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与当代价值

裴恒涛，王爱华

（1.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贵州遵义563006；2.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贵州贵阳550023）

遵义会议是长征的画龙点睛之笔，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集中体现。针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表述，各界已有探讨和研究。本文主要结合习近平总书记遵义会议会址考察谈话精神，结合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的新形势，从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生成、科学内涵及时代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深刻理解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遵义会议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意义。

一、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生成

革命精神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产生于一定的时空背景。伟大的历史产生伟大的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的生成与遵义会议前后及遵义会议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密不可分。

1. 遵义会议精神的产生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密切相连

毛泽东较早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进行了艰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五四运动到遵义会议，毛泽东始终站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前列。毛泽东先后创建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制定了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在反“围剿”的斗争中，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又从军事斗争的实际中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军事斗争策略，那就是：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战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诱敌深入，慎重出战，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兵力，打速决战、歼灭战。依靠这些作战原则，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的多次“围剿”。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这些实践与理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长征初期，毛泽东等利用担架行军的间隙，同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达成共识，促成通道会议转兵贵州、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改变战略前进方向，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危险计划，北渡乌江到黔北遵义去开创新苏区，并召开会议，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2. 遵义会议精神的产生是长征初期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的必然应对结果

中央红军万里长征从江西瑞金、福建长汀等地一路走来，党和红军经历了各种超乎常人想象的磨难，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到达遵义前夕，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6万人锐减到不足3万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敌军围追，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生存环境十分险恶，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长征初期，掉队、开小差等现象时有发生。长征初期由于解释工作不够，部分人对前途迷茫，开了小差。如陈云向共产国际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指出，长征初期“由于没有进行解释工作，一部分青年战士和个别人开了小差。这种情况发生在湖南。这些青年战士不明了我们转移的目的与前途。这给苏区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说明在革命的低潮时期，由于主客观原因，部分红军战士掉了队，开了小差。

3. 遵义会议精神的产生与遵义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及遵义会议等系列会议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红军转兵贵州，进占遵义，乃至召开遵义会议，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形成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与遵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相关。总结起来就是：山多路险，地瘠民贫，军阀军政力量弱小，国民党统治基础薄弱。当时，贵州作为有名的穷省，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称。穷苦的老百姓，人们都称呼为“干人”。当地鸦片种植、吸食泛滥，不仅富人吸，不少穷人也吸，军队也抽鸦片，所以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几乎都是双枪兵，一杆步枪再加一杆鸦片烟枪，战斗力弱。此外，贵州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当时贵州由军阀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四个派系统治。王家烈虽为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名义上侯、蒋、犹三部属其管辖，实际上他们并不听从王家烈的指挥，各自拥兵霸据一方。遵义会议前，红军利用国民党军及黔军的弱点，迅速占领遵义城及周边各县战略要点，红六团乘胜进占遵义城，红四团驱残敌直抵黔川边境，占领桐梓北端的松坎；红三军团截断贵阳至遵义交通，扼守乌江北岸；红五、红九军团占领湄潭、凤冈等地，构成东南侧翼防线。以遵义城为中心的新苏区根据地基本形成。再加上遵义城良好的群众基础条件，红军之友社等群众组织支援红军，拱卫了遵义城的安全，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有利条件。1935年1月15日-17日为期三天的遵义会议，因军委有许多日常军务处理，一般在晚上进行，一直开到深夜。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同志在回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时曾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2]

二、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

遵义会议形成的革命传统、孕育的宝贵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体现在遵义会议的历史过程当中，遵义会议前后及遵义会议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真理和道路的点滴生动诠释了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

1. 坚定信念，勇于在自我纠错中达到中国革命的新胜利

遵义会议的酝酿、召开过程到精神传达，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危难时刻的坚定信念。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危急时刻，以解决中国革命最急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为目标，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行动，体现了日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务实精神与化解自身危机能力，把党和红军从极度危险的局面中解脱出来。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经过湘江血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严重削弱，特别是湘江血战之后，中央红军力量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一些人对革命前途产生动摇，开小差现象不断出现，前途未卜。但中国共产党的广大领导干部以及红军指战员面对革命的低潮和险恶环境，未消极避让和悲观绝望，以对正义革命事业必然胜利的使命感，纠正革命中的错误倾向。从中央红军进入湘黔边界的通道开始，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为代表坚持正确军事路线的同志一路争论、讨论，寻求中国革命转折之道，如李聚奎指出长征初期的毛泽东虽身处逆境，仍时刻关注着党中央和红军的安全，湘江战役后，毛泽东“在行军途中，今儿找这个谈谈，明天和那个聊聊，不断和大家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和进军的方向问题。逐渐形成了改道贵州的正确意见”。[3]这些说明毛泽东在通道转兵、避免红军前往湘西进入敌人设置的包围圈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亦说明，作为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受害者之一，在长征开始时已被剥夺党和红军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在革命事业遭受挫折的危急关头，未消极沉沦和隔岸观火，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以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以对无数革命先烈开创的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直面困难与挫折，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寻找成功之道，拨乱反正，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贺子珍回忆，“来到遵义后，毛泽东忙极了，抓紧时间做同志们的工作。”“晚上回来得更晚，也不敢马上睡觉，还要爬在桌子上写一阵”。[4]遵义会议决议中也进一步表达了共产党人在挫折面前对革命胜利的坚强信心和信念，指出：“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源泉，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并发出“胜利必然是我们的”[5]豪迈号召。以上说明，遵义会议召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凭着对崇高革命理想的矢志坚守，酝酿、准备、召开遵义会议，党中央和红军得以转危为安，中国革命得以转败为胜。

2. 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遵义会议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湘江之战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刻，“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损失，为广大党员干部及红军指战员所认识，并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情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基础上，科学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军事失利的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以及从中国国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品格。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建立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惨痛教训基础之上的。1935年1月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全面统治达四年之久，在遵义会议时才对其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系列严重失败，使得其严重危害性愈加暴露，革命队伍中多数人从亲身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其严重危害性。正如刘伯承指出：“还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中，大家对三次‘左'倾的打法有意见：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6]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否定了博古把红军反围剿失败归因于客观上敌人力量的强大，认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红军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认为单纯防御路线来源于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遵义会议上进一步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特点的军事路线，即采取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3. 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正确处理与其他国家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如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决议，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进入共产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7]加入共产国际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执委会的一切决议，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积极和消极并存的双重影响。遵义会议之前一段时期，由于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某些同志存在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的长征即是这种教条主义的后果。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8]即是说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教条主义者难以胜任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任。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会议。长征出发时，中国共产党同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中断了电讯联系，为遵义会议上重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会上同时讨论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苏区的问题。会议结合黔北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及党的工作基础薄弱等实际，果断变更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在黔西北一带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然后“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5]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勇闯新路的魄力。正如毛泽东同志建国后同外宾谈话中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9]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奠基陕北，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正如遵义会议后朱德同志赋诗一首，“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10]充分说明，遵义会议确定的正确军事路线，为长征乃至中国革命闯出了一条新的道路。长征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以陕北为大本营，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干预，灵活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进行延安整风，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等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披荆斩棘、绝处逢生，从挫折走向胜利，再次开启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征程。

4. 民主团结，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始终是在严肃而紧张，但又是凭事实、讲道理的民主气氛中进行的。遵义会议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典范。遵义会议对犯错误的同志未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团结了同志。亲历者陈云指出遵义会议纠正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思想，“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5]遵义会议的批判对象、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亦发扬了民主作风，未利用权力压制异见，遵义会议亲历者、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强调博古同志态度较端正，“他主持会议，却不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6]民主团结有助于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和达成共识，如遵义会议未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正如遵义会议作“反报告”的张闻天指出：“这在毛泽东同志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11]这种民主团结的斗争经验也为后来党中央挫败张国焘分裂主义奠定了基础。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遵义会议党内斗争的宝贵经验，团结广大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想方设法争取张国焘回心转意、率军北上，甚至在甘南的俄界会议上，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毛泽东仍说服其他同志，未开除张国焘党籍，最终促成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长征的胜利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陕北立足并不断发展壮大，证明了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也说明坚强成熟的领导核心对于应对复杂局面、开创革命新局面的重要性。

三、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

遵义会议之后，党的历届领导人对遵义会议及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较充分阐释。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强调：“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12]这对于理解遵义会议精神的新时代价值提供了重要遵循。

1. 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坚定理想信念，在新时代就是要不断强化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路上，当代中国仍面临诸多风险，考验着每个人的理想与信念。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发展，世界各种力量交叉、交锋、交融。上个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给人们思想带来冲击，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某些错误、反动思潮扰乱人心，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理想信念是总开关，它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在新时代面临的各种风险考验面前，特别是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理应站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高度，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动摇。

2. 实事求是，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强调：“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3]依靠实事求是，遵义会议成功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取得了长征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新问题新挑战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更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作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率，打牢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加强党性修养，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既不走墨守成规的老路，亦不走脱离国情的邪路，独立自主，改革创新，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向前进。

3. 独立自主，持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遵义会议初步改变了以前对共产国际、苏联经验的盲目依赖，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中国国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可以说，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里程碑的意义。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中国人民结合历史和时代的正确选择，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文化四个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同各种歪曲否定这条道路的错误思想作斗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国的问题。坚持改革创新，独立自主，掌握关乎国家发展的核心技术，加快建设创新性国家。坚决同各种西化思潮作斗争，积极构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体系。

4. 加强政治纪律建设，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遵义会议精神揭示，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坚强、组织上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领导下实现全党的高度统一和紧密团结，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党的战斗力发挥的重要保障。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中强调：“遵义会议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4]如何保证团结，形成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15]即是要加强政治纪律建设，不断推进和加强党的建设，以此形成成熟稳定的领导集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对新时代的共产党员而言，即是要树立“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党的观念，增强党的意识，始终与党风雨同舟、同心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