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燮元奏稿看奢安土司之乱与平定

马楚婕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阴人。明朝后期名臣， 军事家。天启元年，地处川西南的永宁土司奢崇明发动叛乱，占据重庆，围打成都，不久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也起兵叛乱，接连攻陷毕节、东川、安顺、沅州，兵围贵阳，公开与明朝中央分庭抗礼。朱燮元临危受命，先后指挥平定了奢崇明与安邦彦为首的叛乱，为稳定蜀、黔、滇局势建立了赫赫功勋。《明史》评价称：“扫荡蜀、黔数十年巨憝，前后皆燮元功云。”[1]P8056

《四库全书总目》载朱氏著有《督蜀疏草》12卷、《朱襄毅疏草》12卷、《朱少师奏疏》8卷，但因刻本罕见，一般学者览之不易。在平定奢安土司之乱中，朱氏留下了大量奏疏及其皇帝或兵部、吏部的批复，可谓“治事明决，军书络绎，不假手幕佐”。[1]P6447朱氏奏疏保存较为完整，至清康熙末，其曾孙朱人龙校订成《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与《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进行刊刻。朱燮元作为晚明重臣，特别是作为平定奢安之乱的主要统帅，其奏疏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以往由于朱燮元两部疏草长期未能得到整理出版，研究奢、安两大土司之乱及其朱燮元奏疏只能在《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明史》及《明经世文编》等古籍中搜检片断。2014年至2017年，刘一鸣等学者对朱燮元的两部疏草进行了标点、整理，先后出版发行，既为我们一睹朱燮元督理蜀、黔所上大量奏稿的全貌提供了方便，也为认识明末蜀、黔民族、社会状况，特别是为研究奢安之乱的始末及战后的恢复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将对疏草所见奢安之乱的资料加以初步分析，以期对明代西南土司研究有所裨益。

一、疏草所见奢安之乱的特点及动向

奢安之乱是肇始于天启年间震惊朝野的重庆之变。天启元年九月，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借口援辽，派遣其婿樊龙、部党张彤、何若海等领兵至重庆。九月十七日发动兵变，杀死四川巡抚徐可求等军政官员二十余人，举起叛乱旗帜，占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建国号“大梁”。随后奢崇明、奢寅率军数万分道向成都进发，先后攻陷富顺、内江、资阳、简州、新都、龙泉等地，并于十月十八日包围成都，揭开了西南大动乱的序幕。

关于重庆之变的原因，《督蜀疏草》作如是陈述：“永宁土地不过当一大县，兵不满三万人，故部檄征冀其报效。前抚臣徐可求谊激辽事，舆疾赴渝，屡次催发，百计支吾。初则止报三千，继而顾增一万。及诓得安家银四万两，即分头行贿邻司，招凶纳叛。”[2]P7奢崇明叛乱固然是蓄谋已久，与明朝末年西南地区民族矛盾日趋严重相关，但四川巡抚徐可求等地方大员对土司催逼过甚，又闭目塞听，对反叛动态失察及其军备废弛也是不能忽视的。关于奢崇明发动叛乱的目的，朱燮元有自己独到的分析：“窃照重庆之变，虽苦卒起，而奢崇明父子蓄意已久；何若海等又日夜赞之，谓海内俱畏川兵，而川兵无苦蔺强。先乘无备据成都古蜀府以为根本，而后分兵犯顺，为谋甚大。”[2]P91在朱氏看来，奢崇明叛乱并非突发的偶然事件，而是蓄谋已久。《明实录》中也说“奢崇明已蓄异志，借调兵以行其逆谋。”[3]P12

据《督蜀疏草》卷4《复渝献俘疏》披露，樊龙占据重庆后，恣意屠戮，并强迫汉民辫发易服：“合城士民屠戮最惨，盖二百余年来所未经见也。龙既发难，随张奢寅伪诏，宣谕士民投降免死，建国大梁，改元瑞应，自称大梁总督军门兼理粮饷经国大都督樊飞龙（原奏疏如此）……一郡男女咸令椎结辫发，左衽跣足如苗状。有敢为中华服巾者，立杀之。”[2]P95

同时，这次叛乱有着很大的政治野心。奢崇明叛军集团上层人物中既有穷凶极恶、有勇无谋的樊龙、张彤、成汉（黑蓬头）之流，也有一些文化较高者如何若海、王光宗等士人。生员出身的何若海系奢氏集团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有经纬韬略之才，被俘后慷慨陈词，并不畏惧，叹曰：“只缘士兵无纪律，致有今日。死即死耳！有如既不能忠天朝，又不能忠大梁，成得什么人！”[2]P89永宁卫人王光宗颇有远见，曾经告诫樊龙要纪律严明：“将军必欲成大事，请勿妄杀一人，勿妄取民间一草一木，开诚布公，居仁由义，召四方异人而尊礼之。万一事不成，犹可自免。”[2]P95泸州人徐应举“曾为吏久之，厌刀笔吏无所短长，去而投逆寅，大见亲幸”，[2]P95后授伪巴县知县、重庆府同知。巴县民间医生傅文进，本为明朝重庆府所用，但在奢乱重庆失陷后，出卖已经殉难的徐守道家人，被樊龙授以“守备职衔，使领兵事，黄盖金围，呵驺载道，俨然于车舞矣”，[2]P95并建言樊龙以重庆建都。成都府新都县人伍就汤（徐国泰）“曾廪于庠后为蜀府典簿，罢官家居，与张彤交好，从之重庆。彤反，授汤为中书，一切伪檄诰敕半出其手”[2]P97。何若海、王光宗、徐应举等曾经受恩于明朝的臣民纷纷加入奢崇明叛明集团，他们的态度与表现值得研究，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季一部分底层士人放弃儒家忠君治国的政治信仰、投身异族反叛正统的政治倾向。《复渝献俘疏》作于天启二年九月十五日，此时叛乱已平息，朱氏将每一降官一一述其身份与劣迹，并给量刑建议，大多定为十恶不赦。

重庆失陷后，叛军势力甚炽，发展迅猛，川渝大片州县失陷。《失陷州县功罪疏》云：“自逆酋奢崇明父子倡乱发难，渝城戕杀文武多官，攻陷各处州县卫所四十处……逆贼奢崇明父子遣樊龙等于重庆倡乱后，即发兵四路进逼省会。如泸州、江安、纳溪、合江、南溪、兴文、长宁、遵义、桐梓、仁怀、绥阳、綦江等府州县并威远、泸州二卫，或为逆贼门户。或蔺土相邻，悉被攻陷。”[2]P19与《明史·熹宗纪》所载“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反，杀巡抚徐可求，据重庆，分兵陷合江、纳溪、泸州。丁卯，陷兴文，知县张振德死之”[1]P299相比，疏草显然更为详细。在这道奏疏中，朱燮元还具体陈述了抗击反叛中殉难的地方官员具体名讳、殉难事迹及抚恤请求，也对在战乱中贪生怕死、弃城而逃的官员一并胪列其状，这为了解叛乱发生后地方官员的不同表现提供了真实的原始资料。《报成都围解疏》与《司道全城叙功疏》则是朱氏根据自己在成都府城指挥保城抗敌的亲身经历，详述自天启元年十月十八日奢崇明叛兵围城开始至次年二月初九日败敌解围之间艰苦卓绝的成都保卫战始末，其中重点记述了督抚官兵日夜防守城门、各路官兵增援、招降敌方悍将罗干象、出城追击奢崇明父子叛兵的经过，[2]P2-3是在成都解围后第一时间上奏崇祯皇帝的报捷奏表。

二、朱燮元奏稿所见奢安之乱的破坏性影响

奢安之乱给明末蜀、黔等地带来了惨重的经济破坏与社会影响，朱燮元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多次记叙了战乱造成的惨状。如击败奢崇明叛兵，解围成都后，曾经繁荣富庶的成都平原“惟是残破之后，千里无烟，五六万众嗷嗷待哺”，[2]P11，“蜀中……逆贼所残既千里尽赤，而援兵经过亦万灶无烟。深沟穷谷，止听啼号之声；通邑大都，绝少往来之迹”。[2]P16这其中，不仅叛兵的破坏极大，官军的劫掠也显而易见，朱燮元的奏疏并没有回避官军所造成的恶劣一面。

奢安之乱首肇于重庆，对川东南重镇重庆地区社会经济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战乱使这座城市呈现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悲惨景象，《就近升补重庆正佐疏》留下了真实的记述：“重庆为川东剧郡，钱谷政刑冠于全蜀，自非高才卓议未易料理。且自残破之后，城市为墟，野草荒磷，萧萧满目，鸿雁之哀鸣未辑，财狼之出没无常。”[2]P81《揭报改留余同知重庆》又说，“夙号雄都”的重庆“自遭贼变以来，死亡枕藉，流离在道，重以师旅，饥馑相继，频乃派饷征兵，屡见垒出。且乡村被樊兵土兵之害，耕牛谷种俱空。郡城当咸阳一火之惨，大家小屋尽烬。驿递倒站，粮册去籍，冤鬼夜号，逃民星散”[2]P138。遵义在明代为川省西南经济文化重镇，但万历年间的播州杨应龙之乱与天启、崇祯年间的奢安之乱，使得这一富庶之地社会秩序一直动荡不安，加之接连遭受战争的蹂躏，以至于从叛兵手里收复后一片荒凉。首先，城市遭受严重破坏。“遵义新疆，路逼水蔺。内则旧民助逆，外则安酋屡犯郡城萧萧，鞠为茂草”。[2]P187其次，人口大量损耗流散。《就近升调府县疏》称：“遵义古夜郎地，原多瘴疠。三陷三复之后，士民远迁，无人敢往。”[2]P234朱燮元在这些奏疏中披露的信息表明，奢安之乱对四川、贵州等省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影响，所造成的城市毁灭、人口死亡、工商萧条触目惊心，长时间内难以恢复。

三、从奏稿看朱燮元平定奢安之乱的策略

从明熹宗天启元年奢崇明发动“重庆事变”至崇祯三年官兵出击赤水、安位遣使乞降，明王朝平定奢安战争长达十年之久，远比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历时长久，可见这场平叛战争的艰难性。在十年平叛战争中，明王朝调动大量军队，花费巨额粮饷，平叛进程曲折复杂，但最终将已成燎原之势的奢安土司叛乱镇压平息，基本上解除了西南土司的地方割据势力。朱燮元对于平叛战争的胜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奢崇明叛乱发生时，朱燮元时任四川布政使，肩负起守卫成都、反击叛军的重任。由于退敌卫城有方，深得朝廷倚重。天启三年二月，朝廷为朱燮元加衔为“钦差总督四川兼制湖广荆岳鄂襄四府陕西汉一府军务策应缓急督理粮饷兼巡抚四川等处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要求“一应战守机宜，悉听便宜区画，各该抚镇布按都三司副参游守等官并所辖境内土司卫所土汉官兵，俱听节制调度”。[2]P123崇祯元年六月，明廷又起用在乡丁忧的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贵、川、湖、广西军务兼贵州巡抚，移驻贵阳，实际上赋予了朱燮元平叛战争中更大的权力，其统辖地域之大，身兼职衔之多，在明朝战时督抚官员中是罕见的。朱燮元能够在平定奢安之乱整个过程中取得先机、多次获胜，最终完成剿灭奢安土司叛乱的重任，与行之有效的策略是分不开的，而这些策略大多见于其奏疏。

1. 考察地理，熟谙地情

蜀、黔地形复杂，汉夷混居，交通险阻，边地多深箐险峒。对于军事统帅而言，不掌握地理情况，无异于瞎子摸象。朱燮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重视勘查战区地理地形，掌握民族地理分布、交通路线、政区历史沿革及民风民俗等，这是他在平叛中能够掌握主动、知己知彼的先决因素。明代贵州境内夷多汉少，苗族是其主要民族，同时道路逼仄，地情独特，《直陈黔省情形疏》开篇即言：“自入黔境，乃知万山皆苗，独上下六卫一线通道，迤西毕、乌、赤、水西四卫久被酋计省城归业者不满五百家。败址残阡，萧条满目，只有营哨各兵略为装点。”[4]P2这是朱燮元入黔之初对朝廷奏报的贵州地情，“万山皆苗”道出了贵州多山多苗的重要特征。关于贵州的苗族分布，后来朱燮元在《汇报擒斩两江恶苗疏》有进一步的分类说明：“黔方鬼国，四面皆苗。在平越都匀，则有长平、匀哈之仲苗；思石铜仁，则有六龙三山之红苗；平清偏镇，则有九股两江之黑苗，错镶于府县州卫之间。”[3]P102朱燮元平乱中显然对川南地理十分熟悉，因而能够部署有方，指挥若定。如在抗击奢崇明叛乱之初的川南战役中，十分重视重镇川南泸州、宜宾一带的防守，天启二年五月十九日的《选议将领疏》说：“查得泸、叙一带，泸州为贼咽喉，上而长宁、高珙、建武，接壤镇雄十余处，皆羊肠鸟道。寨寨系贼出没处所，急当防御……又合江当贼之北上，而仁怀下至落洪、赤水卫、綦江皆贼必经之路，水陆兼通，若无重兵防堵，则贼牵制泸阳而暗从北出，泸阳何以能守？播乱时原设有合江参将，仍宜急补。”[2]P34这道奏疏论及泸、叙“水陆兼通”的重要地位，是防御奢崇明土司的重要防线，而合江、仁怀皆为赤水河流域的重要军事据点，重兵防御更是当务之急。建武为川西南门户，地扼泸、叙交通咽喉，军事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在朱燮元奏疏中同样有精辟阐述：“建南（武）乃蜀中至紧边塞，而相岭泸沽等尤处商贾孔道，亦苗倮出没之薮”“秦楚蜀商人踯躅越嶲，死不敢出南溪一步，此本道所亲闻见者”“昔唐人谓大渡河之戍一不守，则黎雅邛嘉皆扰。是相岭虽弹丸，实建南（武）之咽喉。建南（武）虽一隅，实全蜀之门户。”[2]P296相较一般高坐省府衙内的省级大员，朱燮元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能够不顾年迈艰险，深入偏远基层勘察地情、敌情，为制定克敌策略先做“知彼”功课。在追剿安氏土司残部的关键阶段，朱氏曾率兵深入土司长期盘踞的水西前线考察，《安位投降中变疏》云：“查酋之造叛，实系安邦彦父子首倡而莫德主谋，汉夷各目迫于威胁，不得不从……臣入其境，所见冈峦纠缪，岚雾迷晦，天实生成，箐峒为若逋薮，鼠潜豕突，倏忽异状，人马技击，俱不易逞。却一旦直犁其庭，而种类实繁，未易尽杀。多兵设防，愈滋烦费。”[3]P75水西复杂的地形、物候与聚落分布，为剿乱战争增添了异常的难度，也是奢、安余党长期难以肃清的地理原因，这在《修复西卫开通道路疏》中有大致相同的表述：“臣前岁渡河亲入营垒，所见投出各苗皆披草食木，绝非人类。一望千里，峦岫纠缠，云雾昼晦，此决非用武之地也。昔高宗三年而伐，武侯七失误擒而纵。治夷之法，不过若此。”[3]P110两道奏疏都提及朱燮元深入敌境、亲入营垒实地考察，对敌境的山川险要真实状况作了勘查掌握，最终制定切合实际的战略运筹，取得剿乱的最后胜利。龙场客仲坝是水西安氏土司的巢穴，偏远险要，长期处于安氏土司控制之下，明朝官兵罕有人至。朱燮元在奏疏中说：“正枕大方之后，离永宁已二百余里，峭崖插天，深洞无底，盖洪荒未辟之区，非人迹所易到也。”[2]P197正因为朱氏洞察龙场客仲坝地形复杂，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因此崇祯二年八月与奢安叛军最后一战，朱燮元授计部将许成名佯败，诱敌至永宁一带，先后在五峰山、桃红坝、鹅项岭，大败叛军，致使奢崇明、安邦彦兵败被杀，基本消灭了叛军主力。

2. 剿抚结合，恩威并施

从朱燮元平乱期间所上大量奏疏来看，剿抚结合，恩威并施是其平乱采取的重要策略，崇祯二年五月所上《直陈黔省情形疏》即表达了朱氏对解决逆奢之乱的通盘考虑，对于盘踞在水西的奢安势力主张剿抚结合，并非单纯依靠军事镇压手段解决问题：“今日之策，在于以守为战，以战寓抚，专讲致人之法，严为先事之防，将必求于摧锋，兵必期于用命……夫环黔皆苗，安能尽杀。况六卫腴土尽多，全赖此辈耕垦。惟是杀不当罪，事每失信，遂致勾夷生衅，叛服无常”“臣三令而五申之逆则必剿，毋纵恶以养奸，顺则共抚，毋此收而彼杀。”[3]P2在朱燮元看来，奢安之乱必须要剿灭，但杀戮并非剿乱的唯一手段，更何况黔地多为苗民，一味的杀戮只能导致“勾夷生衅，叛服无常”。[3]P2这一策略在处理安位问题上表现得尤为典型。奢安主力被歼灭后，水西末代土司安位年纪尚幼，如何处理这一遗留问题，从朝廷到地方官员绝大多数主张诛杀，不留后患。朱燮元却力排众议，主张保留。他在《安位投降中变疏》中说“查酋之造叛，实系安邦彦父子首倡而莫德主谋，汉夷各目迫于威胁，不得不从……臣入其境，所见冈峦纠缪，岚雾迷晦，天实生成，箐峒为若逋薮，鼠潜豕突，倏忽异状，人马技击，俱不易逞。却一旦直犁其庭，而种类实繁，未易尽杀。多兵设防，愈滋烦费。”[3]P74《修复西卫开通道路疏》又引经据史证明以抚为上的合理性：“昔高宗三年而伐，武侯七失误擒而纵。治夷之法，不过若此。”[3]P110-110此疏还披露，在如何处置安位等末代土司遗留的问题上，兵部最初意见是主张诛杀，不留后患。只是朱燮元一再坚持，加之崇祯皇帝对朱燮元的倚重，最终采纳了朱氏关于水西土司继续保留，贬秩献地之奏请。事实证明，朱燮元显然计高一筹，与安位“与约四事”：“一贬爵；一削水外六目之地归朝廷；一献杀王巡抚者首；一开毕节等驿路”，[5]P1123并接受其投降。“安位虽孺子，渐有知识，投诚纳款，所责四事，一一承认。毕节修城之役，颇竭心力。道路疏通，行旅无恙”，[3]P110在恢复水西地区政治秩序与社会经济方面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此外，从奏疏看，在平定叛乱过程中，朱燮元很注意争取一些土司中立，以减弱、分化土司的反明实力，特别是争取一些较为持重理性的女土司保持立场，不盲从附逆。在天启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所上《塘报水镇乌撒助逆》中有如下记录：“镇雄女官禄氏，遵照本院传谕督同理目魁事胡登瀛……各取不致犯边，甘结在卷”“并差官朱国才传谕水西土妇奢从辉母子，各保爵土，勿听奸附逆僇力，共图灭贼。去后随据王信禀报称，镇雄、乌蒙、东川等府安静无异，惟水西被奢酋诱惑，于二月初二日攻陷毕节卫，围困贵州乌撒府。”[2]P31对战乱中一直保持冷静中立的镇雄女知府陇应祥等人，朱燮元也是尽力上奏表彰：“镇雄女知府陇应祥素感国恩，坚守臣节，自发难至今，各目侯开口便即启疆，而应祥誓不从逆，即近见西酋云集，上大跨囤以避之……乌蒙女官禄祈，乃镇雄女知府陇应祥之女，颇晓文墨，自蔺变化以来，并不发兵助逆，忠贞显着。”[3]P28在《议录忠顺疏》中又对陇应祥母女等土司再次予以表扬：“当水、蔺交讧之日，非但不肯从叛，且与伊女陇孝祖协谋效顺，即两贼屈以威武，曾不少锉。又能论安位投款，缚献逆酋，不难以开道复城，故奔走于蛮烟瘴雨间，竟积劳成病，殉于命中也。此真以劳王事以死者。并其女乌蒙陇孝祖，自酋叛以来，并未助一兵，宜亟为表扬，以风异域等因。”[3]P211在奢、安之乱中，川、黔大多女土司保持中立，附逆者甚少，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尽管不能说都是朱燮元“争取”的结果，但朱氏能够重视女土司的中立态度，并且不失时机地上奏表彰，也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

3. 彰忠惩劣，稳定内部

平定奢安之乱，战事残酷，特别是战争初期，奢安叛兵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不少地方官员死于非命。为此朱燮元多次上疏陈述，请求皇帝彰扬。重庆事变事发突然，四川巡抚徐可求、重庆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巴县知县段高选、叙州府同知熊嗣先、顺庆府同知洪应科等一批官员相继殉难。朱氏上疏请求根据《大明会典》“从优赐恤施行，庶大义昭明而群情争励矣”；[2]P13《失陷州县功罪疏》言：“自逆酋奢崇明父子倡乱发难，渝城戕杀文武多官。”[2]P19其中有义不受辱而自杀的兴文知县张振德、主簿徐大礼，有举家殉难的南溪知县王硕辅，有护印而死的桐梓知县洪维翰，“战殁于阵”[2]P19的灌县知县左重等等。天启二年七月所上《优恤殉难诸臣疏》“备述文武殉难诸臣，仰祈优恤，以慰忠魂”，[2]P62对此陈列备详，此奏疏还提到在永宁密谋擒杀奢崇明泄密被杀的松潘道参政李忠臣、抵抗奢安叛军被俘不屈而死的遵义府推官冯凤雏、巴县典史吴应元、大足县主簿张志誉。朱燮元将这些死难诸臣壮烈事件一一条陈奏上，“乞赐分别褒恤，以慰忠魂事”。[2]P170皇帝也进行了表态：“宣谕朕意以示劝奖，仍著同心奋力，相机剿抚，务除凶逆，以安地方。”[3]P1055

与此同时，对在平乱战争中官军队伍中投降变节、贪生怕死、玩忽职守、贪赃枉法者，朱燮元也绝不姑息含糊，常常上疏弹劾，以求肃清吏治。四川都司掌印佥书陈继光“遇敌全然丧胆……占旧僚之妻女色可恋”，[2]P18朱氏上疏请求将其“革任回籍”；[2]P18《失陷州县功罪疏》对各州县官员失职逃跑行为更是大加笞挞，如永川知县蒋承皋“甘心从贼、见有确认据”，[2]P20资阳知县刘养锐、典史张从善、重庆府通判袁任等人“凭城不能拒敌，临难辄自偷生，甚且蒙面昧心，大骇观听”，[2]P21夹江知县董继舒“理民纵剥击之害，持躬乏礼义之闲。用银娶部民胡应泰妻为妾，乘扮春日混入后衙”，又唆使门人盘剥民户，[2]P100特别是“夔州知府朱名世、邻水知县张光初，一闻警变，讬观径去。龙安府推官李元标，闻警称病，不奉批允而去。崇宁知县任复元，被认未得交代，悬印梁上，与典史雷雾同日逃去”。[2]P19这些官员中，有的弃城逃跑，有的霸占他人妻女，有的盘剥民户谋利，朱燮元在奏疏中均据实上报请朝廷正之以刑典。当然，对一些出于无奈“重茧而走，仅保印信”[2]P21的官员，朱燮元则认为情有可原，不能苛责：“变既出于非常，网宜开夫一面。自古有捐躯以明节者，亦有隐忍以立功者”，[2]P21提出灵活性与人性化处理原则，“姑责令戴罪抚戢，以安人心”。[2]P20这些激浊扬清的稳定官军的措施，表明了朱燮元执法如山又不失其灵活性，深得治吏、治军要领，为保证平叛战争中官军队伍的严整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结语

朱燮元《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与《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两部奏稿对于研究明季奢安土司之乱而言，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原始史料文献，其中涉及了明朝末年四川、贵州、云南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多方面的历史风貌，资料丰富，信息量巨大。本文是对两部疏草的梳理总结，探讨了两部疏草所涉奢安之乱及其平定的部分问题。奏疏所见尚有朱燮元平定奢安叛乱后的善后措施，平乱中的钱粮军饷问题，官军的军事装备与战斗力，朱燮元与沙普之乱，明末蜀、黔、滇自然灾害等，限于篇幅，俟另文讨论。