式本于《说文》而变，然变不失六书之本。而缪篆为汉六体之一，与秦八体之摹印相类，主要施之印章、镜鉴、碑额、瓦当等，其文在篆隶之间，其点画则篆隶相融，其体则隶而非篆，繁则损，少则增，故不尽拘于《说文》，甚有讹变六书者。由此可知，己军篆体在字法上与缪篆是颇不相同的；二，己军所书篆体在构形上虽本于《说文》，但结体却又无不变化。这种因变化产生的离奇感，与缪篆的平方正直并非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多数字仍具秦篆随体诘诎的特色，点画弧线与萦曲并不少于平直与劲折。又常常夸张变形，不遵《说文》小篆圆匀的分布，而肆意长短阔狭、疏密挪让之变，很多字皆呈极不规则形，故结体之新奇怪诞与虚实相生，也与印章上缪篆那种屈曲填满的充实感显然二致；三，己军的时代，辑录缪篆的专书尚未出。集汉印缪篆之专书，以桂未谷《缪篆分韵》为最早，此书先成五卷于乾隆末，嘉庆元年（1796）桂氏复增补遗一卷才得以刊行面世。尔后又有袁日省、谢景卿、孟召鸿者，成《汉印分韵》正集、续集、三集。这些缪篆字书都是己军不能看到的，他能见的，或许只有顺、康间闵齐伋辑、毕宏述篆订《六书通》所采录印谱上的缪篆。此书自出以来，治印者多株守之，然因其粗滥无据者不在少数，为历来学者所诟，己军似乎不会仅依托这样的字书从事篆书创作的。况且，对富于才情的己军来讲，即使《六书通》曾是他的工具书，又岂会去照搬而抄字书呢？虽然如此，己军因从事碑版考证，应是博观诸体的，他刻汉印，缪篆自可于斯概见，但他于篆刻所下功夫当不如篆书深厚，若言纯粹以汉印中文字去变化篆法，可能性似不大。因此，己军篆法兼包的特点之一，本于《说文》是主要的，藉以变化的基础，仍是《说文》篆文，纵然他同时也采纳缪篆易规为矩、易圆为方的方法，但在审美效果上却与缪篆有极大的不同，故不能简单以风格的近缪篆视之。

称以隶书意见者，大概以字法与笔法为标准，认为此幅字中隶体亦实不少。由上表所列己军诸字看，尚有不足五十字为隶体，才占总字数之三成强。其中，若“自”“到”“霜”“獨”“犯”“均”“久”“想”“數”“因”“書”“清”“長”“妻”“如”“河”“化”“任”“酒”“灋”等字，在六书与用笔上竟纯为东汉隶体之特征。比如，从“水”的几个字皆作隶书三点的写法，而与小篆“水”的写法截然不同。此外，不仅字法有隶体，且在布局上也是采用隶书那种字距大于行距的章法安排，名以隶书就不足为怪了。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愿意定此幅作品为篆书，因为隶体在作品中的出现并不占主要比重。举个例子来说，秦代虽有以李斯为代表的学者整理出的标准小篆，却也有在权、量上刻有诏书的铭文，一般称之“诏版文”。相对李斯所书诸山刻石，这些铭文写刻草率，某些写法就跟秦简上的隶书完全相同，这就和己军的篆书颇有相似。对诏版铭文的字体归属，亦复意见不一，或以为是秦代草篆，或以为是秦代隶书。但总体而言，这些铭文在字法上仍以篆体为主，是不宜看作隶书的，只不过可以从中看到隶书浸入小篆领域的杂糅状况罢了[14]。己军的篆书创作，亦可作如是观。

有学者称，己军以草作篆，且创造“简体篆字”[15]。这种看法亦欠妥当，因为己军所写，多数字在六书上是本于秦篆的，这些篆体是不能称之简体篆书的。而另一部分不与秦篆合的主要写法，却与成熟汉隶如出一辙，若把这些字都称作简体篆书的话，那东汉时期的隶书又岂可尽呼之简体篆书？如果己军是固以篆书进行创作，则这种以篆隶二体的直接杂糅，便是他在篆法上兼包的又一特征。但是，既为篆书，为何在作品中出现数量并不小的隶体？这大概又是己军作汉印可不受秦篆束缚观念之启示吧。元明以迄己军的时代，文人篆刻号为兴盛，要皆以印宗秦汉为大帜，雍、乾以来更是直入汉人之室。关于入印文字的六书之准，在当时约有三种看法：一是发挥缪篆增损假借的特点，固不必缚于《说文》，不必拘于六书，不独缪篆，甚至所有隶书皆可入印；二是认为缪篆之病在偏旁凑合，凡刻印必本于《说文》，《说文》所无之字不得入印；三是固以《说文》为习篆要书，凡作印当先检《说文》，知从某从某，可《说文》字画又全非汉法，故刻印当知变通，正不必受制于《说文》字书。从当时印家的实践看，当然是第一种看法的影响最大。印章一类缪篆，其字法受隶书影响，篆隶相杂往往都表现在各单字之中。而己军篆隶杂糅的创作方法，却是既有纯粹篆体，也有篆隶相杂，也有纯粹隶体，是在诸体各占比重的量上的杂糅，当然，前提仍是以篆体为主罢了。

己军见存的其他篆书作品，在书体定名上虽未有上述《五律诗四条屏》或篆或隶之混乱，但其篆法则一如是法，在六书与体势上皆亦篆亦隶，而以篆为多。在构形方式与布局上，亦无不见出他自己的匠心和创造。故合而观之，己军在篆法上兼包的这些特点，实际上也就构成了他篆书被称之为奇的重要因素。

三、“落笔众妙之妙”

书法的体势因用笔而生。己军篆法之兼包之奇崛，当然便与他的笔法不无关系。其篆书风格之所以被称之为奇，则笔法亦当是又一重要因素。至于笔法的特点，金农在赠己军的三体诗中称曰“落笔众妙之妙”，此即是说，己军用笔包罗万象，具有玄之又玄、众妙齐臻之境界。需说明的是，己军在篆法上虽主要本于秦小篆，遵守六书，但在用笔上却看不出对二李篆书有什么继承。他笔法的众妙之妙，或说用笔之奇，便是以不遵二李小篆正统为前提的。当然，并不是说不遵守二李小篆陈法便能出新格造奇境，新风格的产生往往赖于新技法对旧法的破除。己军用笔多方，含蕴深广，故其篆书或被视为草篆，或被视为缪篆，有说他取法《开母庙石阙铭》《禅国山碑》，也有说他规模《正始石经》，可谓众说纷纭。可这些看法只是一孔之见，都不能算作己军用笔之奇的全面概括。书家新风格的确立，新笔法的创造，其渊源往往不是一元的。己军篆书用笔之众妙，便须从若干方面作分析，方能接近其用笔之真。

图3 杨法《篆书“长乐未央”镜片》（扬州市博物馆藏）

融入隶书、汉篆笔法，当是己军篆书用笔的第一大特征。成熟的东汉隶书，其方折、波挑的笔法与秦篆迥然不同，而汉篆不仅字法讹变，其用笔的厚重甚至亦带波挑，都明显异于秦代官方小篆的圆匀一致。己军工于隶书，又致力汉人篆迹，使他具备以如此笔法写篆书的条件。桂未谷曾就目见的清初至乾隆时期三十余家擅隶者的墨迹，作《国朝隶品》，己军即在其品第之列，并称其隶书“如左手持螯，睥睨食肉人”[8]942。《国朝金陵诗征》《皇清书史》皆称其“工草隶”。这些评价，即是说己军之隶未守汉隶正法而变态势奇。实际上，己军的隶书既有取法《礼器》《华山》一路体势平稳而波挑甚明者，也有弱化波挑势若“左手持螯”者，其风格则类于金农的“漆书”。据金农的三体诗可知，己军对东汉《开母庙石阙铭》、三国吴《禅国山碑》当下过不小功夫。扬州市博物馆藏有己军六十四岁临西汉“长乐未央”瓦当及古玉勾铭，观其用笔，篆隶相杂，极具装饰意味（图3）。这就说明，己军在取法上是颇致力于汉人篆碑、碑额、瓦当铭文的。如此大量的融入隶书、汉篆的笔法去写篆，亦可称曰隶笔作篆，这就比乾嘉时期大篆书家邓石如的隶笔作篆还早了，不过二者之间却有本质的不同。邓石如隶笔作篆，是以隶书、汉篆的笔法去嫁接和改良二李小篆，主要方法是变纤细为拙厚，易提笔中含为顿笔铺毫，寓隶之方劲于篆之圆转，在审美效果上并未背离小篆婉通之规定，故这种隶笔作篆主要体现在笔意上的借鉴，精神格调上的融合，其用笔也就不能算是对小篆的突变了。而己军则直接将隶书、汉篆的波挑笔法去写篆书，字法虽是篆，笔法则隶笔甚显，甚至某些横向笔画几无异于典型的东汉隶法，顿折与波挑毫不掩饰，在审美效果上是以违背小篆随体诘诎为代价，故这种隶笔作篆更多的是在用笔形态上的融入，痕迹过重而略显生强，其用笔当然就是对小篆的突变了。若论高下，则石如高妙而己军稍逊。

融入古文笔法，当是己军篆书用笔的第二大特征。有学者认为，己军的篆书怪异，其用笔、结构都与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的《正始石经》颇近[4]217。此石经所刻内容为《尚书》《春秋》等，各字皆以古文、小篆、隶书次第列入，因之又称《三体石经》。其小篆在结构、用笔上与秦篆保持一致，而古文则点画头粗尾细，或两端锐而中丰，形若科蚪，这种文字通常又被称作古文科蚪，今日见存的古文写本材料如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各国的盟书、竹简皆如此法。书法史上常常有各出异代而书写风格酷似或相似的作品，但绝不能说这些作品之间必然具有因果关系，必然后出者受先出者的影响，其中巧合者不在少数。如果没有对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便会犯下主观臆测、抽样作证的错误。《三体石经》长期被掩埋，直到光绪年间才重现人间，虽己军的用笔确与这个石经上的古文颇为暗合，但如果说他一定取法过石经，证据是极不充分的。从己军篆书作品看，其点画不仅有隶书笔法的波挑，也有古文那种中丰而首尾锐的科斗状，某些笔画起笔露锋、中段加重、收笔顺势出锋，为典型的古文笔法。从字书角度看，许慎在《说文》中收有近五百字古文，今见宋本《说文》中的古文，除少数字形在写刻时依秦篆外，大部分都还是保持了古文笔法的特征。宋人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都是辑录古文的专书，清初以来流行的《六书通》，亦收录数量并不少的古文。这些传写古文的字书，己军都是有条件看到的，他的某些字法直接取于《古文四声韵》便是明证。虽然不能断言己军篆书中的古文笔法一定就受到这些字书的影响，或受到其他金石碑版中那些近于古文笔法的铭文影响，但可以肯定，他的篆书与秦篆和《说文》字头篆文那种丰锐亭匀、圆笔中锋、粗细一致的用笔不同，古文笔法占有相当的比重。

融入草书笔法，当是己军篆书用笔的第三大特征。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认为，己军的狂草殆不可识，姿逸而殊无笔法[16]。己军纯草书作品之见存者极少，《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六册著录其书法条幅一帧，为扬州市博物馆所藏，此作属行书而非草，字字皆不连，甚有静若楷势者，点画方劲，略具六朝碑版之意。不过，己军在其隶书、篆书作品中，常常以草书署款，恣肆放逸，然字间亦断多连少，字画体势宽展，波挑甚明，得章草意趣而但非狂草。这就说明，己军是工于草书的，而他写的这种章草在笔意笔势上都与他的隶书、汉篆、古文笔法有互通之处，那么，将这种章草糅合着诸种笔法去写篆书，便不是什么难事。故有的学者认为，己军把篆书写得屈曲流动，粗细幅度大，夹入草书笔法而新奇古怪，并直呼其篆曰“草篆”[17]。实际上，凡一切写得潦草的字都可称之广义的草书，如隶书的草写称之草隶，篆书的草写称之草篆。书法史上的篆书，从书刻程序讲，有刻铸铭文与手写体两大系统，一般前者应庄重仪礼之用而着意工整，如《石鼓文》与秦刻石皆是；后者应日常急就之用而不计工拙，如《侯马盟书》与战国竹简皆是，有的草书笔意甚浓，称之草篆亦未不可。书家写所谓草篆，己军当然不是第一个创造者，明代有个擅长篆书的大家赵宧光，其篆书融入草书笔法，亦称之“草篆”。可己军与赵氏的草篆在形式意趣上也是有区别的。赵氏自谓作篆无草法，便不得古雅，又谓其草篆乃任率所好，以续飞白之遗[8]326。其自信虽若此，而当时诘之者亦复不少，有的人甚至以见赵氏草篆作十日恶而难之。己军的草篆，只是融入草书笔意，使书写过程中的笔势更连贯，贯气程度较纯正的秦篆用笔高，却很少出现因草书用笔表现在点画间的游丝。赵氏的草篆，接笔简率，几于每字之中皆有游丝，飞白亦较己军为多。若论高下，则己军寓草意于篆之婉转，格调简古，赵氏则稍俗也。

以抖曲笔作篆，当是己军篆书笔法的第四大特征。己军的篆书点画，也经常出现屈曲扭动者，这是他的作品具有新奇怪异风格的原因之一。扭曲状的点画，是因行笔中增加的抖曲动作所致。二李篆书强调婉而通，行笔必圆匀一致，当然就不能有幅度过大的抖动。己军的抖曲笔，使其篆书具有一种奇崛生涩之美，使观者横生一种异于二李篆书的陌生感，岂不怪哉！岂不奇乎！其所以如此用笔作篆，可能受到三方面因素之影响：一是元明以来写汉碑多作啮缺剥蚀状的一种流风；二是文人篆刻兴盛以来，仿古印故作泐蚀以追求金石气的流风；三是金石铭文因风雨侵蚀或人为损坏造成的残泐断烂所启示。己军临习汉碑，工于印章，又广见三代以来金石铭文，在这诸方面的艺术感悟中，都可能使他受到启发，并将抖曲笔融入篆书创作，刻意去追摹那种饱含金石气的篆书之美。

综合观之，己军的篆书在篆法上融古文、秦篆、汉篆、汉隶为一炉，结字纵横交错，既有小篆之婉曲，也具隶书之方折，章法行密而字疏，得汉碑之遗，用笔则杂糅篆隶、古文、草书、抖曲笔法，其形式美创造确与陈陈相因的二李小篆迥然殊异，堪称篆书史上一个奇特的品种。台湾学者傅申曾见己军篆书联，竟脱口称之为“现代书法”[18]，这种“现代书法”却出自三百多年前一个布衣书家之手，亦足见其篆书之异于正统而多出新理异态。故对己军篆书风格之概括，与其说是草篆，倒不如以奇篆称之更为贴切。

可是己军殁后，其篆书给予后世之影响甚微，师摹其篆书者亦极少，比较突出的只有晚清扬州书家张镠①张镠（1769-1821），字子贞，号老薑，一号井南居士，江苏江都人。工篆隶，善画山水，兼长篆刻。性懒不修边幅，不饮酒而尝以诗代酒，每多佳句。著有《井南老屋集》、《求当斋集》等。命运多舛，不求闻达而穷老以终。。有人认为，“扬州八怪”的书法影响不大，在于这批艺术家大多只是地方名家，社会地位不高，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因为艺术之真价绝不以在朝在野，或以地位高下为分别，同样是布衣书家的邓石如，其篆书对后世影响之大实可与己军形成鲜明对比，便是明证。己军篆书影响不大，其原因当有二：一是他的作品传世较少，不具备后人广泛参考学习的条件，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二是他的篆书风格过奇过异，杂糅多方，这种风格的篆书，对书写者技法素养要求较高，故后世罕有步其轨辙者，亦非怪事。

活动于雍、乾时期的己军，其篆书之新奇，可看作是时代风气与个人审美追求合力的结果。他的晚辈，活动于乾嘉时期的篆书家若段懋堂、孙渊如、钱献之、邓石如等人，或为学者，或为职业书家，正当汉学极盛之时，《说文》学亦极发达，其篆书创作无一不受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而选择代表《说文》字头篆文风格的二李篆书为主要倾向。他的前辈，代表清初篆书最高水准的王澍，虽未逢《说文》学盛世，但在审美追求上仍是以继承二李篆书为大统的。在这前后两辈之间的己军，乾嘉《说文》学发达之前的己军，以其个性之奇，审美之奇，加以“扬州八怪”群体的交互影响，才创造出这样一个奇崛的、孤立的篆书风格，实非偶然也。

四、结 语

艺术价值的大小，绝不仅是以艺术家名气、影响的大小而决定的。衡之篆书史，己军的篆书可谓创新求奇极矣，但他在篆法、笔法上的多方杂糅，恣肆怪异，较之他同辈金农的“漆书”、郑板桥的“六分半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稍嫌拼凑造作，反伤于巧了。从正统篆书中来，未必不能出奇开新。较之己军，乾嘉篆书代表的钱坫、邓石如，前者创新在篆法，后者创新在笔法，都未曾背离当时继承二李篆书之大纛。己军背离正统，新奇过之而奇中之正太少，学之者鲜故而书学价值不甚显。故书家不论生逢何代，仍应在正统大道中去沉潜功夫，以正而奇，似奇而实正，才是遵循传统主脉的创作，才是书史上大家之书的共同特征。虽然己军之书自有己军之意义，亦不失其书史之价值，但己军之书只有其一，莫有其二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