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的路径探析
——以山西省Y市PH社区为例∗

梁 洁

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不同于城市，必须探索适应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路径。传统乡村治理对社会资本的依赖度较高，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革，乡村出现“空心化”现象，社会资本大量流失，因此，重塑乡村社会资本不仅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可靠之途。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不同于城市，乡村是熟人社会，城市社会则大多是陌生人，因而不能机械地将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套用到乡村，因此探索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就成为当务之急。山西省Y市的做法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创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问题的提出：乡村治理困境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进行了全局部署，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但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村各种资源持续单向流入城市，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乡村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要彻底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探究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

当前，学术界针对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的路径进行了多种探索，主要观点包括：第一，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主要指农村合作社或者合作联社，通过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乡村社会公共物品，合作社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并成为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趋势。[注]王进、禹潇：《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研究》，《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7期。第二，培育现代乡贤，促进乡村善治的实现。现代乡贤包括从乡村走出来在外从政、从商、从教且有所成就者，在村民中具有较高威望的德高望重的人士等。[注]李建兴：《乡村变革与乡贤治理的回归》，《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通过培育现代乡贤，让现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能够突破乡村社会基层体制约束，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现代化。[注]张春华：《缺位与补位：乡村治理中的现代乡贤》，《重庆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三，完善基层政权组织，培育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我国的乡村实行的是自治，乡村自治中的基层政权主要是指乡镇和村级政权，通过完善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职能，培育和优化基层干部队伍，让基层干部成为乡村治理体系重构的关键。[注]刘伟：《基层干部：乡村治理体系重构的关键》，《国家治理》2018年第4期。

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原始的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丰富的社会资本可以减少交易费用，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乡村自治。社会资本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和核心要素。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乡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乡村社会资本存量大幅减少，导致乡村治理困境以及乡村凋敝局面的产生。

本文基于对山西省Y市PH乡村社区的调研，试图从社会资本[注]社会资本是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它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是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其特征为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重塑的角度探讨乡村治理体系的创新。

二、案例展示：乡村社会资本重塑的过程

PH乡村社区(注册为农村合作联社)于1998年成立于山西省Y市的一个小村庄，经过20年的发展，它的服务范围涉及2个乡镇、43个自然村，3 865户村民。它不仅与村民进行经济互助合作，也为辖区内村民提供公共服务，其主要业务包括土壤转换、农资统购、农业技术培训、城乡互助(农产品统销)、日用品统购、信用互助、不倒翁互助养老、儿童家长教育、手工艺传承等9项，带动其所处两个乡镇的乡村治理体系逐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趋于完善的原因在于，PH乡村社区推动了当地社会资本的重塑。

(一)乡村社会信任的重塑

传统乡村社会是基于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高封闭性与低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产生了较高的社会信任。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乡村社会经历了较大变革，社会信任感和认同度正在减弱。PH乡村社区通过娱乐文化活动、经济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等，促进了该社区人际信任、政治信任、组织信任、集体信任等乡村社会信任的恢复与重塑，推动乡村治理的发展。

第一，人际信任度不断增强。传统的乡村社会信任以血缘信任为主，PH乡村社区所在的两个乡镇也不例外，主要由几个家族发展而来，有一定的人际信任基础。但由于受市场经济思想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理念的冲击，传统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乡村社会出现人情关系淡薄、逐利倾向突出等信任危机。PH乡村社区的发起人ZB带领该组织的初期成员在一系列自发活动中逐步开启了人际信任的恢复与重塑之路。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1998～2004年)：人际信任初步恢复。发起人ZB通过为村民提供农资统购服务以及免费农业技术服务，不断加强村民之间的联系，村民之间的信任得以逐步恢复。第二阶段(2005～2012年)：人际信任日益强化。PH乡村社区注册为“农民协会”，围绕周围的43个村，开展经济合作、文化娱乐、环境卫生治理等活动，进一步扩大的服务范围在多样化的业务中进一步增强了村民之间的信任。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人际信任较为稳定。2012年之后，PH乡村社区注册为农村合作联社，组织发展进入平稳期，经过20多年的努力，PH乡村社区所在地的居民已具有较高的人际信任，主要表现为：“夜不闭户”式生活模式，居民几乎不怎么锁门，可以随意委托邻居和村民帮其照看家庭；合作式生产模式，村民在农业生产中进行合作，互相帮助；“依托信用”的内部资金互助，PH乡村社区每年会为村民提供无抵押的小额信贷，只根据借款者平时的信用状况来发放，这正是村民间人际信任的表现。

第二，政治信任逐步恢复。这里的政治信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村民对乡村基层政权的信任，二是乡村自治组织对乡村基层政权的信任。近年来，由于乡村贿选、乡村干部贪腐等行为屡屡发生，乡村也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PH乡村社区在恢复村民对乡村基层政权的信任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从而使PH乡村社区与乡村基层政权的相互信任与了解进一步加强。

第三，集体信任明显提升。集体信任主要指村民对村庄这个集体的认同感。PH社区所在的两个乡镇中，村民对于村庄的认同感近年来明显提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返乡青年逐渐增多。返乡青年回流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二是村民表现出较强的村庄自信与村庄认同感。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村民比较热爱自己的村庄，一讲到村庄都由衷地感觉村庄在逐渐变美、变强，在公开场合也愿意以“农民”的身份来介绍自己，这种“农民”身份的自我认同就是对村庄的认同，也是对村庄的一种肯定。

(二)乡村社会规范的重塑

传统乡村治理是一个基于乡规民约、道德文化等“非正式”社会规范的场域，随着乡土共同体的消解、乡土逻辑的变迁，乡村社会经历了巨大变革，传统非正式社会规范的约束力迅速下降，新的正式规范尚未完善，乡村治理缺乏有效的制度规范。PH乡村社区在发展自身业务与参与当地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不断恢复传统的非正式规范并促进正式制度规范的建立。

第一，非正式社会规范：“礼”与“道德”的约束力得以恢复。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注]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4、86页。“礼”就是传统，包括传统价值、传统文化以及基于传统形成的乡规民约。“道德”与“礼”不大相同，“道德”是基于社会舆论所形成的，具有外在的约束力；而“礼”是经过教化过程成为主动地服膺于传统的习惯，②具有内在的约束力。传统乡村社会是靠“礼”与“道德”所维持和治理的社会，形成了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而随着改革开放、城镇化进程等社会变迁，基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与规范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礼”与“道德”产生了冲击和影响，致使乡规民约、传统文化、道德等的约束力迅速下降，乡村社会秩序出现混乱。PH乡村社区在恢复与重建乡村“礼”与“道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良好的乡村秩序奠定了基础。一是在恢复传统手工艺中重塑“尊师重教”与“匠人精神”。二是通过培训和学习逐步恢复“孝道”等传统伦理价值。三是通过内生惩罚机制强化“道德”的约束力。PH乡村社区形成了一种内生惩罚机制，即不遵守传统道德文化的人不允许加入该组织，也不为其提供服务，尤其是信用贷款服务。这在“熟人社会”环境下，对村民产生了较强的制约，从而逐步恢复了“礼”与“道德”的约束力。

第二，正式社会规范：乡村自组织规范日益完善。PH乡村社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规范。首先，基于“礼”与“道德”建立自组织规范。PH乡村社区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与道德，在建立组织规章和宗旨时以传统价值为思想内核，体现在其入社条件、[注](1)户籍在本地或居住3年以上的居民，且有自耕土地者；(2)土壤转化1～5亩/户，且严格遵守土壤转化标准；(3)1亩土地须有500元现金配套方为1股(股金只享受分红不计利息)，以此类推，但每户社员的股数不得超过5股以上；(4)家庭生活垃圾需积极交费并认真分类；(5)孝敬老人，确保老人能健康快乐的生活(生病除外)；(6)正确引导孩子成长，保证不打骂孩子，且能积极鼓励并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7)不赌博，不偷窃，不上访，邻里能和睦相处；(8)自愿、自觉、自费参加农业技术培训(4次/年，5元/次)；(9)自觉参与乡村公益活动；(10)社员从正式入社获取社员证、股金证，并在联合社建立社员家庭信息档案和社员个人账户；(11)联合社将净利润的60%对社员进行实物返还，返还依据是社员与本社的交易额流量；(12)社员入社、退社自愿，进社后3年退股金，重新再入社需与退社间隔2年以上；(13)社员享受联合社综合业务服务；(14)非正式社员不享受3年后分红；(15)非正式社员与正式社员区别在于没有股金证，只有社员证；(16)非正式会员可享受与正式会员同等服务(资金互助除外)；(17)非正式社员入社标准同正式社员相同(资金现金入股可无)。服务宗旨、原则等方面，如其服务原则为“生活真实品质第一，经济互助提升第二”。该组织的发起人也十分重视传统价值与传统文化，对其成员产生了较大影响。其次，建立了现代组织规章制度。PH乡村社区经过几度更名与发展，建立起了现代组织架构，完善了组织的规章制度，包括明确的岗位权责、工作要求、社员管理章程等，对组织内成员形成了制度约束。

第三，正式社会规范：乡村制度权威逐步确立。在PH 乡村社区所在的两个镇子，制度权威逐步得以重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供给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重视“三农”问题，十九大更是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加强了对农村的供给侧改革，增加了对乡村的制度供给。同时，山西省Y市政府也不断加强了乡村治理制度改革与制度供给。二是村民对正式制度规范的认同感增加。村民逐渐认同并遵守正式制度规范，逐步恢复对乡村基层政权的信任。一是由于乡村的制度安排逐渐合理，制度确实为农村解决问题，符合农民的诉求，如当地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深得民心。二是由于基层政权与村民的沟通机制逐渐完善，基层政权如乡镇干部、村干部等与村民之间沟通机制，从“命令—服从”模式逐渐转变为“服务—被服务”模式，从“上级—下级”关系转变为平等关系，从而重构正式制度的权威。

(三)乡村社会网络的重塑

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每个人都处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但随着乡村人口的减少，乡村社会网络变得松散。PH乡村社区经过多年发展，不断修复乡村人际网络、扩大社团组织网络，从而推动形成了联系紧密的乡村社会网络。

第一，人际网络逐步恢复。由于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出，处于乡村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个人逐渐消失，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变得松散和断裂。近年来，PH乡村社区通过自身的发展，使得乡村“熟人社会”这张网络的节点不断增加，从而促进了当地人际关系网络的恢复。

第二，社团网络不断扩大。农村中的社会团体、农民合作社、自组织等及其活动是加深村民之间、村民与基层政权组织之间互动的有效平台，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大村民与公共事务的联系，可以实现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PH 乡村社区本身就是农村自组织，下辖20个合作社，虽然各个合作社的核心业务不同，但是合作社所服务的人群基本一致，合作社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使得合作社网络较为紧密交错，为村民提供了多元化的公共服务。

第三，外部网络日益增强。乡村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恢复与建立乡村社会内部的网络关系，也要不断加强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发展与扩大乡村社会的网络关系。PH乡村社区成功发展的秘诀正是不断加强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以及乡村发展的外部社会网络。PH乡村社区的外部网络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市场网络。PH乡村社区开拓了当地及全国各地的销售市场，加强了当地与外部的联系。二是资金服务网络。PH乡村社区的主要业务之一是生态有机农业，近年来，吸引了多个基金会为其提供农业发展资金。三是培训咨询网络。PH乡村社区已经成为农村合作社的标杆，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合作社与其进行交流，促进该组织融入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农村合作社网络中。PH乡村社区不断扩大的外部社会网络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增殖，推动了该组织的发展与成熟，也推动了乡村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学理分析：乡村社会资本重塑的生成机理

自下而上的重塑是乡村社会资本重塑的重要途径和内生途径。PH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重塑就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重塑模式，具有内生动力，提高了当地社会治理的水平，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关键人重塑：发掘与培育乡村能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的关键人提出了最有新意的要求：“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也就是乡村能人。他们在乡村振兴以及乡村社会资本的重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乡村能人一般具有较高的威望，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PH乡村社区的发起人ZB利用个人魅力，于1998年建立起以农资销售为主要业务的乡村自组织，在她的召集与组织下，该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在乡村社会资本的恢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组织重塑：建立以农村合作社为主的乡村自组织

近年来，由于乡村治理组织的缺位，维系乡村“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也在大量流失。因此，恢复并重塑乡村社会组织是改善乡村治理现状、重塑社会资本、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

乡村自组织在社会资本重塑中发挥联结纽带作用。自组织可以迅速吸引具有共同愿景的村民加入，增强社区凝聚力，促进集体化行动，扩大自组织的范围和影响，恢复和重建乡村社会信任、规范与网络。目前，农村合作社是乡村自组织的主要形式，以农村合作社为主的乡村自组织是乡村社会资本重塑的组织依托。PH乡村社区是自发成立的农村合作联社，维系组织发展的规则全部来自于组织内部，是典型的乡村自组织，经过多年发展，该组织的吸引了36名成员为其工作，服务于43个自然村的3 865户社员，其社员户数占比达到当地总户数的60%以上，充分发挥了乡村自组织的联结纽带作用，促进了乡村社会资本的恢复与重塑。

(三)价值与文化重塑：恢复乡村传统价值观与传统文化

乡村传统价值观与传统文化资源是村民共同的精神认知，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支撑，因此，恢复、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价值观与传统文化是乡村社会资本重塑的重要途径。

首先，在社会信任的重塑方面，恢复和保护乡村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文化可以使人们形成认同感、归属感，进而产生对家乡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恢复和重塑甚至强化乡村社会信任。乡音、乡情、乡风、乡俗是一个地方有别于另一个地方的标识，对本地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对其进行恢复与保护，可以使村民产生情感共鸣、增进彼此的信任，从而恢复和重塑社会信任。

其次，在社会规范的重塑方面，恢复和保护乡村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文化，可以促进乡村社会规范体系的建立。一方面，乡村社会的民俗习惯、节日庆典、人情往来、民间传统、宗教信仰等都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对人们的价值观、为人处世的原则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恢复与保护传统价值观与传统文化，有利于构建人们信服度较高的非正式规范体系；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村规民约是乡村社会成员基于经验、价值观等构建的一套制度规范，对村民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恢复村规民约的约束力、在村规民约的基础上加入现代法律制度，可以为乡村社会建立一套正式规范体系。

最后，在社会网络的重塑方面，恢复和保护乡村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文化可以不断加强乡村社会的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传统价值观与传统文化是容易让村民产生情感共鸣的一种资源，它根植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心里，对其进行恢复与保护，有利于拉近远走他乡的村民与乡村社会的距离，促进乡村社会外部网络的建立与扩大，从而带动乡村社会的发展。

(四)动力重塑：持续的学习与培训

学习和培训是组织成长的源动力，不仅可以使组织成员不断获得新知识与新信息、拓展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有利于组织成员在学习与培训中加强内部联系，增强组织凝聚力。PH乡村社区通过持续的学习与培训，不断促进乡村社会资本的恢复与增殖。

首先，学习与培训不断增强乡村社会信任。按照企业组织理论，PH乡村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通过团队持续学习，可以建立共同愿景，从而不断加强组织及乡村成员间的社会信任。早在 2005年，该组织就针对所处两个乡镇的妇女群体开展培训，目前，已经建立了多元、立体的培训体系，包括干事班、辅导员班、经济人班、心灵手巧班、技术大课堂、专业技术课、生命礼仪班、不倒翁班、儿童兴趣班等，通过不断深入的学习与培训，参与培训的成员对于该组织及乡村的认同逐渐增强，建立了服务乡村的共同愿景，恢复并增强了乡村社会信任。

其次，通过学习与培训逐步建立并完善乡村社会规范。PH乡村社区多年来坚持学习与培训，为组织发展获取动力，确定了以“服务—教育—再服务”的组织宗旨，突出了“教育”与“服务”的作用；同时，通过学习与培训，确立了坚持“真实生活品质提升第一，经济互助第二”的理念，并建立了以组织宗旨和理念为核心的规范体系。近年来，PH乡村社区在不断学习与培训中，获得了较先进的农村合作社管理理念与规范、乡村社会发展理念与规范等，并借鉴和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理念与规范，不断完善乡村社会的制度规范体系，让乡村社会治理有章可循。

最后，学习与培训逐渐扩大了乡村社会网络。学习与培训不仅可以增强乡村社会的信任与规范体系的建立，也能够不断扩大乡村的社会网络，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PH乡村社区为当地乡村社会扩展了外部网络离不开多年持续的学习与培训。一是为成员提供外出学习与培训的机会，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比如将成员送到北京等大城市参加国际性的农村合作组织会议、农业技术培训、乡村文明论坛等，拓展了外部网络。二是邀请外部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来为乡村社会提供培训。比如邀请当地政府官员、当地及全国的农业技术专家、农村暨农业领域的专家学者来为当地村民进行培训，在提高村民知识和视野的同时，加强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三是举办参与式、体验式培训等活动。比如近两年每年举办耕读夏令营、生态夏令营等活动，吸引全国各地的人学习体验当地传统文化，提高乡村社会的知名度，增加乡村收入，也不断拓展外部网络。

(五)路线重塑：密切联系群众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斗争形成的根本工作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群众路线是我党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永葆先进性的力量源泉。乡村自组织作为基层乡村组织必须学习和借鉴党的宝贵经验，坚持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和满足群众所需，才能将群众凝聚起来，恢复与重塑社会资本，促进乡村社会发展。

首先，通过密切联系群众，真正了解群众所需，提升乡村社会信任度。PH乡村社区在实践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了基于入户调查的工作模式，其工作人员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入户调查，充分了解社员的生态农业种植情况，对农资、技术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的多样需求，以及对培训内容的理解情况等，从而为社员提供一站式、多元化服务。通过每天与社员的接触、沟通与了解，提升了该组织与其社员之间的信任度，从而加强了整个乡村社会的信任。

其次，通过密切联系群众、树立纪律与规矩意识，有利于完善乡村社会规范体系。PH乡村社区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建立了严格的组织纪律与组织规范。如规定工作人员在入户调查期间不能随便在社员家里吃饭、不能随便接受社员赠送物品等纪律；同时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如孝顺父母，夫妻关系好，正确引导孩子、不打骂孩子等，他们明白只有这样规定并严格执行，一个组织才能可持续发展。PH乡村社区通过密切联系群众，深知必须尊重群众，严明组织纪律，从而建立了良好的组织规范，促进乡村社会规范体系的完善。

最后，通过密切联系群众、加强村民之间的联络，使得乡村社会网络更加稳固。PH乡村社区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以及基于入户调查的工作模式，不断加强与社员、村民之间的联系，恢复与重塑人际网络、组织网络与社会网络。该组织工作人员每天都与社员接触与联络，1位工作人员对接20组社员，每组社员包括6～8户村民，从而加强组织与社员之间的联络；该组织经常召集大家开会，交流入户调查的情况，共同讨论存在的问题，加强了组织成员之间的联络。该组织通过调查和了解所处两个乡镇的村民所需，不断提供互助养老、垃圾分类、儿童教育等公共服务，加强了组织与村民以及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络，不断促进乡村社会网络的稳固。

图1乡村社会资本重塑模型

四、结论与启示：社会资本重塑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注]朱娅：《构建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体系》，《学习时报》2018年3月5日。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借鉴上文案例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乡村社会资本重塑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

第一，社会资本重塑有利于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通过乡村社会资本的重塑，乡村社会信任度提升，乡村集体归属感与荣誉感增强，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与积极性提高，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之一；通过社会资本的重塑，乡村社会内部关系网络实现了从“原子化”到“组织化”的变化，农村合作社等乡村自组织逐渐建立，对于凝聚社会力量、化解社会矛盾提高村民集体行动能力、发挥村民的能动性与主动性、大幅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社会资本的重塑，乡村社会外部关系网络由封闭到开放，促进了乡村要素的流动，吸引了外部力量参与乡村治理，为乡村发展提供机会与资源，因此，社会资本的重塑有利于形成基层政权、村民个人、乡村组织与外部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治理主体格局。

第二，社会资本重塑有利于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完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完善是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2017年12月末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提出要“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完善乡村治理的各项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基于典型个案的扎根研究，乡村社会资本重塑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完善。社会资本的三个核心要素之一就是社会规范，乡村社会规范的重塑为乡村治理直接提供制度基础。首先，社会资本重塑可以恢复乡村非正式制度的效力与约束力。在乡村社会中重塑乡村传统价值、传统文化、村规民约等，将乡土治理逻辑与现代治理逻辑相融合，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权威，充实乡村治理制度体系。其次，社会资本重塑可以促进乡村正式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乡村社会资本重塑的过程中，建立与完善现代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规范也是其重要内容。正式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并结合非正式制度共同发挥效用，促进了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完善。

第三，社会资本重塑有利于乡村自治、法治与德治的融合。乡村是熟人社会，城市是陌生人社会，要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治理目标，就要从乡村是熟人社会这个大逻辑前提出发，以一种新思维、新思路探索中国乡村社会自治、法治与德治的综合治理之路。[注]张孝德、丁立江：《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六个新思维》，《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7期。乡村熟人社会区别于城市的最大优势就是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传统乡村治理对社会资本的依赖度较高，因此，重塑乡村社会资本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首先，通过社会资本重塑，实现基于社会信任与社会网络的乡村自治。随着乡村社会资本的重塑，社会信任度大幅提升，乡村社会内部关系网络逐渐恢复，村民集体认同感与归属感也得以提高并逐渐内化为村民的自觉行为意识，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内生动力。其次，通过社会资本重塑，建立基于契约、法律规范的乡村法治。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通过社会资本重塑可以建立和完善现代法律制度，提高村民法律意识，促进乡村法治。最后，通过社会资本重塑，恢复与促进基于传统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乡村德治。传统价值观与传统文化自古就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因此，乡村治理不是要另起炉灶建设一套新文化，也不是把外来的治理文化机械地移植到乡村，而是要在遵循村落价值体系基础上，沿着村落文化谱系，实现传统自治、德治与现代法治的融合。[注]朱启臻：《村落价值与乡村治理关系的探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