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偏离现象研究❋
——基于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两个汉译本的语料库分析

刘立香 集美大学

李德超香 港理工大学

【提 要】本文基于语料库对凡尔纳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两个汉译本的翻译偏离现象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1）两个译本都有明显的翻译偏离现象，薛绍徽译本具有较强的语际偏离倾向，而沙地译本则表现一定的语内偏离倾向；（2）两个译本的偏离类型不同，主要实现积极的人际功能，但同时也产生一定的消极人际功能；（3）翻译偏离的方向和程度跟译者所处社会的需求和译者自身的素质密切相关。笔者认为，译者要适时把控翻译偏离策略，促进积极偏离，扼制消极偏离，寻求偏离方向和程度的最佳平衡点。

1.引言

偏离（deviation）主要指偏离常规语言系统规则和用法的现象（Leech 1969）。偏离和翻译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视角：一是探讨这些非常规现象在翻译过程中的处理策略及原因（祖利军2007）；二是运用翻译理论（如钱钟书的“翻译距离说”）或文学理论（如赛义德“旅行理论”）来解释说明翻译偏离的原因（高圣兵、辛红娟2010）。

概括而言，有两种大的偏离现象。从偏离方向看，译本偏离原文的现象属于语际偏离现象，而译本偏离原创文本规范的现象可称之为语内偏离现象。目前研究多关注语际偏离，例如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已经引发广泛关注（许钧2003；董明2003；谢天振1992；2012；郭建中2014）。一般而言，翻译偏离研究多以个案形式展开，考察特定译本中某一类或几类偏离原文的现象，并对之加以批评和解释。对翻译偏离目前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肯定，肯定翻译偏离带来的积极效果和价值，例如有研究认为名物翻译偏离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李玉良2014：95），翻译偏离分析可用于指导中译英教学实践（龚锐2016），翻译的变异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形成（曹顺庆2018）；而另一种是否定，多视翻译偏离为误译或“翻译腔”，对之加以批评和纠正。对于翻译偏离的成因，译者的翻译能力和水平是必然因素，而历史语境也有推动作用（刘立香2016），也有学者（刘正光、陈弋、徐皓琪 2016）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译作的偏离现象进行阐释。翻译本质是社会活动，特定的社会需求和读者认可能够容忍甚至接受翻译偏离现象。但是，翻译偏离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翻译实践行为，其在译文中的具体表现、分类和原因等值得进一步挖掘。把翻译偏离现象的研究与具体的社会背景和文本分析结合起来，可更系统客观地描述各种偏离现象，为理论假设提供实证参考。

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著作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在中国已有几十个译本和编译本，对中国科学小说的诞生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第一个译本是陈寿彭与薛绍徽合译的《八十日环游记》（转译自英文1），这个译本是20世纪初翻译偏离的典型案例之一，不仅开启女性参与翻译实践的新篇章，而且还影响中国科学小说的诞生。之后，不断有新译本出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沙地译本，于1958年2月在北京出版第1版，并在之后多次重印，深受读者喜爱。这两个译本可谓代表了两个时代对翻译的要求。本文以法国作家凡尔纳的著作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及其两个汉译本为研究对象，参照英语译本和法语原文，对翻译偏离现象的类型、功能和成因进行讨论，揭示翻译偏离产生的一般规律及其影响机制，并启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要把控影响因素，调控翻译偏离程度。

2.研究问题

本文拟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两个译本所呈现的翻译偏离基本类型有哪些？

（2）翻译偏离的功能是什么？

（3）两个译本对比，翻译偏离有无差异？

（4）造成翻译偏离的原因有哪些？

（5）如何把控翻译偏离？

3.研究方法

首先，选择了四个文本作为对比语料：法语原文与译自法语的沙地译本、译自法语的Towle英语译本和译自英译本的薛译本，对各个文本进行校对、整理，各文本的基本信息如下：

表1 四个文本的基本信息

其次，对薛译本的偏离现象进行标注，一级标注符号下又包括二级标注和解释，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仅列部分一级标注符号及其意义，如WT（wrong translation误译），C（change改变），AD（adding more details in description添加细节），D（deleting删除），R（rewrite改写）等。对所标注的偏离类型进行统计、整理。然后，通过文本分析和语言功能理论，分析翻译偏离的功能。

再次，结合文本内外因素对翻译偏离成因进行深入讨论，分析影响翻译偏离的因素及其机制。最后，对如何把控翻译偏离提出建议和对策。

4.翻译偏离表现及其功能

通过比对薛译本、沙地译本、英译本和法语原文，笔者发现薛译本和沙地译本都呈现出一定的偏离倾向，但是偏离的主要方向不同：薛译本主要偏离原文，而沙地译本则主要偏离自身的语言系统，表现出形式化特征增强的趋势。

4.1 薛译本的语际偏离研究

4.1.1 薛译本的语际偏离表现

薛译本的翻译偏离主要是语际偏离，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微观的策略偏离、中观的篇章结构偏离和宏观的文化偏离，通过对薛译本全部三十七回中各种翻译偏离进行标注、统计，得出表2（见刘立香 2016：197）：

从数据看，虽然薛译本中无意识的误译占相当的比例（35.48%），但似乎并未造成大范围的前后矛盾。这也印证了“距离说”的基本观点，“距离造成译文对原文不可避免的偏离，只要这种偏离可以满足更高一级的要求，就可以被视作合理的偏离”（高圣兵、辛红娟 2010：114）。很明显，有意识的翻译偏离策略如添加、改写、删除、重写等是译者的主要策略，表现译者较强的翻译主体意识。

表2 薛译本翻译偏离表现及其数量

在微观层次，薛绍徽翻译语言中的偏离主要是策略偏离，译者采用添加、改写、删除、重写等策略手段，对原文信息重新加工，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来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在中观层次，薛译本的语际偏离主要是文体偏离，译者采用合并段落、添加标题等手段，把英文的章节体改成中国传统的章回体通俗小说；在宏观层次，薛译本的翻译偏离主要是文化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偏离，主要表现为归化、异化策略的大量使用。这三个层次的翻译偏离建构了一个新的语篇，发挥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语篇功能、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

4.1.2 薛译本的语际偏离功能

通过对比英译本和法语原文发现，薛译本语际偏离的各种策略主要体现在：在微观层面，改变故事主要人物的形象和关系；在中观层面，改变语篇结构；在宏观层面，表达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Halliday（1978）曾提出语言有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薛译本偏离形式不同，但结果类似，都产生积极的人际功能。

（1）人物形象语际偏离的功能

首先，译者的偏离策略改变故事的人物形象。故事主要塑造两个关键人物：福格和阿黛。法语原文所塑造的Phileas Fogg是个讲究效率和质量，做事一丝不苟，貌似有点呆板神秘的先生，作者多次（7次）用了mathématiquement一词描写福格古怪的性格和行为，而阿黛只是福格旅途中遇到的印度王妃，所占篇幅并不多。而在薛译本中，两个人物形象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变化最大的是老爷福格，薛译本在描写福格的外貌和心理时添加了很多细节，甚至改变原文的描写重心，适应译者的想象。在薛译本中，福格展示的总体形象是英武高大、温文尔雅、擅于谋划的一位儒雅老爷形象。例如：

例1法语原文：En somme,rien de moins communicatif que ce gentleman.Il parlait aussi peu que possible,et semblait d'autant plus mystérieux qu'il était silencieux.Cependant sa vie était à jour,mais ce qu'il faisait était si mathématiquement toujours la même chose,que l'imagination,mécontente,cherchait au-delà.

英译本：He was,in short,the least communicative of men.He talked very little,and seemed all the more mysterious for his taciturn manner.His daily habits were quite open to observation;but whatever he did was so exactly the same thing that he had always done before,that the wits of the curious were fairly puzzled.

沙地译本：总而言之，再也没有比这位绅士更不爱与人交往的了。他尽可能少说话，似乎由于沉默寡言的缘故，他的性格越显得稀奇古怪，然而他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一举一动总是那样准确而有规律，老是一个样子。这就更加引起人们对他产生了奇怪的猜测和想象。

薛译本：举凡赋税一切，又能默计盈绌，预先筹划，才智之过人如此，故世人无测其高深焉。

例子对比可见，法语和英译本都突出福格“神秘”、“精确”、“古怪”，薛译本中的福格与其他三个文本的福格判若两人，薛译本没有提到福格的精确和古怪，而是侧重其“高深”和“才智过人”，塑造的福格形象更加符合中国传统的儒雅老爷形象，更加注重形象的完美和权威性，可见薛译本的描述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文和英译本。

此外，阿黛在法语原文中并非主要人物，薛译本在描述阿黛时添加了大量外貌描写、心理描写、表情描写等细节，突出了阿黛中国式的美貌和贤惠的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来的形象。

其次，译者的偏离策略改变了故事中的人物关系。薛译本所描述的几个主要人物关系是福格和阿荣的主仆关系、福格与阿黛的关系、福格与维新会成员的关系、福格与非克士的敌我关系等，这些关系基本上都保留了原样，但是，福格与途中所遇到的Francis的关系与英法文本相差较大。英法文本中，两人刚开始见面时，Francis（佛兰诗士）对福格的评价并不高，英译本用了“古怪”“冷酷”“精确”这些词描述Francis对福格的总体印象，但是薛译本把两人的关系变成知己，译文偏离较大。

例2英译本：Francis Cromarty had observed the oddity of his travelling companion…and questioned himself whether a human heart really beat beneath this cold exterior,and whether Phileas Fogg had any sense of the beauties of nature.The brigadier-general was free to mentally confess that,of all the eccentric persons he had ever met,none was comparable to this product of the exact sciences.

薛译本：“胶漆相投，情孚意洽……两人奇癖相逢，几恨见晚，知己之感，非旁观所能窥测也。”

这些主要人物形象及其关系的偏离不是随意而为的，而是有明显的偏离方向，即中国传统特色，薛译本中主要人物的外貌、品行、关系都带上了中国传统雅士淑女的特征，反映了译者对中国传统精英阶层的认同。人物形象及其关系的语际偏离与读者的期待达到了一致，实现了积极的人际功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多处使用了这种有意识的偏离策略，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文故事的主要人物形象，使得译文故事的人物不论是在外貌，还是情态和品行方面，都带有中国传统社会人物的特点。

（2）篇章结构语际偏离的功能

薛译本篇章层面的语际偏离改变了英译本的结构，选择中国章回体小说的样式叙事。每一章都添加标题，用来说明章节内容。而在段落方面偏离最为明显，薛译本把英文1704段合并成了汉语222段，对段落信息进行重新铺排。在句子层面，也有较大程度的偏离，通过添加描写细节、改写叙述方式、变化主语、简化句子结构、重写对话等策略，大大改变原文句子的结构形式。篇章层面的变化突显中国传统通俗小说文体与西方章节小说的差异，也说明晚清时期通俗小说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译本的传播和接受。因此，薛译本篇章层面的语际偏离是积极的。

（3）文化价值语际偏离的功能

薛译本在宏观层面的选择主要体现为文化价值的选择。这种文化选择主导故事人物及其情节的塑造过程，投射到文本各个层次。在微观层次，文化选择偏离主要体现为外国人名和地名翻译的偏离。薛译本在翻译人名时，用方言词“阿”来称呼其中的人物“阿黛”、“阿荣”，这种归化的翻译策略发挥了积极的人际功能，拉近读者和人物的距离。而对于地名，译者主要采用异化策略，似乎疏远读者，但是在“欲读西书”的年代，异化的地名反而给读者一种想象，容易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探索异域风情和文化习俗。中观层次的篇章偏离也是这种文化选择的结果。文化价值选择的语际偏离同样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为核心，发挥了积极的人际功能。

可见，薛译本微观层次的偏离主要改变人物形象，中观层次的偏离改变语篇结构，而宏观层次的偏离改变文化价值取向，三个层次的偏离实现不同的语言功能，但是最终都达到积极的人际功能，促进译本的传播与接受。

4.2 沙地译本的语内偏离研究

4.2.1 沙地译本的语内偏离表现

沙地译本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翻译法语原作。从语际翻译看，该译本的忠实度显然比薛译本强。但是从语内历时比较的角度看，沙地译本似乎呈现语内偏离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沙地译本有形式化特征较强的趋势，如人称代词和“的”字的高频使用（利用软件Monoconc对分词并标注词性的两个译本进行词频统计，得出前17位高频词类），见表3：

表3 两个译本高频词排序

两个译本相差70多年，使用的语言规范不同，薛译本用的是浅近的文言，而沙地译本用的是已经成熟的现代白话，但是从词类总体排序可见，沙地译本所代表的现代汉语译本明显呈现出形式化特征较强的趋势。从语际翻译角度看，沙地译本对法语原作亦步亦趋，语际偏离痕迹较少，人物塑造和故事讲述都比较符合原著，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语际迁徙现象，已有研究发现，译本中使用大量的人称代词，具有类比显化的趋势（黄立波2008：454）。那么这种形式化特征发挥怎样的功能？

4.2.2 沙地译本的语内偏离功能

语内偏离的功能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功能。积极的语内偏离可以创造新的语言表达，产生一定的前景化效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消极的语内偏离则可能造成阅读负荷，影响读者的接受。从沙地译本的语内偏离看，译文的形式化特征产生一定的消极功能，其中“的”字的大量使用改变了汉语的松散结构，形成了多重定语的复杂句式。例如，“警察厅已经在美洲欧洲所有重要的进出港口布置了许多十分机警能干的侦探。”该句子主干成分是“警察厅已经在港口布置了侦探”，在“侦探”前面有一个较长的定语“许多十分机警能干的”，而在地点状语“在港口”中，则使用了四个定语，这种多重定语结构扩充了汉语结构的容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读者的认知负担。

4.3 两个译本翻译偏离的差异

薛译本和沙地译本呈现不同的偏离方向，薛译本主要是语际偏离，沙地译本则是语内偏离。但是仔细观察译本及其副文本信息，发现两个译本偏离的方向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的，薛译本虽然语际偏离现象比较普遍，但也存在一定的语内偏离痕迹，如地名异化；沙地译本虽然形式化特征明显，语内偏离较多，但也存在一定的语际偏离倾向。具体表现如表4：

表4 两个译本的翻译偏离对比

薛译本的翻译偏离以语际偏离为主，包括积极的语际偏离和消极的语际偏离，积极的语际偏离体现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突显中国传统的文化特色，符合读者的审美期待，有利于读者接受，发挥积极的人际功能；而消极的语际偏离，如误译，则降低译本的传播力。除了语际偏离，薛译本也有一定的语内偏离表现，如地名翻译的异化呈现的是语内偏离倾向，给文本增加了一些“译”味，激发了读者对外国事物的兴趣，发挥了积极的人际功能。

与此相比，沙地译本的语内偏离不同于薛译本，偏离的层次不是在词汇层次，而是在句子结构上表现出形式化的特征，这种语内偏离增加了句子的复杂性，因此具有一定的消极功能。此外，在沙地译本副文本信息中，译者有意识地对人物形象进行拔高，与文本中的人物描述并不完全一致。故事简介提到，“福克先生从伦敦出发，经过欧、非、亚、美四个洲，以坚定的意志克服了无数自然和人为的障碍，终于在八十天内环游地球一周回到伦敦，甚至还提前一天完成任务”（沙地1979：272）。以此突出了主人公福克“坚定”的形象。之后译者在“再版重校后记”再次提到福克作为“英雄人物非常英明高大的形象：相信科学，勇于实践，正直守法，平等待人，为了救人不惜牺牲自己的全部财产和生命”（ibid）。在简短的文字描述中，可看出译者放大了人物身上“英雄”式的性格特征，如人定胜天的斗争精神、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实际上，故事的主人公不仅内心慈善、做事规律、行动勇敢、头脑机智，还有一些看似古怪、过于机械、有点呆板的缺点，而且他不是为了“救人”而“牺牲自己的全部财产和生命”，而是为了赢得赌局。

综上所述，两个译本都有语内偏离和语际偏离倾向，但两个译本都试图在两种偏离之间寻求平衡点，薛译本更倾向于语内偏离，沙地译本则侧重语际偏离，偏离的主要倾向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译者自身的翻译能力息息相关。

5.翻译偏离的成因及其把控策略

5.1 翻译偏离成因

翻译偏离不仅是一种翻译现象或结果，从过程视角看，翻译偏离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行为，跟译者所处的社会、译者的翻译信念和水平等密切相关。

首先，翻译偏离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薛译本案例的成功表明了翻译与社会要求的关联：薛译本的选材符合大众期待，凡尔纳在中国的热潮推动了译本的接受；20世纪初的社会对译者翻译水平要求不高，而是对译者的写作水平要求很高，这容忍了薛绍徽的误译，同时激励了薛绍徽的翻译偏离；薛译本的翻译过程充分考虑到社会各个历史主体的需求和期待，呼应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同样，沙地译本的翻译和出版也跟时代背景紧密相关。首先，译作选材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在意识形态方面，“苏联对凡尔纳的认可”推动了凡尔纳在中国的翻译，符合当时中国文学翻译的主流趋势。“新中国成立后，凡尔纳再一次得到重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年轻编辑黄伊，注意到凡尔纳的世界声誉，特别是苏联对凡尔纳的认可，提出出版凡尔纳选集的设想。他表示，凡尔纳的作品可以大开青年的眼界，为他们插上科学和幻想的翅膀。当时的中青社领导纷纷表示支持，于是这套在凡尔纳中译史上很有分量的选集从1957年起陆续面世。译者阵容十分强大，范希衡、曾觉之、杨宪益、沙地等名家都承担了翻译工作”（李广益2015：46）。而且，从文本功能看，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具有科学教育功能，符合建国后的建设需求，翻译工作也得到当时主要领导的认可和支持。因此，沙地译本的翻译和出版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次，翻译偏离与译者自身的水平和身份相关。前期研究发现造成薛译本翻译偏离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为了增加译作的语言美，二是为了满足多层次读者的需求，三是发出译者自己的声音，四是历史语境的推动（刘立香2016：199）。很明显，前三个原因跟译者的作家身份有关。薛绍徽本人精通诗书，自己著有诗集，语言功底深厚，对语言要求很高。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在描写人物样貌、心理和人物关系等方面，译者都采用了添加手段，增加了译作的语言美。而且，薛绍徽所处的时代重视写作，甚至把翻译视为写作，这样的时代要求给了译者创作的空间。因此，薛译本的语际偏离特色与时代要求和自身素质相适应。

同样，沙地译本的翻译偏离也体现译者自身的翻译标准和信念。译者在“再版重校后记”提到自己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和对读者的考虑。“新长征开始的1979年新春，应出版社要求怀着劫后余生，重上征途的心情对译文作了进一步校订，力求接近前人提出的‘信达雅’标准和原著那种简明流畅，为青少年所喜爱的风格”（沙地1979：264）。沙地译本整体上比较忠实原著，符合“信达雅”的基本要求和出版社“原著那种简明流畅”的风格。

两个译本翻译偏离倾向不同，影响因素却类似。社会对翻译的要求和译者自身的素质是影响翻译偏离的主要因素：译者对社会要求做出判断，其选择和决策明显受时代制约，同时，自身的水平、信念和素质直接影响了译本的生成，社会要求和译者自身两大要素相互影响，很难剥离。

5.2 翻译偏离的把控策略

译者要适度把控两种偏离倾向，就要对社会需求做出准确判断，分析翻译过程中各个主体的需要，提高自身的翻译素养，积极把控翻译偏离程度和方向，做好翻译工作。

首先，译者可采用积极的翻译偏离策略，如添加、删除、改写等语际偏离策略，以及创造新表达方式等语内偏离策略，实现积极的人际功能，促进译作传播和接受。

其次，译者要扼制消极的翻译偏离，包括消极的语际偏离和语内偏离。适度减少消极的语际偏离，如误译现象；同时适度控制消极的语内偏离，如汉语翻译语言的形式化倾向，减少偏离目的语规范的现象，减轻读者的认知负担。

最后，译者要寻求翻译偏离方向和程度的平衡点。在语际翻译方面，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译者要以读者期待和社会需求为依归，适度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采用适当的语际偏离策略促进人际功能的实现。而在语内偏离方面，要注意偏离的层次：在词汇层面，适度的语内偏离可增加译作的新鲜度；而在句子结构层次，则要避免生成过度复杂的句式。

6.结论

翻译偏离是翻译现象，也是译者有意识的策略选择行为，往往呈现语际偏离和语内偏离两种倾向。语际偏离主要表现为对原文信息的改写、添加、删减甚至误译等，而语内偏离就本研究而言主要表现为汉语翻译语言形式化特征加强的现象。通过翻译偏离策略，两个译本都达到了译者的翻译目的，实现了积极的人际功能。翻译偏离有度，翻译偏离的程度与译者和作者的时空距离无关，而是与社会需要和译者水平直接相关。译者要积极对社会需求和翻译标准做出准确判断，适度把控翻译偏离的方向和程度。

注释：1 根据罗列（2008：164）和郭延礼、郭蓁（2009：40）考证，《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不是源自法文，而是由M.Towle和N.D'Anvers的英译本转译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