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学科视野下的“传统”研究
——评弗洛罗斯《安东·布鲁克纳：其人其乐》

文◎刘禹君

长久以来，我们对安东·布鲁克纳及其作品既熟悉又陌生。围绕布鲁克纳交响曲的版本比较、音乐分析、接受史等方面的研究至今争议不断。1977年，欧文·林格尔发表了一篇题为《安东·布鲁克纳的心理探析》的文章，更是将“布鲁克纳形象”的争议推向了高峰。在这篇文章中，林格尔触及了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即布鲁克纳终身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其病症不仅根深蒂固，且有着多种表现症状。例如，林格尔认为，布鲁克纳童年时期的心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故导致其“成长受阻”（arrested development），这使得成年后的布鲁克纳“孩子气”、没有安全感、崇拜权威。①Erwin Ringel，"Psychogrammfür Anton Bruckner"，in Franz Grasberger，ed.，BrucknerSymposion Linz 1977，pp19-26.林格尔的论断颠覆了布鲁克纳“虔诚、质朴、天真”的传统形象。此文一经发表便激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

音乐学家康斯坦丁·弗洛罗斯甚至专门撰文反驳林格尔的论断，主要依据是林格尔在研究中所依据的史料与布鲁克纳的朋友、熟人所留下的“轶事”史料相抵牾。②弗洛罗斯的文章是1996年与曼彻斯特大学举办的第二次布鲁克纳国际会议参会论文，收录于参会论文集中，参见Constantin Floros，"On Unity between Bruckner's Personality and Production"，in Crawford Howie，Paul Hawkshaw and Timothy L.Jackson，eds.，Perspectives on Anton Bruckner.pp.285-298.弗洛罗斯主要质疑的是林格尔所依据史料的全面和有效性，林格尔在其文章中试图论证布鲁克纳根深蒂固的“不自信”的心理状态，而弗洛罗斯却通过布鲁克纳的学生和熟人留下的“轶事”资料，解读出他们眼中的布鲁克纳不仅是自信的，而且有着坚定的使命感。弗洛罗斯本人对布鲁克纳的性格评价有很大“弹性”，认为他的个性既“崇尚权威”又“自信”，这深刻地影响了布鲁克纳的音乐创作。在此文的基础上，弗洛罗斯出版了这本《安东·布鲁克纳：其人其乐》（Anton Bruckner：The Man and the Work），补充了林格尔文中缺失的史料信息（尤其是信件和“轶事”资料），并凭借自己扎实的“谱面”文本细读和多年的“语义学”理论基础，对布鲁克纳的生平及其作品进行了较为个性化的梳理与解读。该书于2010年被引入英语学界，不仅是对英美语境下布鲁克纳研究的重要补充，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视窗”，得以探视德奥与英美布鲁克纳研究的“学术生态”之异同。③Constantin Floros，Anton Bruckner：the Man and the Work，2ed edition，Eng，trans.Ernest Bernhardt-Kabisch，Peter Lang Academic Research，2014.本书尚无中译本。作者弗洛罗斯是汉堡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学术兴趣广泛，近期有多本著作被陆续译为英文。尽管本书的英译版本有些许错误，但整体译笔流畅，瑕不掩瑜。

弗洛罗斯以“马勒研究专家”的身份为学界所熟识。继20世纪70—80年代出版的代表作——三卷本马勒研究论著之后，弗洛罗斯仍然笔耕不辍，近年来有数本新著问世，且被陆续引入英语学界，进一步扩展了这位德国音乐学家的学术影响。在这些著作中，弗洛罗斯始终坚持自己的“语义学”研究路向，旁征博引史料文献，巨细靡遗地对贝多芬、马勒、勃拉姆斯、布鲁克纳、贝尔格、柴科夫斯基等作曲家的诸多作品中蕴含的“语义”，进行了切中要义的分析与阐释。

弗洛罗斯在“前言”中谈到，自己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爱上了布鲁克纳的音乐，此后不仅保持着数十年的兴趣，而且以林茨布鲁克纳研究所（Lin's Bruckner Institute）成员的身份，在奥地利、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做过大量有关布鲁克纳的学术讲座。在本书之前，弗洛罗斯曾于80年代出版的《作为艺术“对极”的布鲁克纳和勃拉姆斯》一书中展现过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而二十年后的这本布鲁克纳研究专著，更是凝结了弗洛罗斯对布鲁克纳的深刻认识和对其作品的独到体悟。

本书标题“布鲁克纳：其人其乐”极具“误导性”，乍看似乎是按时间脉络对布鲁克纳的生平与作品逐一论述的“老路子”，仔细阅读会发现本书行文目标明确、观点突出，并非面面俱到的通论性概述。全书篇幅不大，由“性格素描”“宗教音乐”和“交响曲”三大部分构成，每个部分又各自下设数节短小精悍的文章。这种体例架构不禁让人联想到卡尔·达尔豪斯和曼弗雷德·瓦格纳等德奥学者所特有的言简意赅、点到即止的写作风格。

第一部分“性格素描”以点带面地勾勒出布鲁克纳的性格特征，从封尘的布鲁克纳生平轶事中拉出一条线索，客观立体地勾勒出布鲁克纳的内心世界与精神之路。在第二部分中，弗洛罗斯论述了布鲁克纳最为重要的宗教音乐作品，包括最后三部大型弥撒曲（d小调、e小调和f小调弥撒）、一些短小的经文歌、《感恩赞》和《诗篇150》。对于弥撒曲的讨论，弗洛罗斯以信经的处理方式为切入点加以探讨，着重强调了李斯特的弥撒音乐创作对布鲁克纳的影响。最长的第三部分则留给了交响曲，探讨了布鲁克纳交响曲的风格来源（包括从帕勒斯特里那、加布利埃里到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柏辽兹和瓦格纳等作曲家对布鲁克纳的影响）；他在早期交响曲创作中所进行的风格尝试；以及他的“成熟风格”在早期作品中的体现等问题。

在第一部分中，弗洛罗斯开宗明义地指出，布鲁克纳的音乐并非“纯音乐”，他的性格和心理特征与其音乐创作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这一观点奠定了全书的基调。后面两大部分即从布鲁克纳的核心创作领域，对这位作曲家典型的“心理特征”（以布鲁克纳虔诚、坚定的宗教信念为中心）及其在创作中的具体显露进行阐释。

一、形象重塑：谁是布鲁克纳？

近几十年来，经过“实证主义”的兴衰和“新音乐学”的潮起潮落，西方历史上重要作曲家的个人形象、音乐风格与历史影响都获得了新的审视与评价，安东·布鲁克纳也不例外。

从布鲁克纳生前至今，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出于各自的立场，都对其生平和作品的解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夸张和扭曲。关于布鲁克纳的生平及其音乐创作的很多传闻已经成为陈旧而刻板的“标签”：他是贫困、质朴的乡村傻瓜，是神秘、虔诚的天主教徒，是作品被学生随意修改、盲从权威的谦卑作曲家……这些“传闻”都基于某些事实，但往往脱离具体语境、夸大其词，甚至在细节上存在谬误、以讹传讹，导致布鲁克纳的身份与作品的定位变得十分复杂。因此，澄清事实、消除偏见、展现布鲁克纳真实的形象，成为近年来学者们共同努力的目标之一。

弗洛罗斯此书难能可贵之处，正是建立在充分考察历史文献和细读音乐作品（谱面内容）文本的基础之上。这种在“显微镜”下抽丝剥茧、关注细节的写作态度体现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在此仅举几例。首先，是关于布鲁克纳“智识水平”的看法。与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勃拉姆斯等关注文学、哲学领域的作曲家不同，布鲁克纳几乎不读书，也没有写过具有反思和批判意识的论著，因此有人认为布鲁克纳在“智识”方面有所缺失。弗洛罗斯并不否认布鲁克纳不擅文论这一事实，但他通过解读布鲁克纳的医生留下的检查报告，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另一种面貌：布鲁克纳的兴趣十分广泛，而且智力远超一般水平。此外，弗洛罗斯指出，布鲁克纳在创作宗教音乐时，对“词乐关系”的处理巧妙贴切，展现出他丰富的想象力和理解力，不失为较高“智识”水平的展现（第11—12页）。其次，弗洛罗斯并不认同“布鲁克纳将同一部交响曲写了九次”这种说法，他认为布鲁克纳的每部作品（尤其是交响曲）都有独特的面貌（physiognomy）、个性和表达方式（第125页），并通过具体作品的探讨突显布鲁克纳不同交响曲之间的差异。

弗洛罗斯最引人深思的论述是关于布鲁克纳的“历史定位”问题，他在本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布鲁克纳是一位“革新者”（Progressive）。“革新者”曾是勋伯格用来定位勃拉姆斯的语词。勋伯格在大量文论中深入探讨勃拉姆斯的“发展性变奏”，并指出勃拉姆斯是对他所追求的“新音乐”有重要影响的“革新者”。尽管勋伯格很少提及布鲁克纳，但弗洛罗斯认为他在《音乐评价标准》中侧面表达了对布鲁克纳的看法。在此文中，勋伯格将勃拉姆斯典型的“发展性变奏”与瓦格纳的“模进”手法相比较，认为后者是“廉价的”“原始的方法”，而前者在变奏的同时确保了音乐的内在逻辑。可见，对受到瓦格纳手法强烈影响的布鲁克纳交响曲，勋伯格的评价必然也是负面的。

弗洛罗斯客观地指出，勋伯格的上述论断很难让人信服。“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开头所展现的瓦格纳式“模进手法”极大地丰富了和声语言与调性思维，倘若认为这种技术和“发展性变奏”相比是“原始的”，显然有失公允。同时，弗洛罗斯指出，评论一位作曲家是“革新”还是“保守”，是较为困难的问题，不妨通过史料去参考同代人对他的评价。因此在本书中，弗洛罗斯列举了几位布鲁克纳同代人的观点，来证实布鲁克纳的音乐创作是大胆而激进的。

的确，就像阿多诺在《新音乐哲学》一书人为地将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对立起来一样，勃拉姆斯和瓦格纳这一“对立面”也是勋伯格人为塑造的。而受到瓦格纳强烈影响的布鲁克纳，在勋伯格的著作中始终居于“边缘”。同样，在申克、阿多诺的论著中，布鲁克纳也几乎未被关注。造成这种评价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其中暗含着研究者的主观偏见，他们的评价标准并不适合布鲁克纳的音乐。换句话说，并不是布鲁克纳的作品缺少艺术价值，而是这些理论家出于个人喜好与立场而做出的选择、评价标准和目的不同。

事实上，始终有学者肯定并试图解读布鲁克纳的音乐风格和艺术价值。早在1925年，著名学者恩斯特·库尔特在其两卷本巨著《布鲁克纳》中提出“能量”理论，认为布鲁克纳的贡献在于他用瓦格纳式的音乐形式来塑造交响曲，这与古典交响曲通过动机发展来构建形式十分不同。布鲁克纳的交响曲结构主要受到能量逐渐“增厚”（intensification）的影响，库尔特称其为“交响性波形”（symphonic waves），并采用一整套术语和分析方法对其音乐形式的独特性加以论证。④see Ernst Kurth ：Bruckner，2 vols.，Berlin 1925.无独有偶，卡尔·达尔豪斯在其专著《十九世纪音乐》中指出，我们不应采用勃拉姆斯的“变奏理论”和结构原则去评价布鲁克纳的音乐，因为后者的音乐逻辑并非以“音高”为中心，而是以“节奏”为中心。⑤Dahlaus，Carl.Ninteenth-Century Music，Eng.Trans.by J.Bradford Robins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272-274.与这些学者相同，弗洛罗斯在本书中竭力呈现更为客观的评价标准，以此来重新审视布鲁克纳形象及其音乐。但他并没有借助新的理论框架或分析视角，而仍旧是基于传统性的研究，强调对史料的仔细考量和对音乐意涵的细致挖掘。

二、作为“宗教告白”的音乐：“心理传记”的构筑

弗洛罗斯在本书中塑造的“布鲁克纳形象”之所以生动鲜活，得益于20世纪末德奥布鲁克纳“新传记”写作热潮的影响。此前，布鲁克纳研究主要依赖的传记，是布鲁克纳的同代人奥古斯特·古雷里希（August Göllerich）所著的《安东·布鲁克纳：生平和创意形象》。⑥August Göllerich and Max Auer，Bruckner，ein Lebens-und Schaffensbild，4 vols.Regensburg，1922—1937.这部传记并未完成，后于1937年被马克思·奥尔（Max Auer）补充完整。古雷里希与布鲁克纳相识，因而掌握了详细的“一手史料”，这使得该传记长期作为唯一的权威性传记而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传记的权威性逐渐受到质疑。一方面，学者逐渐意识到由于古雷里希的“瓦格纳主义者”身份，其著作很可能有所偏颇。⑦“瓦格纳主义者”普遍于1883年（即瓦格纳逝世后）开始对布鲁克纳更加关注。古雷里希也不例外，他对布鲁克纳的关注几乎与瓦格纳逝世同时发生。他从小就“听说过”布鲁克纳，但直到1883年2月11日（瓦格纳去世前两天），维也纳爱乐演奏布鲁克纳《第六交响曲》的中间乐章时，他才“有机会与布鲁克纳建立密切联系”。1884年，他开始频繁旁听布鲁克纳的课，之后成为布鲁克纳正式的传记作者。参见Hawkshaw，Paul and Jackson，Timothy L.（eds.），Bruckner Studies，Cambridge，1997，p60.另一方面，几十年来的史料积累，也为学者们更新“布鲁克纳形象”提供了动力与依据。

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以特奥菲尔·安东尼采克（Theophil Antonicek）、雷纳特·格拉斯伯格（Renate Grasberger）、安德烈·哈兰特（Andrea Harrandt）、伊丽莎白·迈尔（Elisabeth Maier）和曼弗雷德·瓦格纳（Manfred Wagner）等为代表的德国学者重新系统性地搜集、分类、出版作曲家的信件、日历⑧布鲁克纳喜欢将自己的行程、计划，甚至创作构思写在日历上，而不是写出日记。、轶事、档案和图像等资料，并对布鲁克纳生平和性格等方面有了新的认知。例如，布鲁克纳生前并不是贫穷、不被人理解的孤独艺术家，他在晚年时不仅经济上是宽裕的，而且已经享有一定的名望。⑨Howie，Crawford，Anton Bruckner：A Documentary Biography，Vol.ⅰ：From Ansfelden to Vienna，ix，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2.布鲁克纳也不是一个笨拙的傻瓜，而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善于利用全部资源推进自己作品的上演和传播。⑩Constantin Floros，"On Unity between Bruckner's personality and Production"，in Crawford Howie，Paul Hawkshaw and Timothy L.Jackson，eds.，Perspectives on Anton Bruckner，p.288.

弗洛罗斯的这本著作正是借着重写传记的“东风”，在几十年来深耕细作的基础上，通过对布鲁克纳音乐作品的意涵解读探寻其心灵轨迹。同时，新的史料也为弗洛罗斯带来了更为客观的认识，而不同于早年写作者（尤其是英美学界）带有偏见的论断。⑪其他涉及布鲁克纳生平与作品的论著包括托维（Donald Francis Tovey）、辛普森（Robert Simpson）、菲利普·布拉德（Philip Brad）等人的文论。这些著作由于年代较早，行文中存有对布鲁克纳的一些偏见，目前已有所纠正。此外，以上几位均为英美学者，布鲁克纳在德奥语境与英美语境下的接受和研究有非常显著的差异，详细探讨可参见Horton，Julian，Bruckner's Symphonies，Analysis，Receptionand Cultur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04，pp.4-11.

笔者认为，《安东·布鲁克纳：其人其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从“心理探寻”视角展开的传记，或可称之为“心理传记”（inner biography）。本文开头提到，弗洛罗斯曾专门反驳林格尔的“诊断”，但值得注意的是，弗洛罗斯所质疑的是史料的可靠性，而不是林格尔的研究思路。本书恰恰同样沿着“心理传记”的思路展开，它的第一部分鲜明地凸显了这一点。林格尔文中谈到的精神紊乱、强迫症、情绪化和迫害妄想症等“心理问题”在这里不但没有回避，反而作为标题“高亮”展现，是典型的“心理传记”写法。事实上，弗洛罗斯近些年来的研究侧重点，除布鲁克纳以外，还对马勒、贝尔格、柴科夫斯基等人的“心理传记”进行“解码”式的探讨和批评性解读，不断“解密”他们的心理状况、个性特征和各自的创作之间的新关联。⑫弗洛罗斯涉及“心理传记”研究的著作还包括 ：Gustav Mahler：Visionary and Despot，Eng，trans.Ernest Bernhardt-Kabisch，Peter Lang Academic Research，2012；Alban Berg：Music as Autobiography，Eng，trans.Ernest Bernhardt-Kabisch，Peter Lang Academic Research，2013；Gustav Mahler's Mental World：A Systematic Representation，Eng，trans.Ernest Bernhardt-Kabisch，Peter Lang Academic Research，2016.

与普通传记写作相比，“心理传记”更侧重于作曲家的心理状况和思想意识。至于二者之间的差异究竟如何，弗洛罗斯并未展开探讨。笔者根据其具体写作推测，他主要是对书信、日记等较为私密性的材料和隐秘符号予以充分关注，建立新颖、细腻的叙事脉络。在《古斯塔夫·马勒：暴君与远见》一书的开头，弗洛罗斯通过一系列疑问展现出了自己的研究要点：“马勒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动机和目标？生平经历（包括个人经历、疾病、失望、失去所爱之人等）产生了怎样的心理反映？他对人生有怎样的认知？”⑬Gustav Mahler：Visionary and Despot，Eng，trans.Ernest Bernhardt-Kabisch，Peter Lang Academic Research，2012，p.7.这些疑问同样适用于对布鲁克纳的研究中。弗洛罗斯仅仅围绕布鲁克纳的内心世界、宗教信仰与其创作之间的关联展开讨论，这正是本书区别普通传记写作的关键。

尽管弗洛罗斯在行文中提及了“心理传记”写作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及其观点，但他几乎没有介绍“心理传记”这一学科的研究理论背景，也没有提出具有“洞察力”或建设性的心理传记研究理念，似乎这方面的信息都是“不言自明”的。⑭“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一词首次出现于1976年，它是心理学和传记学的交叉性学科。对艺术家的心理学研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弗洛伊德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一书，通常被视为心理传记学著作的开端。可见本书注重的是史料解读，而非学理探讨。弗洛罗斯本书“心理传记”的写作是结合作品文本的内涵阐释而展开，其优势正是在于史料与音乐文本的相互指涉与互动。

三、“语义学”视角的延续与困惑

布鲁克纳音乐创作的活跃时期，恰好是音乐史上著名的纯音乐和标题音乐美学之争的高峰。通常我们认为他和勃拉姆斯的交响曲都是“纯音乐”。弗洛罗斯不同意这一观点，甚至认为19世纪的纯音乐理念是虚构的，“没有能够摆脱心理、精神、社会维度的影响而独立存在的音乐，音乐总是反映创作者的个性和智识”。（第100页）

关于“美学之争”的文论早已汗牛充栋，弗洛罗斯在此重申这一“老生常谈”的美学论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该论题与布鲁克纳的早期“接受史”有关。布鲁克纳是被纳粹“第三帝国”利用的最为严重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音乐在纳粹意识形态基础上被加以曲解和利用，希特勒曾专门为其半身像敬献花圈。朱利安·霍顿说，弗洛罗斯的这本书正是对这种趋势的回应，“尽管本书对布鲁克纳与纳粹之间的关系保持缄默，但对布鲁克纳‘形式主义’美学的拒绝，也是对第三帝国美学观点的拒绝”。⑮Julian Horton，Book Review of Anton Bruckner：Persönlichkeit und Werkby Constantin Floros，Music &Letters，Vol.87，No.2（May，2006），p.328.

其次，这是对20世纪普遍崇尚纯音乐倾向的一种回应。由于20世纪作曲家反感浪漫主义者的“情感泛滥”，“标题音乐”被认为是劣质的、低端的。他们不但在创作中崇尚没有明确意义指涉的“纯音乐”，而且在论及19世纪作曲家时也倾向于将其“纯音乐化”。就连曾经在19世纪“诗化音乐”美学观念影响下的李斯特的标题音乐作品，也被剥掉其“内涵”的外壳，仅讨论音乐本身。反思这一学术倾向，是弗洛罗斯几十年来的一贯坚持，他希望将那些被故意忽略或降到最低的“音乐之外的意义与指涉”，重新找回，逐一讨论。

更重要的原因，“所有器乐作品具有音乐外的指涉”论断是弗洛罗斯“音乐语义学”研究的理论前提。从这一角度看，本书是弗洛罗斯马勒“三部曲”研究思路的延续。因而，他在《古斯塔夫·马勒与十九世纪音乐》中谈论的德国音乐学家舍林（Arnold Schering）和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等学者的“语义符号”理论，在本文中虽未重申，却同样适用。

本书在进行具体的“语义”解读时，论述注重细节、论据翔实，如其中关于《感恩赞》（Te Deum）与《第九交响曲》之间诸多主题关联的论证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书中有些语义解读并不具有信服力。例如，在谈及布鲁克纳交响曲时，弗洛罗斯赞同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观点，认为布鲁克纳的音乐作品具有“准语言特质”（quasi-linguistic quality），并在其作品中识别出八种不同的性格类型，逐一加以说明，据此弗洛罗斯得出结论，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就像“宇宙”一样，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因素在其中并存。然而，当这些“语言特质”被类型化归纳，便具备了普遍性意义。其中不少“性格类型”在19世纪其他作曲家的创作中均有所采用，如“众赞歌”这一因素就多次出现在门德尔松、李斯特和马勒等很多作曲家的作品中。那么，“语言特质”在布鲁克纳交响曲中的独特意义是什么？与布鲁克纳具体的心理或人生如何具体关联？这些问题弗洛罗斯没有进一步追问。

《第八交响曲》是弗洛罗斯重点解读的作品之一，他认为这部作品中所承载的“音乐之外的意涵”被严重低估了。比如，布鲁克纳本人确实曾为这部作品写过一则简短的评论，谈到谐谑曲乐章（第二乐章）应被理解为“德国米歇尔（German Michel）的一幅画像”。弗洛罗斯十分重视作曲家本人留下的信息，并进一步解读：“德国米歇尔”的形象，在19世纪的德国具有政治寓意。在17世纪之前，圣·米歇尔（St.Michael）被认为是英雄和力量的象征。当圣·米歇尔这一形象演变为德国米歇尔后，不仅象征着勇气，也代表着高尚的品格。因此，在19世纪的很多德国人眼中，“米歇尔”形象代表着德国人民的本质（第147页）。显然，弗洛罗斯的史料来源是可靠的，但推论略显单薄。这部作品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布鲁克纳本人政治倾向之间的具体关联十分模糊，我们很难证明布鲁克纳主观上有参与政治讨论的意图。如果弗洛罗斯推论的是德奥在19世纪下半叶普遍存在的政治隐喻，那么这一推论既无法与布鲁克纳本人的政治倾向建立紧密关联，也无法凸显《第八交响曲》独特的艺术价值。

以上两例显现出弗洛罗斯“语义学”研究的矛盾，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鸿沟。在我们对音乐外因素的“符号”或“语义”进行找寻与解读之时，究竟关注的是其“个性”还是“共性”？弗洛罗斯的“语义分析”是丰富的，但常常停留在寻找乐谱中的“证据”与关联，较少对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加以批评，不免让读者感到不够满足。笔者的另一困惑之处在于，弗洛罗斯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局部”的音乐材料，很少追踪一部作品整体视域下的艺术格局、结构框架和逻辑进程。然而，“部分内涵”的揭示是否能够代表“整体立意”的明确？细节的考察是否能够支撑大型交响作品的艺术价值？这些问题关乎艺术作品“整体与局部”的协调与联系，仍有待我们去深入思考。

结 语

尽管本书基于“音乐语义学”“心理传记”等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研究视角，但相较于20世纪末的“新音乐学”来说，诠释尺度和解读思路仍是保守而传统的。整体来看，弗洛罗斯的研究并没有为音乐的“语义符号学”提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框架，也没有阿多诺般不时闪现、发人深省的哲学审思。但他剪裁史料别具慧心，他的文字可读性强，这体现出他对布鲁克纳的音乐有着深入的理解。“语义学”解读本质是关注音乐语言潜在的意义指涉，其中所展现的丰富“肌理”和深厚底蕴，既立足于丰富的史料搜集和实证性研究，又在客观上反驳了单纯的实证考察或“形式主义”音乐分析，这与英美音乐学界领军人物科尔曼所呼吁的“批评”理念遥相呼应。但与科尔曼“多维度”的批评理念相比，弗洛罗斯的观察视角始终是聚焦的，即建立在自己几十年对乐谱和史料翔实掌握的基础上，孜孜不倦地构建细密的音乐“语义库”。客观地说，这既是弗洛罗斯学术研究的特色，也是其研究的局限所在。

关于布鲁克纳的学术研究仍然有着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近三十年来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布鲁克纳形象”越来越丰满和立体。弗洛罗斯的这本著作或许不能解决复杂的“布鲁克纳问题”，但作为近十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布鲁克纳专题论著之一，在更新充实了“布鲁克纳形象”的同时，也必将引发学界对布鲁克纳及其音乐做进一步探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